作者：一风

       导语： 1950年代，国民党不断派遣飞机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进行袭扰轰炸。1950年5月，毛主席批准组建雷达营，同年上海和北京先后成立雷达技术训练队。这年年底，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梁连珠和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一批大学生响应抗美援朝号召，投笔从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雷达兵创业者。作为女儿，她心疼待产的母亲最初隐瞒了当兵的事实；作为母亲，她为了我国领空安全事业，将3个孩子分别寄养在相隔数千里之外的奶奶、外婆、姑姑3个家里。这一送，就是好多年……下面，就是梁连珠讲述70年前她当兵的故事。

     1951年1月9日，是我参军离家的日子。趁妈妈住院待产时，父亲送我去了车站。临别时，父亲眼含热泪，依依不舍。而我，胸戴大红花，行装简洁，真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情怀。告别了我温馨的家、繁华的大上海，还有我热爱的母校，沿途我高唱《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想到一个月以前，我正在复旦大学读书。抗美援朝战火燃起，身为新民主主义团员、爱国青年的我，毅然向学校表达了当兵上前线、为国奉献青春的意愿。回家后，我悄悄地告诉了父亲，我的意愿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和鼓励。当时，妈妈正十月怀胎，面临分娩。我怕她得知这一消息接受不了，就决定对她暂时保密。

      就这样，怀着对妈妈的愧疚，伴着列车轰鸣，我和战友们来到了南京。到南京之后，却被告之并并不是去前线，说我们这批大学生另有重任。根据军委电令，组建北京地区雷达营，保卫首都领空，防止外敌偷袭。我被分配到渤海湾某雷达连，将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雷达兵。在南京稍事休整后，我们回到上海参加专业培训。刚参军时，出于保密我不能给家里写信，当我第一次可以给家里人打电话报平安时，也不能说部队地址、做什么工作。母亲接到我的电话更担心了，因为这么多天她没见到我，音信全无，现在问我在哪里、去了什么部队，得到的回答都是“不能说”，她甚至怀疑我被坏人绑架了，遭到了威胁。于是，妈妈就去复旦大学打听，也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在二十多天焦急等待过后，即春节前夕，终于迎来了我获准探亲的日子。

      我穿着防空军新军装，用节省下来的津贴（供给制，每月两元多一点），买了些礼物就往家赶。我一进门，就大声呼喊：“妈，我回来了！”因事先并未告知，眼见“失踪”的女儿站在她的面前，母亲先是愣了愣神，即刻喜极而泣，泪如雨下。转而她责转而她责备起我来：“参军这么大的事，为什么瞒着我？”我说：“怕您不同意，就去不成了。”没想到，母亲说，你是长女，我是舍不得，但我也是个明理人。国土存亡之际，你报名参军，我也不会拖你的后腿啊。母亲的话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连声向她赔不是。父亲下班回到家，见到我很是高兴，问了我参军后的思想状况，还问我部队生活苦不苦，纪律严明能不能适应。我向父亲讲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谈了经受艰苦锻炼的体会。父亲放心地笑了。弟妹们看到我穿着新军装，都羡慕地夸我“精神！漂亮！

      ”1957年夏天，我和战友范洪漭结婚，婚后生了3个孩子。因我们身处两地，如果把孩子放在身边抚养，肯定要分散工作精力。为了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国防事业，我只能忍痛割爱，先后将3个孩子分别寄养在相隔数千里之外的奶奶、外婆、姑姑3个家里。这一送，就是好多年……

      哪有母亲不疼自己的孩子？哪有孩子不想自己的妈妈？为了缓解这份心底的想念，我就拍照片分别寄给3个孩子，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解放军，正在重要的岗位上执行着光荣的任务。

      有一年，我终于获得探亲的机会。当我见到女儿时，她已4岁。我张开双臂想抱她，可她却怯生生地看着我，目光躲闪着。

     我说：“我是妈妈啊。”

      她说：“阿姨，我不认识你！”

     我问她：“那你妈妈在哪里啊？”

      她说：“在北京，保卫毛主席。”

      我说：“我就是妈妈啊。”

     她有点将信将疑地说：“我妈妈是解放军，穿军装，你不像。”

       我说：“妈妈回家休假，所以没穿军装啊。”

       女儿问奶奶后，才知道我真是她的妈妈，一下子扑进我的怀里，大声哭了起来：“妈妈……”想到别人家的孩子整天依偎在妈妈的身边，而我的女儿生下来满月后我们就天南地北，平时想见一面都无法做到。尤其是幼小的女儿需要喂奶和有一次生大病处于危险时，我却不在她的身边……想到这些，我紧紧地把女儿抱在怀里，泪水禁不住往下淌。过了一个月母女相依的生活后，我又留恋不舍地回到了部队。

      我所在部队是华北防空司令部雷达军械修理厂，主要担负雷达的大、中修任务。因战备需要，必须按规定时间完成任务，而每次遇到旧雷达大修时，又往往担心出现意外，生怕贻误战机。所以，压力很大。为了保证雷达大修按时出厂交付部队使用，我们每天基本上都工作十多个小时，甚至通宵达旦。因雷达辐射，导致我的白血球降到两千多，我的身体很弱，即使如此，我仍坚持工作。爱人偶尔来探亲，我也只能拉着他一道通宵加班。

      1964年1月，我已怀有8个月身孕。有一天，我爬上有两爬上有两层楼高的天线上去检修雷达时，突然感到肚子痛。为了尽快修好雷达，我咬牙忍住了，坚持检查线路。后来，肚子越来越痛而且还见红了，我只得慢慢爬下天线。领导得知后，立即派车将我送往466医院。到医院后不久，我的小儿子就出生了。原本我是想回上海家里分娩的，因早产，孩子的衣物等什么都没有准备，只好靠战友家属支援了。我可怜的小儿生下来才4斤重，只能放在暖箱里护理。出院后，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将小儿子送回上海。路上坐火车要20多个小时，因天气寒冷，孩子体质差，他发高烧39度多，幸好列车员广播找来了医生，才让他脱离了危险。

        由于我在怀孕期间，工作过于劳累，又不能得到营养补充，所以，小儿子先天不足，童年时经常生病。想到作为军人，能用自己的工作保卫了首都领空的安全，虽心疼3个孩子，但我始终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