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园

                   文/冯积岐

       惠玲的出现完全是由于写小说的需要。

      有人告诉我,当你写不出来小说的时候，你就紧盯着一件什么东西或一个人,这样就会产生许多联想，小说随之产生了。我抱着这个目的来到古城墙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古城墙,暗灰的色调使我产生不了任何联想，一块挤一块的青砖催动着我的紧张和不安。其实,这古城墙的布局结构和农村里旧时的四合院子相比，和监狱里的大墙相比，和公园四周的围墙相比，是大同小异的。这种类比也算是联想吧。我正在想公园,有一个女人走过来了，她丰满、漂亮，头发尤其黑眼睛尤其亮。我把她的年龄限定在二十八岁到三十岁之间。我想象的她不是四合院子里的主人也不是监狱里的囚犯，她的工作单位就在公园,是省旅游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公园来的。当那女人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之时，她的名字便诞生了——惠玲，我把她叫做惠玲。一个叫惠玲的女人进入了我的小说。

      假如我要奉命给公园里的领导写一篇纪实性的文章，我必须来公园采访。公司领导把陪同、接待我的任务交给了办公室的惠玲。按领导的说法是,惠玲业务熟悉，爱好文学,给我提供的材料不会有废料的。惠玲一见我就拉住了我的手叫道:冯老师。一句未完,她的脸上泛起了姑娘的羞涩。公园领导惊讶地看着我和惠玲:你们认识?我说,早就认识了。公园领导尴尬地笑了笑:这不就更好了吗?我勉强地给他赔了个笑。好什么好?惠玲只不过是我笔下的一个人物,我在心里说。公园里的游人并不多。我是带着任务在公园里游览的,因此,公园里的每一个景致都带上了目的性而失去了本真,树木呀花草呀湖水呀长廊短亭呀什么的都有点虚幻的味道,像上了镜头似的。公园领导大概需要的就是这效果这感觉——公园里的所有景致都是他上任之后精心梳理过的。这也算是政绩?惠玲可能觉得我的兴趣不太浓,就说山子,坐一会儿吧。惠玲单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让她对我直呼其名。

       于是，我和惠玲就坐在公园里的石凳子上了。我们离得很近。我嗅到了惠玲身上那种女人气息中包裹的惴惴不安。为了不使她产生什么误解，我迈过去了目光。惠玲一定是觉察到了我在注视那座房子就给我介绍：没有这个公园的时候就有了这座山和这座房子，没有这个城市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公园。我说，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惠玲说，你真的没有到过这个公园？我说没有，我说我住进这个城市15年了，还真不知道南郊有这么一个公园。惠玲说，这不奇怪，没到过这个公园的不是你一个。我明白，惠玲是在安慰我的孤陋寡闻。我虚构了这个公园，却未踏进去一步，当然，我是有我的企图的，为了这篇小说的缘故。

      你知道这座房子始建于什么朝代?我指着那座孤独的房子问惠玲。

     惠玲说，没有记载,我不知道。

     我说，要是一个人住进那座房子该有多清静。

     惠玲说，你敢?

    我说，咋不敢?你去给你们领导说，我今晚上就住进去。

    惠玲以为我是在随意发感慨就激拨我:那就说定了，你可不要反悔。

    我说，不反悔。

    公园领导对我的要求表示惊诧:他说,那个房子从来就没住过人;他说，你们写文章的人总是充满着幻想,总是太理想太浪漫，社会生活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人应该活得世俗一些实在一些才是。他借这个题目对当下谈了许多看法。无论他怎么说，也无法改变我。他看我很固执，似乎为了不伤我的面子就答应了我。

     当天晚上，公园领导派人给我在那座房子里支了张床，我就住了 进去。惠玲以为我是在开玩笑,事情却弄成了真的，她大概不放心，一直将我陪到了晚上十点多。惠玲临走时说,山子,睡在这座房子里,你会害怕的，我给你作伴吧。我说，你给我作伴，你家老公咋办呀(我给惠玲设计了一个丈夫也是写小说的需要，其实，惠玲这个年龄没有丈夫也是说得过去的)。老大一会儿，惠玲不作声了，她的眼睛痴呆呆地看着门外的黑夜;她的一只手紧按在朱红色的圆柱上,背对着我。我看着惠玲圆润的肩胛，脊背上的曲线像水一样流下去，一直流进我的心里.此时,我渴望她真的能留下来。突然，房顶上一声怪响，惠玲一惊，她靠在圆柱上说，你今晚上就在这里受罪吧，我走了。一眨眼,她就逸出了我的视线。

     惠玲走后，我总是睡不着。我睡在床上眼睁睁地看着屋梁左右摇摆,房子里发出的响声好像有人在尖利地磨牙。我想爬起来,却动弹不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一觉睡醒,只见房间里通体发亮,连屋顶也是透明如纸。我爬起来打开门一看,天刚亮，山下面朦胧的景致沐浴在薄纱似的雾气之中。太阳光扑过来照在屋顶上，房顶上的琉璃瓦光彩夺目,其旋律如同房檐水一般流淌。我沿着公园东侧的围墙走动着,这围墙和古城墙的质地一模一样。

    第二天,惠玲见了我就问，害怕不害怕?我说不害怕。

    我说，你不信?有人陪我，我害怕啥?

谁陪你?

    睡在半夜,有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破门而入，我想大概是仙女吧。

     睡在孤独的房子里，想着仙女,心里一点儿也孤独不起来,你不是说你最能耐得了寂寞吗?惠玲说，假的，全是假的。

    我无言以对，只好掩饰:叫你去睡，你还不敢呢。

    惠玲吃吃地笑了两声。

     吃晚饭时,惠玲问我，今晚上还睡那个房子?

我说,还睡。

     也许是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的缘故，当天晚上，我一走进房子,倒下头就睡着了，连房子门也没关。半夜里醒来时我才发觉,我的旁边真的睡着一个女人 ，我吃惊不小:真有仙女吗?我拉开电灯开关一看，是惠玲。还没等我张口，她就将我抱紧了。

      我之所以写这样的事情是为了回答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在本省的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善意地批评我，说我是一个农民作家,至今没有融入到城市里。惠玲这样的女人是真实存在的，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市人。如果翻家谱，可以看出，她们一家五代都生活在这个城里。惠玲的父亲是一位一丝不苟的中学教师,她的母亲在东门外边摆一个摊卖糊辣汤。我见过她的母亲，她很干练,并不显老，就是满身散发着焦糊味和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气味。惠玲对她说，我是个作家。她一听,用鄙夷的口气说,年轻轻的一个小伙子坐在家里干啥呀?你没事干，也可以去玩玩股票嘛。在这个城里，你没有几百万，至少也该有几十万。惠玲笑了:人家是作家,不是坐家。惠玲的母亲也笑了:原来是作家?她说，咱们那个单位的五楼上不是也有一个作家吗?他不剃头不洗脸,衣服脏兮兮的，一副穷酸样子，作家就是那种没钱花的人。惠玲的妈说得很讽刺。惠玲拉着我的手就走，惠玲说，我妈就是那样的人。我说,城里人嘛，就是那样。

      一个星期过后，我完成了那篇奉命文章回到了单位(回到单位后我才发现，我们单位也有长长的围墙，坚固的围墙和古城墙以及公园里的围墙差不多)。我的意外收获应该是艳遇，和惠玲的半夜销魂如钉子一样把我感觉中最美好的东西固定了，那种无法言及的愉悦仿佛就含在我的嘴里，舌头稍微一动弹，就从肠胃中流向了血液，充溢了全身。

      我没法给惠玲打电话。打到家中，怕他的丈夫接去惹麻烦(我和惠玲的事一经说出来，写在了纸上，无疑就是偷情，既然是偷，就该有所提防);打到公园，又担心她的同伴察觉出什么来。我只好给她写信。还没等我的信发出去，她写给我的信就到了手边。我悬着一颗心打开了信封，我不知道信中装的是自责、内疚，还是情感或欲望。有些女人往往和丈夫以外的男人有了那种事情以后就用忏悔给自己的行为做结论，什么一时糊涂呀什么上当受骗呀什么对不起老公呀，顿足捶胸，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惠玲是不是那样的女人?我无法估计。结果,惠玲在信中所言及的是这两种情感都无法包容的。似乎是，我和她只是偶尔邂逅，只是相识，只是朋友;似乎是,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关系”可言。可是,她闭口不提我们的半夜交欢,不提偷情之后的感觉。我从她的语气中能感觉到什么，又无法捕捉到什么。我将我写好的信撕掉,小心翼翼地重新给她写了一封信。

     不久，她又给我写了一封信。这一次，她的措辞变了，热烈的情感在纸上燃烧，虽然没有使用被现代人用滥的词语——我爱你，可是,欲望是赤裸裸的，情感的嘴巴张得很大，几乎是在呐喊是在呼救。她明确地邀请我再次去公园。看来，耐不住寂寞的还是女人,特别是一些现代女性消费自己和消费商品一样大方，惠玲也该是这一类女人，她不过是扮演了几分端庄几分矜持罢了。出现在小说中的惠玲已使我无法驾驭了，她像混杂在都市街道中的年轻女性一样，是真实的一个,由着自己去任性。

      我怀着美好的愿望来和惠玲幽会。地点仍旧在那座孤独的房子里,房子里的钥匙是由惠玲掌握着，我睡过的那张床还未撤。最后一缕太阳光已从房顶上收拢了，山上真静，那座孤独的房子像石头一样沉默无语，惠玲早就等在房子里了。一进门,我们极其自然地相拥相抱在一块儿，我们在彼此的脸上无序地吻着舔着。我们顺理成章地倒在了床上。可以说，前期动作都很顺理地完成了，当我意欲和她做爱的时候，她断然拒绝了，她攥住了我的手腕，不让我的手随意去摸，然后，她坐起来，抿了抿弄乱的头发，给我和她之间制造了一段距离。她的脸上出奇地平静，她像做戏似的，很快地上了另一个镜头。她在我的烫热的欲念上苛刻地浇了一盆冷水，我不仅为没有得到她而悲哀，而且觉得很蹊跷;既然她约我来，为什么不呢?况且，又不是第一次。她刻意一笑，说山子，咱们说说话吧。我虽然憋着一肚子气，但还没有绝望，因此，也就不能冷落她，我只好打起精神陪她说话，说到了10点多。我尽量地克制着，掩饰着,颓丧的情绪惠玲不是没有觉察到，可我无法阻止我的身体语言像火花一样乱溅。

       她为什么不呢?我理不出头绪来。我做了多种猜测:是她的丈夫有了察觉?是她又有了新的情人?是她觉得我并不能令她满意?是她准备忏悔?每一种提问都被我自己推倒了。我忍受不了惠玲对待我的那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态度，我下决心将那次短暂的艳遇埋葬,不再想她，也不再理睬她，全当我们像儿童一样只做了一次“过家家”。出乎我的预料之外，她又给我来信了,我一看是她的笔迹，就把信塞进了抽屉，拆也不拆。三个星期之内,她来了四封信。在最后一次来信前,她打电话问我,收到了她的信没有?我说收到了。隔着听简，我能嗅见她那柔软而紧张的气息，我能看见她那渴望而焦灼的面孔。咋不回信呢?她的声音有点发颤有点变形。我骗她说，我去外地开会，刚回来。我听见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才挂上了电话。

      放下电话 ，我急忙去找她的信，那四封信合起来差不多是一部中篇小说了。我迫不及待地读完了信，从信中我读出了她对我的真诚的情感和炽热的欲望。她尽情地倾诉,甚至不合时宜地撒娇，她把我们的偷情描绘成一幅灿烂的图景，视它为人类最崇高的情感(可见，她也是浪漫型理想型的女人)，她没有责备我的意思，也没有表露出要忏悔。我为自己的卑琐而羞愧，我真不该做那样的猜测。下了楼，我叫了一辆车,直奔故虚公园而去。我不能失约，她在最后一封信中约我的时间恰好是今天。

我爬上了那座山。太阳光淋雨似的从孤独的房子上飘落而下，房顶上温柔而浪漫。我扑进了房间，只见惠玲坐在床沿,正在翻看一本什么书。我扑过去紧紧地搂住了她，她流泪了，眼泪洇湿了我的脸颊，我抚摸着她那浓密的头发安慰她:我不是来了吗?还哭什么?她抹了一把泪水,在我的怀抱中少女一样呢喃。如同上次一样，前期动作已圆满结束，接下来的事情不言而喻了，可她摇摇头，表示不。她的拒绝坚定如铁。我的血轰然涌上了头:你不?不。你约我干什么来了?是不是想耍弄我?她叫道:不!不是那样的。我起身就要走，她抱住了我。她说山子，你不要走，陪我说说话吧。你约我来就是为了和你说话?她说，说说话有什么不好?她妩媚地将头偎过来,伸出粉红色的舌头在我的眼睛上妩媚地舔动。看着她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我的心在发痒。我愤怒不起来，一个被欲望折磨的男人，心中只有欲念;此时，他可以向欲念弯腰下跪，也不可能叫理智去战胜欲念。她在求我，求我不要走。她是多么的可怜呀!我慢慢地平静下来了。

      这个惠玲,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她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一点儿也摸不透了。离开了故虚公园,行走在喧闹的大街上，走进人群之中，我想:我再也不和她来往了，就是她真的对我是真情实意,我也决不再浪费感情了。

可是,她接二连三地给我来信。我一封也不看,顺手撕成了碎片，丢进了纸篓中。尽管这样，她的信还是不断,简直就像使人哭笑不得的广告一样(我的家门口每天都有人来堆一堆印刷体广告)。我拿起电话，打到公园，公园里的同事说她回家了。我只好打到她家中，我要明明白白地告诉她:不要再和我游戏了。接电话的是她的丈夫,这个男人的声音温和而明朗，他告诉我，惠玲上街去了。从她的丈夫的语气上判断，她的丈夫是一个谦和而大度的男人，他没有追问我和惠玲是什么关系。我在摘下听筒的那一刻尴尬极了屈辱极了:我没有任何必要自寻烦恼，我必须得和她断绝交往,我讨厌我自己不该把一次游戏当作生活的真实。

      她不再写信，而是过几天就给我打一次电话。我告诉办公室的通讯员,凡是故虚公园来的电话一律不接。

     读不到惠玲的信,从电话中听不到她的声音，我以为从心中剔除了一份烦恼，没几天,我就觉得十分落寞十分孤独。这个惠玲，依然存活在我的心中!似乎不是她需要我,而是我需要她。她毕竟是一个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女人。我产生了去故虚公园找她的念头。现在，已经不是我支配她，而是她在支配我。

      真巧。正在我傍徨不安之际，我在街道上碰见了她。她老远山子山子地喊我。我站住了。没有寒暄和客套。我们站在大街上。她说山子,你瘦多了。

     我说是吗?

    她说山子，你的神情不对头。

     我说是吗?

   其实,我希望的是，她问我为什么不给她写信，为什么不接她的电话?她避而不谈,好像我们之间就没有过去，只有现在。

     我不能推拒她，我扫视了一眼她那双真诚恳切的眼睛就掐灭了推拒她的念头。凭我的经验,这是她准备和我重温旧情的开初，她一定会首先提出和我幽会的，她不可能再游戏了。

      我和惠玲来到了护城公园。

      护城公园里的情侣们在树荫下相拥相抱，窃窃私语;我们转了一个圈才找到了一块地方。我故意离开她一些，和她分别坐在两块石头上。她扑过来坐在了我的怀里,双手搂住了我的脖颈。我很机械地将手搭在了她的脊背上(我不能过早地表现出我的欲望,这也叫不动声色或欲擒故纵)。我们都不说话。过了一刻，她抬起了头，我一看，她的脸庞上挂着泪珠。我问她怎么了?她离开了我，眼睛守在古城墙上。

     她说，你看这城墙。

     我说，你叫我到这里来得是有什么话要说?

      她说，你看这城墙。

     我说惠玲,你现在还绕什么弯子?有啥话你就直说吧。

        她说，我没有绕什么弯子呀。

       我想，你约我来护城公园就是为了看古城墙吗?这古城墙,我至少看过一千遍了,它和监狱里的大墙和你们公园里的围墙一样，都是砖砌的.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正在左右为难,从树丛中跑出来了一只猫。惠玲猛地向前一扑，逮住了猫。她将猫抱在了怀里，在猫身上抚摸着。我一看，这是一只披着一身淡黄的猫，猫的眼睛是双眼皮,嘴唇上下是点点雪白。猫卧在惠玲的怀里，伸出舌头在她的手上舔着，惠玲专心致志地和那只猫逗弄，她像抱小孩似的紧抱着猫,半边脸颊在猫的身上磨蹭。她约我到这里来究竟有什么事?莫非……直到猫的主人来抱走猫，她一句话也没说。无聊，太无聊了。我站起来要走。她说山子，我还要给你打电话的。就这一句话，在哪儿不能说?为什么要约我来护城公园?我很沮丧地和她分了手。

     果然，她在当天晚上把电话打到了我的家中。

     以后，每隔几天她就要给我打一次电话 ，往往是在午夜12点左右，她知道我有熬夜的习惯。使我难以容忍的是,有一天晚上已是凌晨二点多，我刚躺下，她给我打来了电话,照例是很亲热的言词很温柔的语调，这些话我已听了好多遍，我希望听到的并不是这些话。我很生气，就拿起听筒说，惠玲，你这是和你丈夫刚做毕爱，故意来刺激我?没等她回答，我搁下了听筒。从那天晚上以后,天一黑，我就关上了电话,关上了她和我的交往。

      小说写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因为我和惠玲之间不再会有什么感情纠葛了。对这样的结尾我很不满意，整个故事陷入了俗套：邂逅。偷情。不欢而散。当然，我也希望有我自以为比较满意的结果(也就是小说的结尾)，我在前面那一节已说过，惠玲虽然是我虚拟的，但我已经无法驾驭她，结果也就由不了我。

      惠玲再一次出现是因为北京有几位朋友打来电话说，要到古城来看看故虚公园。我和公园里的领导联系，电话响了几分钟，没人接。我自然得把惠玲请出来(尽管我们已好长时间没联系了,但毕竟有过半夜露水夫妻)，惠玲也没在公园，我只得把电话打到她的家中。接电话的是另外一个女人，她的声音比惠玲更清脆更年轻。

     我说,我找惠玲。

     没人回答，我听见话筒搁下了。女人和男人的对话从话筒中细细地传过来了——

      女人:有人找惠玲。

       男人:你告诉他,就说这不是惠玲的家。声音很弱,但我听得分明,那男人就是惠玲的丈夫。惠玲呢?我挂上了电话,直奔故虚公园而去。我要去找公园领导。我在那篇文章中把领导吹得很大捧得很高，他的名字简直和市长可以相提并论了。我想，领导出于感激,一定会盛情接待我的北京朋友的。

     走进公园，我没找见领导。我问工作人员，你们领导呢?回答说，去广州了。惠玲呢?回答说，去广州了。他们到广州干什么去了?回答说,度蜜月。啊?他们……我的出语是不是太惊讶了?回答我的年轻人斜视了我一眼。我明白他眼中的意思:生活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你惊讶什么?

                               原载1998年《绿洲》2期

冯积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在《人民文学》、《当代》等数十种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300（部）篇；小说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选刊转载，并选入各种优秀年选；出版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遍地温柔》《逃离》《村子》《渭河史》等十四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人的证明》等十部。《沉默的季节》曾获“九头鸟”长篇小说奖。《村子》获陕西省政府“五个一工程”奖，柳青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