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在中央红军长征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习大大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长征是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从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以三大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系列）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胜利会师为长征结束标志。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是极其罕见的。作家魏巍曾写道：“它是地球上的一条红飘带，一头连着黄土高原，一头连在瑞金城外。”可见在红军长征的历程中，瑞金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历史地位。

（一）瑞金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地

        首先，瑞金是长征的战略决策地。1933年9月，蒋介石纠集了100万兵力对各苏区再次发动“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博古等人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

        1934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广昌、筠门岭、建宁、龙冈等相继失守后，中央苏区南北门户洞开，红军在中央苏区内线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便开始考虑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

        据伍修权回忆：“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说:“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一九三四年五至七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人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

        当时担任红二十二师师长的程子华,在后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也说:“1934年5月,周恩来曾叫他去谈过几次话,谈红军处境困难,根据地正在缩小,准备开始长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据地。并谈准备派他到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去,如果中央红军转移,红二十五军的压力就会更大。”

        事关重大，谁也不敢拍板，他们就把这一计划报告了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复电中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共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关于主力红军的退出,“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1934年5月下旬，博古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鉴于突围转移事关重大，会议决定将这一计划电告共产国际，待批准后再付诸实施。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在获得共产国际复电认可后，博古在瑞金又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在危境中的对策。会议虽然因为保密关系，没有提出红军战略转移的问题，也没有传达共产国际的复电，但已经作出了战略转移的最终决策。会后不久，博古又在瑞金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突围转移的重大事宜。从上述几个重大会议召开的地点来看，把瑞金定位为红军长征战略决策地是恰如其分的。

（二）瑞金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部署地

        中共中央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后，立即进行谋划和准备工作。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口号的掩护下进行着紧张的部署，并下达各级机关贯彻执行。因为瑞金是党政军群首脑机关所在地，所以关于突围转移的一切指令都是从这里发出的，因此我们说瑞金是红军长征的战略部署地。

        一是军事上的部署。首先是派出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7月6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按预定计划东进，这是战略转移的先声。其次是派出红六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西征探路。8月7日,红六军团率第十七、第十八师和红军学校共9700余人,告别了休戚与共的湘赣苏区人民,在地方独立团的配合下,从衙前、五斗江之间通过敌人封锁线,开始西征。再次是部署游击斗争。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前夕，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开展苏区红军游击战争作了部署，决定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留在苏区领导游击战争。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有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约1.6万余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留在苏区的红军部队和革命群众，有力钳制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完成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任务，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种子，使各游击根据地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二是人力物资上的准备。1934年5月14日，中革军委发出扩红5万的通知后，直到9月，中央苏区共扩红8万余人。此外，中革军委于1934年9月发出征调5000名夫子（挑夫）的命令，组成运输队、担架队随军行动。中央苏区各级党和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迅速展开了空前紧急的粮食、草鞋、食盐棉被、军用器材等的筹集工作,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补充了大量物资。据伍修权回忆:“当时兵工厂、印刷厂的机器都想带走,还有除了粮食以外的别的东西,为了拆搬这些东西,实际上做了近半年的准备。”1934年六、七两个月中央政府共筹军粮84万担。同时还筹备棉花8.6万斤、被毯2万多床、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组织红军兵工厂和各军服厂加班突击军工生产，动员苏区人民将拾到或留存的子弹、弹壳旧铁等物资作价卖给政府。中央外贸总局通过各外贸分局在两个月内突击采购10万元中西药品，确保红军突围转移的医药需要。中央财政部突击筹款150余万元充当军费；国家银行还取出石城烂泥坑秘密“金库”中保存的金银器具，作为军用。

        三是组织上的部署。首先，为掩护红军主力突围转移，1934年10月上旬在瑞金成立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斗争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项英任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办事处主任。再次，确定了重要干部的走留名单，还派出陈云、刘少奇、凯丰分别到五军团、八军团、九军团担任中央代表。

        四是舆论上的准备。红军突围转移的部署是秘密的，但在突围前夕有所透露、暗示。9月29日,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红色中华》报写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一社论,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10月3日，《红色中华》又发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联合署名的《为发展群众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号召苏区群众组织起来，开展游击战争，保卫土地和家园。这些文章都是为中央红军突围转移作舆论宣传。

        红军突围转移的时间原定于10月底11月初，1934年9月，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在获悉国民党军将提前向中央苏区腹地发起总攻的情报后，决定提前到10月上旬实施战略转移。从10月7日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陆续从瑞金发出电令，命令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撤离战场，先后向兴国、于都、会昌地区集中。10月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和《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命令驻瑞金的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全总、团中央等各机关转移人员开始战略转移，并对红军野战军各军团各纵队的每日行程作了精确的部署。同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指示各军团政治机关应根据总政治部的指令，围绕“整顿补充工作”“行军工作”“居民工作”作出具体的计划和实施步骤。10月10日，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分别从瑞金梅坑、云石山、田心等地出发，开始长征。中央苏区时期，瑞金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以及少共中央、全总中央执行局等中央机关的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大本营、统帅部。从瑞金发出的指令、开始的行动都是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瑞金既是红军长征的决策地、部署地，又是中央红军长征标志性出发地。

（四）瑞金人民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坚实后盾。

        当红军到达信丰古陂杨坊宿营时，贺子珍与毛泽东谈起瑞金县男女老少相送时情景，毛泽东神情凝重地说：“我们欠苏区人民的实在太多了。”瑞金人民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坚实后盾，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的准备过程中，瑞金人民倾其所有，扩红参军、借谷征粮、抽调夫子、捐木搭桥，全力支援红军突围转移。当年仅24万人的瑞金人民，就有11.3万人参军参战，其中5万余人为革命捐躯，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瑞金人民为了革命为了战略转移，购买公债78万元，支援谷子25万担，捐献战争费用22万元，捐献银器22万两，奉献苏维埃国家银行瑞金支行存款2600万元。其它捐赠如草鞋、棉被、衣物、菜干等更是难以统计。人们甚至发出了“宁愿两人共一床，不愿红军冇被盖”的号召，凡是有两床被毯的人，都捐出一床。妇女群众剪下长发，拿出银饰银器，半价折卖甚至无偿献给国家银行。长征前的三个月，仅瑞金就做了50万双草（布）鞋送给红军。中央红军长征后，瑞金人民更是冒着生命危险，把红军伤病员转移到山上，或将他们认作自己的“丈夫”“儿子”，带到家中休养治疗。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中央苏区人民就没有强大的中央红军，没有苏区人民的倾力支持，就没有红军的胜利突围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