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98年1月10日，原山东省水利厅段锦洲老领导来信：“写了一篇纪念薛亭同志的文章，确是一件应好好办的事。但两眼昏花，身体不支，写起来吃力。送去初稿，如认为可用即用，可改则改，务求能词达其意为上。所说事实，经多次反复回忆，不会有讹。如有不清的事，可随时问我。”22年后这篇文章稍作整理，事件更加清晰，条理更加分明，重新读来仍让人感动不已。 

（薛亭同志）

薛亭同志已离开我们多年了，作为一位与我关系友好、融洽相处、共事协调、情深意笃的老战友，作为一位对党无限忠心、为沂蒙山区建设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的老同志，我对他感到由衷的敬佩，一直念念不忘。 

愚公移山：旗手坚强山河绿 

认识薛亭同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薛亭同志担任莒南县委书记期间，莒南的工作搞得非常出色，一直是华东局山东省委的基点县，也叫重点县。当时我在省委宣传部工作。部领导把具体总结推广莒南经验的任务交给了我，由于经常在莒南县驻点，因此，就有了很多和薛亭同志共事的机会。工作交往中，我们互相信赖、互相支持，建立了真诚的革命友谊。 

那时的薛亭同志三十岁左右，工作朝气蓬勃，十分能干。平常言语不多。我注意观察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十分欣赏他的几个突出的优点。 

他不墨守成规，善于动脑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抓合作化，从初级社到高级社，搞得既稳妥又扎实。在组织合作化的过程中，他充分利用人多力量大的优势，把合作化和治山治水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劈岭、填沟、整地，改变了落后的自然面貌，通过办合作社把原来贫穷的农村建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农村。他亲自抓了厉家寨、石泉湖、王家坊前等治山治水的典型，在全县推广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培养了一大批像厉月举、厉月坤、李义丰那样的劳动模范，成为改造自然的带头人。石泉湖水库当时是新生事物，石泉湖村支书李义丰带领群众修的水库，不仅防止了山区水土流失，解决了人畜用水，还灌溉了农田。省委书记舒同到石泉湖村视察时，亲笔题词“山东水库之母”，后来全省掀起的轰轰烈烈的修水库活动，就是由此带动起来的。 

莒南县的工作做得好，关键有一个好的县委班子，而薛亭同志又是一个带头实干的好班长。一班人互相团结，积极配合，发挥了很好的核心作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在当时已形成风气，区、村都带出了一大批好班子。我每次到莒南，薛亭同志就约着我，一起深入基层第一线，天天骑着车子在下边看，边调查、边研究、边指导。我们跑遍了莒南的九岭十八坡和朱芦区的村村片片，每岭每坡都有新文章。王家坊前勤俭办社，发展生产，不向国家要一分钱，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后来又成了一个引水上岭的典型，三级引水，发展了丘陵地带的引水整地。厉家寨是山地，由开山劈岭、填沟造地发展到拦河蓄水，搞“三合一”梯田。朱芦村是洼地，薛亭同志那时就指导着种水稻，搞玉米优良品种实验。官地村过去是乱石场子，后来开发成良田，搞土地深翻整平，很具规模。他们还在坪上街建了一个养猪场，搞试点。这些典型都在全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为以后莒南的农业高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日厉家寨美景}

莒南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毛主席关心重视的地方，他老人家亲自对三个先进典型做了批示，这在全国来讲也是少有的。1956年我在莒南驻点近一年，各个典型我都做了全面了解和汇报，省委宣传部领导都一致认为，他们确实是树立了很有价值的好典型。记得高家柳沟青年学文化的事，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在上夜校，那热火朝天的场面十分感人。薛亭同志很注意接近群众，熟悉民情，实打实地走群众路线。他的决策不仅来自上级指示，而且又来自基层，来自调查研究，所以凡事能够说到点子上，并马上成为共识，为大家所拥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评价，对当时的莒南县委是名符其实、当之无愧的。 

锐意创新：沂河两岸稻花香 

临沂地区治理涝洼、实施稻改（将旱地作物改种水稻），是薛亭同志最早提出的大胆设想。那时他是地委副书记兼郯城县委书记，在郯城搞了试点。1958年地委作出了稻改的决定，几上几下，几经挫折，终于取得了成功。《大众日报》报道郯城《采莲湖畔稻花香》的文章，是极具说服力和感人的。他们的经验证明稻改是可行的，在全地区有条件的地方试种和推广水稻是必要的。1963年我在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时，随谭启龙书记去临沂地区检查工作，了解稻改情况，先后到了临沂县的东张屯、塘崖、车辋、白庄等七八个点和册山稻改区。谭书记对稻改工作给予肯定，并将我安排在临沂册山区专搞稻改“蹲点”，总结稻改情况。我和临沂工作组的同志跟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学会了插秧。从整地到播种、育秧、引水、插秧，自东而西工作组都是干在头里。薛亭同志尽管日常工作很忙，但是只要一有空，哪怕只有一两个小时，也要到稻区去看一看，随时关注水稻的成长，和科技人员一起研究稻田管理办法。 

记得验收的时候，稻子亩产四百斤左右，好的到了六七百斤，获得了大丰收。但是大面积推开也曾遇到过阻力。有的人认为这是标新立异。也有人说，这样的好地一年种两季也就可以了，还种什么水稻，把南方的生产方式搬来不现实。我和薛亭同志作了认真的分析，从册山试点的经验来看，只要水供应充足，保证水稻正常生长，一年种一季麦一季稻是完全可行的。还有人认为，稻子少种点可以，但不宜大面积推广。事实是只要因地制宜，大面积种稻也是能够实现的。经过调查，我们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再一次肯定了临沂的稻改经验，并专门叫薛亭同志亲自去省里汇报。省委肯定了临沂地委的决策，给薛亭同志以有力的支持。现在的稻改，已发展到全省各个有条件的地区，水稻成了我省粮食的一个重要品种，吃大米成为城乡的时尚，这也显示了稻改的生命力。当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有这样那样一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正确对待。 

在稻改的同时，临沂地委还决定在沂河两岸封沙造林，防止农田变成沙地。造起林以后，开辟农田，树林长起来，土地稳定了，再建果园，形成良性循环。地委副书记李永臣同志具体负责在车辋试点，我和他一起进行了这项工作。那时车辋一带沂河两岸的沙丘已经很高了，后来搞了植树造林，效果很好。实践证明，这一治理措施非常必要，再次得到了省委领导的肯定。 

感动中央：周总理亲批特钢助老区 

      1958年大刮“五风”造成了严重损失。但相比之下，临沂刮得轻一些。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都很困难的情况下，薛亭同志和地委一班人带领广大群众紧紧抓住改变自然环境，改造生存条件这件最关键、最基本的大事，掀起了以治山治水为中心的“千库万塘”活动，出现了百万人上阵建水库的生动局面。至1962年全区建成大、中型水库30座，小型水库1000多座。不少工程都是老百姓带着地瓜秧窝窝头，历经严寒酷暑，就这么吃住在工地上拼命干起来的，领导指向哪里，就干到哪里，这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党是心心相连的。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说修水库是劳民伤财，后患无穷；有的说，建水库就是犯了大禹的父亲鲧堵水的错误，只有扒掉才安全。省领导当时对这件事的态度也是慎重的。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后认为，不能简单地采取一推了之的做法，那是不现实的，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在全省范围内对水库进行分类，区别对待，确实不安全的要彻底平掉，条件较好的要加固堤坝和扩大溢洪道。由于采取了以上治理措施，使临沂地区得以保留下11座大型水库和几十座中型水库，为后来的水利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临沂地区已经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但地委并没有满足已取得的成绩。薛亭同志和地委一班人，面向山区建设的实际，按照省委的部署，千方百计的落实水库的巩固治理措施，真是费尽了心机。 

薛亭同志向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同志汇报工作和请求支援钢材的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我作为省计委副主任，分管农林水方面的计划工作。1965年3月，我与刘鹏同志陪同林乎加同志到临沂视察工作。看了几个水库和临沂地区的变化，林主任非常高兴。当薛亭同志汇报到如何巩固和利用已有的大中型水库，发挥灌溉作用和继续开展治山治水、改变山区面貌时，林主任很感兴趣地插话问：“你们是怎么巩固的？”薛亭说：“就是加大溢洪道的排洪能力，采取措施拦住水，再就是在溢洪道上建闸门。”他列举了大量的数字和实例回答得很详细：“首先要把几个大水库搞起来，大水库蓄水多，条件好，作用大。扩大溢洪道，修上闸门后，可以更好地利用水资源。”林乎加问：“按你的计划，要修多少座闸门？”薛亭说：“第一步打算要修11座大闸门。”我在旁边想，修11座闸门不得了啊，钢材、板材、角钢等，这些材料都得有啊！林乎加问：“你修闸门需要多少钢材？”薛亭答：“那还得好好算一算。”算来算去，一个闸门需要几百吨。林乎加又问：“你还需要什么？”，“我还需要锰钢。”林乎加问：“这一部分是怎么计算的？”薛亭说：“一个劳力一冬季按用半斤钢计算。”林乎加问：“有多少劳力？”薛亭答：“起码有400万以上吧。”林主任听了一边计算一边惊讶地说：“200万斤钢，也就是100万公斤，光镢头一年用钢就了不得了。”薛亭同志很认真地说：“少了不能干呀。”林乎加说：“好吧，你把这两项都算出来，我好好考虑考虑。” 

（当年修建拔山水库时的部分劳动场景）

第二天，计算结果出来了，连闸门带镢头用钢材五年大约需要4万吨。4万吨钢在当时来讲就是个天文数字了。谁料林乎加同志竟十分痛快地答复要分期分批供应。我想，这里面，既有林乎加同志在沂蒙山区战斗过，对革命老区有着深厚感情的原因，更有被薛亭同志的高度责任感、事业心所感动的因素。 

当时，林乎加同志对临沂地区开展治山治水并已初见成效的现实是非常热情地给予肯定的。为了慎重起见，他打算向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汇报，取得他的支持。后来得知，余秋里同志建议，最好报请周总理点头批准。可是能向总理当面汇报请示并非易事。没想到竟然得到总理的额外批准，并要求提交总理办公会议审定。林乎加同志立即电话告诉了我这个好消息，要我做好汇报准备，最好搜集些样品。我喜出望外，按照他的吩咐马上做了准备，接着乘飞机赶往北京，同林乎加同志讨论商定汇报事宜。 

1965年11月一个星期一的早上，我们按时乘车赶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我提着六七个废锨、镢，急急忙忙地随林主任走进总理办公室，在前面一个显眼的地方放下样品，然后我到后排坐下来。哗哗啦啦的铁器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到会同志都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和废锨镢在纳闷。总理坐定后，一眼望着突出面前的这些物件，不禁笑问：“这一堆东西是怎么一回事？”我按照事前同林乎加同志讨论的意见站起来汇报：“总理，我是山省计委副主任段锦洲，这些废品是我从临沂地区带来的。林乎加主任到山东沂蒙山区视察治山治水工作时，我们看到沂蒙山区人民治山治水拼命大干，不顾严冬，吃糠咽菜，就用这些锨、镢劈山填沟，造地整地，建起了几十座很有利用价值的大中型水库，对待这些工程建设，最主要是要有钢材的支援，每年大约需要8000——10000吨钢材，没有这些起码的条件，就会前功尽弃，治理山河工作难以为继。”总理听罢，看了看我，又望望这些磨光了的废锨、镢头，我怕总理看不清，赶忙前去提起来，这一提一放，又是哗哗啦啦一响，总理和大家都笑了起来。这笑不是平平常常的随便一笑，而是一种赞叹和感动的笑。我充满渴望地注视着总理，静候总理的指示。忽见总理眼睛一亮，向着林乎加同志说：“这件事由你负责去解决！”就这样定下了四五年间支援沂蒙山区4万吨钢材的计划。总理心里装着沂蒙老区人民啊！我随林乎加同志退席后，感激高兴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林乎加同志认真地交代我：“这批钢材由你们分批安排，从济南钢铁厂、张店钢铁厂、青岛钢铁厂调拨，列入计划。” 

我回省后，向省计委党组、省长办公会议都做了汇报，省有关领导点头后，我才如实地通知了薛亭同志。他得知后，表现出了无比欣慰和鼓舞，又进一步勾画了临沂地区治山治水、改变山区面貌的蓝图，准备再接再厉大干一场。但令人遗憾的是，第二年便发生了空前未有的“文革”运动，调拨钢材的事也就成了泡影，而且林乎加同志还为此受到了长时间的批斗，我和薛亭同志亦不可避免的遭到厄运。事后，说起来大家一笑了之，但难免让人感到惋惜！？凡事开头难，领头人更难。临沂地区的人民对薛亭同志在沂蒙山区呕心沥血、建立的丰功伟绩至今念念不忘，称道不已。 

三十多年后，在党的领导下，沂蒙人民坚持大干苦干大规模治理山水林田，极大地改变自然面貌。随着工农业和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沂蒙山区已经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动人景象。如果薛亭同志有灵，必定会感到非常的欣慰。 

段锦洲简介：（1918--2003）山东沂水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调中共中央宣传部，1955年先后任山东省委宣传部党教处长兼《支部生活》总编辑、省农工部委员；省计委副主任，山东防汛指挥部副总指挥；省水利厅副厅长等。 

    （徐学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