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毕兆为何坐主席担架
路福贵
“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索尔兹伯里说：“长征，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
我发现了中央红军长征时任中革军委二局三科报务员的钱江(1915-1996)，1955年开国少将，曾任总参副部长的回忆录。
钱江回忆说：“我们（长征）北上抵达俄界的当天晚上，发现在二局搞无线电技术工作最久的李力田同志丢了。
他从巴西出发时就得了肺炎，一出发就是用担架抬着的。
9月11日沿达拉沟行进时，河对面有人打黑枪，我们疏散开一个一个迅速跑步通过，估计就在那里出了事。
当晚发现后即沿来路去找，没有结果。我们都非常痛惜。事后曾希圣局长向毛主席和军委首长作了汇报。
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他说：我们要关心爱护每一个战士，生病的同志也要尽量带走，一个也丢不得。
要知道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是一颗革命的种子，是骨干。
现在多保存一个同志，将来会是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我听了非常感动，毛主席是从整个革命的事业着想关心每一个战士的”。
钱江回忆说：“当毛主席知道二局还有其他病号时，在全军正处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还下令调拨了一匹老黄马给我们。
（二局）领导上当时把这匹老黄马分给我用，因为我在过彝族地区时就开始腹泻，在毛儿盖又误食了野菜毒菌，身体非常虚弱。
但我仍坚持和大家一起行军，值班。9月14日离开俄界，沿白龙江前进到了麻牙。
9月16日从麻牙出发经花园向车眼前进时，全走的是大山的半坡，羊肠小道，崎岖不平。
开始时我不忍心骑这匹老马，因为马背上还烂了一个大洞，我只把毯子放它背上。
当日下午六七点钟，由于阴雨天黑得早，风雨交加，山路更难行。我受了冻，脚抽起筋来，膝关节不能打弯。
往后全是下山路，我浑身湿透，掉队了，前后没有一个人。
这时已寸步难行，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心里想，我只有20岁，难道就死在这大山里吗？
正在绝望之时，听到后面忽拉忽拉的响声，回头一看竟是我的老黄马走来了。
我自言自语地说：‘谢天谢地，来了救星，今天有你就有我，我非骑你不可了’。我费尽全身力气爬上路旁一个树桩，爬上马鞍，死死地趴在马鞍上，任凭老黄马驮着我下山。
两旁的荆棘把脸和手、腿都刮破了，痛得钻心，但一切都顾不得了，下得山来，已是深夜了。
在饲养员帮助下，我费力地从老黄马身上下来，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
休息一会才挣扎着进了屋。几十年来我总是记着：是毛主席送来的老黄马救了我一命，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钱江回忆说：“在通渭，毛主席通知二局，说他自己有一匹马，还有一副担架，叫我们去一个病号坐他的担架。
曾希圣局长根据二局病号的情况开始要我去。
我当时骨瘦如柴，两眼像金鱼似的鼓起来，真是吓人。但我不肯去。
因为我心里嘀咕，自己拉肚子，裤子这样脏，身上又长虱子，怎么能去坐主席的担架呢。我终于没有去，让雷永通同志去了。
又走了半个多月，急行军过了六盘山，走到铁边城，快到吴起镇了。
一天，毛主席骑了马从我后面走过来，我走 一旁让路。
毛主席忽然停下来向着我说：这不是钱昌鑫吗？你怎么病成这样子啊，是什么病呀？
我一看见毛主席，突然像离家在外吃了很多苦的孩子见到亲人似的，一句话也說不出来，激动到了极点，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下来。
我11岁时母亲死了也没有这样地流过眼泪。心里有话要说，硬是哽咽着说不出来。
毛主席立即叫警卫员扶我上他的担架，我直摇头。
等了好一会，毛主席只好说：那就慢慢走吧，我们快到根据地了。
第二天10月19日，我们就到了吴起镇。
在长征中行军，贺子珍大姐平时不和毛主席在一起，我到了甘泉象鼻子湾，才见到贺大姐。
她把毛主席用过的一条半新的夹裤送给我，并且说：这是主席穿过的，还能穿，给你应应急吧。
我想，一定是毛主席見到贺大姐时把我的情况告诉她了，不然，她怎么知道我的病情呢？
岁月流逝，没有冲洗掉我记忆中的这些往事。阶级情深，恩重如山”。
“毛主席是从整个革命事业着想关心每一个战士的”
我还找到中革军委二局报务员贺俊侦（1913—2004，1961年少将）回忆录。
贺俊侦回忆说：“1935年6月，（长征）队伍快到达川西天全地区（今四川天全县）时，遭到6架敌机的轮番扫射，雷永通（江西赣州兴国县人，开国少将）的小腿被炸开一个铜钱大小的洞，鲜血直流。
当时，我和二局战友李力田按着雷永通的身体，协助傅连暲（福建长汀县人，开国中将）医生给他快速处理伤口。
贯通伤，直接缝合。没有麻药，疼得雷永通浑身直抖。
包扎完毕后，曾希圣（湖南人，新中国安徽省第一书记）局长就让大家找材料做担架。
这时毛主席过来了。毛主席和曾局长简单商量了一下，就一起蹲下看伤员。
最后，毛主席用手轻轻拍了拍雷永通，站起身来，让警卫员去把他的担架找来。贺俊侦把雷永通抱起，移到了担架上。
一直到雷永通可以骑牲口了，才把担架送还毛主席”。
中革军委二局报务员钱江也回忆了同样情节。钱江一再说：“毛主席是从整个革命的事业着想，关心每一个战士的”。
中革军委二局报务员贺俊侦。1961年少将。
神秘的军委二局
中革军委二局报务员贺俊侦回忆录中，对红军中流传的“神秘的军委二局”有过直接描述。
他说：“长征中，军委二局和一局（作战）、三局和机要科等部门一起编在军委红星纵队第一梯队的序列中，与军委首长一起行军，组成了长征中红军精干的指挥中枢。
为了确保不漏掉敌情，二局的20余位报务员在长征途中基本是24小时全天候地守机工作。
将工作人员组成小分队，每个小分队由2个报务员、1个译电员、3个抬机器的运输员。
另外还有一个班的保卫人员组成。小分队每天要提前三四个小时出发，约走了40来里就开始架机器工作。直到后面的大部队到达。然后由另外一个人接着工作。
一直到大部队走后一个小时，再撤机追赶大部队。到了晚上碰头交换情况，即所谓的“接力赛二部制”。
贺俊侦说：“我和战友钱江、唐明、刘少宏、肖森、雷永通、李力田等一起组成小分队用‘接力赛跑二部制’，担负对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师以上电台的严密监控。
我和钱江一人一部电台，一般是我在前，钱江在后。到了宿营地，再累再困，再饥再寒，我和钱江也要立即架机工作”。
（图中为作者路福贵）
红军长征，不仅仅是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让我们热血沸腾。还有一个红军群体,隐秘在历史长河七十年。
大家只知道他们部队的番号是“红星纵队二大队”，不知道他们的任务，更不知道他们的战斗成果。
尤其不知道他们曾经为党中央、毛泽东挽救红军挽救党提供快速及时情报的历史事实。
他们同样穿草鞋、吃野菜、爬雪山、过草地，同时他们又要抬着沉重的发电机、收发报机，每日强行军上百里。
却又24小时接力开机，从不间断地捕捉太空中稍纵即逝的无线电信号，侦察敌情。当好中央的“科学千里眼顺风耳”。
但是，他们的全部行动，却又不能留下任何让敌人发觉的痕迹，更不要说留下片纸只字。
尤其是那种为了绝对保密而沿袭下来“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子女”。
“活着烂在肚子里，死了埋在棺材里”的无形规则，更让中央军委二局神秘莫测。
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未完待续）
今天是建党一百周年的日子，我要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