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程红兵，金茂学校总校长、金茂教育研究院院长

新时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界在一阵又一阵的时尚新潮理论中走过，课程改革前期我们所说的概念（话语）系统是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是隐性课程、显性课程，是研究性学习，是校园文化，是学习型组织，是发展愿景。

课程改革的中期我们所说的是学校课程建设，是基础型、拓展型、研究型课程，是校本课程，是现代学校制度，是教师专业发展，是学校文化。

如今我们所说的是个性化办学，是特色化发展，是精细化管理，是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是有效教学（先学后教，以学定教），是高效课堂。这些概念毫无疑问都为推进教育的改革，都为教育的进步、学校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样毋庸讳言的是，这些概念形成的过程都是轰轰烈烈来，一时间几乎是基础教育界万人同语，一段时间之后，或由于其理论自身所存在的缺陷，或由于实践过程中，人们并没有完全理解并有效贯彻落实，导致教育界长期存在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改变，导致教育实践落后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现状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于是被慢慢淡化，走向衰落。

究其原因，主要有概念理论本身的原因和教育实践的原因。从理论本身看，这些理论概念开始都是宏大的，都是抽象的，都是源自大学及其专门的理论研究机构的，都是教授们、研究员们从学术书斋里传递出来的，他们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真心实意地想改变现实。

但由于长期以来的书斋生活，使他们养成了一种职业化的习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一律的宏大，也是一律的空泛，一律的美好，也是一律的空洞，一遇到具体的现实问题他们给不了一线校长、一线教师以具体的、实际的、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帮助。

从教育实践层面看，当课程改革启动之后，校长们、老师们被一浪又一浪的教育理论、教育思潮所冲击，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还没有完全消化一种理论的时候，就被新的理论所冲击。紧跟时尚，是囫囵吞枣；追赶新潮，也是消化不良。

久而久之校长们、教师们养成了一种职业生态，把教育改革更多地停留在口号上，把理论等同于理念，把理念等同于口号，所以现在许多校长、教师张嘴口号，闭口理念，相信这些理念唱多了就自然成为现实，相信口号喊多了现实真的就改变了，成了一种理念崇拜，也是一种口号崇拜。

就像所有教育的时尚理论、先锋概念在中国教育界走过的道路轨迹一样，“学校文化”这一概念也面临着慢慢淡出舞台，慢慢被人遗忘。而最后结果就是不断地概念循环，不断地理论循环，而现实没有多大变化，学校的困境依旧，教育的异化依旧，课改的瓶颈依旧……

改变现状的唯一可能就是：从宏大走向细节，从理论走向实践，从概念走向行动，从抽象走向具体。

哈佛大学教授塔克森·伦迪警告美国教育界：策略只是文化的早餐，再好的策略都抵不过文化的力量。我认为，概念只是学校文化的躯壳，没有充实的人文价值的教育生活细节即教学细节、教育细节，学校文化便是一个没有灵魂与精神感染力的大的空壳，就像干瘪的谷粒一样。

学校文化建设一线校长更应该关心的什么？我以为，校长更应该经常关心的是：学校给人温暖的是什么？学校让人心寒的是什么？学校留给学生什么记忆？学校留给教师什么回响？……这就是校长的文化自觉。

一线教师更应该关心的是什么？我以为更应该关心的是教育教学的细节，那些有温度的细节、那些有品位的细节、那些有文化的细节，细节构筑了教育，细节组成了教学，学校的一切教育教学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细节组成的，细节由人创造，教育的细节、教学的细节主要是由教师创造的。这就是教师的文化自觉。

校长的文化自觉、教师的文化自觉，成就了学校的文化自觉，成就学校的文化。不是口号在讲述理念，而是细节在讲述理念。我们都说校长是学校的管理者，更是学校的引路人，引路人引什么？在校长心中以什么为荣？毫无疑问我们都会说以学生发展为荣。

我们不妨再追问一下：以学生的什么发展为荣？这也许就是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校长心里就会有不同的答案。这些答案不是表现在校长的口号之中，而是透过一些细节、一些话语片段、一些行为就可以判断出来的。

北京十一学校前校长李希贵曾经提到过，某师范大学的校长自豪地说：“我们学校毕业生大都不需要当老师，被分配到省直机关的毕业生位居全省第一。”该校长列举的优秀校友全都是行政干部，多少局级，多少副省级，多少省部级。美国西点军校一位白发教官回答李希贵校长提问“你心目中，谁才是优秀校友？”

这位白发教官心目中优秀的校友既不是当过常春藤盟校校长、又当过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也不是先后担任两届总统的格兰特。而是麦克阿瑟和巴顿才是西点最令人骄傲的校友，因为他们在学校期间出类拔萃的学业成绩和战场上卓越不凡的战功，都不折不扣地诠释了西点精神。学校值得自豪的，应该是那些事实上与自己培养目标相一致的校友。不是官本位，也不是只有考上重点的高分者。

走进许多高中，特别是每年高考放榜之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学校光荣榜上张贴的常常是高考的获胜者，尤其是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很多中学校长都是以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尤其是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为荣，这些是我们校长的骄傲。

走进北京市第二中学，你会看到这里有两个博物馆，一个是教师博物馆，一个是学生博物馆。教师博物馆陈列着退休老教师用过的各种教具，有收录机，有留声机，有刻蜡纸的钢板，有学校的钟，有教师备课笔记本，上面写着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教案。

仿佛在向你述说着一代一代的教师在这里辛勤耕耘的故事，那么真切，那么温馨，那么感人……记忆是唯一的回归家园之路，这些物品能够让你产生回忆，带你走进精神家园。

学生博物馆陈列着学生在校期间使用过的物品，有课本，有教师批改过的学生作业簿子，有篮球、排球，学生奖章，还有从1980年至今每个班的毕业照，一个不落。在真诚地展现这所学校以人为本，尊重每一个学生，以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为荣的价值思想。

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思想，但价值思想一定是附着于外物、附着于行为、附着于语言的内在的关乎价值、形而上的东西。价值思想从终极上思考：你看重什么？你以什么为荣？这些决定你对问题的基本认识。

这些东西无法从校长振振有词的口号上发现，只能从校长的言谈举止、学校的一花一草，学校的墙面布置，教室、实验室、操场，教师的话语行为去发现，从细节中发现真实的价值思想。

宏大的口号变了，细节没变，学校其实还是没变，细节变了，即使宏大的口号没变，学校其实已经变了。不在乎口号，而应该在乎细节，在乎细节就是在乎行动，就是在乎真实。

校长是学校的管理者，管理者应该站在谁的角度看问题，每个清醒的校长都会说学校是为学生发展服务的，管理者应该站在学生的角度看问题。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常常并非真的就是这样。汪正贵担任安徽省马鞍山市二中校长期间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文章，讲诉了发生在他们学校的真实事件。2012年元旦学校发布2011年马鞍山二中十件大事，它们是：

1．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光荣称号。

2．荣获“全国消防安全教育示范学校”光荣称号。

3．荣获“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优秀案例单位”。

4．办学质量继续提升，高考各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学科竞赛成绩稳居全省第一，巫与天同学获得第42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银牌。

5．获得2012年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推荐资质、2012年清华大学“新百年领军计划”推荐资质、2012年复旦大学“望道计划”推荐资质。

6．获得第21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奥林匹克竞赛承办权

7．成功举办全国新学校研究年会、安徽省“六校研究会”年会等大型会议。

8．成立学生事务中心，实现学生事务一站式办理服务；竞选产生马鞍山二中首届学生校长助理两名。

9．建成教师书屋，成立教师奖励基金，首批募集资金134万元，启动“最受学生欢迎十大教师”评选活动。

10．汪正贵校长赴美参加第二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

这是官方的发布，无疑主要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总结去年一年的大事。不久学生会在全校学生中评选“我心目中的2011学校十件大事”，并公开发布。

1．每周五成为自由着装日。

2．学校获得第21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奥林匹克竞赛承办权。

3．学校获得2012年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推荐资质、2012年清华大学“新百年领军计划”推荐资质、2012年复旦大学“望道计划”推荐资质。

4．在高一年级和高二年级推行无人监考。

5. 课程调整，取消早读课，每节课调整为40分钟，每天9节课。

6．举办2012年元旦大型文艺汇演。

7．举办校园心理剧创作、表演比赛。

8．举办首届学生校长助理竞选活动并产生两名学生校长助理。

9．开展119消防演习并荣获“全国消防安全教育示范学校”光荣称号。

10．举办2011年秋季运动会。

很显然学校官方的看法和学生的视角差异很大，只有30%左右的内容基本吻合。学生关注的是与他们相关度大的事情；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学生认为的大事，我们也许觉得是小事；我们认为应该大书特书的事，学生并不在意。学校应该更多地关注学生的视角！十分难能可贵的是汪正贵校长从细节中不但发现了问题所在，而且自揭问题，警醒自己，也警醒更多的校长。

我们再来看看校长自己的行为细节。南京师大附中的王栋生老师曾经提到过，一所学校校庆，印了纪念影集，发给教职工和来宾，一共有100张照片。其中以校长活动为主的，或是校长陪衬官员的，竟有82张之多。王栋生老师大声疾呼：不能让学校公共活动区成为校长的私人相册。

校庆期间，老校友返校，校方请其中的五位著名的专家分别给学生做讲座（其中还有两位院士），5个校友印在一张海报上。而平时不上课的校长偏在此时安排自己来一个讲座，一个人印了一张海报。印有校长大幅标准像的海报和那张“五合一”的海报一样大，并排张贴在学校大门口。王栋生老师说：有一种临界，我们一旦跨越，便无法恢复。

我以为王老师的话一针见血，击中要害。日本的教育家佐滕学说：“学习即教养，通过人格发展，不断充实个人，使个人修养提高。”学生的教养来自哪里？校长、教师的言传身教，尤其是身教，学生耳濡目染的细节。在这样的“教育”之下，学生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王栋生老师说：“在一个远离理想主义的时代，在一个不敬重英雄的时代，如果你还想着让子女的人生有一些意义的话，你就必须慎重地选择。我们庸俗一分，孩子们就可能完全丧失理想；我们对自私过于坦然，孩子们就会把利他当作耻辱；教育者过度宣扬个人主义，在孩子们那儿最终可能无限地膨胀……”

教育就是文化的传承，文化的传承不只是知识的传承，更重要的是教养的传承。

同样是校庆，同样在南京，南京大学的校庆“序长不序爵”的做法引得网友一片赞誉，每次校庆，都会有许多来宾参加学校的校庆，给嘉宾们排座次就是一个问题，南京大学打破按官职大小排座次的惯例，而是以年龄大小排座次，引来一片热议。座次也许就是一件小事，但这个细节直接反映出学校的文化精神。

当下课改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绩，但是教育仍然存在着异化的现象，教育改革遇到了许多大的障碍并没有解除，课程改革出现瓶颈状态，基础教育陷入困境，究其原因就是在一些教师身上有一种文化性缺失。

课程改革更多地停留在技术、方法、方式上的更新，在技术层面上、工具层面上、模式层面上徘徊，只遵循技术的逻辑、工具的逻辑、形式的逻辑，价值思想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人们关注宏大的理念，不关心细节，所以课程改革当然就会出现浅表化、简单化、形式化、口号化的现象。

《人民日报》2012-6-11《莫让“高考压倒一切”》一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现象，一个女生从高一到高三的所有试卷摞起来有2.41米高；一所学校让学生坐在教室打点滴，备考、营养两不误。

有的学校的励志口号竟然是：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生时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这些学校的校长、教师、学生已经陷入十分典型的“囚徒困境”，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但没有人愿意第一个住手。

中国广播网又报道:云南昆明某中学有家长投诉，反映孩子班上月评成绩倒数后三名的学生要送礼给前三名的学生。而该校的副校长竟然称：“学生是自愿买一些东西送给成绩好的同学的，老师尊重学生的意愿。”为了提高高考、中考的分数，我们有些学校可以说是不论一切手段。

与上述情况相反，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丹洲镇一所小学，校园里大字书写着：“我快乐，我成长”。教室的墙上高挂的标语是：“学海无涯乐作舟”。一个班的班级口号是：“在快乐中成长，在耕耘中收获”。一个班作业展示栏的名称是：“开开心心，认认真真”。一个班的班级公约是：“懂得用嘴角微笑，知道用小手帮忙，学会用耳朵倾听，体会用心灵理解”。这样的书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了乐观向上、热爱学习的校园文化。

再看看面对学生的错误，我们一些教师的常用语言是：

你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不如！

像你这样，我早不活了。

全世界没有比你还蠢的。

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笨得像猪。

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不管你了。

你不做（听）就不做（听），关我什么事！

我的话你都不听，今后我不管你了。

其实身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校长都知道，说这些话的老师，都是一些负责任的老师，他们说这些话是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反映，看到一些学生屡次出错，着急啊！但是仔细想想这些话该说吗？该对学生说吗？人生自古谁无错？

华罗庚有句名言：天下只有哑巴没有说过错话，天下只有白痴没想错过问题，天下没有数学家没算错过题。课堂是允许学生出错的地方，出错是学生的权利，帮助学生不再犯同样的差错是老师的责任。

把课堂教学中的差错化为一种教学资源，相机融入后续的教学过程中，化腐朽为神奇，变“事故”为“故事”……能够微笑着面对学生的差错，体现了老师的教育情怀；能把学生的差错变成一种教学资源，表现出老师的教育智慧。

不妨看一个发生在作家席慕容身上的故事。她12岁时就读初中一年级，语文成绩出奇地优秀，但数学成绩却十分糟糕。一直到毕业时，她的数学必须要通过补考才能合格。那天下午就要补考数学了，上午的数学课进行到一半时，老师突然中断讲授的内容，板书了4道题让全班同学进行演算。此时的她忽然成为了班级最受怜爱的对象，有几名同学将这些题的答案写给她并且要她背熟，她背会了其中的3道题。

在下午的考场上，这4道题居然出现在补考的试卷上。她凭着上午记熟的那3个答案，得了75分，终于毕了业。后来，初中的最后那节数学课，尤其是老师那关切怜爱的眼神和异乎寻常的良苦用心，就成为她生命中最温馨美丽的印迹。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并不会因此断定数学老师和同学是帮助她考试作弊，而是看到了在老师身上和同学身上所拥有的怜悯之心，一种温暖的人情，一种人文关怀。老师让他的学生得到了真诚的怜爱与关怀，学生因此产生对人世充满信心，对生命充满眷恋。她后来成为著名的华语作家，用自己的大量文学作品温暖了无数的读者。

再看看一位老师发给家长的短信：

“尊敬的家长：你好！最近天气比较冷，感冒等流行性疾病很容易传染，希望能注意孩子的营养，也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板蓝根作为预防。”家长看到这里心里暖暖的。

有时短信比较长，上一页没完，还有下一页，短信的下一页是这么说的：“不要让孩子在期中考试时因为身体不适而影响成绩。谢谢配合！”家长看到下一页立刻就明白教师不是真正从关心孩子的身体出发，而是关心班级的考试分数，关心自己在校长心中的位置，家长的心一下子又凉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教师身上有一种文化缺失，这是一种教师的人文思想、世界观、教师哲学的缺失和贫乏，教师的个人品格从教学中消失。教师的话语、教师的课堂没有了自己人格的气息。

夏丏尊曾说，“学校教育如果单从外形的制度与方法上走马灯似地变更迎合，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 只注重于形式的变革，而没有真正在价值思想上发生变革，我们的课改很可能是低效的甚或是无效的。 

宏大的口号固然有一定作用，但口号只有化为教育工作者的言行细节才能成为一种文化行为，才有意义。

有文化的教育细节，表现了教师的文化自觉，标明了学校的教育内涵，有文化的细节才体现教育的生命、学校的意义，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文化就是由丰富多彩的有文化的细节组成的。缺失了有文化的细节，再宏大的概念仍然是空洞的，因而也是贬值的，就像枯萎的花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