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棵国槐树长得很慢，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成材，而泡桐树却长得很快，几年就可以成材。作为家具和建筑材料，国槐被用于承重的梁柱或框架支承，泡桐则只能用于无足轻重的厢板上，这就决定了它们的价值不同。这里价值由其生长成材周期决定，生长周期决定质量，质量的关键特性是密度和体积。泡桐树与国槐比较，体积相同时密度却很低，由此决定其质量较轻。同样大的体积，泡桐树就没有国槐重，当然也就没有国槐价值高。这是生活常识，谁都能理解，不用思考都知道。可是到了社会中就不一样了，简单的道理被复杂化。在人人平等的社会认知下，曾经出现看大门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拿一样的工资；让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等等，被视为社会平等的具体表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生可以批斗老师……如此等等，无不是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主义观念之表达，结果不言而喻。

密度的数学公式：P=m/v，其中m代表质量，v表示体积；变换一下公式：m=p.v。可见质量与密度、体积之间是正比关系，密度与体积则是反比关系。同样的道理，人的社会价值作为人的社会质量（用m表示），也是由其社会地位（用v表示）和自身综合素质（用p表示）决定的。人在社会中的分量是由其社会地位和自身综合素质（德、才、学、识）决定的。无德无才，好比泡桐树样密度低，如果占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就是社会体积大。体积既定条件下，密度低则社会质量必然会减小。对这种人，大家当面不说，背后却会让人指着脊梁骨说三道四，看不起。历史上赵高能够指鹿为马，除了秦二世谁不怨恨他。昏庸如唐懿宗、懒惰如明神宗者，哪个不被历史所嘲笑？一个人如果其个人德才即密度与他的社会地位、财富占有（即社会体积）之间不对等、不匹配，就必然造成其社会质量低下，于是必然出现严重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其结果则必然会被社会平衡运动规律所矫正，受到相应的惩罚和制裁。反之一个才高、德厚者也可能在某种时候被压制，被埋没而怀才不遇，这就是其个人密度高，而占有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社会体积）小，在体积既定时，其密度高，他的社会质量m值就高。像汉朝的商山四皓，没有遇到周文王时的姜尚，还有曾住寒窑乞讨为生的吕蒙正等等，天之道都最终给了他们公平。这就是社会整体运动规律的作用。

有些违背规律的现象只能是暂时存在，因为任何规律都是通过正负两级、正反两面表现的，也就是说表现事物本质的现象有真象和假象两种表现形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作为因果关系的哲学规律，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但是这个总规律表现出来的又是正反、真假两种现象，这就很容易让人迷惑，让人误判，以为黑白颠倒、以假乱真、正不压邪、歪门邪道、坑蒙拐骗等等，可以大行其道，不受惩罚，可以永远继续下去。这就是人的认识局限性，而这个认识局限性又是因为人生短暂造成的。大尺度去看世界、看历史，作为社会整体运动趋于平衡的规律时刻都在起作用，只不过是当局者迷，看不清而已。由此造成很多人在各种社会假象面前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说的就是大尺度看待社会问题，不要被一时一事的局部现象所迷惑。

对待社会占有v要能够“得之不欣，失之不恨”，厚德载物，尽量少占有社会名利，多付出多奉献，让自己的付出永远大于自己的社会占有。这样便会始终坦荡如砥，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样不仅在有生之年不会落到人生的第四象限里杀头坐牢，死后就算不能进入人生坐标系的第二象限流芳百世，起码也不至于落到第三象限里遗臭万年。

人生在世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得志之时自我膨胀，所谓自我膨胀，从物理学上说就是自我扩大了体积v，并同时降低了密度p，自以为自我质量提高，而实质上是其社会质量降低，这很容易自我爆破。从社会学角度说，自我膨胀就是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不知天高地厚，或依仗权势胆大妄为，不可一世，贪得无厌，这就必然引起社会质量及其社会存在度急剧下降。这样要不多久就会被社会整体平衡运动规律所清算。佛家的因果报应说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的哲学道理体现。过多的社会占有必然会降低自身的密度，因为体积和密度二者之间是反比关系，从而会让自身质量变虚，多占有社会地位和财富影响的社会质量对其本人来说只是虚质量，实质就是社会质量降低。所以诸葛亮戒子书告诫后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其实也是诸葛亮的聪明过人之处，也就是老老实实的大聪明，不是严嵩、和珅、魏忠贤之流的小聪明。

从古至今，所有的清官都是让自己的付出大于社会占有；而贪官则相反，总是让自己的社会占有大于自己的社会贡献。清官和贪官都写进了史书，以供后人学习和借鉴。可是二十四史写得满满的，史书作者往往也会给予精辟的点评以警示后人。然而，至今也还是不断有人重蹈覆辙。谁都知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可是人们总是“穿新鞋走老路”。谁都知道“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可是当官员面对政绩与民怨的矛盾对立时总是选择政绩；面对贵胄与草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时，却总会站在权贵那里行事，维护权贵的利益，以便自己趋利避害；当面对劳民伤财和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出现矛盾对立时，总是会不惜一切代价，用尽各种手段去去完成任务——这点在计划生育年代的农村表现得特别明显。宁愿丢掉乌纱帽去为民请命者，总是凤毛麟角，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也就包拯和海瑞二人，而相对于他们来说历史记载的贪官、奸臣则数不过来。自从唐朝出过一本《贞观政要》，后来的皇帝或大臣们肯定都看过，并且都认为是一部安邦治国的好书，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可是唐、宋、元、明、清王朝更替表明，没有一个朝代的世袭皇帝能够真正从这本书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就连唐太宗的儿孙们也没能遵守组训，让大唐江山万古长青。皇宫中的太子都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其老师无不是学贯古今的大儒，《贞观政要》肯定是必修课，可是吃喝玩乐、荒淫无度的皇帝总是不断出现。这再次证明人的生物性本能是不可抗拒的，视之求好色，食之求好味，听之求好音，以及由此引起的贪欲无穷、占有无度很难自我控制。只要有条件，都会拼命去追求私欲的满足，而不顾社会影响、江山社稷和可能的身败名裂和遗臭万年。由此可见，仅靠教育和自我修养、自我约束很难控制自我膨胀以及贪图享受这个人性弱点——劣根性。没有良好的监督机制制约，仅靠“自觉”去遵纪守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谁都不能仅仅靠自我控制从根本上克服人性弱点。这也就是当今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制度建立之思想基础，权力制衡、相互制约和监督才是克服人性弱点之必要方法和手段。归根结底，人是不可靠的，必须有制度进行约束，才能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至于老百姓，一直都被看作黔首和庶民，终日辛劳仅得温饱，还得向政府缴费或服苦役，即前人所说的“乐岁终年苦，凶年不免于亡”。他们没有任何条件无偿占有他人和社会的资源，少有不规行为便会受到严厉的处罚。这样，即便是他们自己已有的社会占有也会被强者们或明或暗的侵夺。所以，他们的社会占有总是小于他们的社会贡献。于是，在他们身上总是出现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在专制主义条件下，所有的法律和制度都是为了制约老百姓而设定的，法为君御臣和治民服务这根源来源于法家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执政者时时处处都对平民百姓进行严格控制和约束，而对官员则往往会因为其享有一定的超国民待遇而网开一面，法外开恩，官官相护。不仅如此，还会利用暴力工具让官员可以或明或暗的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边界。

人在社会中，都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可塑性，好的制度在于让坏人不能做坏事，从而让坏人变好、变规矩；不好的制度却让好人不能做好事，从而让好人也变坏或变得麻木不仁。好的社会环境让人说真话，说假话要承担责任，要担风险；不好的社会环境则鼓励人都说假话而不敢说真话，说真话要挨打，或进入文字狱，从而承担大风险。这样的情况下，就再也没人敢说真话，再也没人能够说真话。于是新闻媒体报道出的总是“一片形势大好，到处莺歌燕舞”。即便是出现了不同声音，也以社会的负能量予以钳制和扼杀；出现大事件总是用各种方式进行掩盖，掩盖不住就对知情者进行封口，并以暴力或非暴力方式压制或抹平。所以当社会出现了报复社会的社会成员时，请先不要去分析他个人的原因，因为他个人的那些原因也总是社会造成的。看看幼儿园里的孩子，差不多都一样天真无邪，都是阳光灿烂的一张笑脸。等他们长大后，有的就变成了危害社会的恶人，由此不得不说这个恶人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之恶造成的。恶人也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份子，没有社会的恶就没有个人的恶。

佛家把一切善行、善言都视为积福，而把一切恶行、恶言都视为折福；儒家把一切善行、善言当作积德，把一且恶行、恶言都作为损德。这其实是一回事，善和德等同，这正是佛家和儒家相通的桥梁。佛教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就是因为佛家普渡众生之善和儒家以德治国之德本是一体。古文字德和得是一个字，德是天德，天德就是以天道而行。天道就是自然规律，在社会运动中，代表整体运动趋于平衡的规律就是“天道”。因此天德就是按自然规律做事，这样就会必有所得——即人得，人得就是人以德而行所取得的收获。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不违农时，勤于耕作，俭以养家。这是农业社会条件下，我们祖先的智慧。今天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消费刺激生产”，让人拼命的消费，没钱也可以借贷消费，说白了就是今天花明天的钱。这当然就让人成为房奴、车奴、物质奴……说到底就是钱奴。一旦当了钱的奴隶，人就身不由己了，再也没有精神自由了，并且失去了抗风险能力，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就无法面对。这无疑又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大异化，大倒退！人们不断创造财富，结果反而被财富奴役；金钱是供人使用的，结果人却反而做了金钱的奴隶，总想无限占有。今天的人相对于过去来说物质已经很丰富了，可是精神则越来越贫乏，社会关系更加紧张，个体人生存压力加大，因此越来越不幸福。人类不断科技进步，不断发明创造，结果又一步步被创造的东西所包围。并且这个包围圈越来越密，越来越繁杂，致使人类的生存依赖越来越多。

原始人没房子可以住山洞，可以上树巢，现在根本不可能了；古代人可以安步当车，现在无车无房就不行；五六十年代在农村吃河水，点煤油灯过着没自来水没电的生活，现在城里人没水、没电就不能生存。那时的农村人大部分都不识字，他们照样可以务农为生；现在的人已经离不开手机了，而不识字者就根本玩不了手机，于是寸步难行。人类的进步让人生存变得越来越困难，赖以生存的外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多，于是生存难度就越来越大。所以，从几岁的孩子就开始艰苦奋斗学本领，直至老死都始终为求生存而拼搏，由此就陷入永远无法解脱的人生苦役之中。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这是何等的可悲！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存在度就作为生存条件被无休止的追逐和占有。生存条件一层层把人们包围起来，人们就以被包围得越多、越厚、越繁杂越光荣自豪。看看历史上那个最会享受的宋徽宗，他不仅按惯例妻妾成群让他享受不过来，生了几十个儿女，还有许多宫女终生没被幸过，住在宫里空度寂寞，就连他吃包子馅中的葱丝都要有专人经过多道工序加工，真可谓食不厌精。受其影响，蔡京家做包子也有专人负责切葱丝。靖康之变，一下子就让他失去家国，父子二人都成了俘虏被金人掠去。这样就一下子失去了原来他生活的那个包围圈，再也不需要那些为他做包子的宫厨和工艺了。这时他除了悲伤，生活就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繁杂了。现在一些大人物，出行时跟了一大堆人前呼后拥，到哪里都是戒备森严，何其不自由；到哪里都要发表重要讲话，所讲的每句话都有许多人做记录、作报道，让人们认真学习，贯彻执行；一系列吹喇叭抬轿子者都逢场作戏，假装恭敬顺从，一转身就去说长道短或骂娘；另外还要经常开会作报告，接见各界人士，这又是何等的苦役般身不由己……当这些重要讲话成为连自己也不信的官话、套话、假话时，自己也必定会猜想到会被人背后耻笑，睡梦里扪心自问，又是何其痛苦！可是大家却都以此为荣耀，都以这样的社会占有为人生最美好追求，岂不谬哉！当一个人处处被包围，时时被监视，不能随便讲话，不能随便旅行，不能随便下饭店，不能随便逛街，不能随便会亲访友的时候，那又是何等的囚徒之困，又何乐之有？还有一些人为了占有这些社会资源，不得不吹喇叭、抬轿子，当面做人，背后做鬼，失去做人的底线和尊严时，又是何等的为人所不齿！然而社会人又把这些视为人生的最大成功，岂不是荒诞至极！

可见，人总是被自己的创造所包围，深陷其中而乐此不疲。比如人建立了家庭就被家庭所包围；有了儿孙就成了儿孙的奴隶；当了官就被乌纱帽所奴役，这乌纱帽像紧箍咒样掌握在别人手里，一念咒符就头疼；掌了权就等于骑在了老虎背上，发了财就被财富锁进了铁皮柜子或保险箱里……如此等等，无不是作茧自束。任何一项成就和社会占有无不让自身进一步失去自由。可是俗话说，“人到世上迷”，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去追求这些数不清的社会占有，当基本追求满足之后，又会产生更高的追求，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想想这是为什么？想想自身的质量是否能承载起这些社会占有，也就是自身的密度和体积是否匹配？因为密度与体积成反比，这些社会追求和占有多了，人的密度就下降，由此形成人的社会生存质量下降，这实际上是得不偿失。

人们的社会活动目的大都是为了更大限度地占有和支配社会资源，上帝为了役使人们努力奋斗，就让社会把财富和名利占有作为价值取向和成功标志。由此让人在社会占有的包围圈中上蹿下跳，互相斗争，永无宁日。可是一个人的个人享受如果过了头，超过了他的社会贡献，就必然会被社会校正。这就是社会运动的理性回归，连皇帝也不能例外。历史上的李煜和赵佶都很会玩，都很会享受，可是与他们的超级享受相对应的补偿则是国破家亡做俘虏。斯大林很会玩政治专制和独裁，最终被赫鲁晓夫清算。许多贪官的社会占有超过了他所做的贡献，因此被绳之以法。赖昌星是当代最会搞官商勾结做生意的大老板，当他的红楼被查封，从此就为社会所唾弃，他的人生轨迹猛一下便从第一象限掉进第四象限，死后还将转入第三象限里。以上这些足够警世、醒世的了，可是总是有人执迷不悟，悲夫！

所以人为社会做贡献就是积福，占有和享受社会资源就是折福，积福才会有福，折福必定损福。这不是说教，而是物理学的原理。因为做贡献是提高质量和密度，占有和享受则是扩大体积。在质量一定时，扩大体积就会虚胖，虚胖的结果只会增加自身运动时的负担，且降低了身体素质，这么一来生病是必然的。同样的道理，超过了自身贡献所应有的社会占有和享受，必然会形成人在社会中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由此就会处于社会运行中的负值区域。当人在社会中处于负值区域和这种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的状态，就是在一种危险状态下生存。这种享有权利远远大于所尽义务的不对等、不平衡，必然会遭到社会整体运行趋于平衡规律的请算、校正，这也是人们常说的“有一荣，必有一辱”的社会现象。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但是始终将自己的社会质量处在一个正值区间，对他人对社会都尽量多付出，少占有，从而提高自己的社会质量，则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不过要做到这点，最基本条件就是要克服自私自利的本性而利他。即便做不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界开太平。”起码在社会上可以活个“心安理得”、“半夜不拍鬼敲门”，活得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地，中不愧于人，始终让自己处在社会的正值区域之中。

李继领先生

【作者简介】李继领，自号三一居士。释意：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求真一贯。现为太平书院院长，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思想者。

责任编辑：孙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