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并执政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史称赤色中华。从此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得以国家名义对日本宣战，向全中国民众发表抗日宣言、通电、告民众书，动员、组织、指导群众性的反日行动。中共中央（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1月从上海迁入瑞金）及其派出机关（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9月进驻瑞金），也得以这片国土为基地，公开地、系统地、全面地领导苏区和白区的反日反帝运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时赤色中华虽然远离抗日前线，未能直接对日作战，但它进行的各种抗日活动，仍然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社会上、以至军事上，对局部抗战及以后的全民族抗战产生了积极作用与深远影响。

赤色中华的抗日救亡运动首先表现为：以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公开发表各式抗日文告，以政府首脑名义接受媒体采访。以此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国民党出卖中国的立场，宣示中共的抗日主张；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各种武装力量团结起来，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挽救中华民族危亡。

粗略统计，自1931年12月11日毛泽东同项英等分别以主席、副主席身份，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劳动群众书》算起；到1934年7月31日毛泽东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就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发表谈话止，仅政府系统（含军委）发布的抗日宣言、通电、告民众书等文告，就有近30件之多。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此期间发布的各式抗日文告，包括宣言、告民众书、致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的信等，也达30多件。

这些公开的文告，有相当数量通过党和政府的中央机关报发表。如在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的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等三个文件（第18期），《中共中央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书》（第19期），《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拥护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的决议》（第20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反对“五五”中日停战协定宣言》（第21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进攻平津宣言》（第59期），《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五卅”八周年纪念宣言》（第81期），《中共中央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告全国民众书》（第101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第206期），《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第221期）等等。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发表的有：《中央给满州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第18、19、20期），《中共中央为“八一反帝战争”与红军纪念日告全体红色战士》（第19期），《党团中央为声讨国民党南京政府告全国劳动群众书》（第62期）等。

文告发布的时机，一为各个事变日、纪念日、节庆日，如“九一八事变”周年日，“八一国际反战争日”，国际青年节等；二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重大侵华事件发生时，像侵占满洲、热河、平津、华北，逼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卖国条约之日；三为中共提出重大抗日纲领、政策、策略之际，比如合作抗日三条件、抗日统一战线纲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发布等。

在60来种抗日文告中，当数以下几种尤为重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对日宣战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这三个文本均于1932年4月15日发布，核心是对日战争宣言。宣言揭露了反动的国民党政府与各派军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镇压全中国反日反帝斗争的罪恶行径；表明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的严正立场。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一致起来，积极地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在白区各地自动武装起来，推翻反动的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建立全中国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成立工农红军，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与苏联，来实现我们的目标。《训令》对全国工农红军、全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落实对日战争宣言，提出了具体要求。主要有立即对苏区军民进行对日宣战的动员、宣传和军事训练；当红军还未发展到接近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地方，其作战任务首先是消灭与帝国主义勾结一致的国民党军队；当红色游击队向外发展到接近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地方，则应领导民众组织抗日义勇军，自动武装起来，实行游击运动，直接对日作战，并吸引白军士兵自动对日作战。《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宣言》，主要为昭告天下，希望国际进步力量与中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这是1933年1月17日发布的，简称共同（或合作）抗日三原则的抗日文告。它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入华北，各个帝国主义强盗进一步瓜分中国、奴役中国的危局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出于民族大义，再一次号召全国军民共同抗日的壮举。宣言申明，在下列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不言而喻，这是中共呼吁结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声。此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在不同文告、场合，重申这三条原则，表示与全国军民共赴国难的决心。

《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论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该信于1933年6月8日发出。它从目前形势出发，论及建立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的重要，顺势检讨了一段时期里我们党为什么不能在反日反帝斗争中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因。最后提出以下七点作为这条统一战线的行动纲领：（一）打击国民党的投降叛变，打破对国联与美国援助的幻想，立足于团结并统一全国工农及一切劳动群众；（二）着重提出全国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的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三）号召民众参加反日的战争与游击战争，积极援助群众抵制日货的行动与宣传，募捐援助义勇军；（四）用军器库及入口的武器来武装民众，没收大量物品以为抗日之用；（五）完全脱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民族叛徒的影响，取消一切对日债务和借款利息的支付，实施累进税以应付开支；（六）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刻停止进攻苏区，停止军阀战争；（七）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出卖东北和华北及中国的停战协定。值得指出的是，这封信强调要针对不同对象与具体条件，来灵活运用这个行动纲领，要在组织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的斗争基础上，来发动他们走上拥护这些纲领的革命斗争。为此，该信还开列了目前党、工会、团组织应当做好的12项工作。显然，这封党内指示信首次明白无误地提出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策略，意义非同一般。

《斗争》第二十一期《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论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

1934年4月10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新进攻告民众书》。在“华北和全国民众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已到了新的阶段———即直接瓜分中国的阶段”之时，这份文告重申了经过少量文字修改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统一战线纲领（如第四条的“没收大量物品”，改为“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财产和一切卖国贼汉奸的财产”）；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一致与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作战！”

1934年9月21日出版的第236期《红色中华》报，公开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该文件鉴于“过去我们对于组织和实行这个正义的民族战争，没有一个共同的具体的纲领”，致使“我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就成散漫的无计划的不能集中的”，“因此也就不能成为强有力的行动”；提出了“几点最根本最具体的办法来，作为我国人民武装的共同行动纲领”。这几点是：（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立刻设法解决抗日军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这六条便是日后被人们称誉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这个纲领得到了以宋庆龄、何香凝、王克勤、白云梯、王佑臣、李达、王铁民、王振川、沈德明领衔的1779人为代表的，全国各界人士、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同时在这期《红色中华》报发表的，还有《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为对日作战宣言》。

从以上简要回顾中，我们已然清楚地看到，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立即提出三位一体的口号：（一）以武装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来保障中国的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二）推翻国民党卖国政府是顺利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条件；（三）只有中国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是真正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力量。到共同抗日三条件、抗日统一战线纲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提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抗日救国为己任，并从理论到实践为逐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努力。从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厚实的思想、政治、组织、社会基础，以及一定的军事基础。

赤色中华的抗日救亡运动其次表现在充分利用苏区报刊和其他出版物，进行反日反帝的宣传报道、思想启蒙、谋略论辩、经验总结。在这方面当数《红色中华》和《斗争》的作用最突出。

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的《红色中华》报，初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改该报为党、政、工、团中央机关报。初为周刊，后为三日刊。主要面向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发行，发行量一度达到4万多份。在《发刊词》中，论及该报目前工作有谓：要尽量揭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与反动统治的内部冲突崩溃，及一切政治内幕，介绍苏区非苏区红军斗争 、工农革命运动的消息。使工农劳苦群众懂得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与必要采取的斗争方法。这其中就包含着对抗日斗争的各式宣传报道。《红色中华》的抗日宣传报道方式除发表抗日文告外，主要有下述几种：

刊登抗日言论（包括社论）。除一般于发表权威抗日文告的同时，配发相关言论外，还登载一些个人署名的专题文章，以解疑释惑或深化对某一问题的认识。1934年4月28日出版的第181期《红色中华》报，登载了《毛泽东同志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一文。这是该报记者就日本外务省于同年4月17日发表为对华政策致列强的通牒后，为征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于此事的态度，对毛泽东主席进行的访谈。毛泽东表示，日本外务省最近的通牒，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其他帝国主义者反对这一通牒，仅仅是不愿意让日本独占中国，而要由国际帝国主义瓜分。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及工农红军，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并且指出国民党引导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的阴谋。中国工农大众要求得民族与社会的独立、自由与解放，只有一致起来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之下，去阻止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署名“维嘉”（真名瞿秋白）的《中国能否抗日？》一文，在1934年6、7月间出版的第206、207、208、209、211期《红色中华》报以“特载”名义连载。文章从对中日军力、经济力以及日本在华投资、国民党政府对群众剥削的考察对比中，驳斥了国民党散布的“中国无力抗日”论，得出了“无论从那一方面考察，我们有着抗日的力量”，中国能够抗日的结论。

《火线》维嘉（瞿秋白）的《中国能否抗日？》

报道国际、国内反日反帝斗争的消息，披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国民党及其政府阻碍、打压抗日运动，投降卖国的反动行径。《红色中华》报创刊号即在第1版刊登了《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加紧》的报道；在第2版又刊发了各地学生纷纷赴京（南京）请愿，逼蒋介石出兵抗日，以及各国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的消息。此后，几乎每期报纸都在要闻版以至其他版面，或集中或分散发表这方面的报道，并逐渐加强了对苏区各地反日反帝活动、援助各地抗日义勇军的宣传。如第11期对瑞金反帝武装总示威，第32期对国际青年节反帝示威，第97期对瑞金各地热烈准备“八一”大示威的报道；第85期对瑞金黄柏区互济会募捐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报道等。1933年9月18日出版的第110期《红色中华》报，在“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纪念之际，除在第1版刊发揭露日本及欧美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的消息等外；特别策划在第2版整版以日志形式，披露满州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血的事实，并在文中插入了两幅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抗日的漫画。

以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宣传抗日。1933年4月23日出版的第72期《红色中华》报，推出了该报文艺副刊《赤焰》创刊号———“五一”纪念专号。围绕“五一”国际劳动节，副刊发表的《到处是赤焰》（诗）、《“五一”斗争曲》（歌）、《我们自己的事》（戏剧）、以及插图《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上海“五一”示威进行曲》（漫画）等，都有反日反帝的内容。其中“世界革命激昂地歌唱着帝国主义入墓曲”，“今年的‘五一’更急剧地击撞着帝国主义的丧钟”的诗句，颇具震撼力。此后，《赤焰》还推出了“五卅”纪念专号（《红色中华》第82期）、“八一”纪念专号（《红色中华》第98期）。其中发表的《八年间》（诗）、《“抗日”喜剧》（活报）、《兄弟不打兄弟》（小说）、《我们的斗争日》（诗）、《回南昌》（诗）等作品，都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与决心，讽刺了国民党对日本侵华的“不抵抗”主义。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斗争性和较强的感染力。

同时，《红色中华》报对在苏区上演的戏剧中出现的反日反帝偏差现象，展开了批评。如第102、103、110期发文，对《谁的罪恶》一剧演出及其脚本“偷运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私货”，混淆“反对战争”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区别的错误，进行了批判。第225期发表的戏剧评论《火力向着舞台上的抗日失败情绪》一文，针对赣南苏维埃剧团演出的抗日活报剧“偷取国民党无力抗日的私货”，散布抗日失败情绪的不良倾向，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要该剧团“在实际工作中去求得观点的正确，使剧团的艺术成为斗争的武器”。

《斗争》是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整合中共苏区中央局曾经出版的《实话》与《党的建设》两种刊物，而改名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为旬刊。从1933年2月4日首刊，到1934年9月30日终刊，共在瑞金出版73期。这73期中，有24期刊登有与抗日的研究、宣传相关的文章。

第67期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苏区纪念“八一”的决定》（1934年7月4日），强调指出一切“八一”纪念的准备与进行，都应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开展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等口号之下。“八一”纪念的宣传与鼓动工作的中心，应该集结在解释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的进攻中国，狂热的反苏战争的准备，与国民党政府无耻之卖国，最广大的解释党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及具体的反日作战纲领。特别应通俗说明红军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民众武装的主力，并且庄严宣读《红军抗日誓词》。

再如博古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国民党投降卖国》（第2期），洛甫的《中国的民族危机与它的出路》（第13期）、《华北停战协定签订之后》（第15期）及《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第25期），王明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中的唯一的领袖》（第66期），等等。这些文章的问题指向顾名思义，一目了然；尤其着重说明了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与抗日斗争的关系；以民族的革命战争达成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进而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坚持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的重要性。

中央苏区出版的其他报刊、书籍，也不乏对反日反帝的宣传报道。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印、1933年8月25日出版的《红星画报》，刊发了两组宣传画，其中之一即题为《国民党出卖华北的停战协定》下的5幅宣传画。共青团中央编印的《列宁青年》第2期（1933年7月20日），刊发了《加紧反对法西斯蒂主义》和《法西斯蒂的活动和我们的任务》二文。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机关报《反帝战线》，对反日反帝的宣传报道就更多了。

赤色中华的抗日救亡还表现在由各级党部或苏维埃政府、群众团体发起的示威、募捐、抵制日货、赈济难民等或大或小的反日运动。

1932年2月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布关于2月18日武装总示威问题的第四号通知，要求通过示威活动，使每个群众更深刻地认识目前帝国主义大战与瓜分中国的紧张，及其将给予广大群众的极大痛苦，更坚强其反对帝国主义与参加革命战争的最大决心。2月19日上午10时，瑞金县举行了12000余人参加的反帝反国民党武装总示威（原定日下雨顺延至次日）。行前在城外大草场集会，各机关群团代表登台演讲，多名妇女自由演说，其痛恨旧社会、痛斥帝国主义之言词极为激昂。最后一起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以民族革命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等口号。会场中还有募捐队当场募捐，400多人当场自动签名当红军。会毕整队出发示威，示威者均手持木棒或梭标、鸟枪、土铳、刀斧、锄犁，以为武器，上挂红旗。沿途高呼口号及散发各种反日反帝画报、传单，行至目的地后各自率队归去。

会昌县为搞好“二一八”武装大示威，事先组织了化装演讲队，分别到各个乡村去宣传，向城区各商店及市民募捐。2月18日下午开会，红十三军全体武装人员，红五军团总医院全体工作人员和伤病兵，都携带武器、旗帜参加大会。与会群众不畏寒风冷雨，精神饱满，群情激愤声讨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会后一队一队到城内外游行，沿途高呼口号，声震数里外。

中央苏区革命互济总会及各地分会为支援白区各抗日武装，赈济白区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难民，在苏区开展了募捐活动，将其所得分赠他们。1933年夏，瑞金黄柏区互济会为执行总会募集3万元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号召，在群众中和各种会议上开展了宣传活动，得到群众响应。该区第三乡就募集到80余元。上塅乡在一个晚会上也募集到30余元。山河乡杨抵中一人自动捐助小洋20元。与此同时，建黎泰军分区指挥部政治部、无线电二十一分队、石城兵站医院等军事单位，赣县、上杭等地方，也响应互济总会号召，开展了援助东北义勇军的募捐活动。

抗日先遣队的派出是赤色中华一次大规模、长时间的抗日运动。这支由红七军团组建的部队，其使命长期以来都被简单地归结为“调敌”，即调动国民党军队的兵力部署，以减轻他们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压力。这其实并不尽然。

1934年7月初发布的《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央军委会关于派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命令》（绝密），对为什么要在此时派出抗日先遣队、抗日先遣队承担的任务、完成政治任务所需的组织、宣传保障等问题，作了解释与规定。《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1934年7月5日），则对上述内容作了更详细的阐述和具体化。综合起来要点如下：

（一）此时派出抗日先遣队，是因为日本侵略中国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正加强着对闽浙沿海一带的进犯；而国民党继续着且更公开与无耻地进行投降与出卖的政策。这种情况引起群众极大的反日情绪的高涨，党必须利用这种情况来开展反日运动和更进一步来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从主力红军中派遣一部分为抗日先遣队，便于在中国的民众前面证明，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及红军，是唯一的真正的民族解放斗争和民族革命战争的提倡者与组织者；借此进一步揭露一切国民党的武断宣传，提高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在全中国群众间的威信，推进群众的反日反帝运动到新的阶段。

（二）福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南的首先的目的物，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建的活动大为加紧。这不仅意味着日本实施侵入华南的第一步，而且是以后武力干涉中国苏维埃区域及政权的准备。另一方面，福建的革命斗争因此也更为活跃。抗日先遣队深入闽浙的长期行动，将推动这些区域中的民族革命斗争及土地革命更快更广的发展。

（三）抗日先遣队承担着光荣的军事政治任务，而且政治任务更加重大，其中第一项就是：在党的彻底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之下，宣传、发动、组织最广大的群众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罢工、抵制及没收日货、组织民众的反日义勇军等等），扩大与提高闽浙及一切自己行动及其周围的区域中的、群众的反日斗争到武装民众的民族战争的高点。另两项分别为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创立浙皖闽赣边新苏区。

（四）为完成首要政治任务，抗日先遣队必须最广泛通俗地与不倦怠地解释党的抗日的三个基本口号；在自己行动的区域中，必须最广大的组织群众的反日反帝组织，并保证这些团体有通俗明了彻底的反日斗争纲领，以及无产阶级的骨干和领导，同时要吸引群众积极参加反日行动；最重要的是要武装民众，并在实践行动中锻炼他们，号召他们加入抗日先遣队；要最坚决与无情地对付一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与走狗，没收一切日本铺子、专卖日货的商店，以及大商店中的日货，并把它分配给当地的贫民；在行动中如遇日本的小部队，应坚决消灭之；应利用抗日口号和一切方法去瓦解国民党的军队，号召他们拒绝与红军作战而联合红军抗日先遣队，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抗日先遣队于1934年7月6日晚从瑞金出发，先后转战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嗣后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转战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历时共6个多月，行程2800多公里，沿途且战且走，先后进行樟湖坂、福州、桃源、罗源、庆元、清湖、大陈、分水、旌德和谭家桥等30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时任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在其回忆录中如此高度评价这支队伍对抗日斗争的作用与影响。他还清楚记得：“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是当时赋予七军团的任务。中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刷了‘中国能不能抗日’、‘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160万份以上（装了三百几十担）。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这就充分表明，组建、派出抗日先遣队，并非所谓中共在抗日问题上的“虚晃一枪”。更何况由此举造成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成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