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的意趣

                    文/杨舟平

     历史剧《大秦赋》在央视黄金档热播后，立遭网友一片吐槽：有骂大秦不配“赋”者、有骂大秦就是暴秦者、有骂大秦是国富民穷者、有骂嬴政是暴君者，不一而足。对于一个王朝乃至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早有论调，贾谊的《过秦论》也罢，柳宗元的《封建论》也罢，一分为二地看，秦始皇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罄竹难书的暴君。封建专制集权下，对老百姓实行威权管控、愚民政策是封建君主的惯用伎俩，但如仔细推敲，相比之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赵宋王朝，倒是一个相对开朗的朝代，是读书人气畅神往的时代。

    宋代是士大夫的时代，也就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时代。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不得杀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太祖“不杀士”的国策是我国古代史上最为开明的政策，且得到了切实地执行，达大宋王朝享国三百年之久。于是乎，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在古代历史上都是最高的。

    古代的知识分子，大体就是古人所说的是“士”，布衣百姓大都不识字。“士”作为封建社会中最基础的贵族，也是最高级的百姓，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后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也就是老百姓眼中的所谓“文人”。文人不仅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着国家的精神高度；文人的意趣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国家的精神状态。

    台湾学者蒋勋说：“在我国古来没有一个朝代可以和宋朝比民富比民乐。宋朝是真正的国弱民强，国穷民富的朝代。”如宋真宗时宰相王旦就指出：“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我们通常所说大唐盛世：万邦来朝、世界中心等，但在宋人眼里，唐人所惊之华丽器物、稀世珍宝，在宋代已是百姓寻常之物，宋人嘲笑唐人贫眼没见过世面，那是因为宋代民间财富比前代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是藏富于民、以民为本的朝代。明学者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今读《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则宋之富盛，过今远矣。”便是明证。老百姓有钱了，文人当然也不例外。那么宋代文人腰包鼓了以后怎么生活呢？是贪婪追求物质享受？是极力崇拜权力财富呢？还是追求一种品位生活的意趣呢？

     在宋代文人眼里比权力和财富更重要的活着的品位、意趣，是生命本身存在的意义。他们认为，权力、财富无止境，而这以外的东西才最有趣，最能体现生命的价值。一个社会出现茫然、慌乱、彷徨的原因，是因为大家满眼看到的是贪婪的东西，是人人在疯狂追求权力、金钱、美色的享受，人人向“钱”看、向“权”看，所以人人都感到很空虚、很烦躁、很焦虑。现代考古学者徐天进说：“你只有静下心来，做你所喜欢的事，这事大家可能认为是件无聊的事。但你无聊的事情做得越多，你就越像个人。”这里的“无聊”可理解为：个人爱好、情怀雅趣、精神享受······可寄情山水、可抚琴作画、可饮酒作诗、可对弈胜负、可发明创造、可观海听涛、可围炉聊雪、可赏花开悲花落······总之是“安身”后从从容容的“立命”生活，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后追求个人存在价值的慢生活。在常人眼中，追求物质财富，追求功名利禄，才是正经事，是打粮食的事，而追求物质以外的精神生活是不打粮食的事，是无聊的和没有价值的事甚至是矫情，但恰恰是这“无聊”的事却是区分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文人的品位、风骨之高下的重要尺度。

   不妨举几个例子：

    宋代文人很自信。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人们普遍崇尚皇权、崇拜英雄，但宋代文人家里既不挂当朝皇帝像，也不挂历代英雄像，而挂自己的像，这在宋代文人圈很流行。从流传至今的画作、文章中都有反映。如从一幅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代文人画中可看出宋代文人生活中的美学品位：一位宋代文人坐在自己家中榻上，手拿书卷，书童为他倒茶，身后的屏风画的是江边景色，有沙洲、芦苇、鸳鸯、大雁，可见主人向往自然、寄情山水的生活品性。但更耀眼的是屏风画上赫然挂着主人自画像，说明主人更重视人的生命存在，自我的价值，是另一种文化自信。挂自画像这种风尚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才悄然兴起。 

    宋代文人除了做官、读书、做学问之外，他们还生活得很悠闲，甚至很滋润。他们似乎并不是一门心思，无论班内班外一味地琢磨自己的前程，这个板凳还没坐热就想更高的职位，或者琢磨在仕途上怎样才能顺利地往上爬？一味为了升官发财而蝇营狗苟。相反他们在主业之外却喜欢喝茶饮酒、看云听雨、喜欢书法绘画、喜欢演奏或欣赏器乐、喜欢游山玩水、喜欢诗词歌赋，喜欢器皿文物，而且喜欢得很有成就，能说出个一二甚至写出本书来。总之这些业外爱好与升官发财关系不大，还要耗时伤财。比如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司马光、苏东坡、陆游、黄庭坚等这些大咖，数不胜数，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这么多？为什么他们不一味贪婪权力、财富？就是因为他们心里有山水，有比权力、财富更重要的生活意趣，更高的生命价值观。他们知道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在哪里！既然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不容易，都要走向死亡，何不提高生命的宽度和质量，人为营造一些活着的趣味，使生活更有温度，使人更感觉活着的美好和生命的尊严。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是否受人尊敬，是否是生活美的发现者和制造者。他们懂得春天来了该看看花，冬天来了该赏赏雪，有月亮的晚上该赏赏月，享受夜色之美，据说，中国的夜生活就是从宋朝开始的。他们懂得充分感受、非常珍惜、感恩大自然馈赠的各种美好景象。

   茶文化在宋朝很鼎盛，首先是在文人圈兴起的。他们喜欢精美的茶盏，宋微宗说：“盏色贵青黑。”当时吉州窑出品的黑盏最为上乘，是用来点茶、斗茶的上等茶器，造型简洁内敛，温润光亮，在中国陶瓷艺术史上无以伦比，是宋代极简美学的典型代表，备受宋代文人的推崇和使用。其实喝茶很简单，就是水加上茶，再配以茶客喜欢的茶具，就可以喝上一整晌，不仅在止渴，更在于鉴赏其色、香、味，领悟其清、淡、雅。他们以清净闲适的心情品茶听茶，伴着淡淡的茶香洗去浮尘，过滤心情，广结善缘，达到天地人和相通的境界。宋代刘松年的《撵茶图》就逼真地再现了这一生动场景。

    赏石在宋朝也很盛行，产生了苏东坡、米芾等赏石大家，对后世赏石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李清照和赵明诚这一对文人伉俪、神仙眷侣，他们不仅文学成就大，而且对古旧书画、碑文印章、金石古玩非常精通，两人经常一同观赏、评价、研究、收藏，也是这方面的顶级专家，尤其对后代金石学影响巨大。他们不仅是生活中的伴侣，而且是精神上的分享者。在宋朝，诸如这样志趣相投的伴侣还真不少。

    宋代文人理政时政见“和而不同”是常态，很少人云亦云，他们在朝堂上政见一致时相互支持；政见不一时则保留意见，很真诚，不掩饰，不玩阴招，是真正的“发而皆中节”；如仍当朝，则自请外放，之后著书立说，而不是阳奉阴违或相互诋毁。最典型的是王安石与苏轼，王安石与司马光。王安石推行新政时司马光竭力反对，历数新政弊端，但王安石不听，司马光就向皇帝请求离开朝廷外放，皇帝挽留他，他说：“我在朝廷会妨碍新政”皇帝问他离京想干啥，他说要写本书，于是，司马光就外放了，而且一“放”就是19年，最终完成巨著《资治通鉴》。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担心他因强力推行新政而得罪了那些贪婪权贵，这些人会乘机报复，即抱病上书朝廷，坚称王安石推行新政是为国家计，没有私心。朝廷遂依据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还有苏轼与王安石、苏轼与司马光虽政见不同，但都人格高尚，坦诚相对，私谊却还不错，尽显士人士气，这的确难能可贵，在仕途中罕见，真可谓“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坦荡荡”的典范，是真正意义上的党争而非朋党之争。

   宋代文人懂得分享生活之美。他们读圣贤书，认为读书的目的除做官外就是让自己找到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让自己过得悠闲，精神自由，用读书的智慧去体验生命的美好和快乐并把这种快乐分享，快乐就放大了。他们还认为，如果读了好多书，依然还沉迷在权力和财富的无休止追求当中，那是一种很可悲很危险和索然寡味的生活，重则锒铛入狱，轻则“人见人嫌”，如此，生命就失去了快乐，纵有多大的学问、多大的官、多大的财富就等于是这些学问、权力、财富的保管者、看守者，是毫无意义的事。

    没有品位的生活，学问、权力、财富再多再高反而会成为负担。苏轼之所以受人尊敬，就在于他能上能下，进退自如，宠辱不惊。他在仕途顺达时既能适应上层生活，而且始终离老百姓最近，处事率真、直接，言谈无忌，语出真言，一有闲暇就吟诗作画、研习书法，喝茶饮酒，且乐此不疲。在遭贬谪时，他又能很乐观地过一种非常简单的老百姓生活，如他被贬到儋州后，他很快就喜欢上了儋州的地方小吃，而且还学着做，夜晚他静静地听海涛的声音，清晨很陶醉清脆的鸟鸣，生活照样过得有滋有味。

     宋朝文人的意趣雅事还可以列举很多。重文轻武的宋朝，优待士大夫是历朝所没有的。虽然国弱，常遭西夏、辽、金国的侵扰，但比辽、夏、金都晚灭亡，比强盛的唐朝享国时间还长。虽然“冗官、冗兵、冗费”严重，机构臃肿，国家积贫积弱，但宋朝老百姓较前朝已很富足，生活相对滋润，文人们思想自由，过着悠闲、雅致、简单的日子，他们普遍淡薄金钱权力名利，懂得享受生活，是真正“慢生活”的老祖先，所以才诞生了艺术成就非凡的诗词歌赋、书画音乐、哲学著作，尤其宋词名留千古，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家、书画家、思想家就达数十位。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就占六席，宋朝是公认的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

   其实生活本来就可以走得很慢，过得很简单，很自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自古以来，生活难免充斥物欲，仕途中的文人难免宦海沉浮，但物质、官位到底带给我们多少快乐？有得必有失，“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想必我们耳熟能详，只有用心感知生活的本真，本味，把主要意趣放在简单做事而不是算计事上，把自己的正当爱好发挥到力所能及的地步，慢慢老去，在有限的生命里充分享受生活，像宋朝的文人一样，不妨“小资”一点，这绝对不是什么矫情，更不是玩物丧志。

    生活失去了品位，生命就失去了快乐，而体会这快乐的方法，就是让日子慢下来，再慢下来。这就是宋代文人的意趣。

           2021年1月20日初稿

           2021年7月10日修改

作者简介：

杨舟平，陕西凤翔人，高级法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宝鸡市作家协会理事，凤翔县作家协会副主席，获市以上文学奖项数十次，都市头条等数家平台专栏作家。出版有散文集《情关风月》等。作品多篇入选中学语文辅导教材，成为多省市中考试题；多次被《人民文摘》《海外文摘》《法制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人民法院报》《陕西日报》《西部法制报》《华商报》《杂文报》《宝鸡日报》《散文选刊》《散文精选》《延河》《秦岭文学》《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凤凰网》《腾讯网》《中国作家网》等平面、网络媒体发表或转载，共计10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