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头条济南头条》第30届书博会专题
编者按：2021年7月15-19日，第三十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济南举办。为展示济南市作家形象，推介济南市文学精品图书，博览会期间举办济南“海右文学”精品图书展。该展览是由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指导，济南市文联、济南出版社主办，济南市作协承办。市作协与省市媒体合作，设立“书博会作家访谈”专栏，对参展作家予以集中采访推介。
【书博会作家访谈】段玉芝：
探索人性的幽微与光辉
记者：在您所有的中短篇小说中，您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个？为什么？
说起来，我对自己写的所有小说都不满意哈，中外文学史上的小说大师，还有当代文坛的翘楚，他们就是高山，高峰，他们就在那里，你没法对自己的小说满意，总觉得离他们还很远。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仅是把自己所有的中短篇小说做一个比较，我最满意的还是《李世民的胡子》。因为这是我再一次有意识地拓宽自己的题材，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现实生活。可能因为性别的原因，在我之前的作品中写情感的比较多，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己都觉得有些审美疲劳，之前也有师友们点醒过我。人生如此博大丰厚，情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有意识地转型，让情感回归它应该的位置，关注现实，关注当下。这篇小说写留守老人，写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子女，说到底还是写人性，写人性中能引起大家共情的幽微与光辉。
记者：说到《李世民的胡子》，我看过之后很感动，被那种人性中的善感动。您当时是怎么想到写这篇作品的？目的是什么？有真实人物原型吗？
《李世民的胡子》能够这样打动你让我很感动，这说明你是个有着悲悯情怀的读者，而情怀也是写作者必不可少的。
我以前的邻居，两个儿子都很优秀，国内读的分别是清华大学和南京大学，后来都出国读博，现在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澳大利亚。长年累月，我看到进进出出都是老两口，当别人的儿女带着孙辈探望时，他们总露出羡慕又落寞的神情。他们与老沈一样，在国外住不惯。
偶然一次，我看到一则新闻，一个少年让汽车撞得满脸是血，而有人证实，这个少年是被怀抱弟弟的母亲推下三轮车的，他们一家靠碰瓷为生。看完新闻非常心痛，我相信这位母亲这个家庭有很多的无奈与纠结，我相信少年也有自己的痛楚与梦想。
还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老人和一个少年并肩走在英雄山下——那不就是老沈和平安吗？一个洋留守老人和一个随父母从农村进城的少年形象逐渐清晰起来。《李世民的胡子》便有了初步构思，当然这时小说还不叫这个名字。
我朋友所在的工厂出了一个画家，自学成才。这个画家此时成了老沈的朋友，并送他一幅《步辇图》，平安说画中李世民的胡子特别像山羊的胡子，从农村出来的老沈很喜欢平安的这个比喻。意象在此形成，小说就定名为《李世民的胡子》，在此之前这篇小说有两个名字，我都不大满意。而李世民的胡子便有了丰富的隐喻，一老一少的忘年之情，老沈的期待与痛心，平安的愧疚与无奈，所以在小说结尾胡子再次出现。
人物说起来有原型，又不完全是原型，更像鲁迅先生说的：“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人。”小说中的其他细节生活中似乎发生过，但是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我给集中在一人身上了，当然也有虚构的成分，总之各种经验糅杂在一起。
故事有虚构，情感都是真的。
说起写这个小说的目的，我并不只是想讲一个故事，我想的是呈现人心，人类的情感，爱与温暖。人性复杂，不能以善恶简单言之。奥康纳喜欢写人性的恶，写得大胆通透，令人过目不忘。我佩服她的勇气与才华。可能人生经历与阅历不同，我更愿意书写人性的微幽微与光辉，即便一个恶人他也有善的一面。我更喜欢向上向善的东西。
记者：文学创作，对您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写作之于我更像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
社会日新月异，生活丰富多彩，可是探究其本质，也许现实生活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精彩。大多数人每天朝九晚五，职场拼搏，处理社会关系，赡养父母，教育子女，时常会觉得疲倦与无奈。而写作让我对抗这种疲倦，除了现实生活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即小说中的生活，我可以陪着小说中的人物或悲或喜，体验各种各样的悲喜人生，这种体验让我对家、国、生活和生命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如果读者读到我的小说，能够在别人的生活中映照自己，并因此与我一样能够对抗日常生活中的疲倦与无奈，保持对生活的热情与热受，那我就非常幸运了。
记者：您是因何走上文学创作路的呢？
现在回想起来，与文学的相遇应该追溯到少年时代。那时候特别沉迷小人书，有两大纸箱子。印象最深的是《巴黎圣母院》，我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手绘的，另一个是电影影印成黑白画册。小人书最后一页是伽西莫多搂着爱斯梅拉达：“人们想把他同他抱着的尸骨分开时，他即刻化为尘土。”我被深深震撼，这个画面和这段话刀刻斧凿般印在脑海里。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我想文学的种子就是那一刻在心中种下的。后来阅读便成了习惯，大学顺理成章读了中文系。一直都是文青，真正开始写作却是很久以后了。大约是零三年吧，生活安顿下来，我有了一间小小的书房。那时大家在故乡论坛上贴文章，相互交流，我在论坛里结识了一些师友，受到他们的启发和鼓励，就正式开始写作了，第二年发表了处女作，就这样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记者：您个人对小说集《支点》有什么评价？
小说集《支点》精选了我近年来的十七个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的主人公一大部分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新移民，他们来自乡村，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考学留在城市，或打工进入城市，还有一部分是城市土著、小镇青年。小说书写他们的奋斗、挣扎、困惑与迷失，呈现人性的善、恶与复杂。无论书写的是春风得意还是山重水复，总有一种向上向善的温暖的力量在小说中若隐若现。我在这些小说的写作中极力想做到的，就是想让小说呈现出一种广阔与诗意。
这本书对我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对我过去的写作是一个回望与总结，我从中看到自己的不足，也看到自己的优势，是我今后写作的一个新起点，我要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小说的写作技巧，挖掘不同的题材，争取让自己的小说写作有所冲破。
记者：您认为，一篇小说怎样才能“好看”呢？
小说是写人性的，这是小说的最根本所在。
在这个基础上，要做到好看，我认为首先要有一个有价值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也可能平中有奇，也可能支离破碎。但是故事不等同于小说，一个好的小说仅仅有故事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意味，这意味可能是深刻的思想，可能是人生况味，也可能是开放式的寓意，总之能引起读者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或情感的共鸣，看过之后值得回味。这样的小说就好看，且耐看。
记者：对很多文学路上的后辈们来说，您认为一篇小说能够发表出刊，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呢？关于创作，您有什么建议吗？
如果一个小说有个有价值的故事，还能写得意味深长，有一定的思考在里面，基本就能够发表出来。在我读到的稿件中，有不少小说在讲述带有传奇色彩甚或离奇的故事，读过之后却留不下什么深刻印象，热闹看过去就过去了。这样的小说还只停留在故事的层面上，一般难以发表出来。故事以写事为主，而小说是写人心的，以写人为主，小说情节的推动也不是靠外在故事的发展，而是人物的心路历程。除了故事，小说的意味同样重要。一个作者写小说，肯定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他一定想要传达什么才有写作冲动，要传达什么，这是在写作之前就要想好的，而且要准确地传达出来。要让小说写得有意味，很考验作者的综合能力，对世界的认知能力，对素材的控制能力，对小说的结构能力等等。
作为一个有一些编辑经验和写作经验的年长者，我对初学创作的年轻人的建议是，阅读之于创作非常重要。如果准备写中短篇小说，就大量阅读文学史上的经典中短篇小说，这时候的阅读就不是普通读者的普通阅读了，而是为自己的创作所进行的研读，看大师们写什么，怎么写，如果我写同样的题材，我会怎么写？如果我要表达这样的思想，我该选择什么样的素材？其次是动手写。阅读有了，理论有了，还是要落到实处，写。就像游泳一样，游泳的要领和注意事项教练都教给我们了，可是真正学会游泳只有下水亲自游上一段时间才能摸出门道，写作也是此。一开始不要怕写不好，不要怕退稿，写得多了自然就能找到一些规律，再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修改，甚至重写。最后还要走出书斋。虽然说写作是孤独的事情，适合独处，可作家不能脱离社会，自己的经历和经验毕竟有限，走出书斋能够开阔视野，培养作者的情怀和格局。作者的格局大了，小说自然会出现新的气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有可能，我们还是要尽量试一试的。
记者：您还记得您的第一篇小说发表时的情形吗？
我正式开始写作是零三年，加入故乡论坛之后。写了近一年，被退过几次稿之后，到了零四年我的第一个小小说发表在《当代小说》，责编是刘照如老师，他是我写小说的启蒙老师。也是这一年第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在《佛山文艺》。当时非常欣喜，也有了写下去的信心。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个短篇的题目我用的是《轮回》，编辑小丁给我改成了《爱情马拉松》，还把最后一小段删去了。我依然很高兴，也很感激。虽然现在很少在《佛山文艺》发小说了，但是对这家刊物很有感情，每每想起来都很温暖。
记者：您的小说以爱情叙事见长，赵月斌老师说您的小说总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执拗人物出现，爱情和执拗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道理的，有趣的是，我看一些写您本人的文章，形容您朴实真诚，执拗和朴实，我觉得这有些相悖，不知道，您如何看您作品对于这份“执拗”的书写，包括您对于爱情的理解呢？
月斌老师眼光犀利，他发现了这个“执拗”人物的存在。回头审视这个人物，他在我的好些小说中出现过，他的名字通常叫做李一浩。我早期作品中写的与爱情有关的故事多一些，往往是不圆满的被异化了的爱情，我的初衷是通过异化的爱情再现物质对人性的异化。李一浩这个人物的出现恰恰是在对抗这种异化，他出身农家，家境贫寒，自卑又自负，他相信爱情，相信理想，但是他爱的女孩不会给他时间等他成功。因为这份执拗后来他功成名就，也因为这份执拗他内心的伤痛如影随形。虽然写了不少被异化的爱情，我个人仍然相信爱情，如今我的儿子也已到了该谈恋爱的年龄，我告诉他相信并坚守爱情。
我们老家有一句话“老实人都拗”，大约这就是朴实与执拗的关系吧，因为朴实与真诚，所以更愿意坚持一些东西。写作者对写作的坚持也是一种执拗，如果没有这种执拗很难坚持下来。
从《一路平安》开始，我把目光转向从乡村到城市打拼的各色人物身上来，书写他们面临的生存和精神困境，爱情叙事基本告一段落，所以就有了《李世民的胡子》《去马赛马拉》《欢乐堡》等系列小说。
记者：比起诗歌散文等的创作，小说创作是需要经历一些磨合和时间的，即便是中短篇小说，创作中，作家也往往会遭遇突然的瓶颈，写不下去了，卡壳了，那么，您遇到这种情况，是如何来突破的呢？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暂时放一下，重新理一遍思路，阅读自己喜欢的小说，或到与所写小说相关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一般自然而然就打通了，实在不行就硬写硬闯过去，回过头来再修改这一部分。
记者：您创作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人物原型吗？创作灵感和素材源于哪？
在我的小说中，偶尔有原型，大多数没有，还是经常把几个人的经历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使这个人物更有典型性，更具有普遍意义。
灵感的来源，往往有一个触发点。比如有一次我听一个朋友讲到他的一个老乡在高利贷公司工作，负责收账，收账的方法无奇不有，堵门，上单位，找父母，甚至绑架亲属。而他的这个老乡以前家境贫寒，人也很忠厚。这个人物立刻触动了我，让我想起自己家乡出来打工的老乡，于是《欢乐堡》中的永志出现了。永志洗手不干前的最后一次收账，他放走了那个嗜赌欠债的年轻人，背叛了有恩于他的强哥，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小说就从这么一个触发点生发开去。
素材的来源，于我来说最初是个人的经验与经历，这非常有限，很快就用光了。再就是看到的，发生在周围的亲眼看到的人和事，从各种媒体看到的让自己有所触动的人和事，都会成为写作的素材。听到的、读书读到的奇闻逸事，有时也会进入小说中。还有自己刻意去挖掘的素材，比如对哪类人、哪个行业感兴趣，就去查资料、采访、探寻，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有素材源源不断地涌来。
记者：您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下一步还是以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为主，随着城市化进程，以各种方式从乡村到城市的人越来越多，想写他们面临的困境与挣扎，奋斗与成功；另外还有一个扶持的长篇也在同步进行中。
最近又有一个新的想法，想更多地关注一下有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人物，比如李清照。我一直都喜欢李清照，虽然有许许多多写李清照的小说和散文，但是每个人对她的解读与理解不同，我查阅了大量资料，按自己的解读写了一个三四万字的中篇小说《打马》，还没有最后定稿，我打算再扩充，使它变得更加丰厚起来。
采访记者：
《山东商报》朱德蒙 《山东青年报》刘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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