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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昕余专访】瑞金红色文化展播：土地革命时期中央秘密交通线
韩昕余专访
“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
1929年，朱毛红军入闽，开始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然而，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屡次“会剿”和经济封锁，中央苏区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与党中央信息沟通不畅、物资供应困难以及干部紧缺等问题。因此，中央苏区十分渴望党中央的援助与指导。但是，要与其取得联系，并非易事。因为双方相隔千里之遥，再加上沿途国民党军队层层设卡，一封普通的书信往来就需要耗费两个月的时间，更不用说领导干部和重要物资的安全抵达。
于是，尽快开辟一条隐秘且安全的交通线就成为了摆在党中央和红四军毛泽东等领导人面前的紧急任务。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周恩来说过：“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1930年6月，毛泽东派遣中共闽西特委军委委员卢肇西前往党中央，请求建立从上海到赣南、闽西的秘密交通线。1930年7月，中央军委成立交通总站，同年11月归并中央交通局。周恩来要求集中3个月从各省调集精兵强将开拓长江线、北方线、南方线三条交通线，打通连接党中央和各根据地的大动脉。在周恩来的秘密领导和直接指挥下，1931年3月，中央交通局以闽西工农通讯社及其机要交通网为基础，正式建立起由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闽西直达江西瑞金的交通线，即“华南交通线”，也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党的生命线”的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
“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
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建立后，主要负责接送来往中央领导、传递秘密文件和采购运送重要物资到中央苏区等任务。为保障上述工作在险恶环境中顺利完成，全体交通员创立了一套独特复杂而又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式。
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在交通线建立之初就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专门对秘密交通站的设立和运行进行了缜密安排。出于安全考虑，交通站工作的形式十分隐蔽，家庭、当铺、茶馆等都是其常用的掩护方式。传递情报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用密写药水将文件写于衬衫上，或印在字画、手绢以及线装书的反面。运送黄金、电台零件和药品等物资的方式也不一而足，交通员随身携带的纸伞杆、裤带，甚至手里的甜瓜瓤，都是其藏金之处。
执行护送任务时，交通员一般是两人一组，一前一后分别行动，前面的交通员负责探路，查明是否有危险，后面的交通员则与首长同行，保卫安全。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前者会及时发送事前约定的危险信号，后者则进行紧急隐蔽。除此之外，交通员还根据所护送领导干部的自身条件，将其化妆成回乡的华侨或做生意的商人，甚至是牧师和算命先生以作掩护。整个漫长的交通线上，一般每隔10到40公里，就会设置一个少则一人多则五人的小站，交替掩护。站点之间单线联系，任务交接时，事前约定时间地点，力求准时交接。
此外，选拔交通员的高标准也是保障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安全畅通的关键。在所有要求中，对党忠诚是第一位的。面临危险时，交通员必须保证信件、情报的绝对安全。其次，交通员要具备丰富的对敌工作经验，能够广交各界朋友，懂得各行“行话”，对形势了如指掌。同时还能以各种合法的身份或职业作掩护，以免引起敌人察觉。在各方努力下，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真正成为了一条“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
“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
长征前夕，通过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交通员安全护送了中央领导、情报人员以及妇女干部等共计200余人进出中央苏区，其中就包括周总理、博古、陈云、叶剑英等党的高级领导人。1933年1月，博古、陈云二人动身离沪，先化装成商人前往汕头，再经邵阳、三洋坎到达大埔，之后昼伏夜出抵达闽西永定。当他们在一座废弃小煤窑休息时，突遇国民党军队搜查，情急之下，交通员急中生智绕到另一个山头打了两枪，把敌人吸引了过去，这才保卫了二人的安全。最终到达瑞金后，陈云高兴地感叹道：“终于到家了！”
此外，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还是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信息传递的重要窗口。各种重要的信件、情报借此得以及时传递，显著改善了先前中央不了解地方实际、地方摸不清中央意图的状况。通过这条大动脉，紧缺药品、食盐、印刷品以及军械、无线电器材等物资陆续被运往中央苏区。尤其是大批食盐的送达，极大地改变了苏区军民之前用萝卜水、辣椒干等代替食盐煮菜的窘境，因缺盐而导致的各种疾病也得到有效控制。与此同时，中央苏区在打土豪时缴获的黄金、白银等也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输送到党中央。
1931年，担任中央提款委员的陈刚到达湖南醴陵后，将收集的千余两黄金熔成金条捆在腰上，最终安全带回上海。赣东北苏区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在1931年、1932年两年时间内运往中央1000两黄金，1933年又给党中央送去黄金2箱、银洋18箱。这些经费的到来，有效地支援了党组织的发展。从1931年建立到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逐渐停用，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和交通员在前后4年时间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任务和使命。毛主席后来在评价这条秘密交通线时说，“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