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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醉酒
文/ 董邦耀
二十多年前的那次醉酒，是我生平第一次醉酒。
那是参加三线襄渝铁路建设第二年的“八.一”建军节。当时物质匮乏，十六七岁的学兵们饿着肚子干着超常的劳动，打隧道、架桥梁，出渣进料，打眼放炮，最大的奢望是能够吃顿饱饭。“八一”建军节的到来使同学们欢呼雀跃——铁道兵给每个学兵连分配了过节的副食品，鲜鱼、大肉，还有酒，真比过年还热闹。
炊事班那天也格外忙，个个汗流浃背，准备着比平日丰盛的饭菜。开饭时，我为大家分酒——每个班半斤白酒，一瓶红酒。我每打开一瓶白酒，给饭碗里倒一半，酒瓶里留一半，全连十六个班的酒很快就分完了，却没有人离去。
这时，有人对我说：“邦师，你一年四季为大家操劳，起早贪黑，烟熏火燎，很辛苦，我代表一班全体战友向你敬一口。”说着矮个子战友已将酒碗举到了我面前。
还没等我应答，又有人说：“邦师，天天吃你做的饭，今天才有机会表示感谢，我代表六班全体战友敬你一口。”高个子战友边说边把酒瓶往我手里塞。
“邦师，你做的病号饭最好吃，我代表病号们敬你一口。”瘦子战友说。
......
十几个战友呼啦啦围成一圈，递酒碗的递酒碗，塞酒瓶的塞酒瓶，我不知如何是好，只觉得一股幸福的热流涌遍全身，眼眶也湿润了。我只不过为大家做了些平常事，比起进隧道的战友们受罪少、贡献少，但他们却记得我。其实，炊事班里也有一份酒，我不该喝分给施工班的那份酒。而此刻，面对一张张诚恳、友善的脸，我还能再说什么，端起矮个子战友递过来的酒碗，和着浓烈的战友情，“咕嘟”就是很实在的一口……
当时年龄小，很少喝酒，不胜酒力，也不知醉酒的滋味。别人能以诚待我，我怎能冷漠战友的挚情?几口酒进入空腹感到胃里烧乎乎的，头晕乎乎的，两手挡住酒碗和酒瓶：“不能再喝了，再喝就醉了。”
“不行，你瞧得起一班，就瞧不起我们八班。”有人说。
“对，要一视同仁，一定得喝，男子汉还怕这一口酒。”有人附和着。
我一看没法，只得体会一下“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了，宁可喝倒，也不能名声倒，免得战友说我绝情，端起酒碗和酒瓶又是一阵“咕嘟”。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饭没开完，就觉得天旋地转，脚下拌蒜，坚硬的地面一下子变软了，好似踩在棉花堆上一样，一百多斤的身躯立时散了架，一头倒在库房里的大米包上，像堆烂泥，连眼睛都无力睁开。后来被战友们抬上了床，直到第二天清晨才被一泡尿憋醒。
告别三线襄渝铁路工地再也没有那么开心地醉过了。也许这是一种生命现象，就是说，一个人身上所经历的任何“第一次”给他所带来的生命体验，都具有不可重复性。就说现在，喝酒的机会倒不少，但多为应酬和为单位求人办事，难得有欲仙欲飘的感觉。如果只为应酬倒还好办，意思意思就行了，但求人办事就不行了。你不喝，别人也不喝，一喝开也就没完了。醉酒的总说他没醉，没醉的却说他醉了，被请者虚情敷衍，请客者曲意逢迎，被请者耳红面热之时与你称兄道弟，拍着你的肩膀夸你喝酒痛快，说他办事也就痛快；拍着胸脯信誓旦旦：“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一副无所不能的慷慨姿态。可是，第二天酒气未消就不认识昨天酒桌上的兄弟了，又是另一副“公事公办”的冷面孔。
直到前一阵，在西安的孟重新、王宁、顾奕明等几个三线战友别后头一次小聚，当我邀请大家为二十多年后的“第一喝”而干杯时，人们举杯一饮而尽。随后是能喝多少喝多少，不能喝者以茶代酒，不劝酒，不逼酒，酒随意，人随情，多了几分成熟和理解，少了一些莽撞和毛躁。席间，共忆当年难忘事，同叙别后战友情。酒，成了感情勃发的助燃剂。在这里，没有贵贱，没有尊卑；没有相互间的利用，有的仅仅是一个名字——学兵。这酒，喝得真痛快。
炊事班的战友刘锋，在与我碰杯时向我表示歉意，我很纳闷。他说：“二十多年前你喝醉酒都怪我，我不该在最后代表炊事班敬你一口，想起这事就觉得对不住你。”
我听后怦然心动，忙说：“你也是真心实意，只是我酒量不行，二十多年了，你还记得这件事，再不要放在心上。来，喝酒。”
（发表于1998年第4期《公路文学》）
作者简介：
董邦耀,笔名骊山、高言，原为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史志办主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文学创作研究会顾问、陕西省交通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1977年以来，文学作品和征文等获奖百余次，出版报告文学集《长安飞虹》（合作、陕西人民出版社）、《大道星光》（太白文艺出版社），个人文集《浅海掬浪》上下卷（中国文联出版社）、散文报告文学集《大道撷英》（太白文艺出版社）和散文集《浪花如雪》（沈阳出版社），主编出版报告文学集、画册《龙脉天路》、《情铸生命线》等，2006年入选《陕西文化名人大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