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家堂我拜过一个师傅，一个郎中师傅。没错，我跟他学过中医。
师傅叫严生祥，60多岁，家在二队。在众人的口碑中，他是个医术不错的医生，还是个中西医具能的医生。我拜他为师时，他已被取消了行医资格。
文革中，他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当然不能再当医生了。我是后来知道的，他解放前做过乡约，相当于现在的公社书记。师傅被取缔医生资格，却没影响他继续行医，由公开转入了地下。师傅不缺患者，他行医几十年，方圆几十里积累下的名医盛誉，让这个历史反革命活得仍很滋润。
我认识师傅是在修冯家山抽水站工地。他是黑五类被监督改造，我是可教育好的子女，作为知青按照贫下中农对待。虽和其他知青相比矮了许多，但我和他似乎不可能有所交集。不幸的是，我俩却意外地厮混在了一起。
都是因为象棋。师傅特爱象棋，下棋可以忘了吃饭，忘了出诊。棋艺不高的他，并不影响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棋痴。
那天因下雨没出工，大伙聚在窑洞下棋。师傅在旁边不停为我支招，让我不胜其烦。我仍给了他面子：“安生吃烟”。师傅还真的再没说一句话。下完我起身离去，被他拦住：“咱俩下一盘”。我不好意思拒绝，结果我和他下的不是一盘，而是三盘。三盘他都输了，还缠着要下，我扭头走了。自从下了这三盘棋，他就经常缠着我下棋，屡败屡战，竟成了棋友。
有天收工，他悄悄跟我说，别吃饭，跟他出去一趟。我没想就跟着他出了村。村外，一个汉子拉着架子车在等他，他没和汉子招呼，而是坐在车上：“上来”。这时我才反应过来，这是接他去看病。我有点不好意思，师傅很坚持，我只好坐了上去。
记得汉子的家是一个山区小村，到地方天已经黑了。屋里的炕桌上摆好了吃食，一盘炒鸡蛋，一摞掺了油的死面薄饼，一碟辣子一碗醋，主食自然是臊子面。这是当地招待尊贵客人最好的饭：鸡蛋油饼臊子面。师傅进屋脱鞋上炕，不见外地拿起饼，卷着鸡蛋，对不知所措的我说：“上炕啊”接着就是一口。面对犹如过年一般的美食没再客气，上炕开吃一气呵成。自坐在炕上，就再没说一句话，埋头狼吞。一口气薄饼鸡蛋吃了三张，臊子面三大碗。当我慢慢直起腰，才有了饱的感觉，有了想松裤带的冲动。师傅吃了一张饼一碗臊子面，抽着烟看我吃。
吃完饭，师傅问：“病人呢？”。一直看着我俩吃的汉子，把我们领进另一个屋子。农村的房间结构都是一样，一个大炕就剩不下多少空地了。炕上躺着一妇人，见我们进来要爬起来，师傅阻止了她。妇人得的什么病我忘了，只记得师傅先是号脉，又掏出一个小铝盒，拿出银针针灸。师傅下针很奇怪，是隔着衣服扎，他的动作果断而迅速。估且不说隔着衣服是否卫生，仅是找准穴位就够难的，一下就看出了水平的高低。针灸后，师傅拿出处方本开了方子。一再叮咛：“记着，别心疼钱，一定要把药抓了，虽说要花一毛四分钱，吃了药病才能好”。汉子在一旁不停点头应诺。师傅只开了一副中药，不像现在的中医，不让你吃几十副就不松口。师傅自信而从容，全没了做四类分子的萎靡和下棋时的赖像，让人刮目相看。这是我第一次陪师傅出诊，也是唯一的一次。
看完病，汉子千恩万谢的提出个装着鸡蛋篮子，师傅没客气，双手抓了两把鸡蛋，很自然地装进口袋：“咱走”。
汉子殷勤地拉来架子车，送我们回工地。
回去的路上，师傅突然对我说：“跟我学医吧”，我楞了一下不知该怎么回答。
师傅接着说：“有了这门手艺就饿不着了，你想么，学医多好，学了医，大姑娘小媳妇的手你就可以捏了”。他笑了起来，我也笑了。
能有人教我学医，那是求之不得，可我敢学么。道理很简单，要教我中医的人是历史反革命，我父亲也是历史反革命。我如果做了他的徒弟，让大队知道，就真的要扎根农村了。和他相处我一直很小心，除了下棋，平时有意和他保持距离，生怕让人看出和他有过密的交往。
其实，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的道理，我懂。对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人，尤其懂。我下乡不久就传出，80年以前不招工的传言，当时知青人心惶惶，我却无动于衷。其实政府在我们下乡两年八个月时就开始招工，以后每年都招。我是那年招工考试才逃离了农村，那是后话。我反复琢磨着自己的处境，已经这样了，还能差到哪里。我下了决心，还是学门吃饭的手艺再说。
我犹豫了很久跟师傅说：“不知我行不行？”
“行”，他的一个字，我成了他的关门弟子。
第二天，他悄悄给我一本《中医诊断学》。这本书不知是什么时候印刷的，已很破旧，破旧的已发黄发黑。书虽破旧，却很平整，没有破损的痕迹。这本书我很珍惜，在我不学医后还留着，一直把它保存至今，这本书是我和师傅的唯一念想。
我开始学中医。建设笑我居心不良，是冲着能捏大姑娘小媳妇的手。我承认确实居心不良，是冲着鸡蛋油饼臊子面。师傅教了什么，我学了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除了看书，就是背中药汤歌，还有什么中药十八反。再就是自己给自己扎针，吃了不少苦头。
拜了师，和师傅说话就没了顾忌。知道了师傅的身世和他学医时的艰难。师傅父亲抽了大烟，败掉了当时还算殷实的家。已二十八岁的师傅，已成家的他不得不自寻出路，一把年纪去跟一位四川郎中当学徒。好在师傅努力，悟性还不错，三十二岁就离开四川师傅独自行医，凭着学来的手艺重振了家业。至于当乡约的经历，他没讲，我也没问。解放后，他又在西安医学院函授了西医，据他说，那年全县只有他函授获得了西医行医执照。师傅不是个古板的人，中西合璧，让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渐渐成了当地很有名的医生。
师傅有六个儿子，人称六虎。大儿子是柳林公社中学的校长，在当地也算是显赫家族。他当乡约的经历，文革没放过他，成了历史反革命。说来也有意思，师傅当了历史反革命，仍不知谨慎做人，在造反派要拉他出去批斗时，六个都已成人的儿子，在他的指挥下，拿着镢头锨武力对抗，一副拼命的架式。造反派也是欺软怕硬，看惹不起只得作罢。他是得以幸免，可六虎的恶名从此广为流传。
师傅略带骄傲地跟我说：“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人走路都嫌路窄的人”。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多年以后，在我投资拍的《关中匪事》中，被编剧用在了罗蛮蛮的身上。
师傅是个妥妥的四类分子，却活的刚板硬正，连大队干部也没人轻易惹他，见面也是叔啊伯的叫。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谁愿意去得罪一个医生，一个医术不错的医生。师傅在村里活得很滋润，过得比干部还惬意。他曾跟我炫耀，他吃搅团都用肉臊子拌。在修抽水站的工地上，除了干部，恐怕他是唯一不吃杂粮的人。他每天两个鸡蛋的待遇，干部没法比。他常说：“我能活几年，难道让我装一肚子苞谷面入土。”
师傅在给我讲他的传奇经历时，还给我灌输了许多奇奇怪怪的理论：
他说：“做人有三大诀窍，添钱、减寿、顺情搭话”。
他说：“背儿媳妇过河，把力出了还要惹儿不爱。做人做事不能看心情，要能按得住轻重。”
他说：“宁丢一个小子娃，不丢一个纸烟把。烟把里有尼古丁，那可是好东西”。
我不记得跟他学了多久，只记得他病了，不得不中断了学医。他是被儿子用架子车拉回去的，临走他还安慰我：“我没事。”
我以为他是累了，想休息了。师傅六十多岁了，是几个四类分子中年龄最大的。每天和年轻小伙一样挖运土方，哪还有不病的。
十几天后我从工地回村，他的小儿子来找我，说师傅想见我。晚上我悄悄来到他家，他躺在炕上，见我来了很高兴。虽然只分开了半个月，却像离开了很久。他有说不完的话题，当然，他没忘了师傅的职责，给我分析他的病情，让我号他的脉，给我讲他的脉像，询问我书读得如何。
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公社医院看看，他不屑地说：“我自己看。”
他让儿子搬出许多医书让我开开眼界，一本写有皇家字样的线装书吸引了我，拿起翻看。看了才知道，这竟是一本教人如何生男孩的书。确切地说，是如何指导皇帝生儿子的书。皇帝要想生个聪明儿子，那要求真是刁钻的可以。书上说，皇上要想生个聪明的皇子，就要计算自己和妃子的生辰八字，算出准确的日子，还要推出同房的时辰。
我笑着问：“这准吗。”
师傅笑了：“胡说，皇上性起，那里会顾这多。”
我说：“也许就因为皇上没按书上的法子做，才会生出太多的昏君。”
师傅大笑：“你可以当医生。”
那年我十九岁，恋爱尚未谈过，对这稀奇古怪的事情，充满了好奇。
没几天五一节到了，我回了西安，从西安回来他已去世。据他儿子讲，师傅死于脑淤血。一生看病无数，治好了成千上万个病人，最后给自己看病竟是误诊。难怪人们都说，医生看不了自己的病。
我一个人跑到他的坟上去看他，望着坟头心里有点难过。说实话，他并没有教我多少中医知识，但却是我的师傅。虽然后来还跟一位快八十的老中医学习过，就没了跟师傅在一起的感觉。我只觉得后来的老中医太古板僵化了。
我确实不是个好徒弟，说来惭愧，我辜负了师傅，没能继承他的衣钵。话又说回来，也正是他的教诲，让我很快就钻进钱眼里，说的正能量一些，就是热情地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去。我从师傅那里获得的最大益处，不是中医，是了解了他的经历，是他讲给我的那些，充满民间智慧的处世道理。
一个人走路都嫌路窄的人，深深影响了我。让我走上一条，并不适合内向性格人走的路。在情商远比智商重要的开放初期，毫无情商可言的我，义无反顾的跳海扑腾。这一扑腾就是三十多年，没被淹死，说不定是师傅保佑了我。
【作者简介】西安光中影视公司总经理，其拍摄的电视剧作品《121大案》、《李向阳》、《白鹿原》等电视连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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