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古人形象　扬时代正气

——谈《苏东坡兄妹传奇》时代正能量的精神塑造

王庆新

在近期的影视作品丛林中，古代题材的比例明显减少了。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除政策性“限古”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的格调色彩，尤其是人物形象塑造的自身原因，以及作品为吸引观众眼球，刻意追求凶杀、鬼怪、荒诞、戏说之类负能量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事实上，许多古代经典题材其含金量是现代题材所无法替代的，也是不能一概排斥的。

就古代题材文艺作品的个性特征而言，许多闪光的亮点都与现代题材的作品是相通共融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传承。因此，妥善处理好二者关系，借古人形骸，扬时代正气既是文艺工作者担负的时代责任，也是使古代题材作品成功见诸影视等载体的保证。

笔者以三年之力写成的《苏东坡兄妹传奇》（简称《苏》剧）35集电视文学剧本，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展示了主人翁苏东坡从政四十二年的仕途经历和业绩，多方面地地表现了苏东坡作为一代贤官的家国情怀，吻合了新时期倡导的治国理政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写古人今人化”的实践。

一、广具社会影响力的公信形象是成功塑造主人翁的前提与基础

从宏观角度而言，影视作品的选题能够完美体现古为今用的契合，一个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关键是主人翁的选择，他必须具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广众影响、丰厚业绩及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一般平庸之辈，即使艺术形象再生动也体现不出相应的高度和效果。因为那都是作者笔下生花的装饰，其精神力量是苍白无力的，是悬浮式的产物。

纵观中国历史，就文人官吏而言，苏东坡的社会影响力、公信力是无人可比的。这不单纯因为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豪，而是他胸中奔涌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激情，身居逆境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家国信念，以及他从政四十二年、主政八个州，立足各行各业的任职基础。这些决定了对他的可塑性。就苏东坡的社会影响和公信力而言，那是屈指可数的。一场大考之后，宋仁宗看到苏东坡的试卷，感慨地对主考官欧阳修说：“为后世得一太平宰相。”宋神宗读了苏东坡的诗词文赋叹道：“李白有苏轼之才，却无苏轼之学（识）。”宰相韩琦听了苏东坡的答辩，由衷赞道：“苏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天下用。”主考官欧阳修更是有感而发：“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三十年之后，无人再谈老夫。” 苏东坡的墓志铭更把他的一生提升到恰如其分的高度：“推恩海内，泽及鸟兽……”宋孝宗称其为“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深涵光芒”。并赐谥号文忠公，亲为《苏东坡集》撰序。宋史对苏东坡作了中肯的评价：“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古人对苏东坡的评价似乎达到无以复加的境地。近代、当代的权威评价亦是如此。著名学者王国维认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四位诗人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东坡。而其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的影响能超越苏轼之上。此四人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秋。”一生研究苏东坡的林语堂评价道：“苏东坡是这样一个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多见的。”国内人高赞苏东坡，国外人亦对苏东坡崇敬有加。2000年法国《世界报》搞了一次“世界千年英雄”评选，在全球十二名入选者之中唯一的中国人便是苏东坡。可见苏东坡在世界人眼中的地位。为此，《人民日报·海外版》于当年12月8日专题报道了这次评选活动。由此可见，苏东坡成为1000年至2000年的世界千年英雄当之无愧。

　　总书记十分青睐苏东坡，引用典故最多的古代名人便是苏东坡，曾引用过他的七个名句，尤对其“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的从政观大为赏识。认同了“借古人政绩观呼唤以民为本、以廉为首的官员人格”的执政理念。

　　上述大量实例充分说明，只有高端人物才可歌可塑，才能映衬今人的高大形象。作者从古贤如林的史册中遴选苏东坡这位精英人物，足可从高端层面表现其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社会分量。他的精神、情操、德行、品质和不凡的业绩有机吻合新时期的正能量，体现古今共融的特征，自然与时代合拍，为成功完成古人今人化的艺术塑造提供了前提条件，奠定了基础。

　　二、崇高精神境界和坚实的业绩是成功塑造主人翁的支撑擎力

　　这个问题如何体现，根据《苏》剧的创作实践，可以从如下六个方面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一）名人自身资格与职责的津梁作用是塑造主人翁的依托

　　苏东坡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蜚声中外的文学家，更是北宋年间少有的贤官廉吏。他在长达四十二年的从政生涯中，先后主政过密州、徐州、湖州、杭州、颍州、扬州、登州、定州，更在京城开封、凤翔及被谪贬的黄州、惠州、儋州任职。苏东坡每到一处都忠于职守、精诚务业，而不是那种口惠而无实的的空谈家。他在治水、抗洪、兴农、兴教、防疫、减税、赈灾、扶贫、惩贪、打黑、剿匪、开矿、治军等多个行业呕心沥血、尽职尽责，以无怨无悔的担当献出一己之力。

　　徐州抗洪中与军民同守阵地，日夜奋战在抗洪大堤严防死守，使危在旦夕的徐州城安全脱险。主政杭州之时，为治理西湖的污染环境，把经受污染的西湖整治成碧水清波。身履湖州知州下车伊始，不顾地方官朝中有后台作靠山，毅然出手惩贪罚庸，以致受奸臣诬陷，遭致“乌台诗案”的牢狱之灾。更可感人的是，初任凤翔签判之时，朝廷已下诏调苏东坡进京任职，但他出于对职责的担当，便主动请缨留任数日，将接手未竟的两起色匪劫女案清剿办结，使被劫民女得以解救。等等。

　　正是苏东坡在多地担任地方主职，才足以履行主官之责，具有决定地方政务的资格，才足以发挥成就事业的津梁作用。具备了这些前提条件，方能实现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使命。正是这种精英艺术形象所表现的精神、责任感和绩效，才可以产生令人宾服的公信力，以吻合时代的要求。文艺作品以古喻今是其基本功能之一，即以古人形骸体现时代精神，以其典型形象给今人以警示、启迪和教益，便是创作者塑造主人翁的依托和终端目的。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一个崭新的时期，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在继承古人精神遗产中不断延续民族文化的血脉中开拓进取，以时代英贤之姿健步跨入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塑造古贤的精英形象，借以启迪、感化今人，使民族精神发扬光大，应是文艺作品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民本情怀是主人翁的精神内核

　　从民族文化体系而言，苏东坡是儒、释、道三教共仰的信奉者，尤对儒家思想情有独钟，对同代儒学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主张信奉有加。《苏》剧的主旨立意，便自始至终贯穿了这根主线。在他不同的任职岗位上，在顺逆不同的环境中，矢志不渝地忠贞抚民报国，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初履杭州，正值瘟疫流行、万家惶恐之际，苏东坡亲躬疫区，巧借官民之力，使大面积瘟疫被扑灭。苏东坡任职密州之后，不遗余力为民救灾、剿匪，赢得了民心。更令人感佩的是，苏东坡以年逾花甲之身第三次被谪贬海南儋州，于逆境中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兴医治病，兴教办学，把一腔热诚献给黎族人民，为海南培养出第一个进士——符确。

　　苏东坡的民本观念不是偶然的，而是维系了他长达四十二年的整个从政生涯。顺境中的驰骋，逆境中的忍耐，都没有动摇他那颗执着的痴心。事实上，他那种家国天下的人生观，与当代要求从政者“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是一脉相通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总书记曾主张的“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以及“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宗旨意识。古人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报国情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这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正是出于这种初衷与目的，作者才将苏东坡的形象从为民立命、为民尽责的基点上栩栩如生地塑造了这位报国爱民、璀璨千秋的典范。笔者欣慰地感受到，成功地把苏东坡的艺术形象树立起来，会在当代的民本教育、廉政教育以及正德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大智大勇的超人谋略和魄力是主人翁形象挺立的支柱

　　苏东坡是古代文人官吏中的铮铮佼佼之士，无论在何处为官，无论在哪种环境之下，超越平凡的治政风格充分体现出不凡的智慧、勇气和魄力。这是由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所决定的。在凤翔任期期间，为剿灭盘踞深山绝顶的色匪，苏东坡冒着极大的风险扮道入山，探得端倪，将色匪一网打尽，解救了受害的民女。在《智斗辽使》一集中，通过与辽使耶律洪基当场对诗对联，震慑了辽使。更见智慧的是，他以巧计与辽使周旋，把宋辽国境线向辽方推进了二十里，让辽使带着满腹狐疑和理不清的遗憾认可了新的划界。苏东坡任密州知州期间，为剿灭盘踞大青山的悍匪充分展示了大智大勇，以秋后围猎的计谋迷惑匪徒，将匪首西学贵束手就擒。苏东坡莅任徐州之时，以连环巧计令独霸一方的地痞恶霸皮三乖乖献出十亩好地，将横行乡里的皮三治罪，收缴赃款，以应建阻水黄楼之需。诸如此类智勇故事在苏东坡身上随处可见。

　　古往今来，一位真正的高效治政的官员，不是单纯靠热情、蛮力、执着而成事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大智大勇和魄力。对此，古代称之为能臣，如今便是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时代格外强调干部要有担当和判断，“智者见于未萌”“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等等藉古“治世”的作为。这既是领导能力、治理思想、执政风格的折射，也是把古人治理政务的智慧运用于当代的治政实践。这便是我塑造苏东坡艺术形象的基本思路之一。

　　（四）逆境中处处高歌人生的从容与坦荡是主人翁特有的人生价值观

　　苏东坡的仕途生涯，有过“坦道骏马，高帆顺风”，有过潇洒恣肆，阳光春暖，更有过风流倜傥，也不乏浪漫多情，但更多的则是坎坷和运蹇时乖、经受着十年被贬的厄运。胸怀坦荡的苏东坡经过乌台诗案的折磨，先是被谪贬到黄州，由三品大员降为品级最低的九品团练副使。逆境中的他却从容安然，以经营“东坡”的农事解枵腹从公之厄。正在定州精诚治军、滋养民心工程大见成效之时，却被奸臣诬害，在无任何厘头的情势之下，被刚刚继位的小朝廷贬出定州。正在苏东坡于惠州兴建东江大桥、治理丰湖尽职尽责之际，朝中新党猖獗，又无端将他贬到天涯海角的儋州。但苏东坡却以超乎常人的忍辱负重精神，于蛮荒之地无怨无悔地教化黎民，为黎族兴医兴教，扶植农耕。朝中奸相章惇、御史李定等人屡屡施展阴谋，几欲将苏东坡置于死地。他在无法改变现实的困境中，心里始终抱有崇高的信念，即坚信无辜之人的那副从容磊落肝肠永远是纯洁的，历史终会给予公正的评说。《定风波》中“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词句。更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和“为报先生春睡美，道士轻打五更钟”的诗句，足见其顺逆不计的海样胸怀。最让人钦佩的是，在他垂老之年客居常州之时，有人劝其再度出山，苏东坡却没有把曾主政八个州的辉煌当作仕途的骄傲，而是把三处贬所看成真正的人生自我价值。竟从容发出“若论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回应。他真正的人生抛物线，紧系在被贬的三地，由此可见他处处高歌人生的可贵精神，这是少有的政治家所能持有的态度。

　　历史的天平终究是公正的。历史荡涤了毁誉人生的污尘，给予了苏东坡中肯、公允的评价。作为今人，一生难免遭遇各种委屈、挫折乃至磨难，甚至是一时的冤枉。能否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则取决于自身的修养和贞亮的精神内涵。正确地认识所经历的那些摔打、挫折和考验，历练宠辱不惊的心理素质，坚定百折不挠的进取意志，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变磨难为动力，使人生获得升华和超越。只有身居逆境中的大丈夫，方能做到有过则滴血自舔，无过则以浩然正气挺立身姿，不气馁、不屈节，坚定地相信风雨过后便是晴天。

　　（五）精英层面的崇高精神境界是主人翁可塑的特质

　　翻开历史的画卷，在历代贤官能臣的群芳谱上，廉洁奉公者、克尽己职者、竭诚报国务民者、枵腹从公者甚至尽忠死节者比比皆是。若从理智行世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而论，苏东坡当是群芳谱上一枝独秀的贤哲之士。这源于他博古通今的宏富学识，源于他身经世事炎凉的历练。苏东坡的崇高精神境界表现在敢冒天威之险。如为扬州农民奏报免除“积欠”的札子笔锋凌厉：“臣闻孔子曰‘苛政猛于虎’，若尝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苏东坡为免除百姓赋税，敢冒治罪、杀头之险而上疏朝廷，可见其为民谋利置生命于不顾的胆识。北宋时以王安石、司马光为首的新党、旧党之争，把王安石、苏东坡推到你死我活的党争漩窝之中，在朝时两党针锋相对几乎不共戴天。但在王安石致仕、大权旁落之后，被贬到黄州的苏东坡却主动到金陵看望了王安石，二人不计前嫌恩怨，毫无政治色彩地推心置腹，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金陵相会”佳话。司马光年老之时欲将苏东坡推荐于相位，但唯忌他不通党锢、不搞派性。苏东坡明知其意，却在主考中公正录选政敌新党首领章惇二子为状元、榜眼，使司马光含怒放弃让相位于苏东坡的初衷。但苏东坡却在关键时刻，不计失掉相位，作出了维护国家政治公信力和科考净土的毅然抉择。

　　苏东坡这种以国家大业为重、忧国忧民、不计个人得失的高风亮节、宏怀大义是令人崇敬的。这便是总书记青睐苏东坡并多次引用他的典故的原因。可见苏东坡的精神、情操、美德感人至深。法国《世界报》评选苏东坡为“世界千年英雄”也是有理有据的。苏东坡为今人作出了榜样。

　　（六）亲情观是贤达人物完美形象不可缺失的要素

　　纵观以往的一些文艺作品，尤其是受极左思潮影响的文艺作品，在所谓的大公无私的口号影响之下，往往是一味追求从公的一面，而对家庭、亲情都有所淡化和忽视。总书记非常重视家庭观念，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强调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因此说，重视家庭、亲情是一种必备的社会公德，在官场上亦是一种不可缺失的“官德”。事实上，从古到今，任何有成就、有德行、有社会公信力的贤官，都是爱家的。家是一个国家的微细胞，自古以来推崇的“家国天下”总把“家”与“国”相联系。“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的观念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美德，也是华夏民族的一个铮亮的符号。

　　在《苏》剧的创作中，尽管大量笔墨写了苏东坡恪勤公事的情节，但在不少关键时刻表达了其深情的家庭观念。如密州救灾中几乎百日不入家门的苏东坡，但在中秋之夜仍忙里偷闲，与家人赏月团聚。其大夫人王弗过世之后，每逢祭日，苏东坡便斋戒辟谷一日。由于密州救灾事紧，一首《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弹唱，唱哭了在场的数百饥民。苏东坡被谪贬黄州之后，正逢奶娘任采莲病危、小夫人王朝云临盆难产的紧要关头，朝中奸臣派钦差查办他贪占公地之事。苏东坡冒着再度入狱的风险，为抢救奶娘与王朝云，拒绝与钦差相见。最令人感佩的是，在苏东坡谪居惠州之时，王朝云已病入膏肓，为救小夫人之命，亲去罗浮山为之采药。但却迷了路，最后昏死在山边河畔得救。在苏东坡所处的年代，纳妾是正常的婚姻制度。就在他临终前客居常州的短暂日子里，苏东坡不遗余力，查访到失散多年的私纳小妾王青媛和私生子。苏东坡对明媒正娶的妻子恩爱有加，即使对相处极短的私纳小妾仍以负责的态度对待，可见他诚挚的家庭观念。这要令当今那些为追求私欲而抛妻弃子的“陈世美”们所汗颜。

　　三、突出鲜明的特色亮点是使文艺作品成功的精思妙造

　　一部文艺作品的成功，自然更要体现它的独特色彩。而特色的体现，必须与选择的题材、构思的情节、尤其是主人翁的自身特质相契合。在《苏》剧的酝酿、选题、立意、构思、创作的整个过程中，作者便刻意在“特色”上下了功夫。

　　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的《茶馆》《龙须沟》，十分注重艺术特色的打造，正是这些特色，才使作品成就了经受历史考验的不朽辉煌。这些特色即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特征、不同的社会风情、风俗习惯，直到三教九流的喜怒哀乐浓缩一笼，浓聚成一个京味十足的小社会，从而铸造了艺术的成功。《苏》剧的创作，便借鉴了老舍先生和《红楼梦》的创作理念和手法，针对苏东坡作为大文豪和华夏民族文化的特色，将儒、释、道三教文化、大量国学文化元素有机嵌入剧情，恢弘了文化气度。这恰恰吻合了当今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民族优秀文化的时政要求。

　　一个有特色的剧本，还必须有搏人眼球的戏眼。即指剧情发展中令人过目不忘的情节和场面，打动人心的语言笑料，以及各呈异彩的特技表演等等。《苏》剧中每集都有一个或多个戏眼，尤其是苏小妹出神入化、令人意想不到的“妙招”，为全剧焕发了活力、生机和神采。

　　（一）依据苏东坡的自身特质确定了国学文化特色格局

　　《苏》剧中的主人翁苏东坡兼通儒、释、道三教文化。他不仅是国学家、政治家，更是涉猎社会百业的通材。完美地塑造好他的艺术形象，就必须抓住这些突出的特点，这样才能写出真正的有血有肉、精准的苏东坡，才不至于混同其他贤官廉吏而以单纯的情操、政绩来体现其形象。

　　剧中随着情节的推进，将苏东坡的经典诗词文赋、对联、书法嵌入故事情节，以及他所具备的医疗、教学、烹饪、建筑、水利、农耕、游艺等技能都得以展示。结合情节的铺陈，全书不惜笔墨将儒、释、道三教的要点、国学精义元素，以及民族风情、节日习俗、婚丧嫁娶、生子庆寿、地理天文、社会百科、掌故轶闻、神祉巫术、武术兵艺、民间工艺、魔术杂技、谜语字虎、酒令对弈、名胜古迹等融入情节尽情展示，初步统计其数量约达九百余件。尤其对苏东坡的经典之作如与黄庭坚、佛印畅游长江时即景豪吟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去庐山游览时的《题西林壁》，密州围剿悍匪时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思念胞弟苏辙写的《江城子·明月几时有》，在惠州窘境中咏出的七绝《食荔枝》以及为亡妻王朝云写的挽联“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等名作镶嵌于故事之中。这种鲜明的国学特色是《苏》剧的一大亮点，这是作品厚重的一个突出体现。若剧中的主人翁不是苏东坡这位大文豪，而是《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半夜鸡叫》的高玉宝等虽有智慧，若硬将这些国学、文化元素塞给其人，便是油水不相融的尴尬，那是会惹出笑话的。

　　（二）泼辣机巧女主角苏小妹为剧情增光添彩

　　众所周知，苏东坡本来没有妹妹，只有一个英年早逝的姐姐苏八娘。但由于明朝文学家冯梦龙于《醒世恒言》中一篇《苏小妹三难新郎》，把苏小妹的才女形象传播得家喻户晓，以致产生了比真人都真的效果。在《苏》剧中，作者浓墨重彩地渲染苏小妹出于三个目的。其一是因苏东坡毕竟是为政的官员，绝不能把传奇故事搞得不靠谱，故作者着意把不宜之事转到苏小妹身上，有利于故事情节的抒张和展示。其二是以苏小妹替代已故苏八娘的再现，以解世人对苏八娘早逝的遗憾，用以作为苏东坡乃至苏门文脉艺缕的遗绪起到添丝补锦的作用。其三，苏小妹插科打诨丑角一般精彩的表演、不逊须眉的才华以及敢作敢当的泼辣秉性得到充分展现。试图以此增加本剧的戏眼看点，紧吸观众的眼球，抓住观众的好奇之心，以体现艺术效果。

　　《苏》剧出版之后，据二十余名读者的评论，苏小妹艺术形象的塑造，收到了预期效果。为使苏小妹的才华和个性得到充分展现，作者特意做了两个铺垫。即设计认曹皇后为义奶，使她成了仁宗皇帝的干孙女，藉此获得权沾皇恩的政治地位。同时，与身怀武功绝技的戴义和女武侠香儿结拜为生死之交，为苏小妹驰骋江湖、帮衬兄长执政起到绿叶托花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苏东坡许多不可为之事，都让苏小妹潇潇洒洒地摆平了。《剿灭色匪》一集中，为搭救蒙难的弱女秋菊，苏小妹以不凡的勇气和智慧两次巧施新娘调包的奇计，使秋菊躲过被匪徒劫持的厄运。《智斗辽使》一集中通过对诗联对、诓骗辽国副使醉中道明界碑之下的秘密，成功帮助兄长完成宋辽边界向辽方推进之功。密州《围猎剿匪》中通过两次乔装郎中，深入敌穴以大智大勇探山，为苏东坡扫清顽匪铺平道路。在与官场奸佞小人的斗争中，以“化金方”戏弄奸臣李定。于乌台诗案的审讯中勇斗奸臣，敢于坐上公案恣肆闹堂，使蒙难的兄长免除酷刑之苦。杭州瘟疫横行，苏小妹抓住恶医尤洛致死人命的恐惧心理，乔装道姑去他药店以作法捉鬼的精彩表演，令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尤洛乖乖拿出五百两纹银为防疫捐款。海南疟疾普发，苏小妹巧借黎族人崇敬冼夫人的信仰，假托冼夫人下凡之命，营造了以百口大锅日夜煮药的局面，使疟疾得到控制。最令人感动的是，苏东坡于惠州修筑东江大桥中途断款遭致停工，为获得建桥石料，苏小妹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以官府假告示冒险诓得百船石料。然后飞马进京，求助向太后开恩拨款，平息了受骗运石船民欲砸官府的民怨。如此精彩之为几乎每集中都有体现。正如许多读者所说，《苏》剧中如无苏小妹，则如一锅好菜缺了油盐酱醋一般。可见苏小妹在剧中不可缺少的作用。

写到这里，作者突然想到冯梦龙一篇《苏小妹三难新郎》，于虚幻中塑造了苏小妹的艺术形象，以假乱真地为秦少游巧配佳偶。如若将此比作一朵早放的鲜花，那么，《苏东坡兄妹传奇》中的苏小妹一桩桩美不胜收的故事，则是一株花团锦簇的大树。正如苏东坡的三十世孙苏肇平先生观此书感慨的那样：若干年后谈及苏小妹，人们不再提及冯梦龙，也许会从《苏》剧中找到注脚——这，便是《苏》剧中另一个璀璨夺目的亮点和戏眼。

二〇二一年元月三日初稿于北京皇家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