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编者按】龚如仲（Ralph）老师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他的老领导——魏老太太的深深怀念和感恩之情。在此我衷心地祝愿好人一生平安！感谢大家阅读欣赏！
【作者简介】：龚如仲（Ralph)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系毕业，曾任外贸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驻美国公司总裁。
《岁月如重》节选之四
令人难忘的魏老太太
文/龚如仲（Ralph）
五年的新闻职业生涯让我接触了许多新闻界的“名嘴”、专家、权威和领导。在这些我所熟悉的精英中，有不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魏琳女士。
魏琳女士是我的顶头上司，也是我职业生涯里的良师益友。魏女士为人低调、举止谦逊，对同事和部下热情、宽厚。所以，我们电台英语部的同仁们从不叫她“魏组长”或“魏主任”，而是亲切地称呼她为魏老太太。
提起魏琳女士，电台上下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算得上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了。魏女士出身于上海一个大资本家家庭，称得上是一位豪门千金。就是这位豪门千金，早年毅然背离家庭，冒险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奔赴红色根据地延安，投向了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由于毕业于名牌大学，而且在英语方面造诣极深，因此到延安后不久，魏女士便被上司选中，成了中国红色政权对外英语广播的第一人。之后，她就追随毛泽东转战南北，从陕西延安的土窑洞到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村，最后抵达解放了的北京城。
多少年来，魏女士都以她那地道纯正的英语、甜美有力的声音向全世界报导着毛泽东所率领的红军和解放军所经历过的艰难历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魏女士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对外广播的喉舌——英语播音的掌门人。
论资格，魏女士是位“老革命”；论级别，魏女士足可以登上中国任何一个地市级市长大人的宝座；论学问，魏女士对英语播音炉火纯青的理解功力，英语部无人可望其项背；论家庭，魏女士的第一位丈夫是著名的美国学者、老资格新闻专家李敦白（SIDNEY RITTENBURG）先生。李敦白先生早年来华投身于毛泽东的红色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外籍党员。他还与魏女士齐心协力，共同创建了红色政权下“新华广播电台”对外播音部。但没过几年，李敦白先生与魏琳女士解除了婚约，后来他又娶了一位王女士为妻。魏女士后来与其终身相伴的第二位丈夫是一位朝鲜族大学者崔先生，一个在其业界颇具名声的大教授。
按常理，魏女士既然是一位各方面都堪称完美的新闻界名流，在她的身上一定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强势气场。然而，当我头一次见到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魏女士时，她给我的印象却像是一位邻家大妈。只见她穿一身扑素的蓝布衣裤，剪一个不长不短的平直头型，脚上蹬一双半新半旧的黑布鞋，既不像个“大领导”，也不显露出任何“大权威”的气势。然而就是这么一位看上去普普通通、略有点不修边幅的老太太，在国际台、乃至整个广播事业局，都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人物。
魏老太太的良好口碑不但来自于她那无私而真诚的品行，同时也起因于她那种勤奋而敬业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因为魏老太太对部下既严格又富有人性的要求。
在当时那个年代，人们工资普遍较低，物资供应也不充裕。这位薪水相对而言比较丰厚的魏领导，经常会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资买些糖果或点心带到办公室供大家享用。当时我们播音员每人每月有六元人民币的特殊津贴，用来保养嗓子。这份津贴用作家庭开支的补贴是相当不错的。然而魏老太太却从未领取过这笔津贴。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工资不低，够花了，何必再拿公家发给我的播音员津贴？”
我们上夜班时都有一点加班费，这自然也使我们感到相当开心。然而更开心的是和魏老太太共上夜班，因为魏老太太通常都会把她的那份加班费“贡献”出来，给大家买夜宵吃。
在平日里，无论是张三家病了，还是李四家里有难处了，只要让魏老太太知道了，她一定会拿自己的钱给生病的同事买些水果，给有难处的家庭送上一点资助。可以这么说，魏老太太是我自参加工作以来所遇到过的最无私、最热心的好领导。
而对我个人而言，我也曾受惠于这位热心的老太太。那还是发生在1979年春天的事情。一次偶而体检，医生发现我的直肠与膀胱外壁之间有一硬块，后经若干其他医生的反复检查，一位当时在中国国内首屈一指的泌尿科专家竟怀疑我的直肠与膀胱外壁处长了一块癌肿。这无疑是晴天霹雳，一下子将我击晕了。家人知道后也乱了方寸，甚至连同事也为我担忧。
魏老太太闻讯后，便立刻对我及我妻加以安慰，同时她提议我到北京一家著名的军人医院去作一次复查，因为那家医院的外科主任就是她的亲弟弟。经过这位少壮派名医的仔细检查后断定，他认为“那不可能是癌症”。他告诉我：“根本不用去理会它，待过一阵后再作一次彻查。”然而遗憾的是，我那时太迷信权威了，所以最终辜负了这位年轻医生的正确诊断，而是听从了那位在当时医学界的泌尿科方面最颇具权威的专家的安排，并住进医院并进行了“剖腹探查”。手术时才发现，那肿块只是个肌肉钙化点，根本不是什么癌变，完全是虚惊一场。然而迷信权威的我白白地遭受了一场开膛破肚的痛楚。
这期间多亏了妻子的百般照顾，白天照常上班的她，下班后得给我老父亲及女儿做饭、做家务，到了夜里就匆匆赶到医院护理我这个病号。那段时间，她几乎彻夜不眠。
然而就在我开刀后的第三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就看到走进我病房的魏老太太。她当时手里端着一个用衣服包好的大沙锅，沙锅里是她刚刚炖好的鸡肉和鸡汤。她嘱咐我好好享用，说是鸡汤不仅对我身体有补，而且有助于我的伤口愈合。要知道，在那个岁月里，人们要买到一只活鸡，必须半夜里就到菜市场排队守候到清晨。想到魏老太太为了我排队买鸡、一夜未睡、又费力耗时地为我炖鸡汤，瞧瞧面前冒着腾腾热气的沙锅，再看看魏老太太那疲倦的面容，我禁不住热泪盈眶。这就是我的领导魏老太太！
魏老太太不但在生活上关心部下，而且在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仗义执言，为维护部下的名声和前程尽心竭力。记得那是1976年的夏天，中国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几百公里外的北京城也被那场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搅得天翻地覆。北京的市民们不允许待在家中，妻和我就带着刚刚六个月大的小女儿露宿在家附近的菜市场。和邻居们一样，我们找来几个空菜筐翻过来底朝上，然后在拼起来的菜筐上面铺个床单，一家三口就在这种临时“床”上夜宿了二十余日（我的大女儿到上海父亲家去避难了）。
在那个灾难时刻，家家忙着抗震，北京人可以不用上班。然而，作为中国政府喉舌的对外广播电台是不能休息的。尤其是我们这些电台的关键人物——播音员必须和平日一样，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用我们电台领导的话来说：“哪怕广播大楼被震塌了，播音员也不能离开播音室！”于是我们这些播音员及编辑、监听等搭档无一例外地照常上班。
当时我的家离广播大楼很远，一来一回骑自行车近四十公里，平时我上夜班时住在大楼的单身宿舍里。可面对地震的特殊时期，我真的犯了难：想到别的家庭都是“夫妻双双、齐心协力”，而我家只有妻子一人在忙活：她既要带孩子，又要参加街道安排的抗震活动，那么我该怎么办？考虑再三，我决定每天一等到工作结束，就马上偷偷地溜出广播大楼，骑上自行车一路狂奔，给妻子和女儿送饭，然后立即骑车快快赶回办公室。也亏得我当时年轻体力好，尽力做到了“工作家庭两不误”。
可是就在地震过后英语部召开抗震救灾总结会时，我的麻烦来了，有一位在部里颇有权势的人认为我是“落后分子”的典型，他指责我在抗震斗争中当了“逃兵”。在那个年代，背负起这种批评和指责可能是致命的，对我的前程会有很坏的影响。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魏老太太挺身而出。她在会上向全体与会人员说明了我家中的实际困难，也肯定了我来回奔波并未影响工作的事实。就这样，一场风波消于无形，我对魏老太太的感恩和佩服之情又增添了几分。
魏老太太除了在工作和生活上乐于助人外，在业务上也是诲人不倦、尽力相帮。想当初如果不是魏老太太点头，我也进不了广播电台；倘若不是她的精心指点及鞭策鼓励，我也不可能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从一名翻译成了一位合格的英语播音员。我在心里一直把魏老太太当做我的老师。
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魏老太太也成了我和我家人的朋友。即便后来我告别电台、转而经商，我和魏老太太也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我记得魏老太太曾经对我说过，她一生中最爱的美食就是红烧牛肉和水煮花生米。所以逢年过节，我会时不时地、尽可能抽空去看望她，有时就请她去饭馆享受一顿土豆烧牛肉加油炸花生米的“大餐”。
直到几年前两个女儿为妻和我安排的生日大庆时，我还专门把魏老太太和她的丈夫崔先生请了过来。令人叹息的是魏老太太已经得了老年痴呆症，见面时她已认不出我是谁了。然而就在生日庆典活动达到高潮时，魏老太太突然从席间起身走向舞台，主动要求给大家唱一首歌。当魏老太太往舞台中央一站，她立即恢复了当年的英姿。她用她那甜美而纯正的声调为大家唱了一首英文歌。一曲唱罢，满座皆惊，接着便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从那以后，我和魏老太太便失去了联系。好几年过去了，不知她老人家一切可好？我将此文献给她老人家，也祝愿她老人家身体安好、快乐长寿！
题外的话——
说到这里，加一段题外的话。文中说到的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李敦白先生，曾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在中国以“间谍”罪名关了六年；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八年受文革牵连被关了十年。一九八零年底回到美国。一九九三年出版【红幕后的洋人】（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并于2012年9月3日出席在纽约发表纪录他在中国经历的影片【革命者】(THE REVOLUTIOANRY)回答现场观众提问。报导上说：“如今九十一岁高龄的他，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和媒体侃侃而谈时，彷佛岁月只是弹指一挥间。”
***本文选自拙作【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之第四章“无冕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