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他是我最好的兄弟
——赵文光印象记
文／刘玉伟
今年五一节期间，我和老伴还有她的两个妹妹，又一次去三原游玩。我们还和上几次一样，晚上就住在我最好的兄弟赵文光那里。他在三原教会工作，教会就在县城的中心，出了教会的大门，走上几步就是电影院广场了。教会离三原城隍庙和三原龙桥等省内著名景点都不远。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文光家的客厅里聊天。我又看了几眼我最好的兄弟文光几眼，时间过得真快啊，似乎是在转眼之间，当年那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如今也是一个快六十岁，早就当了爷爷的人了。他的身体早就有点发福，那依然很黑的头发也没有以前的浓密了。但他在我和其他人的眼里，依然还是那个很帅气很魁梧的男人。
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后，站在教会新建的招待所楼道里那宽敞明亮的窗户前，望着霞光下那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已经被县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老基督教堂，还有那座更加雄伟壮观的新基督教堂，教堂顶上那鲜红的十字架在阳光下更加的熠熠生辉。不远处，教会门口旗杆上那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在灿烂的阳光下和红十字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我望着这里的一切，突然有一丝丝激动涌上心头，几行热泪也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也一直爱着这个教会，因为这里有我最好的兄弟！我也知道，三原教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为革命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三原县医院的前身，最早就是由三原教会创办的英华医院。因此，三原教会就被中央评为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座矗立在县城中心的基督教会，不正是我们和谐社会，和谐家园，和谐中国最生动的一个写照吗？有一群和平鸽从从教堂的楼顶上飞过，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
1980年年初，我从铜川的柏庙沟工区，调到了阎良线路领工区管内的大程专用线工区。工区建在这条铁路专用线的中间，离咸铜线上的大程火车站和最里面的军用油库都有三四公里远。工区后面就是三原县大程镇的西王村。工区的对面也有村里的一大片田地，村民们每天去地里干活时，都要从工区门口经过。
我们工区的小院里有一口深水井，水质很好，平时村民们也经常来工区担水，赵文光那时候也经常来工区担水。他是1963年出生的，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十六七岁的英俊小伙。有一天他又来工区担水，他中等身材，穿着一身绿军装，那宽厚的肩背，那熟练的从井里往出来打水的动作都吸引了我的目光。当他扭过脸来时，那张白里透红的圆脸庞上，浓黑的眉毛下，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睛里闪烁着善良而憨厚的目光。我喜欢观察人物，更喜欢结交朋友。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他也走进了我的心里。
1982年1月12日，是他三哥结婚的日子，我在村里其他朋友的陪同下，走进他们家的小院。也是从那一天起，我们两个差了十三岁的男人成了好朋友，成了最好的兄弟。我也知道他们老家在山东，祖辈也是逃荒来到陕西，在这里安家落户的，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说起来也有四五代人了。因此，当地人也把西王村称为山东庄子。
我刚来工区不久就感到，西王村从村里的房屋样式，到村里村外都种子很多的树木，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他们的说话口音，都和其他陕西人住的村子不一样。他们是两面盖房，前后都有房檐。那时家家户户都不是很富有，村子里盖砖瓦房的人家不多。他们家也是几间土胚房，屋顶上也都是茅草。只有他三哥结婚的那两间房子，是才盖好不久的砖瓦房。因为村子里树木多，夏天树木枝繁叶茂时，远远望去，整个村子都被笼罩在绿荫下面。
文光是他们家最小的儿子，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二哥那时候还在部队当兵，他那身军装就是他二哥送给他的。他和三哥一直在村民联合办得翻砂厂（村里人叫炉园）里干活。我去过那里几次，就是把收来的废铁炼成铁水，倒进提前用铁砂做好的模子里，等冷却后就成了各种各样的农具和工具，他们还为一些单位制做一些机器上的零配件。有时回收来的铁家伙很大时，他们就用大锤把它们一一敲碎后，才能投入到炼铁炉里。他们每过几天就要开一次炉，那一天也是他们最忙最累的时候。翻砂厂来的都是现钱，他们家因此比村里一些光靠种庄稼的人家的生活条件就会好很多。
我也是从那时候起，就知道文光的父母和家人都信奉基督教，他的父亲是当地教会中的长老，也经常去阎良、富平和蒲城等地讲课，深受广大信教群众的欢迎和喜爱。他母亲的娘家就在阎良的官路村，年轻时在宝鸡的教会学校读书，还会说不少英语。她因为有内风湿病，两只手已经变形，但她很勤快也很干净，不能下地干活，就在家里做饭和养鸡养鸭。她还经常用不太灵活的双手洗衣服和缝被子。
文光在父母的教育下，从小就知道要孝敬父母和家人，因为家里负担重，他没有上完初中就回生产队里劳动了，四个兄弟分家以后是他和三哥一起承担起了赡养和照顾父母的责任。他平时除了在翻砂厂干活外，家里做饭洗衣等家务活也都是他们哥俩来做的。也许是父母的言传身教，也许是家庭的耳濡目染，他也一直信奉基督教。我后来在阅读他送给我的那本《圣经》时，也知道了圣经强调孝道是法律责任，“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也要归到他身上。”（利20：9）。他也是在圣经的熏陶下，明白和懂得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和文光从1982年成为好兄弟后，到1990年1月他的母亲，1999年3月他的父亲先后在大程的家里病逝，在这十多年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和父母红过脸，就是和父母大声说话都很少。他1986年结婚以后，他媳妇是本村的姑娘，一家人也都信奉基督教。她也和他一样，直到现在都是村里人，口中夸赞的贤惠、孝顺、能干的好媳妇。
我时至今日还能记得，我和文光认识以后，他的妈妈就对我很好。1982年4月我的女儿出生后，她就让三个媳妇都给我送来鸡蛋、挂面和石子馍。女儿两三个月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还在他们家住了半个多月，她天天早上都给我们熬好羊奶，还在里面打几个鸡蛋。后来他们家里做啥好吃的，她也会给我送到工区来。我那时已经把她当亲妈对待了，她每一次来工区，工区的职工都会说：“刘，你干妈又来看你了。”就这样我也把她叫妈妈了，文光也成了我名正言顺的干弟。
文光和我认识的时候，还是一个比较腼腆，不善言辞，只知道出力干活的小伙子。后来我慢慢地发现，他在父母的影响下，经常看《圣经》和有关的书籍杂志，他也学着在村里的教堂里给乡亲们讲课。这个村里大部分中老年人都信基督教，每次做礼拜的时候，教堂里坐满了本村和邻近村子里来听课的人。经过多年的锻炼，他的口才也是越来越好。他讲起圣经来也是由浅入深，头头是道，很受大家的欢迎。
文光后来有了女儿和儿子，两个孩子都很争气，女儿延安大学本科毕业后，先是在三原的农村中学支教当老师，后来又去新加坡神学院学习，如今也是子承父业，在西安等地从事教会的工作。儿子也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如今他们小两口在三原县城开得云南米线店，一直都是顾客盈门生意兴隆。
我和文光认识也快四十年了，他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和兄弟。我们并没有因为信仰的不同而产生什么隔阂，也没有因为信仰的不同而发生过任何争吵。他和他的家人一直都把我当成老大哥敬重。我不论啥时候去三原，他们一家人也都是热情相待。我也一直都爱着我的这个好兄弟，时间长了不见他，心里也是很想念的。
我在这近四十年里，耳闻目睹了文光一家人靠勤勤恳恳劳动，本本分分做人让他们家的日子是越来越好。我刚认识文光时，他的叔伯兄弟小龙也是我的一个好兄弟，就曾经对我说过，1978年以前在他们西王村，最穷的就是他们两家，但后来日子过得最好的也是他们两家。
我一直都记得，干妈活着的时候也经常对我说：“玉伟，你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啥坏毛病，你也信耶稣吧。”我那时还是一个正在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我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我总是对干妈说：“妈，我信不信耶稣，都是您的儿子，我不论走到哪里，都会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决不会去做任何坏事的。”
我也知道文光也一直劝我信基督教，他很早就送一本《圣经》给我，我也经常拿出来翻看和学习。我1996年到工务段工会工作以后，在青工学习班上我还给他们讲了圣经里的故事。那一次他们听得很认真，后来连机关的同事都说我那一课讲得真好！我从小就爱好文学和创作，我读过很多世界名著，《圣经》我也是当成一本名著来学习的。因为《圣经》是全世界版本最多，印数量最高，传播最广和影响最大的典籍。
我有时到三原后，也会和文光一起去教堂里做礼拜。我真的很佩服那时已经是八十多岁的张牧师，不但是精神矍铄，而且思路清晰，讲起话来真的是头头是道，让人非常的爱听。他是三原教会的负责人，在省内外基督教界也很有名气。就是他和杨牧师看到了文光年轻聪明又好学，从小就喜爱基督教，为人处世也都很好，1999年就让他来教会工作了。如今他已经是教会的骨干，从平时的过礼拜到圣诞节和复活节等重要活动，基本上都是他来负责的。如今他和老伴都住在教会大院里，每个月三千多的工资也足够他们生活了。
我虽然说不信基督教，但我也从文光那里学到了很多基督教的知识，他的言传身教更让我受益匪浅。我知道了“哈利路亚”就是赞美上帝的意思，耶和华指的就是上帝。有一次我问他教堂中央的“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时，他就告诉我那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而每一次讲完一段圣经后，大家都会说“阿门”就是诚心所愿和真诚信主的意思。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三原教会也组织教会的工作人员去革命圣地延安，渭华起义纪念馆等地参观和学习。当文光把他们在延安的照片和视频发到“爱的家园”的微信群里后，我也由衷的感到高兴。我更加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中国基督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方针，今后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我也衷心祝愿，我最好的兄弟赵文光和他的家人，明天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刘玉伟，2021年8月22日于西安市大明宫铁路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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