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请继续欣赏龚如仲（Ralph）老师作品！老师的一生中几经性命攸关，总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真可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此谨祝老师好人好报，好人一生平安！谢谢您的阅读欣赏！
【作者简介】：龚如仲（Ralph)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系毕业，曾任外贸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驻美国公司总裁。
有关作品：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翻译作品——美国动画电影小说《忍者神龟》（Ninja Turtles），台湾采薇出版社出版、发行《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此书已被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纽约市市立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正式收藏），《东西南北中国人---细谈如何在大陆做生意》、《悠然时光》、《如仲诗语》、《My Life--Family, Career & VIPs》，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悠然斋诗文选》《花儿在身边开放》。
作者现旅居美国，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经典文学网特约作家、台湾采薇出版社资深顾问、奥地利英文网Sinopress特聘专栏作家、欧华新移民作家协会会员、中诗报七室创作者。
劫难过后心祥和
文/龚如仲
我这一生活得还算精彩，虽说在事业上没取到什么像样的成就，但我这一辈子倒也并非十分平庸。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本来就是个平常人。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人生中几逢大难都能侥幸躲过。静下心来仔细想了想，能在死神手中逃过几次，不仅仅是因为我的运气好，这恐怕还和其它因素有点儿关系，比如：热爱生活，求生欲强，免疫力良，心理健康，等等。如果说得“自我贴金”一点，再加上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是一个向善的人。现如今到了“退出江湖，颐养天年”的年纪，那就更得心中祥和，积德行善了。为此，在我写的一首名曰【自嘲】的七言藏头诗中，我高兴地对自己说道：“一梦初醒思善果，生当无愧何快哉！”说到这里，您可能糊涂了，问我：“你这一生到底碰到了怎么样的劫难啊？”那好吧，且请听我慢慢道来。
（一）
听我父亲说，在我五岁的那年夏天，我和弄堂里（上海的弄堂，北京人叫胡同）的其他七八个差不多年龄的小孩一样，被一场不知名目的瘟疫感染上了。几天来天天上吐下泻、高烧不退。看了医生，也没有太大的起色。陆陆续续地，邻家的几个孩子不幸去世了。到了第六天的清晨，我的病也变得越发严重了，渐渐地呼吸变得微弱，后来干脆就是“有上气而没有下气了”。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到了小鬼来索命的时候了”。父亲一边急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不停地唉声叹气。而我母亲呐？她是一个劲儿地痛哭。还是特意走进我家三层阁房间来的住在楼下的二房东陈伯伯有见识，他把我父亲拉在一旁，然后悄悄地对我父亲说道：“该给孩子换上新衣新帽了，别到时候忙手忙脚。”父亲一听再也忍不住了，也象母亲一样，嚎啕大哭起来。
说来您绝对不会相信，就在那个千钧一发之际，忽然听到大门外传来江湖郎中的摇铃声，而且还分明听见那位江湖游医用他那苍老的声音吆喝道：“江湖圣手，专治疑难杂症！”我父母亲一听，两个人顿时来了精神，父亲疾步下楼，把那位郎中请进家来。
老郎中喝了一碗我母亲敬上的凉开水之后，稳稳当当地坐到我的床边，然后对我进行诊断。仔细把脉之后，他又摸了摸我的头，看了看我的舌苔，接着又向我父母问起我这几天的情况。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满脸严肃地对我父母说道：“这个孩子病得太重，到了九死一生的地步了，但我感到还有一线希望。我马上开出药方，这可是虎狼之药，你们马上到药房去按方抓药。水煎此药后，分三次给孩子服下。药煎好后，即刻给孩子先喂一次；黄昏时喂第二次；临睡觉时喂第三次。到了明天早上看结果。我的药能不能救这孩子的命，那就要看你们家的造化了。”我父母听后，自然是对郎中千恩万谢。等郎中接过诊金、拱手告别之后，我父亲火速赶到药房抓药，然后回来后立马把药交给我母亲煎制。待汤药变得冷热适度时，我母亲按医嘱分三次把药给我喂下。这一夜，我父母那里敢片刻闭眼？他们双双守在我的床前，等待着会不会有奇迹发生。
也许是我命不该绝吧，到了第二天的早上，我的烧竟然退了，我的眼也睁开了，也就是说我的病好了。父母见此状，欢喜到不知道如何是好。父亲立马大声吩咐我母亲：“去熬点儿大米粥，等凉了给儿子吃！”三天之后，我就可以下床玩耍，康复如初了。写到这儿，您可能认为这是我第一次险些与死神邂逅。其实，这不是第一次，而我在不到三岁的那年，还遭遇过一次不亚于死里逃生的困境。
（二）
我长到两岁多了，还是不会开口说话，这可急坏了我的父母亲，因为别人家同年龄的孩子，无论男女，都已经开始牙牙学语了。请教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他们除了说两句诸如“男孩子说话晚”，“不要着急，再等等”之类的不咸不淡的安慰话之外，其实他们心里也是不得要领。又过了一阵，我依然是“金口难开”，这一来，父母亲就变得更加忧心忡忡，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在老两口子急得快疯了的时候，某一天下午，弄堂里突然来了一位江湖游医，好像也是个“包治百病”的主儿。父亲一听外面来了一位口中念念有词的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正是喜出望外，赶紧地把他请进了家门。
这位江湖游医仔细地向我父母询问了我的情况，然后用一根长方形的小木片撬开了我的嘴，很认真地把我的舌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看了几遍，然后郑重其事地对我父母说道：“这孩子病得不轻，如果不及时医治，将来很可能就是个哑巴。亏得你们碰上了我，我有办法把孩子的病治好。”我父母一听，赶快央求这位“活菩萨”救救小孩子，让他开口说话。这位游告诉我父母，唯一能够治好我“天生哑巴”的妙方，就是用一把锋利的小刀，把我舌根下面的一根筋割断，等伤口长好后，小孩子就自然会说话了。我父母亲都是没有读过书的文盲，而且相当愚昧。尽管我母亲较为理智，她对这位“医生”的话将信将疑、犹豫不定，但我父亲性子很急，一门心思地要把我从“走向哑巴的道路上”拉将回来，于是他就劝说我母亲同意“医生”的“妙招”。说来非常凑巧，就在那个危急当口，我楼下的二房东陈伯伯因为要收分摊的水电费来到我家。当他一听说这位“神医”竟然会想出把孩子舌根大筋割断的馊主意，这位一肚子文化的儒雅老者一下子就急了，他当即对“神医”大声斥责道：“呔！大胆狂徒！孩子的舌根大筋岂能随便割断？你是哪一门子的医者？简直是胡说八道！”这位“神医”一听“懂医学”的行家来了，于是二话不说，拿起药箱，慌忙逃走。等游医走远，陈伯伯反过头来又把我父母分别数落的一通。我父母亲极敬重文化人，当然是心悦诚服地听陈伯伯的善意批评。接着，陈伯伯耐心地对我父母说道：“尽管我也不大懂为什么这孩子到了这么大了还不会讲话，但我肯定舌根下的大筋是连着舌头的重要部分，千万不能随便动它，我建议你们多找几家专科医院去问个究竟，别再盲目地找半吊子的江湖郎中。”
父母听从了陈伯伯的劝告，带我去就医。根据一位很有经验的专科医生的诊断，认为我可能是有点营养不良，说话晚一点是正常的。果不其然，过了不久，我终于“千年的铁树开花了”，长大后我的口才还相当不错。现在想一想真够后怕的，如果当初那位可恨的江湖骗子真的割断了我舌下的大筋，我可能真的不会讲话了，至少会是一个语言咕噜不清的半残废人。唉，这是我出生之后的第一场磨难。
（三）
自打那次侥幸逃过瘟疫的魔掌后，我倒是顺风顺水地长大成人了。尽管这期间有过些许小风险（比如，在弄堂里插竹竿练跳高差点儿摔死；在乡下小河沟里学游泳喝了一肚子脏河水；上大学是自己在校园的小松林里练举重，几十斤重的一片杠铃重重地砸在我的左脚面上，脚面几根骨头断了，到医院急诊后在宿舍躺了两个礼拜才拄着拐杖去上课；在非洲工作时，可怕的非洲痢疾折磨了我半年多，只好提前回国治病……等等），但总的来说，我还是将就地活下来了。等到了为国际广播电台效力的五年时间里，我遭遇了两次“死里逃生”的新险境。
先说说第一件。这件事发生在1978年第八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前夜。我作为国际电台的英文记者，被上峰中国国家广播事业局亲点前往泰国首都曼谷去报道这一体育盛会。就在我第二天就要随团飞往曼谷的的那天下午我下班后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感到我应该到理发店去理个发，这样就可以第二天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出访泰国。于是我决定让自行车改道向理发店骑去。正当我骑车往右拐进离我家不远的小胡同（理发店所在地）时，突然间，一辆皮卡（小货车）出其不意地从那小胡同飞快地闯将出来，我急忙打轮躲闪，说时迟那时快，那辆皮卡砰地一声横着把我撞了出去，我顿时昏晕过去，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我醒将过来。我发现自己半躺半卧地趴在地上，四周围观者甚众，耳朵里正听见一人大声说道：“嗨！ 这小伙子没死，活过来了！”我一使劲从地上爬了起来，然后大声地对那人说道：“谁说我死了？别瞎说八道！”这时候，那个肇事司机赶快走近我，把我搀扶住，同时对我说道：“我送你去医院！”
由于脑子里想的全是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去泰国的事情，时间对我相当金贵，我哪有闲功夫去医院？于是我就对那位年轻司机说道：“我没有大事，你赶快把我送回家，我明天还有急事。”这位司机赶紧地把我那辆后轮子已经撞成麻花儿了的自行车举到车上，然后扶我进了副驾驶的座位上。我一看自行车撞坏了，那可不行啊，于是家先不回了，让司机送我到附近的一家车行先修我的车。
在开往自行车修理店的路上，那位司机突然间问我道：“你是会武功的吧？”我听后一愣，回答道：“我不会武功啊。”那位司机说道：“不可能，你刚才是翻着筋斗从自行车上飞出去的，倘若你不会武功，双手死把着自行车，那就出大事了！”言下之意，我如果不是“翻筋斗飞出去”，我就可能被撞死了。这件事发生后许久，我一直搞不明白我为什么会“飞”，但后来我明白了：人到急难关头，会下意识地保护自己，那就是我“会飞”的原因了。到了自行车修理店，那位司机把车和人（我）分别请下车来，并送进车行，然后他可怜兮兮地对告诉我，他是一个马上就满师的实习司机，如果我把这次大事故报告给他们运输公司，他不仅拿不到正式司机驾照、保住这份养家糊口的工作，说不定还会被公司开除。他求我这件事私下了结。第一，他把他的临时驾照押在我手上（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第二，所有的修车费和将来的医疗费都由他出。
我一看他挺可怜，心就软了。我对他说道：“我把你驾照上的信息记下来，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你就走吧。如果我没大事，就算了，我也没功夫去找你。但如果将来真是有了大事（出事故的当时看不出脑子是否慢性出血或有无其它致命伤），我肯定要找你负责的。至于自行车修理费，那就算了吧。”小伙子一听十分感动，对我表示千恩万谢后走了。
两个钟头后，我骑着刚修好的自行车回到家中。一大桌等着我回家吃饭的家里人（除了我妻子和两个女儿外，我妻弟及妻妹也来为我送行，因为那个时候能出国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都急坏了，不知道我为什么迟迟不归？我轻描淡写地对大家说道：“明天要飞曼谷，今天台里开会，研究了许多事情，所以回来晚了。”
晚饭后送走客人，我妻感到我神态有点异常，于是她就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这才把刚才那件险些让我去了鬼门关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等到我上床休息的时候，才感到我的右背部和双腿非常疼痛，而且肿起来了的右大腿的上方青紫了好大一片。
第二天一大早，台里的专车顺路到我家把我接上，然后开车前往机场。一路上，我忍着痛，没敢对领队的台领导透露我事故的半分。直到在曼谷下榻了酒店后，我才把昨晚的“惊险故事”讲给大家听。那位带队的台领导听完我的“故事”后，严肃地批评我说：“出了这么大的车祸，你竟然事先不向我报告？你这种情况是不应该让你出国执行任务的，你这叫‘隐瞒不报’，我发现你这小子也太有主意了！”
感谢上苍，除了受了点儿皮肉伤，我别无大碍，老天爷又一次让我侥幸躲过了一场劫难。尽管刚开始我在执行采访任务时走路还有点儿一颠一拐，但过了几天我就彻底没事了。于是，我顺利地完成了“英中文双语采访任务”，然后胜利地回到了北京。至于那个肇事司机嘛，我才懒得给他打电话了。
（四）
在电台工作期间发生的第二件事情是这样的：1979年夏，我进行了一次例行体检。那位为我进行“前列腺指检”的医生感到我直肠与膀胱对应的外壁处有个硬块，这件事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于是，他建议我立即到医院的泌尿科进行详细检查。听到这个情况后，我一下子懵了，因为我把“硬块”和“癌肿”联想到了一起。当我回到家中把这个“坏消息”悄悄地告诉了妻时，她也立马紧凑起眉头而为我担忧，与此同时，她催促我尽快去医院作进一步检查。
我接下去的日子是繁忙的，难熬的，痛苦的。我几乎把北京的各大著名医院跑了个遍，记不清有多少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医生们认认真真、反反复复地“指检”了我那个“敏感部位”。最后，这些医生们分成了两大派，即“多数派”和少数派。大多数医生认为：不可能在我的那个部位出现癌变，因为直肠和膀胱的外壁间没有癌细胞赖以生存的粘液。但以当时中国泌尿科最具权威的专家孙某某为首的“少数派”坚持要对我进行一次剖腹检查。换句话来说，就是我必须住院，然后主治医生对我进行手术：打开我的腹腔，把五脏六腑先剥离开来，然后从我漏斗般最底部的直肠和膀胱间的外壁处取出一小块硬块上的肌肉纤维组织，立马将其送往检验科作生化检验，看看那是不是癌肿？
面对这个让我左右为难的抉择，我犹豫了。包括我父亲和妻子在内的家人坚决反对我去经受一次没来由的“开肠破肚”。“何况大多数医生都认为你没事，”他们对我劝道。但是在那关键时刻，我那种过分崇拜专家、权威的旧思想害苦了我，我义无反顾地住进了医院。
事情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那不是什么癌肿，只不过是一块肌肉钙化点，是因为我为了根除痔疮常常接受打针治疗而引起的肌肉钙化。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我感到：“一锤定音”式的剖腹探查也有它的“好处”，因为我至少不用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成天提心吊胆了。但这件事确实给了我一个“不要盲目迷信什么专家、权威”的一辈子忘不了的教训。但不管怎么说吧， 我又侥幸地躲过了一劫。
（五）
事情到了我在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干外贸的时候。我记得那是1993年2月26日，一个极为严寒而又大雪纷飞的冬天，一小撮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用一卡车的烈性炸药袭击了纽约世贸中心一号楼地下二层停车场，其目的是想先炸断地下停车场上的一根中流砥柱，然后来一个“连锁反应”，让包括二号主楼在内的其它姐妹楼也毁于一旦。不成想，世贸中心一号楼的中流砥柱极为坚固，除了把地下停车场炸出了一个巨坑之外，这座建筑物未伤分毫。但当时正在一号楼办公的我和我的同事们那可遭了老罪了。在地下停车场起火后的滚滚浓烟间，我摸着黑，一手搀扶着快吓得半死的副总裁孟女士，一手紧扶著楼梯的把手，一步步地、满口吸着令人作呕的呛鼻的浓烟地与同在我们二十三层楼上办公的其他人一道，胆战心惊地向底楼的逃生门走去。
可是当我们好容易下到了地面一层的出口处时，大家惊呆了，因为大门被一把巨型铁锁从外面死死地锁住，我们根本无法逃生！无可奈何，我们只好由原路返回，看看还有什么别的逃生办法。我记得我在我的第一本书【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的“世贸中心冬日惊魂”那一篇文章中是这样来描绘当时的情景的：“当我们一行三四十人从地下一层摸黑走到九楼的时候，该楼层一家公司的办公室里突然走出一名男子。这位看起来像是一位公司主管的白人男士招呼大家赶紧进入他的办公室以避免烟熏之苦。待我们一行人进去后才发现，里面已有不少先到的‘避难者’。这时候，那位四十多岁的公司主管站了出来，用坚定而冷静的声音对大家说道：‘据我了解，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目前的情况十分危急。鉴于本办公室资源有限，请大家把椅子让给妇女和体弱者使用。本办公室的饮用水也是女士优先’。听罢他的吩咐，我们这些男士们立即离座、站立一旁……
“在那一刹那，我感叹地对自己说道：“我深深被那位公司主管的绅士精神所折服。在那紧急关头，这位镇静、坚定的美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女士优先’、‘男士舍生取义’的情操实在令人感动。在那一刹那间，不仅所有在场的男士们都表现得义无反顾，就连我的灵魂也似乎得到了净化和升华。”
然后，这位白人主管又叫我们大家每人写一份简短的留给家人的“遗书”，写完后放在一个大纸箱子里。那可是我头一回写遗书啊，这种经历真让人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后来，我们终算通过一个巴黎到纽约来出差的黑人男子的手机（那时候，人们极少用手机）打通了纽约警察局的电话，警察局立刻派人来用大铁锤砸开了铁锁，把我们从大楼里解救了出来。
我在书中接着写道：“从烟熏火燎的楼道里走了出来，面对着外面一片白茫茫的隆冬世界，寒风吹来，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这时候你再看看我们这些逃脱出来的‘难民们’：西装、外套或衬衫全被浓烟熏得乌黑，人人脸上沾满了黑灰。但有不少美国人当时就跪倒在雪地上，他们面对苍天祈祷着，感谢上帝将他们拯救。此时的老孟已经恢复平静，她坚持让我到她就在附近的家中稍许休息。当我们二人经过一个个街口时，附近善良的居民们都热心地邀请我们到他们家中‘洗洗脸、擦擦手、喝杯咖啡后再走’。纽约人表现出来的这份真情让人倍感温暖。
那可是一次九死一生的体验，因为当地下停车场的大爆炸发生的那个时刻，正是我和老孟准备离开我们位于二十三楼的办公室进入电梯下到地下二层停车场取车外出的关键时刻，是外面打给老孟的一个电话救了我们两个人，如果不是那个电话，我们二人一定会和另外两位那个时候到地下二层停车场取车者的命运一样：被炸得个粉身碎骨。我躲过了这个劫难后，我的一位外国朋友曾经对我说道：“你肯定是个好人，上帝在那个关键时刻救了你！”
（六）
作为一个十分幸运的人，我不止一次地被上苍拯救过。
到了我退休后的2015年，我出了一场严重车祸，就在那生命即将逝去的一瞬间，上苍又一次把我从死神的手上抢救了过来。这件事，我在我的一篇名曰【奈河桥边走一遭】的旧作中是这样写的：“我平日里总有点儿性情急躁，风风火火，而自信中又带点儿自以为是。更为甚者，我有时候还夹杂些许盲目与无知。一个年事已高而又吃穿不愁的老先生，按道理应该是稳稳当当、平平和和，以一种悠然自乐、超凡脱俗的心态颐养天年、安享人生。然而我，一个不按常规行事的人，在2015年9月14日 的傍晚，自个儿在街上行走。与其说是悠闲自得的饭后散步，还不如说是心无旁顾的行色匆匆。就在那‘足下千条路，唯我独自行’的专注快行的一瞬间，还没等到弄清是怎么一回事，一辆急驶而来的汽车一下子把我撞翻在地……
一股寒气突然向我袭来，在恍恍惚惚间，我似乎从血迹斑斑的冰冷街面上使劲地站立起来。眼前月色昏暗，突然间，我好像看到了传说中来自鬼域的黑白二无常。只见这两位无常先生身穿长袍，手拿铁索，缓缓地向我走来。从外表看，无常们绝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凶恶，他们淡淡的笑脸还显得颇为慈祥。这当口，我好像听到黑无常对白无常说道：“兄弟，给这位老兄套上铁索吧，赶快上路，阎王老子还等着咱们交差吶。”但出乎意外的是，白无常回答道：“别忙，我从这位仁兄的头顶上怎么看不到死气呢？倘若铁索往他身上一套，这位仁兄就再也回不到阳间了，咱俩还是小心点为好。”
就这样，在二位无常老兄的带领下，我闲散着双手，跟着他们向西方走去。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了一条大河边。我举目一看：一座木桥横跨河之两岸。再一细瞧，但见：河水滔滔，大浪翻腾，阴风阵阵，腥气扑鼻。一见此景，我顿时大吃一惊，心中暗自想道：‘天哪！这不是人们常说的阴阳两隔之处的奈河桥嘛？难道我的寿限已尽，命归黄泉了？’当我们三‘人’快要走到桥头时，我又看到一位面色祥和的老婆婆正站立桥头。很显然，这位老太太一定是那位专给新丧亡魂供应‘孟婆汤’的孟妈妈了。
当意识到自己业已一命归西之后，我反而变得坦然了。我当时咬牙想道：“罢罢罢，喝了这孟婆汤，就会忘却人间的一切。既然已经告别了人间，那我就大摇大摆地过此奈河桥吧！ ”
就在二位无常老兄准备带我过桥的千钧一发之际，突然间从桥的对面跑过来一位身穿红袍的小儿（一传令之小鬼也）。此小儿一边迅跑，一边大声叫道：“来人且莫过桥。阎君有旨，此人生前为人尚善，并无恶行，阳寿未尽，汝等速速带此人返回阳间！”
二位无常老兄一听此言，急忙一把将我从桥头拉回，随即便雷厉风行、大步流星地把我送到一座山崖边，然后他们猛地从我背后使劲一推，我吓得大叫一声，直向悬崖下落去……
写到此处，倘若读者诸君想要知道我当时的实况和心境，那就请看我写的一首七言小诗，其诗曰：
车轮无情破此身，血溅长街月色昏。
三魂飘飘黄泉路，七魄渺渺酆都城。
无常懒套追命索，阎君拒开地府门。
只缘人间积善念，留得衰躯度余生。
等我一下子醒来之后，我这才意识到刚才是做了一场可怕的梦。睁眼一看，我不觉又是大吃一惊，因为我发现我正躺在一张极大的手术台上，手术台的四周围满了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抬头一看，头顶上的灯光极亮，有两位医生正围着我忙碌着。一位男医生查看着我的身体，另一位女医生正在为我被撞得满是鲜血的头部和右耳进行着伤口的缝合。就在此时，那位查看我身体的医生对我说道：“先生，刚才发生了一起车祸，您被撞伤了，是肇事司机打了电话，然后叫了救护车把您送来抢救的。”紧接着，这位医生又对我说道：“您被送来时已经昏迷了，而您的身上也没有任何可以证明您身份的证件。您知道您家人的电话吗？因为我们需要联系您的家人。”
这一场飞来横祸让我身遭三处严重骨折：左大腿骨粉碎性骨折（至今在大腿骨上还留在多根金属钉），右肩骨折，右胸三根肋骨骨裂。我躺在医院数周，外加在康复院里待了三个多月，在家坐轮椅、拄拐杖数月，前前后后折腾了一年多只才康复。作为一个病人，我在医院里可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因为医生无法相信：被一辆如此高速的汽车撞击的退休之人，竟然没有被撞死，仅仅是断了几处骨头，重要器官的如腹腔、胸腔、颈椎和腰椎居然安然无恙，这简直就是个奇迹。于是，从医生到护士，从康复师到护理员，人人称我是一个“Lucky Man”（幸运人）。更有意思的是，我的美国朋友们都说我是个“被上帝救过来的好人”。
（七）
对我这个一生中经历这么多次劫难而又得以逃脱的幸运人来说，好好地活下去才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在我的有生之年中，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为自己，为家庭。无论是对上帝还是对上苍，我永远都会深怀一棵感恩之心。但我更看重的是自己是否依然对生活充满快乐和赞美，因为只有这种看待生活的正能量，才能让我的退休生活过得健康，愉悦和幸福，这才叫“风雨惯看无忧戚，劫难过后心祥和”。乐哉！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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