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继续欣赏龚如仲（Ralph）老师作品。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或多或少地错失良机。老师的一生更是波澜起伏，令人惊叹。但是，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只要人心向善，这个地方失去的，相信命运或者说上天一定会在另一个方面给予弥补。感谢您的阅读欣赏！
【作者简介】龚如仲（Ralph)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系毕业。曾任铁道部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总部英语翻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播音员、记者，外贸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驻美国公司总裁，澳大利亚利富集团驻美国公司总裁，外贸部中国基地总公司驻美国公司总裁，美国TA国际有限公司驻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有关作品：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翻译作品美国动画电影小说《忍者神龟》（Ninja Turtles）
台湾采薇出版社出版、发行《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此书已被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美国纽约市市立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正式收藏）《东西南北中国人---细谈如何在大陆做生意》《悠然时光》《如仲诗语》《My Life--Family, Career & VIPs》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悠然斋诗文选》《花儿在身边开放》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经典文学网特约作家、台湾采薇出版社资深顾问、奥地利英文网Sinopress特聘专栏作家、欧华新移民作家协会会员、中诗报七室创作者、北美翰苑社长兼总编。
与贵人擦肩而过
文/龚如仲
回忆一下我从商多年的经历，总的感觉是：自己的头脑不算太笨，工作尚算认真，人脉还算可以，事业也算昌顺。试想当初，自己从一个小小的业务员干起，四年后就被轻工总公司提升为副处长，主管着年出口量过亿美元的商品。后来我又被公司派往美国，“总裁”着两个海外大公司的进出口业务。过了不久，我还成了享受“外交官一等秘书”待遇的正处长。然而，当我后来大有希望在职位上“更上一层楼”时，我自己把这道“升迁之门”嘎然关闭了，因为就在那个时候，我经历了人生的又一次跳槽，从轻工总公司调到了另一家专业大公司，并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为该公司开始了新的创业。
回想我这一生，尤其是在我从商的生涯中，曾得到过几位贵人的提携。他们给过我良机，让我成为声名赫赫的高官，或是变为腰缠万贯的富豪，然而生性愚鲁的我，却一次又一次地与这些贵人擦肩而过。
写到这里，您可能会好奇了，问道：“你这一生到底有多少回和贵人插肩而过啊？”那好吧，我就先从我决定调离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的那一天说起。
（一）
由于住房问题，我不得不向电台当局交出了辞呈。又因为大学里学的是商务英语，所以我决定在商界混口饭吃。
辞职报告递上去后，英语部和国际台领导、甚至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先生分别找我谈话，他们都劝我收回辞呈，让我“放眼未来，继续为广播事业效力”。身为高官的香山先生甚至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好好干，因为你出身好，业务也不错，我舍不得放弃你这样又红又专的人才。几年后等我们退休了，说不定你就坐上我的位置。”这一番鼓励自然让我受宠若惊。可是一回到现实中，面对父亲愁苦的脸，看到一家人挤在小屋中的窘况，我又不得不硬起心肠，婉拒了领导们的一再挽留，毅然绝然地调离电台，因为对我而言，房子才是第一位的。
对我而言，婉拒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先生对我的挽留，这可能是我生平头一回与贵人插肩而过。我曾经设想过：如果不是因为住房问题而调离广播电台，我自然会继续在国际电台英语部效力。凭我当时的政治条件和播音水准，几年之后，我肯定能混出个好前程。
（二）
由一老友牵线，第一个让我去面试的单位是一家赫赫有名的大企业，即荣毅仁先生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信”）。中信在当时成立不久，还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楼，只在北京崇文门饭店里租了几个房间权作办公场所。我按约好时间抵达崇文门饭店后，中信的人事处长会见了我。问明我的来意后，人事处长随即请出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先生与我见面。这位儒雅的老先生自称是荣先生的首席英文翻译。之后由他分别对我进行了英语笔试和口语的考量。
几天后那位人事处长就打电话通知我，说我口笔试成绩优异，中信决定聘用我了，并让我尽快办妥调动事宜。听到此信我自然心中高兴。然而，当我在电话中问他中信可否解决我的住房问题时， 人事处长告诉我说，住房一事，暂时无法解决，因为中信刚刚起步。不过他劝我不要因为房子而因小失大，因为荣先生的翻译年事已高，即将退休。当荣先生得知我英文不错，且又懂上海话（荣先生出身江南，上海话与苏南音差别不大），他很是高兴。荣先生希望我能尽快上任来当他的翻译。说句心里话，这个工作是极有吸引力的。因为我知道，当荣老板的翻译对我的前程肯定大有好处。然而，我实在无法接受公司不能提供我住房的现实，所以我最终不得不谢绝了荣先生的厚意。
这当然是我第二次与贵人（而且是如此高级别的贵人）擦肩而过了。
（三）
告别了中信集团，我把目标锁定了外贸部。经妻找熟人搭桥，外贸部属下的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向我伸出了友谊之手。未经英语面试，只是与轻工老总作了一番交谈，我就顺利地被该公司录用了。而且轻工老总为我开出的条件是：一去上班，马上会给我一套至少有两室一厅的住房。
正当我忙着办理调离手续并准备到轻工总公司报到时，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我的大学学长老邹，他当时官拜外贸部部长郑拓彬先生的大秘书。老邹在电话中通知我，让我到部里找他，有事相告。
于是，第二天我如约来到外贸部。老邹见到我之后就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你从电台调到轻工总公司的事，郑部长也知道了。听说你是英语播音员，英文很不错，况且你又懂新闻业务，所以郑部长决定让你来部里工作，不要去轻工了。”听罢老邹的话语，我着实吃了一惊。我真的没想到，一个小小老百姓的我，调动一事竟然还惊动了大部长？我当即问老邹：“第一，让我到部里干啥工作？第二，部里给我住房否？“老邹回答说：“郑部长希望你来部里先熟悉环境和业务，然后打算培养你成为外贸部新闻发言人。”关于住房问题，他说他得回去向郑部长另行汇报。
我敏锐的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外贸部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是前途无量的，是个人人垂涎而求之不得的官场肥缺。但回到家中后，我又反复思考了很久：倘若到部里工作，真能当上“外贸部新闻发言人”，我将来有升迁良机，更何况部里财力雄厚，解决我的住房并非难事。然而我往回头想：“自己为房子问题已经奔波了许久，轻工总公司对我如此仗义，我不能辜负人家对我的一片真心。既然我已答应轻工并为其效劳，而人家也遵守诺言，以房相许，我可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啊！”于是我还是决定到轻工总公司报到（这儿顺便说一个事实，我在调离电台前，台里已经打算提升我为副处级的副主任了，这就意味着我很快便会有个一官半职。然而轻工总公司只是解决我的住房问题，绝无官职相许。这就意味着，到轻工总公司之后，我必须从一个普通外贸业务员干起。至于将来能不能“当官“，那就要看我自己的努力和造化了）。于是，我给老邹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依然决定去轻工总公司工作。
老邹听后十分不解。他一边说他会向部长报告我的决定，一边以老学长的名义骂我是个“不识抬举的年轻人”！老邹事后当然向郑部长汇报了我的决定，据说郑部长听后只是微微一笑，对老邹说道：“不来部里也罢，反正他是到了外贸系统嘛。”就这样，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跳槽人第三次与贵人插肩而过。
（四）
到了轻工总公司之后，我生平所遇到的另一位贵人就是我的顶头上司李浩然处长。
我在李处长手下干得风生水起，李处长对我也是欣赏有加。但迫于当时轻工总公司处级以上干部年龄偏大，而我在他们眼里还“太年轻”，所以李处长几次向总公司领导推荐我当副处长，都未成功。总公司领导回答李处长道：“此人四十岁还不到，当个副处长太年轻了，过一两年再提吧。”
后来李处长由于个人原因调离了轻工总公司，到中国丝绸产品进出口总公司当了副总经理（提升了一级），但他和我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不知道多少回了，每当我到丝绸总公司去看望他时，他总是劝我舍弃轻工总公司当业务员的差事，到他那儿当个副处长，但都被我婉言谢绝了。
后来他登上外贸部“贸易管理局”局长宝座后（我当时已经是副处长了），他又一次向我伸出相助之手。我记得有一回我去部里办事，顺便去看望他。已经是李大局长的他就指着我坐着的沙发对我说道：“你不要小看了这张人造革沙发，不知道有多少省长、直辖市市长及自治区一把手就是坐在这个沙发上，想从我手里求得重要商品或物资的进出口配额和许可证呢”。他接着又对我说道：“你干脆从轻工总公司调过来吧，我先让你当我手下最重要的一个处的正处长，两到三年后就提你为副局长。等我调离或退休后，你就坐我的位置”。贵人突然赐予的良机让我一时不知所措。但思来想去，我总感到就这样舍弃曾给我解决住房问题的轻工总公司有点“太不够意思”，于是我生平第四次与贵人擦肩而过。
（五）
不久之后，我又到部里办事，这次是找另一个局的局长周先生。
这位周先生就是曾任中国外汇管理局局长，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先生（他现在已退休，但仍然位居高位，是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当时周局长与我素不相识，我到他办公室时，他正在接电话。等到他接完电话、问清我的来意、又看了看我所带的公函和介绍信后， 他就让我小坐片刻，等他处理完事情后再和我说话。因为他当时公务繁忙，而且他发现我的事情并不是很急。于是让我坐在沙发上静候着。
但是等了很长时间后，我发现周局长仍然伏案疾书，并无马上与我谈话的意思。百无聊赖之际，我突然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有一本《红旗》杂志。于是我拿起杂志，开始了漫无目的地浏览。突然间，一篇署名是戴园晨的文章吸引了我，文章的内容是关于中国经济国策的。因为戴园晨先生不仅是当时与苏星、于光远等经济学家齐名的大学者（中国最为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而且还是我的姨姐夫。我一边看文章，一边不经意地嘟囔了一句：“还有戴园晨写的文章？”想不到周局长一听此言，立即放下笔，问我是否认识戴先生？我当然如实相告。一听戴先生是我的亲戚，周先生立即放下工作，对我说道：“戴先生是我读博士时的导师，他可是中国宏观经济学方面的权威啊”。就这样，是姐夫戴园晨拉近了我与这位周局长的距离。接下来的气氛当然是和谐而友好的，周局长不仅认真听完了我的报告和诉求，答应尽力解决问题，而且还真诚地对我说：“今后有事，可到部里来找我。”
我其实是又一次遇上了贵人。如果我那时多点心机，趁热打铁，利用一步步与周局长亲近机会，那么今后在仕途上大展宏图也不是不可能的事。然而自从那次办完事，告别周局长后，我就再也没有找过他。如今想想，这也可以算是我又一次与贵人失之交臂吧。
（六）
我第六次与贵人相遇，是在我被轻工总公司派到美国、管理该公司的海外企业之后。当时由于工作需要，我每年都得前往香港，亲自洽谈有关原材料的采购事宜。
有一件事我必须提及：我当时在香港有一位老朋友名叫陈象尧。陈先生曾经是我的客户，也是香港某劳动保护用品公司的大老板。说起这位陈先生，他在业内可是赫赫有名，而且此人口碑极佳。由于陈先生公司实力雄厚，且经营作风正派，因此当年被选作有权经营中国某劳保用品的香港“八大家”之一。由于国内生产商向香港销售这项产品时必须持有出口许可证，而我正是掌控此项出口许可证发放的决策人。于是，我便自然成了工厂和这八大家港商争相巴结和讨好的对象。
但几年打交道下来，我感到陈先生是这八大家中最为安分敬业，是一个待人诚恳的生意人。所以等到彼此间再无生意上的瓜葛后，陈先生和我便成了好朋友。每当我去香港，只要陈先生事先知道，他就一定会到机场亲自迎接我，然后由他开车送我到事先为我订妥的宾馆（通过陈先生公司的“协议价”订房，价钱便宜很多）。更令人难忘的是，他每次都会派人在我的房间里摆上一大束鲜花，以表示对我这位老友的敬意，陈先生的这份真情着实让我感动。久而久之，随着了解的进一步加深，彼此间的友情就更加真挚了。
有一回我又访香港，陈先生送我进酒店房间后没有马上离去，反而坐下来，说是有要事相商。双方坐定后，陈先生诚恳地对我说，近来他的身体不佳，而公司业务发展很快，自己颇有力不从心之感。他建议我脱离国家公司来香港帮他打理公司生意。条件是：起步年薪一百万港币，分红另算，给我的职务是公司总经理（他是董事长）。要知道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百万港币对我而言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何况公司盈利后尚有丰厚的红利入帐，要不了多久，我就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了。然而，身为国家干部的我，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无法接受他的好意的。如今想来，那是老天爷安排给我成为“富豪”的契机，但这机会也被我错失了。更为不幸的是，两年之后，陈先生就因肝癌与世长辞，享年仅五十八岁。就这样，香港失去了一位商界英才，而我则失去了一位难得的挚友。
（七）
第七次相遇贵人是在美国，我当时在美国主管着两家中国海外企业。因业务上的需要，我所主管的公司在信贷额度及融资上与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联系甚多，且双方合作良好，尤其是身为行长的王先生及其夫人与我私交甚笃。每年圣诞节来临之际，王行长、王太太都会率领手下有关部门的经理和主管们到我公司所在的康州斯坦福市与我公司同仁举行派对（PARTY），共度佳节。派对总是在当地那家最好的五星级酒店里举行。派对过后，王行长的部下就下榻在那家我专门为他们安排的五星级酒店里。而作为好友的王行长及其太太往往选择住进我公寓的主卧。而我呐，当然就只好到客房里去将就一夜了。
相处日久，王先生、王太太和我的朋友关系更加密切。后来王先生获得高升良机，应中国光大银行之邀，去任光大集团副总，主管香港业务。临行前，王行长专门约我见面，并提出让我离开商界，去香港在他手下任高管，说是“职务颇高，薪俸甚丰”。然而我考虑到自己不懂金融，岂敢借王行长之提携去当“南郭先生”？于是我婉言相拒了他的好意。
王行长在香港干得不错。没过多久，他被中国政府高层看中，破格被提拔为中国银行总行董事长兼行长，一时风光无限（后来他又被调到中国建设银行当董事长兼行长）。后因他公务繁忙，我便失去了与他的联系。但如今想来，这位贵人已经给过我升官发财的机会，然而不知不觉中，我又一次与贵人擦肩而过。
（本文选自拙作【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第五章“从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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