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1937）
洛宁从1927年开始，以冯玉祥第二次入主河南，北伐军取得全面胜利为标志，算是从形式上进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但在实际上，河南军政大权仍然掌握在地方势力派冯玉祥手中，且不断以反蒋名义同南京政府对抗。直到中原大战爆发后，省政府主席韩复渠东退，阎锡山任命的万选才旋即被扣押处死。1927年10月，蒋介石任命刘峙为河南省主席，河南才真正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范围。
也就在这一年，国民党中执委决定省一级最高行政长官为省政府主席。县级行政一律实行县长制。改知事为县长，县公署为县政府。
从1927年到1937年，洛宁在十年之内共换了19任县长。他们是：梁炳麟、田贵钦、刘绍宽、周绍武、宋文林、宋世贤、王亚平、曹耀祖、王懋昭、吴邦彦、费开霁、吉崧傅、薛正清、张廷柱、秦硕、李志宪、汤绍汉、栗振黄、张仁序等，平均每人的执政时间为半年左右。
从1927年到1930年，河南省政府主席共有五任。1930年以前，分别由冯玉祥和韩复榘担任。仅1930一年河南就先后有四任主席，分别是韩复榘、万选才、李筱兰（代理）、刘峙。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洛宁县不到三年时间就换了10任县长了，也可以说，这一段是洛宁更换县长最为频繁的时期。
梁炳麟，字耀南，别号森午，山东滕县人，系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毕业生。他于1927年6月被冯玉祥委派到洛宁担任县长。这是河南省政府派到洛宁的第一任县长，也是洛宁民国史上比较有作为的一位县长。据说刚来莅任，洛宁士绅依例到城外列队迎接，没曾想梁炳麟早就微服入城。第二天，梁亲自带领公职人员上街打扫卫生，同时又让沿街商户一律用天蓝色油漆粉刷店面，悬挂国旗，张贴标语，使县城面貌焕然一新。此后，梁县长每次讲话，都要提及“铲除贪官污吏，打到土豪劣绅”，这些话带有强烈的革命色彩，让老百姓听了很过瘾。
这一年，省党部授权温旭阳等筹建国民党县党部。温旭阳利用这个机会和梁炳麟密切合作，举办“党务训练班”、“中山主义讲习所”、成立“农民协会”，提倡“二五”减租，实行合理负担，抵制日货，破除迷信，号召妇女放足，还解除压在洛河两岸人民身上的悬粮银子，受到了人民的称赞。
据传，梁炳麟刚到洛宁任职不久，一天吃过饭到县城北边凤翼山上转悠，发现大钟寺一胖大和尚袒胸露腹躺在床上抽大烟。梁县长不由得怒火中烧，上前质问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二麦在地，虎口夺粮，老百姓累得死去活来，连绣女都要下楼去地，你们出家人倒好生躲在这里享清闲！”和尚看来人不是善茬，也反唇相讥：“我们出家人不管红尘之事。”梁一听更加气愤：“你们说得好听，什么出家人远离红尘，那我问你，你抽的大烟从何而来？你们挥霍的钱从哪里来？”和尚听了把头一摇：“这事你管不着，就是县长来了也没用！”梁县长说：“那你等着，看我管着管不着！”次日，梁炳麟派人去捉拿胖和尚，没想到那和尚听说刚才来的正是县长大人，吓得连夜逃跑了。梁县长没抓到人，就吩咐来人把大钟寺拆了。
1928年春，省政府命令宜阳、洛宁合建人民旅，让宜阳人廉朝臣任旅长，遭到洛宁县长梁炳麟和温旭阳、张鹏举等人的竭力反对，他们把廉朝臣派到洛宁的副官戴上“打倒军阀余孽”的高帽子，拉到王范集上游街示众。后来此事一直闹到省政府，搞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下不来台。再加上当时大革命已经失败，蒋介石开始全面清党，冯玉祥压力很大。在无奈之下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当场宣布免了梁炳麟的职，并把张鹏举逮捕押送洛阳杀害。这一天，冯玉祥为掩人耳目，还特意安排让梁炳麟到刑场陪斩。后来，廉朝臣又在半路设伏，将梁逮捕，企图暗害。所幸有冯玉祥暗中保护，他才化险为夷，最后被调到青海、陕西一带任职，于1938年在西安病故。
梁炳麟被免职后，河南形势一日三变，洛宁从1928年到1929年，两年时间共换了五任县长。这五位县长来去匆匆，老百姓甚至连名字都没记住人就没影了。其中最窝囊的是梁炳麟的继任者田贵钦。他到洛宁的第二年6月，匪首李其芳联合郑福成、张寡妇、张文、孙攀脚等股匪一举攻下县城，竟把他活捉了。
更可怕的是，从1928年到1929年，洛宁又是大灾年。据当时河南省政府发布的《豫灾实况》上说：
“十七年（1928年）入春以来，雨雪不时，麦苗枯槁，夏收不及十分之二。六七月间，暴雨怒号，秋收更形减色。居民嗷嗷待哺，纷纷逃至卢氏、嵩县、内乡等县谋食。又大杆匪徒董发荣等纠众千余人，扰害二百余村，庐舍荡然，满目荒凉。计掳去男女人票八百余人，杀死老幼百余名。牲畜财产损失无算。八月间崇阳等村雨雹一次大如鸡卵，击毁秋禾一千四百余亩。九月，阳峪河等处又雨雹一次，毁禾约五百余亩。第五区磨头村一带飞蝗满地，食禾七百余亩。七月二十三日夜间大雨如注，山水暴发，波浪滔天，片刻之间，水深丈余，人畜房屋尽付东流。
十八年（1929年）滴水未落，风伤麦苗，全县收成不及一分。人民愁惨莫可言状云。”
旱涝交加，兵连祸结，哪还有老百姓的活路？也难怪仅1929年洛宁就换了四任县长，恐怕没有一个不是捞不到油水空着肚子溜走的。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河南形势可以说是乌云压城，战事不断。最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取得胜利而告终。这一年，刘峙奉命到河南任省政府主席，河南正式进入“刘峙时代”。
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
在省政府的一次报告中，刘峙很有感慨地说：
河南位居中原，绾毂南北，连贯东西，地区膏腴，物产丰富，乃因年来国家多故，不论何方有警，河南首当其冲。此次阎冯叛国，讨逆军兴，又经苦战半年，幸赖中央神威，叛逆已被击溃，惟人民死者未葬，生者不安，室家流离，田园荒芜，求救望治之心，不问可知。
按说，多年以来连续不断的战火终于平息，老百姓都在期盼和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特别是洛宁，更是土匪横行，民不聊生，再加上灾害频仍，老百姓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民国时期，无论谁来洛宁当县长，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剿匪，拿洛宁的话说，就是和“刀客”打交道。实际上，洛宁早在清朝同治年间就兴起了“刀客”之风，此后，是愈演愈烈，几近燎原之势。他们拦路抢劫，绑票打孽，攻城略地，无恶不作，政府也拿他们没有办法。有的政府官员甚至还和土匪（刀客）暗地勾结，欺压百姓，坐地分赃。其中以洛宁县民团总代程老十和县武装警察队队长吉长升最为典型。程老十对待土匪的惯用手法是“明剿暗通”、“先谈后交”，以致于凡有小股土匪或经商筏运路过程老十的地盘，都要先递名片，孝敬礼物后，才可通行；吉长升总是在进山剿匪前先派人和土匪达成“君子协定”，说好在警察队进剿时，土匪佯退，然后警察队按照约定给土匪留下一些枪支弹药，即“凯旋而归”。外地的县长被蒙在鼓里，还以为吉长升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呢！
1933年，一位叫刘桂的民国学者写到官匪勾结、土豪劣绅控制地方政权时说：“地方事业，悉任其操纵把持；民治基础，尽被其摧残殆尽。狼狈为奸，相互勾结，造成坚固的反动连环，枉法渎职，贪婪无厌。”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可以说洛宁遍地是匪，俨然成了“土匪王国”，历任县长都是为剿匪而来，最后无一不是搞得灰头灰脸，无果而终，有的甚至连命也搭了进去。
1933年，省政府转奉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颁发《剿匪区内县长任用限制暂行办法》，并规定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在奖励方面分嘉奖、记功、记大功、加俸、升叙等五个档次；在惩处方面分申戒、记过、记大过、减俸、撤职、军法处置、交法院训办等七个档次。其中关于惩处的第二条规定：“遇匪警逃遁，丢城池。撤职，军法处办。”这个办法颁布以后，时任洛宁县长秦硕第一个撞到了国民政府的枪口上。
秦硕是1932年以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军法官的名义来洛宁当县长的，很显然他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剿匪。也就在他来的第二年（1933年），鲁山匪首王有率千余杆众由嵩县白土镇进入洛宁。秦县长奉命截击，在马店南激战四小时，毙伤土匪数十个，救回肉票300余人。这一次受到了省政府的记功奖励。
十一区专署公布1933—1934年救出洛宁肉票姓名年表
可没想到1934年正月初三，山东巨匪刘桂堂率千余骑袭击县城，恰逢县保安大队长王希仲带着自己的武装回家过年，眼看刘桂堂的人马就要攻进县城，可王希仲的救兵迟迟不到，秦县长手中无兵只得弃城而逃。按照规定，这一次被省政府主席刘峙以“弃城潜逃”罪把他押到省府开封予以枪毙。两年之内，一奖一惩，秦硕算是尝尽了和土匪打交道的酸甜苦辣。
秦硕被枪毙后，省政府又调河南郏县的林志宪前来接任（1934年）。他到洛宁后成天提心吊胆，诚惶诚恐，只怕哪一天土匪再打进城来搭上他的脑袋。
从1932年起，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建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实行“专员督察制度”。这些专员可以直接代表省政府对各县县长实行考察、奖惩、罢免。当时河南共划了十三个区，洛宁属于十一区，专员公署设在陕州，其管辖范围有陕县、灵宝、卢氏、渑池、阌乡、新安、洛宁7个县。
河南省专员公署设置一览表
从1933年到1946年，欧阳珍一直为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同时兼任陕县县长。
在此期间，欧阳珍曾多次到洛宁督查工作。据说，欧阳珍非常重视教育工作。他到洛宁督查时发现洛宁教育设施非常落后，就拨出专款帮助洛宁的许多小学盖门楼，置桌凳。后来，人们把这批新式门楼称为“中山式”门楼，至今还能在有些村子看到这种门楼的遗迹。
1944年，日本攻陷陕州城，欧阳珍曾一度跑到洛宁避难。等日本投降后，欧阳珍竟擢升为豫皖绥靖公署中将高参。1948年改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中将高参，淮海战役后返回故里，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县长，除了剿匪，还要征税。洛宁从1925年开始大面积种植大烟（罂粟），而向人民群众征收大烟税成了县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时也是各级贪官污吏借以中饱私囊的钱袋子。
从1931年冬至1932年秋，县长张廷柱伙同财政局长张纯如向农民征收大烟税，激起民愤。为此，景阳川群众多次到区政府（当时属第五区，区政府在樊村）找区长曹镇范反映，曹镇范不但不予理策，还仗着张纯如的势力，要求县政府出兵镇压。后来经县政府派人了解，认为群众反映的问题有一定道理。于是就根据群众要求把景阳川地区从第五区分离出去，才使事态得以平息。
此外，在刘峙主政河南的一段时间里，对各县的县长考核极为苛刻，动辄就是惩戒或者罢免。仅从1931年到1935年，河南省111个县共更调县长513人次，其中辞职43人次，免职73人次，撤职155人次。1934年，省政府主席刘峙巡视各县，共考察了28位县长，被评为合格者仅有6位。洛宁县长费开嵩经过考察得到的评语是“才具庸碌，不明党义”，随即被免职。
总之，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对县长的管理和任命相对比较规范。他们大多都经过考试，年龄构成比较年轻，又受过新式教育。只可惜时运不济，没有几个人能全身而退。特别是国民政府不断颁布和修正法规，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再加上省政府对县长过滥的惩戒、县长入不敷出的薪俸，使县长治理县政的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周流宗，男，汉族，中共党员，1957年1月出生，河南省洛宁县赵村镇人。1980年毕业于洛阳师院中文系。历任洛宁县计生委秘书、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杨坡乡党委书记、县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等职。现为河南省书协会员，洛阳市摄影家协会会员，《洛宁史话》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