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请继续欣赏龚如仲（Ralph）老师的作品！今昔对比，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真的不可同日而语。欣赏老师的作品，更欣赏老师的人品，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那个时代的缩影，也是我们中国人民最可贵的精神品质之所在！谢谢您的阅读欣赏！

【作者简介】：龚如仲（Ralph) 

作者现旅居美国，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经典文学网特约作家、台湾采薇出版社资深顾问、奥地利英文网Sinopress特聘专栏作家、欧华新移民作家协会会员、中诗报七室创作者。

             那时候的新闻工作者

                文/龚如仲(Ralph)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正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英语播音员。五年工作的经历让我体会到了当时中国广播和电视的从业者身上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些我不得不提及的特点是：一、相互平等、彼此以诚相待、工作氛围轻松愉快；二、极其敬业、潜心钻研学问、对待业务认真严谨；三、不求奢华、大力提倡廉洁、里里外外两袖清风。下面我就想说说那时候关于新闻工作者的点滴往事。

                         （一）

                  我先说说相互平等

      在国际电台英语部（那时候叫RADIO PEKING）工作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无论你是大牌主播、还是小小监听，无论你是著名而有权威的前辈、还是一般后进的新兵，无论你是台长主任、还是普通编辑，彼此之间绝无高低贵贱之分。大家和睦相处、齐心协力，心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广播事业搞好”。

      比如在我工作的英语部，无论是魏琳主任还是部里一把手党支部书记老徐，我们一律叫她们魏老太太或是老徐，没有一个人称她们为魏主任、魏组长或是徐书记的。有的年轻人干脆直呼魏老太太为魏琳，绝无惺惺作态之奉迎。而身为领导的书记老徐和主任魏琳也习惯自然地接受这种称谓。即使面对中央广播事业局最高长官张香山先生或是国际台的头号人物张台长，我们也直呼他们为老张，有时侯还亲切地以“香山同志”来称呼张香山局长。据说这种平等而亲切的民主作风是从革命时期的延安带来的。说实话，我很欣赏那时候的民主氛围，在那样的氛围里工作起来心情格外轻松。

      然而对比当下的中国，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官与官之间）存在着太多的虚假与吹捧。无论在城市或乡村，人与人之间几乎都以“官衔”相称。无论是张三李四，只要他或她有个一官半职，那怕是小小的股长、所长或村长，彼此之间无不称之以官号。而在官办或私营的各类大小企业里，你会遇到数不清的张总、李总、陈经理或王经理。给我的感觉是，倘若不以官衔来称呼对方，似乎就是对对方的不敬或不尊。更有甚者，有些乡村企业的所有者，在电话中竟能坦然地告诉对方：“我是杨总啊，请你们的朱总接电话”。如果对方既非老板、又无官衔，则一律以老师称之。中国几千年来的“天、地、君、亲、师”这五大尊称，如今在中国已变了味道。仅次于天地、君王、父母的老师称谓已被某些人无知地滥用了。

      更令人不解的是，连一向以正直刚猛、疾恶如仇享誉社会的中国公安系统的警官们如今互相之间也是官名相呼。如果看一部有关公安题材的电影或电视剧，你就会发现，剧中的人物对局长、处长、科长这一类官员肯定会称之以张局、王处或陈科；甚至对一个小小的派出所所长或是刑警队支队长也一定是以李所或赵支来称谓。如今的中国，一本正经的“官本位”所导致的等级分明早已取代了当年民主平等所带来的自在和轻松。对此，人们的内心深处可能时时会有某种不可名状的沉重。

                        （二）

                我再谈谈极其敬业

      回想那时候的新闻工作者，大家除了享受工作时的平等和民主外，在业务上也是极具事业心的。且不说魏老太、“巫大户”和“拎只鸡”们如何通过千锤百炼把播音技艺提高到令人惊叹的高度，就是我前文提及的英语部的“权威人物”的三位老太太，她们也是通过不断钻研技能而把英语水平发挥到了极致。

     姜桂浓是一个满脸肃穆、不苟言笑的老古板，然而她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和两只极为灵敏的耳朵。她可以在常人感觉不到的情况下，发现你文章或稿件中的任何微小的差错，还可以辩别出你读稿过程中的发音有丝毫不准或表达有欠缺的地方。老太太退休后不甘寂寞，与她在外文出版社当主编的丈夫一起，共同撰写了英文版的【周恩来传】。

      麦老太太大名麦少楣，她的最大专长是英文写作。在我工作过的几个不同领域里，还没发现有几个人英语笔头能力超越麦老太太的。在平时工作中，她总是帮助大小编辑们提高稿件的写作能力。

      另一位权威人士是名叫张庆年的半老太太，也就是那一位与我同访英国的老张。老张的了不起在于她对英美文学的极深造诣，她常常指导我们这些播音员如何“演好”对外播出的各种“剧目”。另外，她还有一项旁人难以想象的绝技 ，那就是她那极快的英文打字本领。无论多长多难的文章或稿件，无论你以何种速度读完此文，她都可以一边听你朗读、一边打字，等你读完全文时，她那双快如穿梭的手已经把你所念的文章打完，而且很少有漏打或错打之处。在国际电台，老张的英文打字技术可谓天下无双。

      除了我所工作过的国际电台英语部外，因工作需要，我还会和同属广播事业局的中央电视台的有关人士打过交道，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当时的体育解说“名嘴”宋世雄先生。与宋先生的相识和合作开始于1978年冬。

      因报导第八届亚洲运动会之需要，宋先生和我分别作为中文和英文记者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前往泰国。有幸的是，我与宋先生同时下榻于曼谷的国宾饭店（EMBASSADOR HOTEL）。由于宋先生和我同住一层楼，而且房间还紧挨着，这使我有了充分时间和机会全过程地目睹了宋先生如何为实况播出第八届亚运会开幕式及闭幕式盛况而作准备的。

      在常人眼里，体育主播或解说人员都是在比赛现场边看边即兴发挥的，事先无须作任何详尽的准备。而当时名声如日中天的“宋大名嘴”在报导体育赛事时更是善于信口播报、随意发挥。但事实上，这是对宋先生现场解说的曲解和不敬。

     我所了解的宋先生是一个极其敬业、极其负责任的媒体人。为了播好亚运会的开幕式盛况，宋先生在前往泰国之前就开始了备稿工作。他不仅事先通过国家体委把亚洲各体育代表团的重要人员组成情况弄得一清二楚，而且对整个入场式的前后顺序、乃至各国体育代表团的不同特点及一些著名运动员的个人背景都熟记于心。更令人叹服的是，在亚运会开幕前的几天内，宋先生从不和我们其它记者一样一起出门逛街，而是尽可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利用一切时间写他的“预案”。

      有一回我进他房间串门，竟然发现他桌子上摆着一份长达几十页纸的解说稿。当人们看着电视里宋先生神采飞扬地用他那圆润而响亮的声音“毫不费劲”地向观众介绍一队队正入场的各国运动员的情况时，恐怕没有人会想到这位功夫了得的名嘴私下里曾花费了多少时间和心血！宋先生这种敬业精神真让我感叹和敬佩。

      再看看如今的某些所谓的体育名嘴们，他们对待工作的投入和专注与那时候的新闻工作者简直相差太远了。看看现如今，有的“名嘴”在解说足球比赛时，除了把正在盘球或传球的运动员名字一一报来外，很少向观众介绍或解说双方球队所用的战术和意图；更有一位头脑发热的足球赛解说“名嘴”，有一次竟然在转播和解说足球国际大赛上忘却了自己中国记者的身分，不顾国际影响地疯狂大呼“意大利足球万岁”！结果让正与意大利国家足球队对抗的另一支外国球队的国人大为不爽。

      还有一位以大嘴著称的体育记者，在体育赛事的解说中，经常云山雾罩，不知所云。其驴唇不对马嘴的即兴解说常常让观众摸不着头脑。

      还有一件“小事”让我至今难以释怀：现如今北京几乎所有体育主持人或“名嘴”们，当他们解说美国职业篮球赛时，几乎千篇一律地把英文字母NBA（美国国家篮球协会）中的“N”的发音发成为北京土音“恩”的，永远是“恩比爱”，而不是准确地发成英语的NBA。我在北京生活和工作过多年，当然知道几乎所有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都会以汉语拼音的方式把英文字母的“N”音发为“恩”的。我觉得普通北京人如此发音无可厚非。然而身为中央电视台或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这样来念就太不应该了，因为你所报导的是美国篮球赛，当然要以英语的发音来读NBA了。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一次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友人（懂汉语）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中国电视台的主播们都把NBA念成“恩比爱”？难道他们不懂英文字母N的正确发音吗？”我听后很是尴尬，我怎么向他说明我们那些个或许曾经留学英美、中英文造诣都颇为深厚的“名嘴”们就是习惯于以北京方言来发N音呢？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新闻工作者，看看如今某些“大牌”和“名嘴”们，我心里的这份感叹，遗憾，甚至惋惜，有几人能够理解？

                      （三）

              我最后聊聊不求奢华

      议论完权威和名嘴，接下来，我还想说一说那时候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和有关风气。

      那时候的中国，经济不够发达，人们生活依然清贫，所以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在使用办公资源上是极其勤俭的。我们所使用的圆珠笔都不是从文具店直接采购的成品。当时我们办公室只供应廉价的圆珠笔笔芯，而要把一个个笔芯变成可以写稿的笔，我们必须自己动手。办法是：用一层层涂上浆糊或胶水的牛皮纸把笔芯裹成笔状，然后就可以将其当笔使用了。我们所使用的稿纸，也是千方百计地做到充分利用。只用了一面的稿纸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当着废纸而丢弃的。

      如此节约的目的倒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困难，作为中央直接管辖的中国广播事业局财力还是很雄厚的。这样做的原因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习惯。那时候的人惯于勤俭、不爱奢华、不会浪费。这几乎是一种约定俗成的风气（当然啰，那时侯的新闻人绝对没有机会捞钱）。

      但对比一下如今中国媒体界的某些主播、主持、“名嘴”或“大腕”们，那时候的新闻人简直太显“孤寒”、“小气”了。现如今，不少名记者或大牌主持人，不但薪水丰厚，还有大把外快进帐。更有少数主持人的身份早已贵如歌星、明星。他们一旦“走穴”，一场主持活动下来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有时侯可达日进斗金。还有些美女主持人，凭着自己年轻貌美即可获利颇丰。

      我在北京为一家美国公司管理业务时，几乎天天都到一家五星级酒店健身（主要是游泳）。某一天，我在酒店大堂看见一“气质非凡”的丽人，正被几位男子众星捧月般走向大堂的电梯。出于好奇心，我向大堂一保安询问此女来历。该保安告诉我：她是北京某某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目前正为一家“著名”的私营企业做节目，该私营公司老板出钱让她住进酒店总统套房，已经住了一个多礼拜了。我听后不觉愕然。要知道，该饭店的总统套房一天的开销至少要人民币7000多元，折合美金约1100多元，住上十天，便是万把美金。我对此私营老板如此“慷慨多金”大为“叹服”，我同时更对那位二十出头妙龄女郎敢于泰然自若地住进总统套房的气魄深深“倾倒”。

     回忆那时候新闻工作者的平等、敬业和清廉，看看如今中国某些所谓的名嘴、大腕、著名主持人的浮躁、张扬和奢华，我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分。

（本文选自【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之第四章“无冕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