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人与西方人
西方人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是上帝的儿子,而中国人认为只有皇帝才是天生的,是“天子”,是“承天命”而生、“奉天命”来治理人世的。
西方哲学的源头智慧是通过解析自然解析生命,而中国哲学的源头智慧则是通过阐释生命升华生命。因此,西方哲学首先关注自然,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万物,这是上帝赐予人类的财富。但世界万物同时又按各自的规律运行,人类必须征服自然而为己用,才能求得生存与繁衍,这就必须认识这世界万物各自内在的规律;而中国哲学则首先关注人的生命的理性价值,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天”主宰的,是“天命之所在”,人力无可奈何,也无需奈何。人只有通过自身的“道德自觉”回应天命,才能彰显出人的生命价值,人类社会才能回归理性状态,达到和谐。
西方人认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创造人时并无贵贱之分,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贵贱之别和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等一切不平等都是人为造成的,是极不合上帝意志的罪恶现象,因此,西方人承认在现实世界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承认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阶级斗争。

中国人则认为,“人无生而贵者”,就人的生命本身而言,并无贵贱之分。所谓的“贵贱”则是由人的道德修行所决定的,此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反之,当然是“人人皆可成贼贱”。人的“贵”与“贱”体现在人伦人格上,完全取决于其“内在的道德性”,体现在社会层面上,则完全是由“天”决定和安排的,此所谓“天命神授”。推及在政治的层面上,就是政权的归属与治权的拥有不是人力所能为之的,完全是由“天命”安排的,即“天命受命”,而“天命受命”的依据一方面是人自身在人论人格上的道德性,即“积德”,这是先决条件。积德则民归之,天应之,失德就会失民,则天废之。同时,还必须要有具备圣贤人格的天子的举荐。孟子曾言:“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天与贤则贤,天与子则子”,孔子与周公等圣贤人物之所以不拥有政权,是因为无天子推荐;靠世袭而拥有天下的桀纣等暴君最终失去天下,是因为“德丧”而被天废除了……所以,一个人在人伦人格上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完全可以通过努力追求至善之美,达到“尧舜”的境界,但在社会层面上却不能成为一个“独立体”而存在,是受制于天的,只能听天由命,这不仅为统治者找到了统治的依据,而且将每个人的生命都安排在了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为使人能“安分守己”找到了根据,在根本上否定阶级和阶级对立。

西方人认为“物竞必争,适者生存”,认为争取个性的解放与平等自由是上帝给与每个人的权力,而中国人则要求人人安分守己,永远做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圣徒”。

西方人主张革新,认为法律制度是人制定并为人服务的,当其不再符合时代的需要时,就应当通过一定的方式修改,“暴力革命”,是为本阶级争取“上帝”赋予的权力,获得自由与解放的手段之一;而中国人则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法律制度是神授的,视“顺”“从”为美德,将反抗视为“犯上作乱”的大逆不道;西方人的“革命行动”往往是阶级意识的觉醒,中国人的“革命”实则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招牌,抢夺政权,为一家一姓争夺天下,是故,西方人依靠斗争和革命,将社会一步步向*法治推进,而中国人则通过战争使“江山易主”,改朝换代,将维护封建皇权的政治体制能换汤不换药的延续二千余年而不改其质。

西方人重视智慧,西方哲学是从认识自然和发现自然入手的,因此西方人的性格中具有探险和冒险的精神,西方社会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人类对自然的新发现,依赖自然科学发展并推动自然科学发展的;中国人则重视构建人内在的“仁、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中国道德哲学是从研究“人性”入手,并不断阐释“天人感应”天道与人道相通相应的观点,是故,中国人的性格是“理性”的——用“仁、义、礼、智”安顿生命,对自然则听由天命,性格中“和”“顺”(即顺从天意)有余而“力”不足,缺乏自然科学中的探险与穷究精神,所以,中国社会生产力靠能工巧匠消极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始终受到压抑。受此影响,西方人的性格是率直的,中国人的性格是含蓄的;西方人对“概念”的表述是具体而物象的,中国人则是抽象含混的;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是或不是”、“非此即彼”式的,而中国人则是“是亦非是”、“既是也彼”式的。在这样不同的思维方式下,西方人对人事、物事乃至神事的表达往往是直接而简明的,责任也自然清楚明了的;中国人则往往是曲折深奥、模棱两可的,叫人琢磨、叫人感悟而不直接透彻的,是故,中国的政治家和政客们是永远不会说错话的。

西方人致力于通过认识自然解析生命,认为世间万物是对立统一的,存在着矛盾与斗争,顺此一路,不仅发现了自然科学的诸多门类,而且悟出了《形式逻辑学》,最终引领世界科学的潮流;中国人致力于揭示人的生命理性价值意义,用阐释生命升华生命,漠视自然科学的存在,认为只有“安顿好人的生命”,人类社会就会依靠道德的力量和圣贤人物的出现而走向“大同”。

西方人高举着“上帝”的令牌,打着“人人平等”的旗帜走向了西方现代式的文明,中国人怀抱着“人伦、心性”的教条,将东方哲学引向了高深莫测的玄机之学,引领者曾经雄踞世界东方的封建帝国由强大走向死亡,最终没有能与现代文明社会接轨!
这就是我对中西文化的认识。
冷梦良,公安民警。眼晴不大,却还好眯起来看世间万象;一介武夫,读过几本古今圣贤,就附庸风雅,陶醉于红尘风声雨声,发书生之感慨,在报刊和新媒体上偶有片言只语;发表过《试论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等几篇论文,也获得过一些奖项,出版有专著《论语通俗解读》和一个杂文散文集小册子《阿Q重返人间》,参与过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图书编写,担任过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特约编辑。现为陕西省孔子学会会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宝鸡孔子学堂客座讲师、宝鸡市孔子研究会副秘书长,宝鸡市传统文化促进会理事、讲师团讲师,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宝鸡市作协会员、宝鸡市文学创作学会副秘书长、学术部部长、宝鸡市杂文散文家协会会员。平生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夫子之训。
《论语通俗解读》是作者呕十年之力撰写的一部集学术性丶文学性于一体,兼有一定史学价值的学术著作,由《团结出版社》正式出版,有精装和平装两种。该书突破了传统以来对《论语》一章一条孤立注解阐释的陈式,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孔子的社会理想、政治主张和仁道学说,又生动活泼地再现了春秋社会变革时期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受到了我国著名学者刘学智先生等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被认为“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优美的文学著作,兼有一定的史学价值,有很强的可读性、耐读性和趣味性。”目前己被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陕西省图书馆、西北大学丶长安大学丶宁波大学等高校图书馆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