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南下……
《南下、南下》是一部电视剧的片名，叙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北方解放区的军民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指挥下，挥师解放当时还被国民党统治的南方，支援南方各地建立人民政权的故事。看完这部电视剧后，不由得使我回忆起了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和中原地区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奔向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寻找创业机会和淘金的情景。因为我也是在那个时候从大西北部队调到驻广东部队工作的，也算改革开放初期南下大潮的一分子吧！
1986年7月，我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时，由于我在上学期间适逢百万大裁军，上学前我从事新闻工作的老部队、驻守在甘肃河西走廊的原陆军笫十九军被裁撤，我的毕业分配就无法遵循“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军校毕业学员分配原则了。正在这时，我收到后来担任青海省军区政委的刘喜廷将军的一封信，他希望我毕业后去兰州军区司令部继续从事老本行一一新闻工作。刘将军当时任兰州军区司令部直属工作部部长，在我上学前，他是十九军所属五十七师的政治部主任，我们很早就熟悉。接到刘部长来信没几天，他又亲自把电话打到了学校，说己同司令部首长商量好，等着我来就位。冲着老首长们的盛情，尽管当时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郑旷主任找我谈了几次，让我留校担任《中国新闻史》教员，我还是毅然听从了老部队首长的召唤，回到了大西北，到兰州军区司令部直属工作部从事新闻工作。
在兰州军区司令部工作期间，由于我从事的新闻工作比较超脱，介入机关事务不多，只要经常有我写的新闻报道见报，首长们也不会说什么，可说是工作、生活都无忧无虑。但后来的一件事让我顿生离意。那是1988年下半年，刘喜廷部长被以不可言传的理由平调到甘肃省天水市军分区任政委，适逢军区司令部驻地搬家，直属工作部在分配住房时，分给我的竟是只有几平方的单间，而且靠近厕所边，这对一个三口之家来说该如何生活！找领导反映得到的回答是：我是新来的干部，套房老同志优先。无奈和无助之中，我突然想到了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几位朋友，他们有的是我在《解放军报》社学习时认识的，有的是我在南京政治学院的同学。于是，我通过军线给他们打了个电话，表达了想去广州军区工作的意图。不到一个月，直属工作部干部处就收到了驻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惠州某集团军干部处的干部商调函。这个时候，找我谈话，要求我留下的人多了，不仅司令部的领导，甚至军区政治部的宣传部长都专门找我谈话，劝我留下，并说如果不想在司令部干就调到政治部来。但我态度坚决，商调函在压了三个月后，1988年底还是放行了。我把妻儿打发回湖北老家先住着，只身从兰州坐上了南下的列车。
南下调广州军区部队工作之所以办得如此顺利，后来我才了解到内情。当时驻守在广东惠州的某集团军，是全军驻地处在改革开放前沿唯一的一个集团军，新鲜事物不断。但由于军里新闻干部青黄不接，新闻队伍人才匮乏，新闻工作的开展处于低潮，与集团军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身份地位很不相称。后来担任原南京军区政委的雷鸣球上将，当时任这个集团军政委，中央委员。雷政委看到集团军新闻工作现状，请广州军区宣传部的领导帮忙物色、推荐一两个新闻干部。雷政委接到军区宣传部领导发来的推荐材料后，立即同当时的集团军军长陈显华将军一合计，当天就让干部处发出了商调函。
我随着满列车南下的人群到达广州，是军区宣传部新闻处两位政治学院老同学黄群文和张智猛到火车站去接的我。中午，新闻处郑穗华处长在家里设宴招待我。席间，郑处长告诉我，广州到某集团军驻地有一百多公里，公路正在改造，很不好走，雷政委专门派他自己的座车来接我。听郑处长这么一讲，我真有种诚惶诚恐的感觉。果然，午饭后雷政委的司机开车到了，我同郑处长道别，直奔集团军所在的惠州市。
雷政委的司机叫余顺国，后来退伍到惠州市公安系统工作，我们一直都是好友。到达军部后，小余把我直接带到了雷政委办公室。雷政委非常热情，谈了一个多小时才让小余带我去宣传处。
集团军宣传处当时处长缺编，由副处长宋新民主持全面工作。宋副处长把我介绍给处里同事们后，就对我说：走，去你家里看看。“我家”！我一楞。宋副处长看我很惊讶忙解释地告诉我：听说我马上要来报到，雷政委专门指示，许峰带着家属和孩子，一定要把房子安排好，不要让外来干部感到冷落。房子前不久才腾出来的，知道我今天要到军里，上午处里几位同事还专门进行了打扫。宋副处长带着我来到集团军营干楼，打开一楼的一套房子，两房一厅带厨房、洗手间，是刚刚冲洗过的，并且已摆上了必须的家具，就等着主人入住了。看到这一切，我非常感动，忙不迭地对宋副处长说谢谢。
还有使我更感动的。厅堂的茶几上，已装好了一部电话座机。宋副处长告诉我，这是一部全军军内程控电话。当时我国的程控电话还刚刚起步，程控电话只有军一级首长办公室才有，其他都是用接线电话，而象我这样的普通机关干部，家里装接线电话都没资格。又是雷政委专门指示通信处，专门给我家里装一部程控电话，理由是方便我同北京、广州的新闻单位联系，提高工作效率。
我虽出身于农民家庭而非书香门第，但上学开始就明白“士为知己者死”的中国传统文化。到集团军后，可说是我一生中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爱护，什么叫尊重。留给自己选择的，唯有拼力一搏，在工作上干出成绩，以报答集团军首长和机关战友们的关心和爱护。
经过一段时间熟悉情况，才知道当时集团军的新闻工作为什么会落后于广州军区其他各军级单位的原因，说到底就是新闻队伍不健全，缺乏新闻人才。人才是干好一切工作的基础，没有人什么都干不成。于是，我制定了一个一手抓新闻队伍建设，一手抓上稿见报的新闻工作方案。在雷政委和政治部首长的大力支持下，经我自己推荐、选择，先后从外军区调来三名新闻干部，配齐了师、旅两级新闻干部缺编；报雷政委和司令部首长批准后，由司令部军务处带帽下达转志愿兵（现在称士官）指标，把8个有一定新闻工作能力的义务兵战士报道员转为志愿兵。配齐师、旅、团三级新闻工作骨干后，我们在集团军招待所专门举办了一期新闻骨干培训班，请《解放军报》的记者和广州军区《战士报》的编辑来给大家上课。与此同时，我和宣传处的同事们，经常请军报的编辑记者和军区宣传部新闻处的同志到集团军部队采访。就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集团军部队在新闻媒体宣传报道了“红一团正规化建设”、“大渡河连再铸军魂”、“实旅长周玉华”、“铁旅长钱晓林”等一批先进典型和集团军部队驻地的十几个拥军模范单位和个人。1989年底年终工作总结，集团军新闻工作在广州军区由过去的后进一跃而为第一。
我在18年军旅生涯中，有15年是从事新闻工作，在驻广东惠州某集团军的近四年时间里，是我新闻工作成果最辉煌的时期。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突出的成绩，并不是我个人的能力有多强，而是集团军首长、机关，尤其是雷鸣球政委对我们这些有职无权的新闻工作者，从工作到家庭、生活给予的无微不至的支持和关怀带来的结果。事情虽过去二三十年了，当年和我一起在集团军从事新闻工作的干部们，后来也陆续转业到地方工作，分布在广州、深圳、东莞、中山、惠州等各个城市，但只要我们坐在一起，回忆起当年集团军首长，尤其是雷鸣球政委关心我们的许多故事，无不激动不已。记得是1990年夏天，一场风力很強的台风在汕头登陆，事前一位副军长已带领一个指挥小组先期到达驻潮州的某师，现场指挥部队救灾。台凤登陆那天晚饭后，宣传处长通知我带两个负责录像的战士报道员连夜赶往潮州。管理处已给我们安排好了车，是一辆车况很新的进口小轿车，平时是军里接待客人用的。宣传处长告诉我，雷政委下达任务时，专门交待管理处派这辆车，意思是今天刮台风，老北京吉普车怕路上不安全。正如雷政委所料，夜晚十点左右，我们经过地处海边的汕尾市地段时，台风正好登陆，狂风暴雨一阵猛过一阵，坐在车里就象坐在摇篮里一样，摇摇晃晃，如果是老北京吉普真不知道会不会翻车。
在集团军从事新闻工作期间，我亲自经历和耳闻的雷政委无微不至关心部属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由于文章篇幅所限，记录的挂一漏万，且只限于我从事的新闻工作行业。他体现的是对部下的关心、对人才的尊重，更体现的是一个睿智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事业的精心呵护！
南下、南下……我的南下不是为了逃避艰苦，是我一生中正确的选择。说选择正确，就是南下广东后，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我遇到了象雷政委这样一批真心爱才惜才的领导，使我人生的“知遇之恩”有了着落！
古人说：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我说：是有人抖落了蒙住金子的尘埃，金子才会发光！
许峰，1957年3月30日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檀镇界岭村一个农民家庭，1974年高中毕业后当过小学民办教师、大队团支书、党支部副书记。1976年12月入伍到兰州军区，历任战士、连队文书、团宣传股战士报道员、营部书记，师、军、军区司令部新闻干事，其间在解放军报社学习，当见习编辑一年，随军赴云南老山前线轮战半年，是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首届毕业学员。1988年年底，调广州军区某集团军宣传处任新闻干事，1993年转业，历任广东省惠州市委组织部科员、副科长、科长，市委督查办主任、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兼督查办主任，市委副秘书长兼督查办主任。在部队18年从事新闻工作15年，自己独作和与人合作发表新闻、言论、诗歌、报告文学等作品1000余篇，其中110余篇获得兰州军区、广州军区和有关新闻媒体优秀作品奖。许峰的事迹曾以“我就是我”为题，被编入《军旅新闻方阵——全军优秀新闻干部风采录》一书，结集出版了《武都路133号》（报告文学集）《留在绿色军营的记忆》（通讯集）《许峰获奖新闻作品选》《咏物悟道100首》（诗集）四本书。
《九江文学社》
领导组织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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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洪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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