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到西安南边的终南山深处走一走，有时会发现，在靠近寺庙、道观，或有水源的地方，有人搭建茅庵而住，也有就便住在山洞崖窟里的。他们都是些刻苦修行的人，有的修佛，有的修道。修行的时间有长有短，成十年甚至数十年者有之，几十天几个月者亦有之。生活当然很简约了，隔上一个月两个月下山一趟，买些米面油盐，菜是山林间生长的野菜树叶，烧的当然不用愁了，枯树干枝多得是。有的还用不着下山，隔一段时间，就有关心他们的居士、香客把需要的东西送上山来。
几年前，我曾在南五台的大茅棚附近见到过一位修行者。是一位女性，三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佛家的服装，眉目清秀，身材苗条，讲一口标准的“国语”。她的家远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受过高等教育，还在电台当过记者。她说浮华繁嚣的都市生活令她厌倦，在书上读到“终南隐士”的故事，产生了向往。来到这里后，见环境果然好，风景优美，很清静，适宜修行，就住了下来。至于呆多长时间，就看感觉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什么时候觉得可以了，再离开。此前刚下过一场大雨，岩土垮落，把她安锅做饭的茅棚砸塌了一半。陪她的一位居士说，明天就下山，叫几个人上来，帮着修一下。
有人统计过，在终南山修行的隐士不少于一千人。这一千多人中，有西安人，有西安之外的陕西境内的人，有外省人，以外省人为多，东北、西北、华东、华南，各地都有；有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以中年人为多。年龄最大的，据说已上百岁，这当然是很个别的了；年龄最小的，只有七八岁。这些孩子多是其父母或患病亡故，或犯案入狱，临别前把娃娃托付给修行者。这些父母大概觉得，相比于社会上的其他人，修行者们更善良，更具慈悲心，也有一定的文化。孩子跟上他们，生活可能会苦些，但至少不会学坏。
和七百多万西安人相比，隐居山林的上千名修行者当然算不上多。但是，他们代表着一种信仰，一种追求，一种和常人有别的生活方式。那么，隐士们为什么多选择终南山呢？这和终南山的山水特色、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等有关。
终南山有时候专指西安城南的南山，更多的时候是指秦岭山脉西自宝鸡、东至蓝田这一段。因此段连绵八百多里，几乎延揽了秦岭的大部分主要的有名的山脉，于是，有时候人们话语中的终南山，实际上指的就是秦岭。
终南山雄伟险奇，峰高高，岩峻绝，谷深邃，路盘盘。最高处叫牛背梁，高达四千多米，是中国南北地理和气候的天然分界线，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司马迁称其为“天下之阻”。终南山秀美清幽：千峰耸碧，百谷流翠，植被茂盛，空气新鲜。终南山物产富饶：它横跨北亚热带和暖温带两个气候带，有利于多种生物生存繁衍，是不少珍稀物种的家园，山果野菜取之不尽。终南山寺庙众多，可谓山山有寺庙，路路通道院。终南山距西安不远，不足百里而已，古人步行，一天可达，今人乘车，两三个小时即到：可谓入市也易，进山也速，方便。
更重要的是，终南山有隐逸的传统，中国古代的不少名人，都做过终南隐士。相传西周的开国元勋姜子牙，涉政前就曾在终南山的磻溪谷中隐居，他用一个无钩之钓，引起了周文王的注意，于是以八十高龄出山，结束了隐逸生涯，协助武王伐纣，成就了一番大业。周康王时，函谷关令尹喜在终南山中结草楼隐居，并迎请西游的老子讲经著书。老子在楼南的高岗上为尹喜讲授《道德经》五千言后，也飘然隐去。秦末汉初，有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甪（lù）里四位先生，年龄皆八旬有余，须眉全白，时称“四皓”，先隐居商山，后隐居终南山；还有功成身退的张良，“辟谷”于终南山南麓的紫柏山。晋时的王嘉，南朝宋时的李和，唐及五代的新罗人金可记，药王孙思邈，仙家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金元时的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明清时的江本实等，都曾在终南山隐居。
这里有一个故事：唐朝有一个很有名的道士叫司马承祯，多次被朝廷召用，但他对仕途不感兴趣，总是请求回归他喜欢的浙江天台山。其时，有个叫卢藏用的朝官劝他说：你想隐居，终南山不就是个好地方吗，何必千里迢迢回天台山去呢？司马承祯答道：依我看，终南山不过是一条当官的捷径罢了。此话含讥讽之意，因为卢藏用在入朝为官之前，就隐居于终南山。于是，“终南捷径”便成了一句成语，常被用来比喻谋取官职名利的最便捷的门径。终南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功能，是因为它距离京都长安不远，皇帝及重臣常有进山烧香访道之举，于是，隐士们就屡屡被发现，从而蒙召进宫，跨入仕途。
这就有了一个真隐与假隐的问题。大凡隐士，是都可以称作文化人的，尽管文化的程度有深有浅。中国的文化人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大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样的抱负，只有步入官场、依托朝廷才能实现，而隐居山林，整天和泉石鸟兽树木花草为伍，逻辑上只能离抱负的实现越来越远。然而，与“正逻辑”相对，还有一个“反逻辑”，所谓相反相成。你看，一进山隐居，便博得了“高士”“贤哲”之名，在人们心目中，高士贤哲都是些学贯古今，满腹经纶，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精通阴阳变易的不凡之人，于是，皇家请这些人出山，任卿作相，既用其才为朝廷效力，又赢得了求贤重才之名，何乐而不为？古代的一些人物，如姜子牙、卢藏用之流，正是看到了这一层，才选择隐居的。这样的隐，当然不能算作真隐。
还有，在我看来，中国的官场像一个大转盘，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文人们上了这个盘子，就得按人家的规律运行，否则就会被甩下来。而文人的追求真善美、恃才傲物、清高不群的心性，又往往同官场的规则发生矛盾。这样，文人团体就会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彻底官化，以统治者的意志为意志，成为投机钻营、见风使舵、两面三刀的政客或权奸，这当然要以出卖灵魂、泯灭良知为代价；另一部分人既想借朝廷的权力为老百姓做些好事，同时将个人的价值才华展现一番，又想保持住文人的良知，于是就在夹缝中生存。一遇变故，这后一部分人很容易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从而因失意而选择归隐。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学而优则仕，仕而不得则隐”。
唐代诗人王维就是这种隐士的典型。他开元年间中进士，累官至给事中——大概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的副头目吧。安禄山攻陷长安后曾受伪职，乱平后被李唐王朝查处，降职使用。从此，他对政治心灰意冷，开始做终南隐士——到风景秀丽、山水沦涟的辋川修建“别业”，整日写诗作画，“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了。
和古代那些以入仕为目的的假隐者不同，当今终南山中的隐士，都可归入真隐者的行列。他们没有当官的念头，也断绝了发财的愿望——事实上，当今社会已几乎没有了因隐居山林而被赏识，进而做官发财的事情，只想通过修佛、修道或其它什么修行的方式，了悟生命和自然的真谛，摆脱世俗的纠缠和污染，获得心灵的纯洁和宁静，使灵魂得到升华。他们无疑是当下这个繁荣浮嚣的社会中的“异类”，尽管其清苦的行为未必值得世人去效法，但其高洁的追求，值得人们尊重。
中国历来有“大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说法。在西安，“隐于市”“隐于朝”者亦不乏其人。
隐于市者的年龄多在四十岁以上，而且以男士居多。他们不求闻达，不凑热闹，很少参加什么聚会，除少数亲友外，不和杂七杂八的人交往。报纸上没有他们的名，电视里没有他们的影，电台上也听不到他们的声，他们像古城墙上的一块砖，像大槐树上的一片叶，也像藏在书柜里面的一本书，不接近他们，你就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他们一般都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或工资，或退休金，或房租等；也有较好或很好的房子住，或祖产，或单位分的单元房，或新购的私房等，总之是不为基本的衣食住行发愁。
这些人因各种情况成为城市隐者，一部分人隐之前曾有过美好、远大的理想，也为之奋斗过、拼搏过，争取入党啊，谋求提拔啊，搞写作、做学问、办企业、跑生意啊，等等，经历了种种风雨荣衰、挫折变故，于是“看破红尘”，由趋动而趋静，回归城市的某个角落，隐了下来。另一部分人压根就不想有什么了不得的作为，生活层面的问题基本解决后，就不再劳神费力地谋求着干什么大事了，而是安下心，静静地阅读，默默地观察，想一些平常而又玄妙的问题。
我认识一个隐者，头发茂密，目光深邃。他早年毕业于大学中文系，在文史方面造诣很深，当年也写文章，不算多，但篇篇有出奇之处；对社会事象有独到的了悟，说人论事，常常一针见血。后来，单位搞改革，他所在的部门调来一位新领导，他对此人印象不好，认为是一个“土匪加流氓”的角色。于是就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先是称病不出，后来干脆办了退休。在家读读书，看看电视，听听音乐，间或搞点字画呀、瓷器呀、旧书呀等艺术品的收藏；还养了两只鸟，每天下午提了笼子到环城公园去遛。有次我去他家闲聊，见他将自己的寓所起名为“观小居”，就问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他说你看我住的这是三楼吧，厅里这个窗子对着楼下这条路吧，坐在这里，就能看到那些小人们跑出蹿进、奔前忙后的身影。噢，我明白了，原来是“静观小人忙”的意思。
还有一位先生，多年前从郊县一个单位调进城来，他在大学学的是文科，于是被安排到某区政府的办公室。按说这是一个可以接近领导、以图升迁的好位置，然而，此君偏偏对仕途不感兴趣，其所好者，淘书、读书而已。我住的地方，距西安古旧书店不远，所以他每次来，手中多见提着一个印着古旧书店字样的塑料袋，里面少则两三本，多则成十本，一看就是已经去过了书店。我说你有多少钱啊，三天两头买书？他说钱没有多少，但习惯了，见了就想买，不买，就好像对不起这本书似的，再说这书都打了折，也不算贵。他告诉我，每天上班，干清爽摊到头上的那份工作后，就拿出书来读，能读几页就读几页，真有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味道。下班回家，或节假日，打理完必做的家务后，就泡一杯清茶，坐在灯下，悠悠然地品读起来，直到困意袭来。他读得细致精到，记性也好，如果问他文史方面的典故逸事，他不但知晓多多，而且能将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也写点读书札记之类的文章，文字古朴典雅，能发表当然高兴，得点稿费，又去买书或贴补家用，发表不了也无所谓。因他常到我的慧雨庐来，我的夫人就对他有了一个评价，说这年头，活得这么简单、纯粹的人，不多了。
隐于朝者的年龄一般也都在四十岁往上。朝，过去指朝廷，现在指官场。中国的官场，就为国为民干大事、好事而言，一部分人属于想干、能干者，一部分人属于能干则干，干不了拉倒者，还有一部分人属于压根就不想干，“混它个一官半职”而已。这后两部分人中就有所谓的隐者。我认识一位先生，生来聪明俊朗，本质上也淳朴忠厚，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某上司的赏识，提拔为某单位的“一把手”，属于处级吧。干了几年，小车坐上了，大房子住上了，工资待遇也都上去了，但他不干了，主动提出换一下，到一个公司去做了个书记。据他讲，那个公司是总经理负责制，他这个党委书记，不过是应应景而已。为什么不当实权在握的“一把手”，而要去做一个应景书记呢？他坦诚地说，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不腐败吧，工作推展不开，而且大家都腐败，你不腐败，就会被孤立起来，太腐败吧，于心不忍。几年下来，觉得自己都不是自己了。考虑再三，还是激流勇退吧。你看，我现在当这么个书记，公司的业务用不着操心，一切由总经理决断，只要不明显违法，我都画圈同意。至于待遇，当然不比原先差了，各种好处一样都不少，还乐得清闲。每周想上班了，就去坐坐，无非是喝喝茶，读读书，看看报，浇浇花，上上网，和员工们聊聊天而已，一些党务方面的杂事，批给下面人去办；不想上班了，打个招呼就可以不去，呆在家中，想干啥就干啥。
有关隐匿，近年来还产生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大隐隐于网”。互联网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其发展之迅猛，完全可以用“洪流滚滚，势不可当”来形容。正像一位美国学者讲的那样：“无数的人被卷入到这场数字化革命中来，它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关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的网民已超过一亿人，大约占总人口的十三分之一。以这个比例来算，西安的网民大约有四十多万。当然，随着计算机硬、软件的不断更新和宽带网及智能手机的普及，这个数字会还不断地增长。西安的大专院校多，科研机构多，文化人多，网民自然也就多。
沉浸于网络中的人们和我们上面谈到的几种隐者，尤其是终南山隐者相比，有近似之处，如独处、隐姓埋名、和少数“高人”交流思想心得等。但仔细考察，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前述隐者追求的是一个“静”：环境幽静，生活平静，心灵宁静，在静中净化，在静中升华；网络中人很难摆脱一个“动”：手动眼动，怦然心动，甚至蠢蠢欲动，付之行动，至于心灵能否净化，灵魂能否升华，就万树千花，因人而异了。西安目前上网热聊的网民每天不少于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至于聊天的目的，寻钱觅财者有之，探花问柳者有之，交友征婚者有之，宣泄不满者有之，排遣寂寞者有之……看来，网聊具有“心理按摩”和“精神鸦片”的双重作用。一些心理学家则忧心忡忡地指出，长期沉迷网络易患心理问题，因为网络具有虚拟性，面对荧屏，似乎什么都可以做，但回到现实又是另一回事，这容易让人感到失望，产生心理压力，导致一些反常的，甚至极端的行为发生。这便与我们讲的隐，背道而驰，不可同日而语了。
（原载《中华散文》2006年第8期；《海南日报》2006年11月19日；《西安日报》2006年12月12日；入选《2006年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图片采自网络）
庞进 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院长、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华龙凤文化网（www.loongfeng.org）主编，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197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至今已发表各类作品逾千万字，出版《创造论》《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龙情凤韵》等著作三十多种，获首届中国冰心散文奖、首届陕西民间文艺山花奖、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大赛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首席）”之誉。微信号： pang_jin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