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读老师的所有作品，我最大的感慨就是老师与人为善，常怀感恩之心，所以当他几次遭遇劫难之际，总能逢凶化吉，这或许就是他自己修来的福分。这样说虽然有一点唯心论，但是我们不能不相信，人在做天在看！请继续欣赏龚如仲（Ralph）老师作品。向白衣天使致敬！谢谢您的阅读欣赏！

【作者简介】：龚如仲（Ralph)

             铁路医院的杨大姐

             文/龚如仲（Ralph）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工程沿线，还活跃着一群专业、热情、尽责而又不畏劳苦的医护人员。他们分别来自铁道部铁路总医院，以及几家下属铁路局的铁路分院。这些医护人员不仅服务于坦赞铁路建设工地上的中国人，同时也对坦赞两国的当地官员、工人以及周边居民施以援手。因此，他们被当地人称为来自中国的“白衣天使”。由于施工队伍庞大，而医护人员较少，所以这些医护工作者经常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及时地去抢救工地塌方中的伤员或是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同时，他们还得医治和照顾门诊和住院的病人。他们是工程沿在线一支关系到人们生命安危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我在姆皮卡工作组总部工作期间，就曾与一位护士长兼化验室检验师杨大姐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下面就想讲讲这位业务精湛而又热心待人的杨大姐的故事。

     要说这个故事，先得从我在非洲得的那一场病谈起。

     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非洲大陆经济依然非常落后，许多国家的卫生条件相当恶劣。我在赞比亚姆皮卡工作组总部工作的时候，也就是在我奔赴非洲的第四个年头，不幸染上了痢疾。因为刚开始只是腹泻肚痛、浑身乏力，所以我自认为是饮食不当，或者是夜间着凉，并没有过分在意。但没想到过了几天，病情越来越重，吃饭也没有了胃口。但生性愚鲁的我，还是没把这“小毛病”放在心上，总觉得自己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挺它几天也就过去了。可没想到，这一挺就挺出大事来了，几天后我就泻得几乎下不了床。这个时候，我这才不得不直奔与工作组总部一墙之隔的姆皮卡铁路医院。

      被大家称为总院的这家铁路医院，其医疗设备之齐全、医护人员之专业，在整个铁路沿线应该说是首屈一指的。在那儿工作的医生有十多个，护士有五六名。我在医院里挂号之后，一位医生就给我作了诊断。他一看就明白我是得了细菌型痢疾，接着就给我做了初步的处理。之后，一位年纪在三十岁左右、身材高大、面容秀丽的女士出现在我面前。这位女士主动告诉我：她姓杨，不是医生，而是这儿的护士长兼化验室的化验师（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杨艳华）。她还告诉我，按病情，她须对我作一次化验。

      后来，化验报告出来了，说是“白血球满视野”。而我并不懂何谓“白血球满视野”？当然就得向她请教。于是，她就耐心地向我解释：“‘白血球满视野’就是说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全是白血球，这说明你的病情非常严重，必须即刻治疗。”一闻此言，我只好接受医生和护士们的安排，开始了天天打针吃药的日子。由于我的病情很重，所以几乎天天往医院跑，一来二往，就与这位杨护士长相熟了。而就在我到医院就诊的这段时间里，我发现杨护士长对任何病人都是那么关心，那么体贴，对待每一个病人，每一份职责她都认认真真地对待。于是私下里，我们一帮年轻患者都叫她杨大姐。

     尽管医院为我用遍各种好药，医生护士们也尽了全力，但无奈我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这时，恰好我第二个两年任期将满，于是工作组领导决定：让我提前几天回国，先是治病（因为人人都知道，中国国内的医疗条件远胜非洲），然后休假，以便病愈后第三次赴任。事情到了这一步，我想姆皮卡医院的主治医生和杨大姐他们也可以松口气了，因为他们已经尽了全力，从此不必再揪心我的病情。

      然而，当我临行时到医院向医生及杨大姐告别的时候，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杨大姐突然递给我一封信，让我回国后交给铁路总院的某位比较权威的主治医生。她嘱咐我说，她在信中已向这位医生详述了我的病情，希望这位医生能够对我的病采取可行的良方。我当时心里的那份感动真的是无以言表的，也从心底里尊敬对病人如此尽职尽责的医护人员。

      就在我回到国内就医不久，杨大姐也两年期满回到铁路总院上班（总体而言，医护人员在非洲工作的任期为两年）。命运让我有幸又与她在国内重逢，而且她还能够接着为我治病。接下来的数月时间，尽管那位主治医生及杨大姐千方百计地为我治疗，但无论怎么频繁地打针吃药，或是极端地用大剂量的药物直接灌肠，都奈何不了那顽固的非洲痢疾病菌。

      正当大家伤透脑筋之际，杨大姐最后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向医生建议，进行“细菌培养”，然后对培养出来的痢疾菌作药物敏感试验。待医生认同后，作为化验室检验师的杨大姐便用各种当时问世的抗生素对我进行敏感试验。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天的努力，杨大姐终于发现一种有效的叫庆大霉素的新药。最后用大剂量的庆大霉素直接灌入我体内，几经周折，终于制服了长时间潜伏在我体内的顽固的病魔。

      我今天之所以用如此多的笔墨来描述我治病的过程，是因为我深深地被那个年代的“白衣天使们”的精神所折服和感动。倘若没有他们对患者如此负责任的跟踪治疗，我恐怕不可能在那么短的回国时间内彻底康复，也许还会落下长年不愈的慢性肠炎。

     然而，对比当下的中国医疗界，似乎首当其冲的医德已经退居到第二位了，而金钱利益才是不少医院和医生们争相追逐的目标。听说一些医院面对濒临死亡、必须马上施救的危重病人，因为病人的家属一时凑不齐住院费，就漠然相对，缩回援手。还听说一名因工伤而割破手臂的患者，伤口都已经得到缝合了，然而当医生得知患者所带现金不足，只能先交部分医药费用、并答应余款很快补齐、还以身分证作为抵押时，这位医者竟然可以硬起心肠，重新用剪刀拆开患者伤口的缝线，让病人带着血淋淋的伤口回去拿钱后再回来重新缝合。尽管这种情况在中国可能是个案，但当下中国医患纠纷时有发生的现状也是确实是存在的。

      回忆当时工作在非洲的杨大姐及她的同行们，我真的很想从心底里对他们再说一声“谢谢”。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杨大姐的千金周小姐（大名周茁）如今也是一名专业、尽职、干练的护士长。周小姐不仅继承了她母亲的衣钵，同时也继承了母亲的良好医德。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她也去过非洲。周小姐于2008 年间，随着中国派遣的医疗队远赴非洲几内亚工作。医疗队员们在正常人难以想象的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以赤诚的大医情怀，在几内亚救死扶伤，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因此，周小姐和她的同事们被几内亚当地人称之为“人民健康保护神”。周小姐本人也多次得到几内亚政府及中国有关医疗和卫生部门的嘉奖。

     杨大姐和她的女儿，两代护士长，已经成了一段佳话。想到她们，我心中就会油然而生一种感佩之情。写到这里，天色已晚，窗外月光如洗。在这沉沉的黑夜里，我仿佛看到了中国的南丁格尔（NIGHTINGALE），一老一少，各自提着一盏灯，正悄然地走进患者的病房……

***此文选自拙作《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之第三章“奔赴非洲”，《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一书2012年由台湾采薇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