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间棚精神调研的“寻路”意识和“引路”作用
——学习对照毛泽东调查方法，
认识九间棚精神调研的价值
庞佃军
李锦是以调查研究而闻名全国的新华社记者。在沂蒙精神提出之前的1989年，他在平邑县九间棚村住了长达52天。他为什么要住这么长时间?在52天里，他做了什么？这一直是一个谜。
最近,我们在九间棚精神调研展览馆里，发现他是带着《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包括《寻乌调查》)，还带着1989年政治风波的剪报住在这里的。他告诉我们，他是学习毛泽东“寻乌调查”的方法来到九间棚的。
91年前，毛泽东在寻乌用20天时间进行了被他称为“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这为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最要紧的岁月里，艰苦卓绝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打下了重要的认识基础，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最基本、最长远的事业，提供了正确方向。
32年前，李锦带着包括《寻乌调查》在内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在九间棚进行了被他称为“最深入”的蹲点调查。李锦在16天内留下5万字的《九间棚调查》与《九根擎天柱》的调查报告。调查提出“党群关系”这个主题，在最要紧的时刻探索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道路，为沂蒙精神研究提供了本质遵循。
李锦的九间棚调研有“三大特色”：一是蹲点调研，一次就住52天； 一是跟踪调研，长达32年； 一是参与工作式调研，帮助九间棚发展解决很多困难。把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和他的《九间棚调查》联系起来看，我们侧重1989年的蹲点调研，可以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对于提高今天的调研水平与能力，会有所启发。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调研活动
1982年《人民日报》所载李锦拍摄的商河县张坊公社西小王村农民王同顺存钱场面
用凡常记者眼光很难理解李锦，因为他眼光高远，始终怀有博大的家国情怀。他到九间棚来不是为了写一篇稿件，而是带着寻找一条道路的目的来的。在80年代初期，他到商河县张坊镇调查农民走进流通渠道贩卖羊肉的事，发现了中国市场经济最早的苗头，揭示了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尽管在当时看来，这仅仅是一种历史或然的可能性。这件事情，引起时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的重视。胡耀邦认为，他写的调查“极生动，极有说服力，很多问题值得思考”。其时，商品经济的概念还没有提出来，李锦在这里提出了商品生产，为以后市场经济道路的提出埋下了伏笔。一年零十个月后，“商品经济”写入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文件。十年后，市场经济写入党的十四大报告。因此，当时在商河一带流传着“南有凤阳小岗，北有商河张坊”的说法。他是在改革初期最早发现市场经济道路的，而到九间棚来，他也是带着“破解国家难题、寻找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道路”的目标来的。
胡耀邦对李锦调研的批示
在后面，我们对九间棚调查还要做进一步的论述。这里，我们先对毛泽东的寻乌调查进行分析，理解这个寻找道路的调查。回顾、学习、领悟毛泽东寻乌调查，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我们就会理解到，李锦为什么要带着《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到九间棚做蹲点调查，才能理解李锦孜孜探求九间棚精神、沂蒙精神乃至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岸境界。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发展强大，应该走什么路、怎么走，一直是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基本问题，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个核心问题。毛泽东的寻乌调查是带着寻找中国道路问题前往寻乌的。
我们党在确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之后，革命道路“是什么”、应当“怎么走”，仍然面临着各种纷扰。可以说，就在毛泽东埋头搞寻乌调查的时候，“城市中心论”仍然是党内决策层的主流看法。1930年夏天，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时，要各地红军分别去打长沙、南昌等城市，进而实现“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战略调度，即为一例。毛泽东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一系列赣南、闽西社会调查，其特殊意义在于：为清晰回答中国革命“是什么”和“怎么走”这两个事关道路的重大课题，提供了认识基础。在此意义上说，言之《寻乌调查》毋宁谓之“寻乌寻路”。
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毛泽东利用红军在安远、寻乌、平远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在寻乌开展了20多天的社会调查，对寻乌的政治区划、地理交通、商业活动、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的状况，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考察分析，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后来整理成《寻乌调查》，共5章39节，8万多字。《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经典之作。李锦带的书中，还有《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等，篇幅最长的是《寻乌调查》。
关于“是什么”。毛泽东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曾说，“六大”召开时，毛泽东虽然已经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但他“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从“工农武装割据”到“以农村为中心”的转变，是创立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关键一环。1929年，毛泽东在长汀、上杭等地所进行的广泛社会调查，使他开始抓住这个关键环节，坚定了他创立巩固革命根据地，作为“前进的基础”的决心。在土地革命、武装割据这些基本政策指导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逐步巩固发展，建立起影响全国的“中心工作区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的设计，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孕育成熟的。
关于“怎么走”，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酷斗争形势下，中国革命道路“怎么走”，比“是什么”的争论显得更为迫切与紧要。它直接决定着党和红军能否生存发展，并最终决定着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能否走得通。为弄清“怎样走”的问题，毛泽东的办法依然是“向下看”，通过调查研究来找到钥匙。在《寻乌调查》中，他深入而系统地研究了当地商业资本的兴衰过程和原因、中国农村的土地关系和剥削状况、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生存现状及政治态度，特别是细致入微地分析和总结了寻乌进行土地斗争的经验教训。由此，对为什么要走和怎样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在认识上有了飞跃；对这条道路为什么能够走得通，在认识上也有了实践依据。
中国革命道路“怎么走”？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社会调查，为党在道路探索中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基础。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将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突出地提了出来。如果没有这个任务的完成，即使以“乡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失败的案例如梁漱溟在山东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其在表面看是以振兴农业引发工业之路，貌似“农村包围城市”的翻版，但因为始终没有涉及到“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根本任务，所以其结果恰恰契合了韩复榘军阀割据的需要。乃至梁漱溟在半个世纪后回首往事，深为自责，“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概念，后来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又提出了“群众路线”的科学概念和基本思想。这两个理论创新成果，与《古田会议决议》所提出的建党原则一道，使党的建设思想有了中国特色的新发展，为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逐步改造成中国革命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基础。
究竟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处理中国革命遇到的实际问题。毛泽东的调查研究解决了这一难题。毛泽东做寻乌调查的同时写作的《反对本本主义》，围绕调查研究这一根本工作方法，科学剖析了过去党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即“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些经验总结和理论认识，是对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阐发，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思想自觉的重要开端，从而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科学的前进方向。
2011年11月，习 近 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需要领导干部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调查发现问题、认清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寻乌调查》已经过去91年了，我们党先后创造性地成功走出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党在救国、建国、兴国、强国的接续奋斗过程中，之所以能够探索和开辟出决定命运的伟大道路，之所以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坚持和发展业已证明是正确的道路，一个重要法宝，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昨天我们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是如此，今天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依然如此。九间棚调查是发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道路上的一次有深远意义的调查。
九间棚调查是寻找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道路、引领发展之道的活动
道路问题至关重要。李锦是学习毛泽东的调查方法到九间棚的。只有在这个层次上认识和理解，才会洞悉李锦对九间棚调查的博大胸怀与坚韧不拔意志的强大动力。同样，九间棚的调查，也是考虑中国道路问题来的。1989年春夏之间，中国经过了十年的改革开放，遇到了曲折，遇到了矛盾与麻烦。在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十年后碰到了重大挫折，下一步应该走什么路、怎么走，这是改革开放十年后的一个核心问题。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冲锋在前面的一员闯将，李锦有这种意识，也有这种责任感。
九间棚的顶梁柱
1989年8月，李锦首次来到九间棚。当时，北京、济南各单位都在学习检查，在挖思想、找问题。李锦是带着被包到九间棚来的，那一次住了16天，到年底，加起来住了52天。对九间棚和平邑县的区划、地理交通、土地关系、支部建设与村里当前矛盾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考察，这是李锦在1976年当新华社记者后最长的一次蹲点调查。自那一次调查以后，李锦连续八年，都在一个村庄住50天。其中在双星集团住了42天，在兴福镇住了48天，在大明胜利油田大明集团住了58天，连续八年搞蹲点调查，蹲点时间之长、坚持这种工作方式之久，极为罕见。这是一个艰苦的破壁过程，像一个深山老道不分昼夜独立孤苦的研究。而这些调查是从九间棚调查开始的，这是新华社中独一无二的“李锦现象”。在1989年这次调查后，他留下5万字的调研笔记，还写了5多万字的《九间棚调查》。其中浓缩的“九根擎天柱”的调查，是李锦蹲点调查的经典之作。从这次调查中，看出李锦独特的调查研究思想和方法与技巧。时至今天，重新审视李锦九间棚调查的蹲点工作，似可强烈窥见“九间棚寻路”与“寻乌寻路”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
我们党在确认改革开放以后，十年过来了，中国的路怎么走？应当怎么走？人民面临着各种纷扰。1989年的政治风波，把这些矛盾都暴露出来了，包括引起群众反感与愤怒的腐败现象。中国是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是不是对的？还要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在当时，这些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地提出来了。因为在1989年4月，确实有人在中南海门口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正是在激烈碰撞中使得“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空前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
当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这一本不矛盾的“矛盾”一度风起云涌地暴露出来，如何解开这个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李锦九间棚调查的特殊意义，就在于清晰的回答，中国还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怎么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要不要执政和怎样执政这两个事关道路的重大问题，他要从生动的群众实践中寻找一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道路。该？应该说走什么样的道路，在当时并不存在什么怀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关键是怎么走、怎么做，怎么走，就是现在怎么做的问题，包括在整个社会倡树什么样的精神。九间棚当年是一个很好的典型，是在1984年后沂蒙山区脱贫攻坚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典型。李锦曾经和临沂地委委员、宣传部长李祥栋就中国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九间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回答这些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应该说，李锦的目的是非常明确，中国有什么问题？路该怎么走？九间棚该怎么回答？其实这就是他的调研的出发点，要用事实来回答，到实践中去寻找。
九间棚精神
具体说来，李锦的九间棚调查，在宏观上回答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怎么走，怎样在党领导下走好改革开放的路，当前怎么做。这个调查，大致上回答了以下的几个问题。
首先，社会主义道路要走下去，对社会主义要充满信心，要靠党员，天不能塌下来。当时确实乌云密布，有江山易帜的风险，李锦提出了“不能骂老祖宗，九柱擎天，共产党要站出来，要撑住社会主义的江山，对社会主义保持信心”。，对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问题和党员作用问题，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能光靠改革开放手段，甚至为富不仁。干是基本的，艰苦奋斗是必须坚持的，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而九间棚的共产党员背水决战，五年巨变，回答了他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层次，怎么干？保证共产党长期执政，要从“党群关系”入手，解决党的自身建设问题，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共产党员要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在实践中已经产生矛盾是回避不了，焦点在党群关系。要靠解决党群关系才能使共产党的政权，长期保持下去，使得社会主义的道路能走下去。
第四个层次，是要从党员先进性抓起，只有先进性才有凝聚力。这是李锦通过九间棚调查重点回答的问题。九间棚的九个党员在“大洼风波”中怎么解决矛盾的？就是党要代表人民，靠党员带头，公而忘私，才能同甘共苦，在更高目标上凝聚人心，团结奋斗。
第五个层次，要强调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以九间棚共产党员开拓进取、艰苦创业、公而忘私、无私奉献为代表的党员精神，这种精神是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这形成后来沂蒙精神的主调。
九间棚的蹲点调查，回答了北京政治风波中提出的重大矛盾，就是党群矛盾。九间棚精神和以后的沂蒙精神，由艰苦奋斗上升到党群关系。23年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死与共，水乳交融”的境界，与九间棚精神调查的结果是一致的。而最初李锦的探索是由浅入深，由表入里的艰苦调研过程。显然，李锦最早的准确定位是极为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李锦在寻路基础上，抽取典型经验本身的内核价值，铺就乃至引领出一条用以指导实践的发展大道。
这个典型在全国的广泛传播，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和自信，坚定了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正确的道路。30多年过去了，九间棚精神上升为沂蒙精神，并且创造性地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道路。成为改革开放时期后，我们党的精神思想组织建设的一面红旗。
1989年，中华民族的改革开放，应该走什么路、怎么走，孜孜以求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10年后的一个核心问题。李锦以“九间棚调查”为代表的社会调查和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正确的道路，从来都是深埋在国情的土壤之中，要把它找出来，从来都是从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国情开始的。
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社会调查，为党在道路探索中推进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切实的工作方法。建立巩固革命根据地，努力发动群众，扩大红色区域，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社会调查的重要方面。通过对东塘、长冈、才溪等地的调研，他搞清楚了苏维埃政府“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就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以及经济建设、关心群众等问题做了完整论述。这些建立在“铁的事实”基础上的理论概括和政策措施，为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迅速巩固和扩大中央革命根据地，提供了重要的政权基础和行政工作方法，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前进，积蓄了组织力量。
九间棚景区石碑
九间棚调查为党在道路探索中推进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切实的工作方法。建立坚强的党组织，建立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领导，努力发动群众，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道路，是李锦在九间棚调查的重要成果。我们认识九间棚典型在莱西会议的巨大影响，便会更深刻地理解这种努力。很多人都知道莱西会议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正面回答了北京政治风波以后执政党建设问题。有些同志把莱西会议理解成村委会和党支部的关系问题，这是一种狭义的、表面的理解。广义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是共产党执政后，怎么带领人民群众前进的问题。莱西会议确定在山东召开，最初是民政部门牵头，由山东省委开了早期预备会，开始也称为莱西会议，后来上升为党的组织建设。1990年3月，新华社播发出《背水决战 五年巨变》《九根擎天柱》的长篇调查报告，是提供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层次的一个内部调查，是李锦在九间棚调查后，和他的同伴们的主要成果。当新华社内参发出这个调查报告后，负责筹备莱西会议的中央政策研究室郑科杨副主任，立即安排中央研究室的内部刊物《调查研究》转发了这组调查，并且安排九间棚刘嘉坤作为唯一的村党支部书记在莱西会议发言。在客观上加快了莱西会议召开的进程，使得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成为莱西会议后期的重点。
事实上，莱西会议不仅仅是解决党组织和村委会这一对矛盾的问题，而是解决怎么加强执政党建设，怎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发挥党支部核心作用问题。刘嘉坤的发言，在莱西会议上引起轰动，甚至超过莱西会议最初的设计，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在改革开放中执政党的建设怎么进行的问题。九间棚的贡献，就在于怎么走、怎么建设的问题，回答了时代的考验，解决了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莱西会议已经过去31年，我们回顾九间棚这个典型与沂蒙精神概念提出的关系，与莱西会议召开的关系，就理解这个调查是回答走什么样的路，怎样走这条路的问题。只有在更宏大的背景下，更深刻的内涵上，才能理解“九间棚”这个典型所起的作用，我们才能理解九间棚调研的重要作用。它确实是学习和理解寻乌调查经验后在新时期的重要的调查案例。
在第一次沂蒙精神研讨会上，理论界给予李锦特殊的安排——李锦在会议上发言。当时主持山东省理论工作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赵锦良认为，李锦是九间棚精神的基础调研和首推全国的人，对沂蒙精神的提出做出了特殊贡献。出乎意料的是，李锦发言的标题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所在》，他以大洼风波来反映北京政治风波这个背景，回答北京政治风波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回答了共产党的执政道路怎么走，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怎么干的问题。应该说，他在一开始就紧紧地扣住了“党群关系”这个焦点，这也是九间棚精神能够长盛不衰，保持30多年仍然为人民重视的根本原因。应该说，在最初提出沂蒙精神的时候，李锦的艰苦探索没有为多数人所理解。然而，他写了一系列沂蒙精神的研究文章，始终扣着党群关系这个主题。他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保持独立主见，长期不懈地去研究，实际上，是调查研究给了他这种道路自信。
九间棚调查研究的基本经验
李锦是带着《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这本书，在九间棚住了很长时间。我们可以看出，九间棚的调查闪耀着寻乌调查思想的光辉，是改革开放时期调查研究的重要成果，形成了新的历史时期调查研究的新经验。这也是九间棚精神、沂蒙精神调查研究的重要经验，值得重视。
调查研究要有破解难题，“配钥匙”的意识。带着问题，调查研究才有针对性，才会有收获。1989年8月，李锦集中整理了北京政治风波的剪报。在这20多天的剪报当中，李锦特别注意到1989年6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军以上干部的讲话，提出“要很好的总结一下过去，思考一下未来”。“要很好的总结”，李锦在上面做了批注：就是赶快调查，到群众中去“配钥匙”。显然，李锦到九间棚的调查，首先是调查了北京政治风波的情况，是带着解决这个问题的意图到九间棚来的。他不仅调查了全国的情况，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情况，还调查了农村党员思想变化和农民生活的状况。通过调查，李锦掌握了基层党群关系的情况，掌握了在那一阶段的矛盾及其表现形式。从这里找到了解决北京政治风波的“钥匙”，找到了执政党长期执政思路，这与他开始带着问题去，是有相当重要的关系的。
李锦九间棚采访记录
调查研究要有扑下身子、解剖麻雀的方法和技巧。调查研究是一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功。要选择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调查对象的样本，进行解剖式调查，这关系着调查结论的可靠性、系统性与科学性。毛泽东当年的《寻乌调查》，是在三省交界的情况下，自己制定了很详细的调查提纲，列出五个大目，几十个细目。李锦的调查是蹲点式的解剖式调查，住在一个点上，全村54户，他去了50户。一户一户的走过去，谁家有几只羊，种几亩地，媳妇从哪个庄嫁过来的，谁家媳妇最孝顺，哪个党员私心少，村里吵过什么架，群众对党有什么意见，这使他掌握了县里、乡里也不了解的情况。李锦先后与刘嘉坤、刘德敬谈了七八次，还对天宝乡、交通局、派出所、学校等机关单位的很多人调查。他基本上没有用开调查会的方式，而是一家一户、一个人一个人地谈过去，这种方法，使得他接触得透，了解得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54户人家的偏僻贫困小山村，他整整住了52天，他因此掌握了充分的第一手材料。
李锦九间棚采访手稿
调查研究要找堡垒户，要把群众当亲人，让群众讲真心话。李锦先后在廉德兰、刘德敬、刘月风、刘德顺等家里吃饭，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帮助他们看病，与一个人一谈一整天，群众看他态度和蔼可亲，没有架子，尽心帮助人，就和他拉知心话。群众哭他也哭，群众笑他就笑，他从而掌握了不少真实情况，群众说他像当年的老八路。他第一次离村时，群众送山楂、鸡蛋、炒花生、煮鸡蛋，把地瓜装满车。县委书记綦敦祥说：“多少年没有看到这种鱼水情的场面了。”
调查研究，要吃大苦、受大罪，甚至到艰苦卓绝的地歩。李锦一开始到九间棚调查，就是带着被子、蚊帐和蜡烛进村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基本上没有新闻单位用这种方法了。九间棚穷是重要原因，没有接待条件，李锦的这种调查，有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的特征，携带一把雨伞，吃住在村里。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在调查三四天后，他因为尽吃发霉的地瓜严重腹泻而致身体虚脱。从农家小院露天厕所到卧室短短5米的距离，他硬是爬着挪动了漫长的5小时，以至休克晕厥在门槛上。但是，他不拿出调查结果决不回去。他在日记上写道，如果一回到济南，就什么也没有了，必须要再坚持一回。当时，村里没有卫生所，没有药，是有生命危险的，但是他终于坚持下来了。直到“大洼风波”，找到破解办法才回到县城。这种艰苦作风，与那种拿现成材料编写稿件的做法形成迥然不同的采访路线。
李锦九间棚采访手稿
调查研究要找到矛盾的台风眼，整个事情才能旋转起来。李锦在调查中，全力寻找到“台风眼”，像中医寻找针灸的穴位一样。当他找到了九间棚1987年的“大洼风波”以后，惊喜不已。在这里，群众和干部在大洼开会，发生了水火不相容的斗争，甚至发生了群众躺在冒烟的雷管上，出现流血事件的风险。在这里，他挖掘党群矛盾是怎么发生的，而九间棚的党员是怎么解决问题的。为搞好这个调查，他先后找到了当事人刘甲全、张如意、刘甲五，廉茂增、刘甲元等人。通过一个一个核实，他找到了这里党员怎么化解矛盾的过程，使得九间棚的调查在党群关系这个绷的最紧的弦上猛弹一下，奏响了时代最强音，找到了解决党群关系矛盾的思路。就是党的自身建设，党的党员先进性，党支部书记的无私奉献精神，这就使他整个报道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能够很快地掀起一阵风暴。
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重视客观事实研究，并靠事实讲话。李锦对形势的认识有自己的独立主见，他正视北京风波的另外一面，就是执政党建设问题。当时的宣传口径并没有这样强调，他认定执政问题的重要。在九间棚调查中，不唯上，不找乡镇干部，就是一户一户调查，不回避问题。直面九间棚在1985年以后的情况，群众极度失望的情况，还有群众在架电、修路、治水过程中的具体案件。调查中他发现，这里也有党风问题。党的领导要深入群众，解决和释放群众情绪。李锦以自已调查得来的事实，精心配制钥匙，回答了这个问题。
调查研究关键在于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调查研究的过程，是提高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决策能力的过程。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认识到，对于地主，必须给予生活出路；对于富农，应在经济上限制，而不是集体消灭。通过这次调查，毛泽东进一步弄清了富农问题，提出了“抽肥补瘦”的突击分配方案。而李锦在九间棚的调查中，他了解了九间棚的党员干部在和群众矛盾对立的时候，制定了五条标准，这些问题解决了廉政建设和党员带头的思路。 调查研究，要用生动故事、感人细节与群众语言讲话。李锦在调查中发现，群众开始骂老祖宗的习惯，他借此做足文章。他发现党员刘德明在修路的过程中，犯阑尾炎而被迫住院，在昏迷状态中，仍然想着村里的建设。尤其是做完手术以后，用腰带扎住自己腰部。他想起了历史上隋唐演义中的“盘肠大战”，他抓住了这个细节，反映了这位参加孟良崮战斗的老英雄形象。九个党员九根擎天柱也是一个细节，李锦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正好是九个党员。这九个党员，开始是七名年轻党员，到他写稿时，是九名党员。他用“九个党员九根擎天柱”这样的事实来做标题，使得“九柱擎天”成为一个流传很广的语言。一直到几十年后，很多人能记着这样的细节。1994年，胡锦涛同志听取李锦汇报九间棚情况后讲道，，“九个党员九根擎天柱”这样生动形象的记述，人们就容易记着。用细节讲话，这是李锦调查研究的长处。他最早是摄影记者出身，在现场采访赶到现场的特点，使得它尤其注意观察外部形象，观察细节。在后来几十年的调查研究中，他一直保持着这个特点。
李锦九间棚调研纪念馆一角
调查研究要自己记笔记。在九间棚精神调查研究展览馆中，记载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李锦的调研日记。从1989年11月15日到12月3日的20天时间里，这本日记本从头记到底。按照页码，从第1页到189页，一页也没有撕下，保持了完整性。这本日记有前言，有目录，有每天谈话的内容。他为了在采访中全面记录情况，白天不影响群众情绪，不做笔记，到晚上回来整理。有时整理到深夜。这本日记，记录他调查研究的过程，极为罕见。有人认为沂蒙精神的源头来自哪里、来自对群众的调查研究、对群众经验的总结。所以有人讲，这本日记就是源头，可以放在沂蒙精神展览馆，放在党史展览馆里面。记日记的过程，也反映着李锦调查研究的深度、广度与热度，包含着他思想认识的过程。他对九间棚精神概括的16个字，一遍一遍地修改，这些字迹，反映他的心路历程，也是历史的证明。
调查研究要向党委汇报，得到党组织的支持。在李锦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和党委的联系。最初他和临沂市委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在九间棚调查结束时，他向平邑县委书记綦敦祥建议开展学习九间棚精神的活动。后来，他向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当面提出，召开沂蒙精神研讨会的建议，向政治局常委宋平秘书的汇报，日记上多有记录。从这些过程能够看出，他是把调查研究成果提供给党委，转化为党领导实际工作的一个思路。好的调查研究成果，好的思路，要为党组织接受。正因为这样，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和李锦探讨如何搞好调查研究时提到，一靠群众实践，二靠党的领导，三靠记者、学者的专业参与，这三者关系缺一不可。所以姜春云书记说九间棚和沂蒙精神的宣传推广，李锦同志做出了特殊的重要的贡献。这是当时山东省委的评价，应该说这是调查研究的重要经验之一。调查研究，既要拿出成果来，也要形成文字材料，交到党委去。作为一级组织，推广到全国去，应该说，这是调查研究实现其价值的必由之路。
李锦九间棚调研纪念馆一角
2021年7月1日，李锦、刘嘉坤应邀到商河县给今朝企业职工和张坊镇党委、县扶贫办部分干部授党课，课堂上气氛热烈、群情振奋，现场听课的干部职工无不为九间棚精神深深感染。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李锦曾经驻村蹲点调研过的白集村所属张坊镇党委，面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这一重大课题，紧紧扭住九间棚精神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密切党群关系这一内核，在全镇迅速掀起以村党支部书记培训提升为重点的基层组织建设活动，在全镇多场合、多形式地播放九间棚纪录片，这为长期以来的张坊镇“稳定”主题转为新时期“发展”主题的道路转变提供了精神支撑。九间棚精神的这种“外溢”效应，让人们看到了它的强大力量所在，更看到了李锦调查研究的价值所在。
2019年11月，张坊镇党委书记李学民到北京拜访李锦采集镇志材料
我们在李锦的九间棚精神调查研究展览馆内看到了《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根据寻乌调查以及多年调查研究的感受和经验，毛泽东写下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首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同时，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阐释了调查的技术与方法，包括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这些都是毛泽东在寻乌调查过程中的具体做法，是自身调查经验的总结升华，为此后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基本规范和遵循。我们觉得，李锦以“寻乌调查”为榜样，在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执政党建设的道路问题中新的探索，是对我们调查研究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也形成了新的经验。对照起来进行学习领悟，我们的思想认识会更深刻些，对沂蒙精神的认识与理解会得到深化。人们记得邓小平对李锦“你有发言权”的评价，胡锦涛对李锦有“会搞调查研究、会总结经验”的评价，这是对坚持毛泽东调查研究路线与思想工作方法的李锦的重视，九间棚调查再次做出证明。
李锦在九间棚纪念馆驻足沉思
我们在九间棚精神调研展览馆和李锦蹲点调研陈列馆里，看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帮助我们理解九间棚精神调查的深刻性、科学性与创新性，理解李锦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是在寻求中国道路向哪里，怎么走，当前怎么做的问题，从大背景、大格局、大时代理解沂蒙精神与莱西会议的宏大背景。
同样，在这个展览馆里，我们看到李锦在1989年前后，对于家庭联产承包、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万元户的发现、商品经济的出现、初级阶段理论、市场经济体制与多种所有制，一直到党的十九大，他始终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应该解决哪些矛盾这个主题，咬定青山不放松，锲而不舍做坚韧不拔的努力。这种始终以破解国家难题的价值观去调查研究，终于使得他做了许多大事。可以看出，他的对国家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对事业无比执着，是一个使命沉重、目标高远、意志坚定、睿智通达、艰苦卓绝而成就显著的人，有些调研做法是旷古奇闻。这些在九间棚精神调查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经验，是毛泽东寻乌调查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秀经验的发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调查研究传统，丰富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精神宝库。我们从这里看到民族魂，一代一代共产党人深入调查研究，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前进的重要经验，是成功的法宝，这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保持旺盛活力的力量。
李锦与到访九间棚纪念馆的济南今朝酒业董事长刘锦善介绍沂蒙精神的提出
习 近 平同志提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这里说的事业成败的大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过程。客观环境不断发生改变，新矛盾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需要完成的任务也不断发生变化。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科学的调查研究，才能使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反映实际需要，保证我们在工作中尽可能防止和减少失误，即使发生了失误也能迅速纠正而又继续胜利前进。这样，我们就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上走得更稳，更好。
李锦与到访九间棚纪念馆的济南今朝酒业董事长刘锦善合影
调查研究是不断开创中国道路新局面，增强道路自信的深厚源泉和重要前提。认清中国国情，是认清中国一切问题的基本依据。在当今中国，要回答中国现代化国家道路“是什么”和应该“怎么走”，就必须到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文化传统中，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等基本国情中去寻找答案。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不了解或不甚了解，就难以有道路上的明确选择；即使有了选择，也难以有充分的自觉和坚定的信心。毛泽东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社会调查，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这个遗产的核心，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研究问题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深入群众的作风，就是“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要求。九间棚精神调查，就是这些传统在新时期的体现。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还会遇到各种风险和挑战，还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所说的“研究问题的方法”，通过正确的调查研究，来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提出新思路。九间棚调查为我们提供一个榜样，我们研究九间棚精神的调查研究过程，价值也在于此。
李锦与到访九间棚纪念馆的本文作者庞佃军合影
作者与著名学者李锦（左）
（作者单位 中共商河县委办公室 作者系冀鲁边革命老区历史文化研究会创始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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