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请继续欣赏龚如仲（Ralph）老师作品，回顾一下中国的，乃至世界的历史！感谢您的赏读！

【作者简介】：龚如仲（Ralph)

作者现旅居美国，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经典文学网特约作家、台湾采薇出版社资深顾问、奥地利英文网Sinopress特聘专栏作家、欧华新移民作家协会会员、中诗报七室创作者。

               文/龚如仲（Ralph）

     中国决定援建坦赞铁路的举动，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是一件轰动全球的大事。与其说修建这条铁路是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还不如说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政府与“美帝”（美国当时敌视中国，故被中国人称为“美帝国主义”，简称“美帝”。而当时我们还和苏联关系恶化，所以中国称苏联为“苏联修正主义”，简称“苏修”）的一场政治角逐。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就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达成共识：希望在坦赞两国间修建一条预计长达近两千公里的铁路。这条铁路修成后，可把坦桑尼亚享誉世界的丁香、剑麻等原料以及赞比亚蕴藏量极丰的铜矿石及半成品铜锭源源不断地运往坦桑境内的铁路终点站之坦桑最大城市的达累斯萨拉姆，然后通过达累斯萨拉姆港出口到世界各地。铁路的建成将会大大促进坦赞两国的经济发展。

      为建这条铁路，尼雷尔总统先是找到了美国人，希望这个超级大国能大力相助，以低息贷款的方式帮坦赞两国建此铁路。精于盘算的美国人先派专家到坦赞两国实地考察。他们考察后发现建此铁路施工难度大，且无法保障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于是他们婉拒了坦赞两国的请求。但美国人又不想得罪“非洲朋友”，于是同意为非洲朋友修一条公路，这就是非洲著名的“大北公路”。

      紧接着，坦赞两国又决定设法敲开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大门，请求“苏联老大哥”能发扬“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帮帮非洲小兄弟。然而苏联人的小算盘打得更精：“既然经济实力更为强大的美国人都不愿插手，我们苏联人何必干此傻事？”于是，苏联人也客客气气地对这两个非洲“小兄弟”说不。

     无奈之下，坦赞两国总统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毛泽东主席一听说“美帝”和“苏修”双双拒绝帮助坦赞两国，他老人家当场拍板：“美国人和苏联人做不到的事，咱们中国人干，这是中国人发扬国际主义的大好时机！”尽管当时的中国国力并不强大，人民还很贫困，但为了压倒“美帝”和“苏修”，中国政府毅然决然地同意出资近10亿美元（当时的10亿美元是非常可观的天文数字），义无反顾地帮助非洲朋友。

      以后的事实证明，援建坦赞铁路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行动，中国实际的投入远远超过三国政府共同确认的九亿八千八百万美元的预算。即使铁路建成后中国只要求坦赞两国逐年还清这笔几乎是零利息的九亿八千八百万美元的贷款，但这两位“手头拮据”的非洲朋友以“朋友之间，不宜太重金钱”为由，一次又一次地推迟还款。最后中国政府作出惊人之举，决定免除坦赞铁路百分之五十的债务，说是“为了友谊”。

      然而毛泽东主席当时并不太在乎投入的资金是否能够收回，他更注重的是这场铁路修建的“伟大政治意义”，是一件灭“美帝”和“苏修”威风，张中国人志气的大事情！既然决定修路这个大政方针已定，那么接下来便轮到铁道部来具体落实这项工程的实施了。

      铁道部高层知道，要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建成这条长近2,000公里（实为1,860公里）的跨国铁路，必须派出一支能打硬仗的精锐之师，而这支几万人组成的大部队必须由一位政治上坚定、业务上精通的帅才来统领。几经研究，铁道部决定请资深副部长布克先生挂帅，因为布克先生既是一位老革命，又是一名老专家。

     “队伍组建”的大事尘埃落定后，铁道部立即着手研究“以什么名义向坦赞两国派出这支劳务大军”的问题，这可是一个涉及到“机构设置”的大问题。按常理，一支几万人的大队伍，又是由一位副部长亲自指挥，若干局级、处级官员相辅，这个指挥全线工程的领导机构应该被命名为“总指挥部”，布克先生应为“总指挥”，而下属负责各项工程建设的工程队应该叫作“分指挥部”，工程队长们也应称作“指挥官”。然而这个建制构想立即遭到了具有极左思潮的上级的否定。否决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和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是相互平等的兄弟和朋友，中国人怎么可以“指挥”或“统帅”非洲兄弟呢？最后，指挥总部被定名为“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至于干部任命嘛，布克先生为“组长”，几位正局级的助手为“副组长”。

      就英文译名而言，“工作组”就是WORKING TEAM，用句通俗话来说，就是“劳工队”，而堂堂的副部长级别的布克先生就是个“劳工队的大头儿”。那么，工作组总部下属的各大工程队自然便成了“小劳工队”，那些原先在国内铁路系统威风八面的工程队长们则成了“小劳工队的小头儿”了。一时间，坦赞铁路工程沿在线出现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劳工队”以及“劳工头儿”们。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要说非洲人，就连中国人也弄不清哪个“组长”的职务高，哪个“劳工头儿”的权力大。于是，我们私下里就叫布克先生为“一号大组长”，两位铁道部正局级干部的副组长就分别为“二号大组长”和“三号大组长”。下属工程队长则统统为“组长”，而工程分队的头儿们自然是“小组长”了，您说热闹不热闹？从这件事上，您不难看出当时政治气氛是何等地左倾。

      修建坦赞铁路过程中的政治元素不仅体现在“组建队伍”、“设置机构”及“干部任命”等大事上，同时也反映在与援外人员私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小事”上。当时所有前往坦赞两国参与铁路修建者，其工资待遇完全平等。无论你是国内位高权重的部长、局长、处长还是普通技术人员、外文翻译或是最底层的工人，每个人每个月所得的津贴（即“月工资”）都是一样的，都是发相当于40月人民币的当地货币“先令”。这就是当时政治气候下所谓的“共产主义萌芽”。

      说句心里话，对我们这帮初出校门、刚刚参加工作的翻译们来说，每月能拿40元人民币的额外工资，心里是美滋滋的（当时的人民币是很值钱的），因为翻译们几乎和那些白日埋头干活、晚上倒头便睡的工人们一样，只要搞定我们该干的事，身上是没有领导们才有的责任或重担的。更何况，月薪虽然不是太多，但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花销。因为一日三餐免费供给，穿的衣服是发放的统一工作服。倘若不抽烟、不喝酒，任期两年内所积存的“银子”尚可买点国内稀缺的“好玩艺儿”，而这些“好东西”带回国内定可讨得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亲朋好友的欢心。

      然而，同样的工资对那些身负重任、日夜操劳的大小组长及工程师们来说就有点不公了。而受到最不公平待遇的还是我们的“一号大组长”布克先生。布克先生是一积年老烟枪。或许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的缘故吧，布克先生每天除睡觉外，几乎是烟不离手。但您要知道，用布克先生的那点月薪根本买不起足够他一个月享用的三五牌洋烟。于是他老人家只能请中国驻坦桑尼亚或驻赞比亚大使馆对他“格外开恩”，允许他用仅有的月薪买点“中华”、“红双”、甚至“牡丹”等免税国产烟。就是如此节省，布克大组长也时不时地遭受烟粮断尽之苦。实在看着他可怜，我们几个小翻译也偶尔地一道凑点钱，托人从使馆弄点烟，趁他不在时悄悄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在几方面的努力下，布克先生在非洲抽烟的事儿总算基本解决了。

      可是等到布克先生第一任任期期满、回国休假时（当时规定，援建坦赞铁路人员，每一任期为两年，两年期满后可以回国休假一个月到两个月，然后重返非洲），布太太不高兴了。老伴儿指着老头子抱怨道：“你出去两年了，每个月也有津贴费，怎么连一件衬衫也不给我买？”我想那时候的布克先生肯定是无可奈何、一脸苦笑。您瞧瞧，当时提前实现“共产主义”带来的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本文选自拙作【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之第二章“奔赴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