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硕诗话》选粹十六
“诗经”作品年代辨疑
文/张兴泰（鸿硕）
几部文学史均主《诗经》作品产生于西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余年间，古往今来，此问题似乎已成定论。
每读至此，总觉得有些迷惑不解——殷商历时四百余年，中经三十一王（从汤武算起），从史料记载和地下出土情况看，殷商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诗》中商时诗独何不见一首？想来想去，只能笼统地认为，既然是“经”，想必是儒家“诗教”所至，非周诗不取。
读了杨公骥先生的《中国文学》这个迷总算解开了。杨老先生从最早记载《商颂》的可靠史料《国语·鲁语》入手，引用鲁国颇有学识的大夫闵马父公元前四百八十七年的一段话:“昔，（宋)正考父校商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并引用宋朱熹《诗集传》:“至孔子编诗时又亡其七篇。”等史料，指出:“《商颂》五篇（《那》《长发》《玄鸟》《烈祖》《殷武》）是殷商时代所作的祭歌，并非商代后裔孔子七世主（宋）正考父所作。”并引用《左传》昭公七年载，“及至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一段，然后指出:就是从戴公晚年至襄公也还有一百二十多年，一个人能身经六世历仕九王当一百二十多年大夫显然是不可能的。从而，考证正考父早于宋襄公一百三十余年，宋襄公时，正考父早已做了古人。反驳了《史记·宋微子世家》关于“襄公之时，修仁行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的谬说。
《史记》中的这段记载想必是后人篡乱所致，司马迁是秉筆直书的史官，儒家观念并不重，遭谗受辱，愤筆直书，当不至于篡改史实。否则，在《孔子世家》中又何以记述《诗经》“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商之盛……”一类的话？《殷本纪》《太史公自序》也有这样类似的提法呢？
杨老又从作品内容等方面分析认为可能是殷商中后期作品。并指出:在先秦并没有人怀疑过《商颂》是殷商时代的作品，也没有与《鲁语》记载相抵触的说法和提法。汉学者否认《商颂》是殷商时代所作，这是本于”诗教”教义和对《诗经》的基本看法而形成的。
证据确凿，颇有见地。《诗经》最早作品早于西周初当为定论。
1979年6月于长春
作者简介:张兴泰，字霜子，号鸿硕，吉林省大安市人，高级政工师。先后出版诗集《霜子吟》《张兴泰诗歌精粹》《诗镜文心》（鸿硕诗文集）、该书续集、《鸿硕诗话》《情韵悠悠》（十情集）《诗词律要讲座》《鸿硕诗话选》《鸿硕诗歌别裁集》等。获得中国艺术界名人作品展示会优赏奖，代表作《父亲》《枯荷——献给母亲》获得中国首届名家文豪杯一等奖，中华诗韵(文学精粹)诗人作家评比大赛一等奖，个别作品获得世界学术贡献奖金奖。现任《中国韵律诗歌旗帜卷》执行主编，中国韵律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雅园学会理事，国际当代华文诗歌研究会顾问、研究员，中宣盛世国际书画院研究员，被当代诗人作家认证为书籍古诗词主编、当代文艺评论家,《中国文豪名家精品选集》编辑部文学顾问，被书籍《世界诗歌作家选集》旗下几大评台特聘为金牌金笔诗人作家。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