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思想就是他作品里人物的思想，人物的思想就是作家的魂灵。作家写纪实文学作品是否真诚、客观公正，是否有历史担当的勇气，读者会在作品文字中看到他的灵魂。历史远去，拂去尘埃，我发现有些细节深嵌于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中，需要创作者细心地拨动、厘清，放出原本的光来。因此，作家只有放下个人私念，客观公正地秉笔直书，你的作品才能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良知，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作家王子君说。
王波：结合您的长篇纪实文学《黄克诚在中央纪委》，谈谈您心目中的纪实文学。
王子君：一部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应该既有充足的历史信息，又有动人的文化情怀，还有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作品，能够极大地震撼人、感染人、鼓舞人，从而深入人心。2009年，黄健中导演邀我创作《老子传奇》时，我们讨论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把握历史剧的创作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我想这个原则非常适用于纪实文学创作。
纪实文学是写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它有两大特点，一是纪实性，二是文学性。纪实性表明，这种
一是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原则，尊重历史事实，不虚构重大事件。黄克诚在中共党内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人物。有诗云：“党内夸刚正，人推黄克诚。”写他，不仅要写他的事迹，更要写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他所代表的，是他所处历史时期的广度与厚度，是他所处阶层的政治智慧。那么，在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上，必须准确翔实，是来不得半点文学虚构的。正是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我在那些有黄老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反复核查史料，准确把握事件的来龙去脉，着重展现他敢讲真话、有独立思考精神、有大局意识、有担当情怀。
二是创作者要对所选题材从情感上高度认同，有强烈的创作欲望。大约是2013年盛夏时节，我受邀担纲电视剧《一代楷模黄克诚》的编剧，参与到前期的研究工作中，因此结识了《黄克诚传》编委会的一班老军人，他们表现出对黄老的深情感染了我。在“掌握”海量的“第一手”材料后，我对黄老波澜壮阔的人生命运产生了景仰之情，发自肺腑地愿意为他的精神鼓与呼。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剧本完成以后，我意犹未尽，又完成了近80万字的《黄克诚在新中国》纪实文学，和一个上下两集的纪录片脚本《开国大将?黄克诚》。201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我组稿《黄克诚在中央纪委》。由于中央纪委正要迎来恢复成立40周年，所以这个题材的选取是非常有前瞻性的。而我就在中央纪委下属中国方正出版社工作，对中央纪委的发展历史、对黄老在中央纪委的经历也已经非常熟悉，加上《黄克诚在新中国》中也有部分黄老在中央纪委工作内容，所以就应了下来。但由于是独立成书，又是重大题材，我仍然是花费了很长时间用于采访、结构、选材和撰写。作品出版后，引起一些评论家的高度关注，认为这是一部“既有着充足的历史信息，又有着比较动人的文化情怀，还塑造出了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的优秀纪实文学。
三是把握好“纪实”与“文学”的融汇力道，善于挖掘和还原出历史的细节。“纪实”是“实”，文学是“虚”，之间的度必须统筹考虑。真实是纪实的核心生命，要产生出“纪实即史”的效果，容不得半点虚构，但又不是材料的简单堆积和剪辑；虚构是纪实文学的柴火，可以增加情感的热度，但不是小说的虚构。文学手法在纪实文学中的运用，目的是使得事件和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这里的“虚”，也要首先是有其事，在事件真实的前提下，然后才是虚构想象的细节描写。且细节描写要与当时的形势、历史的场景、当事人的心理分析，都基本符合在场人物的身份和观点认同，这样才能不仅不影响其可信性，反而有让人身临其境之感，很真实、很自然，很生动感人。
四是创作者要有一种使命感与担当精神，敢于展示人物的思想脉络。毫不夸张地说，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有了一种深沉的责任感、使命感。我认为黄老是个值得大写特写的人，值得永世铭记。像黄老这样的历史人物，历史已经对他作出了评价，定格了，怎么来体现他的思想脉络？一般来说，人物定格了，创作者很容易陷入一味歌颂式的创作，或过分强调和粉饰，给人物人为地拔高，从而形成一种脸谱化的人物形象。脸谱化是创作的大忌。人物脸谱化，对人物反而会起到矮化的反作用，失去人物应有的高度，空有一个形式。形式大于内容，就没有分量。要突破脸谱化创作，必须对自己所写题材有一种使命担当，在矛盾冲突处，绝不能缩手缩脚，要勇于立体化、多角度、多方面地塑造人物。塑造人物，是为了表达思想。思想表达到位，题材、内容、境界才能抵达完美。经典作品都是因为有思想。
王波：说说您的文学创作成长经历及家乡对您的影响。
王子君：我对于家乡的情感是既浓又淡，既远又近。少时，家乡似乎是对自己梦想、理想的一种束缚。那时对家乡的情感是模糊的，唯一清晰的就是要远走高飞才好。所以在师范毕业时，我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分配到外地工作的机会，之后，又一次一次地选择到远离家乡的地方。从家乡到异乡，再到另一个异乡。出门在外，对家乡并没有太多的眷恋。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漂泊的足迹越来越远，家乡反而日益清晰起来。家乡有我的亲人、我的亲情，我儿时的伙伴，儿时爬过的山和飘带般绕城而过的清悠悠的夫夷江。我的文学梦就是在儿时的家乡萌发的。于是，又时时回望家乡，在家乡遭受水灾的时候，我为家乡捐款；做媒体时，尽力关注来自家乡的作者。我越来越明白，家乡是烙在你心灵的印迹，抹不去、擦不掉。那是与生俱来的文学营养之地，早已深植在你的血肉里。
从湖南到海南，到深圳，再到北京，每一个停靠的地方都令我从陌生到热爱，到深入骨髓的影响，我无法不将它们当成又一个家乡。从这样的家乡概念来说，湖南、海南都是我的家乡。深圳，虽然停留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但它给予我的冲击却有着别样的意义。它为我打开了一扇更宽阔的窗户，让我看到辽远的方向。
湖南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生命的根，是我文学梦萌芽的地方，是我创作的起点，而且它一开始便给了我走近文学大家的机会。那是1986年，我在湖南冷水江市报社副刊部当记者，正好省里下来一个作家采风团。那时的文学湘军很厉害，采风团里有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莫应丰、古华。我跟随团采风采写的文章深得采风团团员认可。莫应丰、古华直言我“很有灵气”。受到如此鼓励，我便跃跃欲试。不久后，我创作了微小说《诱惑》，发表在当时湖南名声很响的刊物《主人翁》上，随即被《微型小说选刊》转载。之后写诗歌写小说，灵感泉涌，激情四射。我那时还读了鲁迅文学院的函授生，创作了一部中篇小说作为习作，有位兄长读开头读得直拍桌子，连声说“好”。
海南是给予我生活积淀和精神滋养之地，是我精神生命的故乡，我在这里迎来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潮。1988年，我随海南热潮南下旅游，却意外地迷上海南，并很快在海南立足，成为《海口晚报》“阳光岛”的副刊编辑、记者。内地的生活渐渐在心中沉淀，海南全新的奋斗又渐渐成为深刻的体验，我的创作激情如海潮汹涌。1991年，我在《海南特区报》发表了《我与母亲不相生》竟被《散文选刊》转载，着实让我大受鼓舞。1992年，我的2000字的散文作品《没有爱情》，激情率真，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海南开发报》发表后，可以说是热透了海南岛，这篇散文对情感的拷问像导火索一样引爆了人们的情绪，引发了一场持久的情感话题讨论。这样的反响是始料未及的。后来海南流行的“海南岛没有爱情”“椰子树下无真情”一说，就是这篇散文惹的“祸”。之后，我的散文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拾，发表了《寻找爱情》《我们不哭》《纸屋》《干枯的鸟》《我的小鸟儿飞了》，以及“特区女人系列”等作品，皆引人共鸣。于是，有青年评论家称之为“王子君散文现象”。现在回海南，有时还会有文友谈及那些散文。
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1997年，我开始尝试创作长篇小说，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太阳》。几经周折，2001年，《白太阳》由当时颇负盛名的文坛品牌“布老虎”出版。而因为创作和出版《白太阳》，我离开海南到深圳，又从深圳到了北京。
北京，如今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应该说，它是我现在的家乡。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从东四环到东三环再到二环再到五环外，漂泊和前行的意义和价值越显越明。北京在文化大视野上对我的引领是空前的。在文学创作上，它更是促成了我从“小我”到“大我”的飞跃。我是幸运的。一路走来，我得到了一大批师长、前辈、文友的支持、提携和指引。除莫应丰、古华外，还有谭谈、韩少功、周明、冰心、林非、陈慧瑛、高洪波、陈建功、王宗仁等人以及海南师范大学的一批学者教授。
王波：说说您对文学的理解及童年视觉的初期写作。
王子君：文学是神圣的，必须以真诚
那一年我13岁。县城发大水，家住河边的表姐家漫进了河水，积水深过膝盖，家具浸泡在水里。全家人站在屋外地势高处，手足无措。其他河边人家也纷纷逃到街上，望着河水叹息。表姐带我到一处地势较高的岸上看夫夷江，看河水在她家屋脚那儿来来回回地冲涌。她突然高声朗诵道：“啊！我往日清澈澈的夫夷江水啊，请问！你的
高中阶段，语文课老师老师叫蔡镇楚。蔡老师是下放到县里的教师，后来成了湖南师大的中文系主任、著名的汉语言文学专家。他的开场白讲的竟是县城的地理。他指着远处的一座山峰，说，“你们看，那是金子岭，是我们新宁县的最高峰。它是越城岭山脉安放在县城东边的屏障……”蔡老师的话一下子抓住了全班同学的注意力。县城和金子岭的地理形象一下子就印进了脑海。我受到深深的触动。后来，我意识到，这便是散文的语言，是文学的表达。
表姐和蔡老师便这样不经意地让我感受了写作、文学的最直观的感染力。懵懂中，我明白了写作需要灵感、激情的迸发和形象的描写。这种启发影响到我的作文，写梦，写一堂生动的课，写一个熟悉的人，写一次郊游活动，我都写得与众不同。蔡老师很喜欢我的作文，认为我有文学细胞，我会是个有出息的弟子。后来，我的高考成绩不理想，只上了师范学校，但语文是全校第一名，而且一入校就被吸纳进写作组和校团委。
真正进行创作，是在18岁上。我记得写的是散文诗，有激情，有梦想，有孤傲，有忧愁，都是些年少轻狂孟浪的心思。
王波：结合文学大师们的写作，谈谈您对心灵故乡的理解。
王子君：心灵故乡，就是一个人心灵隐秘的精神源泉，是给予他人生启迪和精神成长或学术滋养的地方。“吾心安处即故乡。”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心灵故乡，其实也是跟着生活的故乡而建立起来的，只是因其对自我成长的影响深远程度而有所区别。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他们体验生活、体验生命思想独立的过程，就是一个建设新的心灵故乡的过程。我在这个家园里，是自由的，独立的，充实的，安定的，不需要伪饰的，心中有光亮有憧憬，生命有寄托有盼望。
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不同的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必然给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作家留下深刻的印迹。所以，有些作家受家乡文化熏陶深重，喜欢把家乡当作他写作的区域背景，比如莫言把虚构的故事发生地放在家乡山东高密；贾平凹将家乡陕西商洛、大秦岭等地域写了个底朝天；日本、英国是岛国，日本、英国的作家，作品里总是有大海的气息；俄罗斯作家则少不了对森林冰雪的描写。
文学地理一般分为真实的地理和虚构的地理。真实的地理，他可以把现实地理搬到作品中去，也可以把现实地名、人物镶入书名。比如鲁迅笔下的“鲁镇”诞生了祥林嫂、阿Q、闰土等许多典型人物，他们都是来自鲁迅的故乡。
王波：谈谈您的读书生活及您喜爱的作家作品。
王子君：我的读书生活是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时，很用心地读了一大批书。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文学流派作品如雨后春笋，各种文学思潮风起云涌，令人兴奋异常，往往是书一捧上手就要读到眼睛发黑。用一种“如饥似渴”来形容当时读书的状态是毫不夸张的。一边读，一边做笔记，遇到特别喜欢的段落还会抄写下来。那时，世界文学在我的生活中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普希金、托尔斯泰、泰戈尔、莫泊桑、莎士比亚、马尔克斯、川端康成……呵，可以列一个书单了。长篇、短篇、诗歌、散文，琳琅满目。对于求知欲、进取心正旺盛的文学青年来说，每部作品都是新奇的、每个作家都伟大。而中国本土，也是文星璀璨。王蒙、高晓声、张承志……之后读书就扩展到名人传记、历史、自然地理甚至科学、哲学书籍，抓到什么读什么。所有的阅读都是有其意义的，只是它不是立竿见影直接显现而已。《哈姆雷特》《百年孤独》《白鹿原》《万物简史》《梵高画传》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作品。屠格涅夫、东山魁夷的散文我非常喜欢。还有三毛的散文。在当时，三毛散文中散发出的生命的率真对于我非常具有感染力。
王波：谈谈您正在进行的创作。
王子君：我目前的创作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将2008年、2009年、2014年我分别写过光绪皇帝、老子、一个老科学家的剧本故事，完成文学版本；第二部分是对现实生活有感而发的散文随笔；第三部分是正在构思的一部中篇小说。我愿意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我相信，我的创作就是编织一道爱和美、能量交错的光谱。我把这样的美好感觉传导给读者，哪怕只有一个读者，也一定可以产生光谱一样美好的精神价值。
王波（左）王子君（右）
王波，1963年出生吉林省吉林市。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作家、剧作家、文学艺术评论家。在《文艺报》《中国青年作家报》《戏剧文学》《安徽文学》《芳草》《满族文学》等报刊发表小说、文评、剧本二百多万字，系《新华书目报》《世界文化》等报刊专栏作家。剧本《玉碎香消》获第五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长篇小说《努尔哈赤后宫秘史》首届浩然文学奖入围。
王子君，作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文学总监。已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集、纪实文学等各类文学作品16部，主要作品《白太阳》《无花》《黄克诚在中央纪委》等。多篇散文入选多种文集及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语文考试试卷或培优达标测试题。获得过中国人口文化奖、冰心散文奖、中国徐霞客旅游文学奖、海峡两岸网络原创文学奖等奖项。电影《母亲花》编剧。
来源：新华书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