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对青春的记忆都有千万次回眸。
谨以此文追忆我们共同逝去的青春，回想那些年一起走过的岁月，也怀念那时的青涩，那时的单纯，那时的 ......
萍 矿 的 工 读 学 生
作者 ：熊繁疆
说起工读学生，人们可能会自然联想到那些有一定劣迹、品行偏常、需要进行半工半读特殊教育的青少年。
其实，在萍矿并非如此。
原萍乡矿务局的工读学生又叫“五七学生”，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为了纪念那个著名的“五七指示”，当时各种“五七干校”、“五七农场”、“五七工厂”、“五七学校”风靡全国。萍矿为了声势浩大地开展“以煤为主，综合利用，多种经营”的“一主多副”生产经营活动，动员和组织三个“一万七”（职工、家属、学生各一万七千人）投入其中。于1969年9月开办工读学校，首批建校的是高坑矿和机电修配厂，就地安置原萍矿二中和萍矿一中的69届初中毕业生，（因68届的学生已安排上山下乡）。
首批入校的学生还集中培训了几个月，是分专业对口学习。当时受政治气氛的影响，“黑五类”的子女大多分配在釆煤、机电专业，出身好、根子正的分在化工班，以后去了661厂。1969年12月，除医务、財会、化工班的学生暂留校短训外，其它班的学生开始下到厂矿走上岗位。
随着生产形势的需要和初中毕业生的增多，1970年3月，又在安源矿、青山矿、上栗煤田指挥部以及661厂、职工医院、汽车修造厂、土木工程队增设分校。（实际上是就业安置点）从1969年至1972年，累计招收萍矿职工子女中的城镇初中毕业生4988人。当时开设了釆煤、机电、土建、医务、化工、财会等专业。实行“工厂、矿山就是学校，车间、工区就是课堂，工人就是老师，干就是学习”的办学方针。釆用“定工种、定岗位、定人员、定师傅”的“四定”形式“以干代学”。由所在单位的革委会领导成员、老工人、革命师生组成三结合的教育领导小组进行管理。
一群懵懵懂懂、年龄16、7岁（有的才15岁）的乃古妹仔，从此脱离父母羽翼,离开学校走进单位,开始独自面对工作和学习，过早担负起他们的体力所不及的艰辛劳动。他们中有的奋战在煤海，跟着工人师傅三班倒，做着回采和掘进小工；有的蹲守在车间，每天早出晚归，学做车工电工和钳工等，或是干点其它简单劳动。他们怀揣着无数梦想，奔向未知的人生旅途，用他们最好的年华，在十里矿区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之歌”。
下井的同学，首先遇到的是年纪小、体力弱、劳动强度大的挑战。用于井下工作面支柱的铁顶子120多斤重一根，本身体重都不足120斤的人，怎么也抱不起拖不动它。还有担负工作面充填班移溜子的同学，两个人怎么也抬不起一块溜子面槽。尽管这样，还得喘着粗气、冒着大汗、咬紧牙关硬挺。工作面釆煤是一个大工配一个小工，称一合人手。刚去时，尚能照顾力气小的，是两个工读生跟一个大工师傅。遇上人手少、任务重时，就只有一顶一地干，然后低下头不直腰挥舞煤铲铲个不停，一直到下一班接班的人到工作面了，煤还没铲完。一个班十几个小时下来，不仅全身上下湿透， 甚至连胶鞋里都是汗水，出井后在澡堂连洗工作服的力气都没有了。
比艰苦劳动更可怕是人身安全。1970年和1971年正是萍矿煤炭产量飞跃上升的阶段，也是井下死亡事故频发的年代，那两年死亡人数分别达37人和41人，遭遇不幸的不仅有在册职工也有工读学生。据我所知：在高坑矿和黄冲矿就有工读学生在事故中罹难，他们离去时还是17、8岁的孩子。面对繁重体力劳动和恶劣工作环境的双重考验，让一些意志薄弱者选择了离开。
还有让人难受的是那些禁锢人的极左思潮。当时对工读学生规定了“几个不准”，除了“不准抽烟喝酒”之外，还有“不准传抄传看黄色书籍，不准穿奇装异服，不准谈恋爱，···”等等。在那个年代，所谓黄色书籍，无非是男女情爱类；说奇装异服，只是在当时穿得有些超众或另类罢了，要是现在开放年代，根本不是事。正是青春年少、情窦初开的年纪，一条“不准谈恋爱”的禁令不知束缚了多少俊男靓女，有几个偷食了“禁果”之后，最终没有等到转正定级的这一天。
年纪小，事要做，但劳动报酬却不尽如人意。在校培训时，如医务、财会班的学生，每人每月9元钱生活费；下到单位后，在地面工作的每人每月16元，下井参加生产劳动的每人每月24元。而当时新进矿职工的基本工资， 地面人员是每人每月37元，井下一线的是43.50元，转正定级后为51元。虽然同工不同酬，但是工作起来却不敢懈怠，一样地闹高产、打擂台、创纪录，仍然是所在单位的生产骨干。当年高坑矿名震一时的“铁姑娘战斗队”就是由工读学生组成，在青年快速掘进队和红旗釆煤队里同样也有工读学生的身影。一时间，工读学生名声鹊起，作用不可小视。有的还在单位入了党、提了干，有的被推荐上了大学，有的经过培训，做了教师或医护人员，成为企业的新生力量。
工作是枯燥的，生活是苦涩的。说不上欣喜，也谈不上沮丧，反正觉得能在矿区有份工作，又能傍着父母生活，总比那些去农村插队的同龄人要幸运得多。日子就这样不好不坏地过着。但是时间久了，也会有些想法。有人提出：我们是学生，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不能当作劳动力使用。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都说过：“···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于是，部份人要求实行真正的半工半读。经过多次交涉反映，矿务局终于应允：就地聘请老师，工读学生每周上两天文化课，每月集中学习。在那狂热嘈杂的年代，同学们很难静下心来，加上“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大部分人把它当作“小礼拜”，用来调整疲乏的身心。虽然每天考勤必到，但从未认真读书，学习效果并不理想。上文化课一事也就未长久坚持。
1973年12月，萍矿向江西省劳动局呈交《关于请求解决工读学生、临时工转正和增加人员编制的报告》。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当即以（赣计【1973】457号）文件批复，同意将全矿务局长期参加煤炭生产劳动的6107名工读学生（包括顶岗的职工子弟、民工）全部列入劳动计划，即从1974年1月起转为正式职工。他们的工龄从 参 加工作之日起连续计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人以后逐步成为各矿、厂、处的生产主力军，不少人经过历练之后成了萍矿干部队伍的中坚力量，有的成为单位或部门的“掌门人”，有的甚至走上（矿务局）集团公司领导岗位。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50多年过去，当年16、7岁的乃古妹仔，如今绝大部分成了在家含饴弄孙的爷爷奶奶，也有的去了天堂，即使仍在岗的已屈指可数。虽然“工读学生”已成往事，但是这批人曾经把宝贵的青春留在萍矿、而后又毕生献身煤炭事业的壮举，以及他们为萍矿的建设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我相信：后人是不会忘记的！
(作者熊繁疆是萍矿69届工读学生，萍矿高坑电厂退休干部，萍乡市作家协会会员）
（以上照片由张凤娇、卓建高、黄秋云、周丽萍、黄建明、袁 鹏、胡兆昌以及萍矿档案馆张玉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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