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那一年我结婚时
作者 方成
1981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经济处在起步阶段。那时结婚办喜事，要简朴的多。但那一年，那一年的金秋，我在老家乡下办喜事的场景，依然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充满了浓郁的乡村风情和人间温暖。
我们登记结婚，是1981年的春天，办喜事的日子是当年的9月13日。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有几个原因。一是9月不冷不热，处在丰收的金秋时节，紧靠中秋；二是9月13日是星期天，那时候还没有实行双休日，每周只休息星期日一天。赶在星期日办喜事，城里的亲朋好友和同事们可以来添彩助兴；三是9月13日为阴历双日子，是八月十六，乡下人办喜事，讲究的是阴历双日子。双日子，会双喜临门。对于阳历是否为双日无所谓，不大讲究。
9月13日，那一天的清早，天已见亮，太阳还没有在村东头的庄稼地露脸，棒子尖上挂着一颗颗银豆似的露珠，亮晶晶的；村里村外，笼罩在一片洁白的薄薄的轻雾当中。此时，各家各户的公鸡早已鸣过三遍，但还有少数的公鸡偶尔还会发出清脆的鸣叫。相比起来，那天村里好些狗儿的叫声比往日似乎都大，好像告诉世界这个村子将有一桩大喜事发生。
“二婶子，二婶子！”母亲请来的两个厨子，拍了屋门在叫。两个厨子，一个是毛大爷，一个是芮大叔。他们都在五六十岁左右。毛大爷是个大胖子，红脸膛，做的拆豆腐，好吃，可口，是一绝；芮大叔原来在县里工作，后来下放了，回村务农，在生产队当会计。他是厨师出身，做菜，炖肉、做鱼，虽然是坐席的家常菜，但香飘村里村外，也是一绝。村子里办红白喜事，还有周边村子办喜事，都找这两位帮忙。
他们多少也有点报酬。一是新亲那桌最后上汤时，新亲中的长辈要给汤钱。汤钱一般是2元，包在一张红纸里。上菜的帮手放上汤，包红纸的汤钱随之便放在托盘上，然后交给厨子。厨子拿到汤钱，会来到新亲那桌，颔首笑道说：各位，您吃好喝好，多担待了！再有，厨子忙乎完，喜事过后，主家会把喝剩下的白酒登门送上几瓶，以表谢意。
那个早上，厨子来了，母亲赶忙起来，给两位铲了一粪萁好烧的大同煤块。不大一会儿，头天在院里搭好的大灶便升起了袅袅的青烟。那青烟飘过院子，与街坊四邻家的炊烟混合在了一起，在空中徐徐散去。太阳露脸了，三个灶眼的灶膛也窜出了红中带蓝的火苗，好像小伙子一样充满了朝气。
毛大爷开始炸豆腐，芮大叔开始炖肉、炸鱼，香气漾满了宽敞的院子。过了不大一会儿，队里的电工小庙来了。叫小庙，是他的外号，也是快五十的人了。他在灶膛的后面拉起一根粗粗的绳子，一头栓在杏树上，一头联结在北侧的土坯墙上。栓这根绳子，是为挂彩礼的。当时，谁家结婚娶媳妇，街坊邻居都要出份子送礼。份子钱一般是2元，也有5元的，亲戚里道过得着的，一般出10元。出三十五十元的也有，但是极个别的。还有，过得着的亲戚和老街坊，除了份子钱，还要送点东西，都是日常用品，诸如被子面儿、栽绒毯、枕巾、枕套什么的。挂绳子，就是为了悬挂这些礼品的。到了晌午，坐席来的人齐了，绳子上也挂满了。五颜六色，锅碗瓢勺，也很添彩的。
收份子钱和收彩礼，人多，作为主事的母亲是记不住的。于是，就像别人家办喜事一样，把我们家东院的李大爷请来，在杏树下支张桌子，在一张红纸上逐一记录，多少金额，什么彩礼，恭恭敬敬，跃然纸上。
一好换一好。别人家到办喜事的时候，好对等的还礼。但母亲是热心肠。此后谁家办喜事，母亲都是本着只多，不少的原则回礼。哪怕自己从牙齿上节省，也要厚待他人。
办喜事，需要不少的桌子板凳，还有锅碗瓢勺，家里谁有那么多？提前一天，要请两个半大小子，挨家挨户的去借。写个条子，办完事再送回去。借东西的半大小子，很牛。出院进院，嘴里会哼着小曲，嘴巴子上叼一根冒火星子的香烟，耳朵上还会夹一根香烟，神气活现的。
八月十六，恰逢大秋，正是掰棒子收秋的大忙时候，村里人，一天到晚，忙的脚丫子朝天，往日甚至连吃晌午饭的功夫都没有。但这一天，不止街坊四邻，就连我们村南半条街的各个人家，都早早的派了代表来。院子里，一张张桌子，足有二三十个，很快便坐满了来客。“
牛子娶新媳妇了！牛子娶新媳妇了！”几个孩子，在几张桌子周围一边玩耍嬉笑，一边大声地说。大人们一边喝茶，一边谈论今年的收成，从喜笑颜开的脸上，便可得知，这一年的收成不错。
一时间，院子里热闹非凡。村里的人见了我，都说：“牛子，给你道喜了！”见了我母亲，就说：“牛子他妈，给你道喜了！”村子紧南头，一个腿脚不好的老太太，拄着拐棍也来了。我说：“您怎么也来了？”老太太说：“小子，不是冲你来的，是冲着所头妈来的！你妈，是村里顶大的好人呢！”所头，是我姐姐的乳名。
前来参加我婚礼的，村里人最多，不算新亲，城里来的也有两拨人，真是喜庆大增。
一拨是我当时所在工厂的同事，有六七个人，都是我们二车间的。领头的，是我们车间的石主任。他五十几岁，个头不高，有哮喘，但他与年轻人一样，硬是骑了五十多里的自行车来给我助兴，让我很受感动。有这样关心下属的领导，即使工作再累，心情也是舒畅的。再有，让我感动的是我们车间一个班的同事郑忠立。他瘦的跟猴子似的，但很是热情，骑着自行车，驼着一煤气罐那么大的散装啤酒桶来，足足有50斤重。这些啤酒，很多村里人都是头一回喝，为我的喜酒增色不小。
另外一拨人，是我的写作朋友。他们其中的彭哲愚先生、杨乃运先生，都是大哥，都是我学习写作的前辈。杨大哥，当时还是总政军乐团的现役军人。他们二位，是我在海淀区文化馆文学组认识的朋友。还有一起到村子的是：冯庆生先生、段成路先生、马亭山先生、段成祥先生、张连续先生和张晗先生。他们几位，都是我参加青年文学创作讲习班的同学。他们8位，是坐长途汽车来的，别无选择。乘车在北郊市场的长途汽车站，一天就五趟车。他们怕耽误事，头天晚上，当十五的月亮刚刚出现在东方地平线时，就在邻村下了车。那时，长途车是不到我们村子的，到我们村子，还需要穿过邻村，步行四华里才可以。
我妻子是城里人。 那一天，送新亲的，也就是我妻子的叔叔和姑姑们，他们是站在露天的车斗汽车来的。
这还是好的。若是村里人结婚聘闺女，接亲和送亲，都是牛车马车。两条腿走路的，也不新奇。
那天晚上，我们是在简陋的房子里入的“洞房”。不大一会儿，天空下了一场大雨。次日，雨过天晴。村里人说：“下雨好，雨水是财啊！”我听了，开心幸福的哈哈一笑。
一晃，我结婚办喜事四十年过去了。社会向前大大发展，祖国日益繁荣富强。前些年，我女儿结婚办喜事时，就豪华气派的多。接亲是八辆豪车，婚礼是在酒店举办，吃的是海鲜大餐。一代比一代强，我是分外喜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