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远去的故乡

          作者    帝力于我何

      我的故乡是南阳盆地中一个普通的乡村，我能记事，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

我们家的西边是个很大的打麦场，麦场的周围长着一排高大的楸树，夏天，我们常在楸树下乘凉玩耍，上树掏鸟窝。楸树这种木材，软硬适度，经水也不变型，是做家俱的上等材料。现在这种树在家乡已经绝迹了。

      绝迹的不仅仅是楸树，那时，村子周围还有一圈土砦墙，砦墙上生长 着很多棠梨树，可能是野生梨树吧。到了夏天，棠梨树上开了白花，引来蜂飞蝶舞，秋天，结出了一束一束的棠梨果实，如樱桃大小，摘回家去，用棉被包着，过上几天，变成了黑色，吃着软面酸甜，小时候，我们经常去摘。现在砦墙没有了，棠梨树也没有了。

       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我们村北头有一家人，围绕院子一圈种的都是枳子树，我们叫陈刺。也不知道经过多少代人的培育，密密麻麻，成了院墙，牲畜也钻不过去。每到秋天，结满了枳子果，我们叫陈刺蛋，可以入药，有止咳化痰作用。有谁去摘几个，回家泡茶喝，主人家也乐意，人们称这家人叫“刺林家”。谁家小孩子咳嗽了，就说到刺林家摘颗陈刺蛋熬茶喝。

      村中央，还有一棵大皂角树，树冠大得能遮一片小场，夏天，人们常坐在树下吃饭乘凉。这种树能结一尺多长的弯弯的皂角果，象牛角一样，所以称皂角。皂角含碱，可以用来洗衣服，这是农耕社会居家常用的洗衣用品。住在皂角树周围的人家，都称他们为“皂角树下”，这棵标志性大皂角树也没了。

       经过盲目的“大炼钢铁”，疯狂地砍树，上面说的这些树绝种了，村里的其他树也砍光了。原来的村庄，站在原野中望去，掩映在葱葱绿树之中，见不到房屋，炊烟在绿树上缭绕，柔润又富有生机。砍光了树木的村庄，远远望去的村庄，低矮的土坯草房暴露无余，杂乱交错，象没了血肉的骷髅，荒凉恐怖。

      故乡在野外田地里，有不知几百年的老坆垣，立着明清时代的古石碑，里面的柏树也不知长了几百年，枯朽的树干暴裂着，老态龙钟，只有几个侧枝还伸展着枝叶，向人们诉说着岁月的厚重。进入老坟垣，看看古碑老柏，顿觉岁月悠长。老坆古树中，是老鼠的天敌黄鼠狼的居所，到了冬季，有人夜里到坆垣中下夹子逮黄鼠狼，黄鼠狼皮是上好的皮衣用料。黄鼠狼这种小动物很凶残，那时常有半夜三更黄鼠狼进村，把比它重几倍的鸡拉走的事。时世的苍桑，坆垣平了，古柏树砍光了，黄鼠狼也没有了。

       这些见证着故乡一代一代生存在这里的人们的树木，在一个年代，被“赶尽杀绝”了，再也难以回到这块土地上，现在的一代人与它们无缘了。生活在这里的后世子孙们，他们不知道故乡还生长着这些树种，如果到外地去看到这些树种，他们也不会想到这些树种也曾是故乡的风景。

       那个时候的农作物品种也多，除了现在常种的小麦玉米，还有高粱谷子也是常种的庄稼。

       小时候小学课文就有“高粱晒红了脸，谷子笑弯了腰”的句子，高粱、谷子都是秋季作物，这种农田丰收景象，故乡每年秋天都上演着。现在年轻人只能从电影《红高粱》中看到大片的高粱地。那时候，南阳盆地秋天也有大片的高粱地，秋天，高粱熟了，也是火红一片。高粱可以长到两米多高，人钻到大片高粱地里，抬头不见天日，平视不见道路行人，感到阴渗渗的。高梁杆可以织箔，是盖草房的用材，还用来铺床，叫床笆箔，高粱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所以，祖辈都要种高粱。

       谷子能碾成小米吃，是家乡人们日常食用的粮食。到了秋天，大片谷子成熟了，象狗尾巴一样谷穗弯弯垂下来，一块地看着象毛绒绒的地毯。谷子产量高，生长期短，营养丰富，是故乡人们喜爱的粮食品种，还有一种籽粒呈红色的谷子叫酒谷，是做黄酒的上等用料，农家也要种一点，酿酒喝。

       另外，蚕豆绿豆黄豆种植量不大，也是故乡人常种作物，现在很少有人种了。荞麦这种农作物，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连听说过也没有。那时候，故乡也有种植，荞麦这种作物，产量低也不好吃，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生长期短。那时候靠天吃饭，收罢麦如果遇上一月不下雨，秋庄稼就种不上，等下雨了，种其他庄稼也晚了，没收成，这时候就种荞麦，荞麦种上一两个月就能成熟，一年的吃饭就不发愁了。

      现在这些作物很少种了，象高粱、谷子、荞麦已经绝种。陕西那边有一首歌叫《荞麦花》，年轻一代只能从歌声中知道陕北高原还有荞麦，没去过那里，见也没见过，那个时候，在故乡，我是见过的。

      皂角树下家族，传承着民间古老的民俗演艺，一代代人保存着一套锣鼓家什，舞狮子的狮头、麻衣狮皮，还有旱船、多副高跷。

       每到春节，敲起锣鼓，打狮子、撑旱船、踩高跷，从初一表演到十五，村里热闹得很。我七八岁时就能跟着锣鼓队打锣击镲，对音乐节拍天然有着强烈地感受。

       舞狮子活动场面惊天动地，锣鼓喧天之中，舞狮人一根哨棒耍弄着，摆出各种姿势，挑逗两头威猛雄狮上窜下跳，把土地上灰尘扬了起来，乌烟瘴气，围观的人群欢声雷动，场上场下混为一体，都兴奋到了疯狂，忘我地享受着生活的快乐。有一年春会，我村与他村赛狮子，围观者人山人海，村里一对父子为我村狮子叫好，高喊：“还是赵砦的狮子打得好——”，只顾喊叫，帽子挤掉了也不去拾。儿子说：“爹，帽子掉了。”老子高喊：“掉了去球，还是赵砦狮子打里好。”

       撑旱船，踩高跷活动滑稽优雅。扮演船老板的戴着两边卷起的草帽，鼻子下夹着小胡子，手拿般浆象模象样的做着在水中划船的动作，坐在旱船里的女人是男子扮演的，似象又不象的，系着花头巾，两颊抹了红胭脂也掩饰不了男人象，扭扭捏捏装出女人的姿态，滑稽可笑极了。船后边还有一个压船的老年婆娘，也是男人扮的，戴一顶贴鬓的老太太镶花边帽，手里摇着大蒲扇紧跟在船尾，撅着屁股弓着腰，故作笨拙地扭动着身子。踩高跷的，扭着秧歌步，排列在旱船两边，晃来晃去。锣鼓一响，踏着鼓点，撑船的，坐船的，踩高跷的围绕在旱船周围，踏一样的节奏，浑然一体。接着，唱起了旱船歌。撑船的唱：“太阳啊一出啊——红满天哪啊，船里呀坐着啊——娃她妈呀啊……”。一群人跟着唱：“哎呀呀——依呀呀——哎呀哎呀依呀——，大年初二回娘啊——家呀啊——。”惹得人们哄堂大笑，人人都醉在这喜庆的气氛之中了。

       春节的游乐表演，年年如此，却乐此不疲，看了一年又一年，看也看不够。农耕社会，过着单调简陋生活的人们，劳作一年了，要忘掉一切烦恼，共同乐呵一场。

春节还有一项活动就是唱戏，祖宗传下来，三天戏五天年，要连唱三天大戏。

在村西头打麦场上筑起土台子，四角栽上四根木杆子就是台柱子。请来戏班子，一天两场戏，下午一场晚上一场。有些戏不知道反复唱了多少年，唱得记性好的人能把戏词都背下来了，演员怎么上台走步都记得清清楚楚，就这样，还看不够。有时候，那个演员唱错了词，走错了步，台下人起哄，喊着：“不对不对，下去重来”。

      下午的戏场，没有晚上人多热闹。晚饭后，先是老年人，女人领着孩子搬着小座坐戏台前边慢慢成了一大片，外村也陆续来了，不带座，在外围站了一圈子，一场戏有千儿八百人观看，黑压压一片。周围还有卖花生瓜子糖果的，点着马灯闪闪烁烁，小孩子们闹哄哄地乱窜乱跑，有大人领着买点吃的。戏台角上的柱子上点着了油灯，冒着黑烟，散发着油烟味，台上台下蒙蒙胧胧的。锣鼓来一阵紧急风，叫打“闹台”，戏就开场了。白天光线好，太露底，看得真切，唱戏本来就是假扮说事，看清楚了就没有味道。晚上灯光暗淡，看清也看不清，就多了一份神秘感。

       戏唱到高潮地方，戏场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后边的看不到。开始有人“嗷嗷”叫几声，随之一声跟一声，全场一片“嗷嗷”叫声，人群骚动起来，开始“炸场”了，周围的年轻人往里边拥挤，全场都站了进来，整个场子挤扛成一团乱麻，女人小孩子哭骂着。这时早有准备的打场人出来了，几个人手持长竹杆在人群的头上频频落下，喊着骂着，竹杆所到之处，如风吹麦田一般，人群纷纷坐下。经过一番抡打，带座的又坐了下来，没带座还是围一圈站着看。几乎每场都有“炸场”，其实，也不是单纯因为看不到戏去挤扛一阵子，这里边包含着一群年轻人的青春骚动，楞头小伙子们，不完全在意看戏，他们就是想在蒙胧的夜晚，男女混杂的时候，往大姑娘小媳妇们身边蹭蹭，取个乐趣，这一阵子挤扛混乱，比看戏还好玩，乱一阵子，叫骂一阵子，年轻人施放一下青春活力，安静下来，大家继续看戏。

       在村子南边和西边我还记得有两座石牌坊，听大人说，牌坊建于清代，朝廷为表彰某人功勋或某女贞节而敕建的。四柱三门，柱子上刻有花纹，有楹联题字，我那时也不认识写的什么。坊顶压帽仿飞檐兽脊屋顶模样，整个牌坊华丽大气，巍巍壮观，离好几里远都能看见，常有行人和农民累了在坊下石墩上歇息。这些古代匠人们创作的艺术品，也在那个不懂其价值的年代拉倒了，用来烧石灰了，修桥了。

      这就是我的故乡。

      可惜，一个时代的到来，那些存在了千百年的树木庄稼；那些传统的娱乐活动；古碑牌坊永远消失了，再也不会有了，年轻一代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些事情了。人们只有“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村庄成了单调死寂的村庄。

       中国社会改朝换代的反复，我遇上了；人类社会从农耕社会走向工业化社会，我遇上了。我有幸遇上两次社会大变革，故乡的土地还是这个土地，为什么消失了这么多东西？自然被人化着，有其必要，但是，有些失去的东西，怎么也看不出是必要的，怎么可以失去呢？千年万代伴随着故乡人们的楸树棠梨树皂角树陈刺，这是故乡多少代人心血的积累，都成了精成了神，当一朝一夕被砍尽挖绝时，那伤的是故乡人的心，如割故乡人的肉，他们是多么心疼啊。然而，强力之下，他们是多么的绝望啊！

         那个“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的故乡，那个记忆中的经历千年的故乡，亲切自然的故乡，原汁原味的故乡，中断了，远去了，永远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