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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下公交车的时候，杨怀烈的膝盖一软，险些跪在地上，幸亏手里提的两个大旅行包才没有让他出丑。
他刚回过头，徐老汉已经跳下了车。
这个七十出头的老人，腿脚似乎比他这个四十来岁的人还要麻利。
北京的冬季天黑的早。不到六点，路灯已经亮了。
望着“北京西站”几个闪烁着耀眼光芒的霓虹灯大字，杨怀烈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十几年前他第一次来首都的时候，那种新鲜、激动，欣喜若狂的感觉现在早已荡然无存。
若不是，他瞥了瞥身边这位沉默寡言的老人，若不是这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屡屡上访，自己也不会一年两三次地往这儿跑。
而且每次都是一次痛苦的体验，有时候他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被送回去的不是这个老汉，而是自己。自己就是一个被救助站遣送回家的流浪汉。
要命的是，本来已经说好了回南方的，可老汉突然提出要去东北给他的战友扫墓。
（长津湖之战，志愿军某部一个连125名战士一枪未放就全部冻成冰雕，壮烈牺牲。）
请示了领导、又把口袋里的钱数了八遍之后，他买了两张去辽宁丹东的票。
在候车室，他给老汉买了两个烧饼。
他不敢看老汉狼吞虎咽的吃相，强忍着腹中像隐隐的雷声一样的肠鸣，若无其事地望着天花板，因为他说他已经吃过了。
这次出门，钱确实是带少了。
可还能多带多少呢，老婆下了岗，又患上了那种称之为富贵病的糖尿病。
儿子在读高中，一个人花的钱比他们两口子加起来的还要多。
单位的经费严重不足，每次出差都要自己垫差旅费。
不来又不行，谁让自己兼着信访这份工作！
杨怀烈仰头灌了一大口凉水，忽然觉得手里热乎乎的，原来是老汉把一张饼塞到了手里。
老汉闪着像鹰一样敏锐的目光说：“我看得出你没吃。我知道挨饿的滋味，因为我在上甘岭的坑道里呆过。”
杨怀烈吃着饼，心里一热，眼泪差点掉在饼上。
杨怀烈用纸擦着手，说：“我爸也在上甘岭呆过。”
“噢”，老汉眼睛一亮：“你爸也是志愿军？那个部队的？他现在人呢？”
杨怀烈垂下头，说：“死了。”
老汉眼睛里的火苗熄灭了，神色黯然地说：“不说这个了。有什么用。哎，你今天怎么没找到那个老头？是你的亲戚吗？”
杨怀烈说：“我是南方人，哪有北方的亲戚。我就是想感谢他。”
他说，上次他去了一次西山。
在一个小学门口，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牵扶着他患小儿麻痹症的孙子去上学。走着走着，孙子突然瘫倒在地。爷爷用力地拉，孙子奋力地爬，挣扎了好久也没有站起来。
祖孙俩相互对视时那种无助的眼神深深地刺痛了杨怀烈的心。
从西山出来，他发现老人在公园门口卖油条豆浆。就坐下来要了一碗豆浆、两根油条吃起来。
后来，他慌慌张张地去赶公交车，把包忘在了小摊上。那包里有他的身份证、介绍信和他出差的全部家当二千多元钱。
当他在两个小时后怀着几乎是绝望的心情赶来时，天已经黑了很久，小摊子们已经都不在了。
只有那个老人还在张望着，他手里拿着那个包，背书包的孙子坐在身边的小凳子上。
他拿出二百元要感谢老人家。
老人挡开钱，说：“我要真图您的钱，还在这儿等您吗？您那包里的不比这多吗？”
杨怀烈讲完这段往事，沉默了好久，伤感地说：“那位好心的老人不知道怎么样了。他那副风烛残年的样子，真的是担心他不在了。唉，如果真那样，他那个得了小儿麻痹症的孙子可怎么办？”
他在说话的时候，老汉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脸。
良久，老汉叹了口气，说：“你是个好人哪。你父亲也一定是个好人。”
杨怀烈说：“您说对了，我确实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很深。我父亲是个战斗英雄，而且是个一级战斗英雄。但他得到这个荣誉时已经是三十多年以后的事了。当时，他负了重伤，被抬了下去。后来，送回国内治伤，伤好后就复员了，他一直都不知道自己被授予了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什么？你父亲就是那个独自一人坚守阵地的七班长？”
老汉激动地瞪大了眼睛，声音都有些发颤。“是那个几十年以后部队连续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才找到的那个战斗英雄？我们是一个连的！”
老汉大叫一声突然站了起来，他的脸色苍白，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
杨怀烈也站起来：“志愿军第三兵团，王司令员近山同志！”
徐老汉马上接口：“第十五军，秦军长基伟！”
“第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
“一三四团八连，前身是八路军一二九师警卫三连；连长李宝成！”
两双手紧紧地抓在一起，两个人的眼睛里都噙满了泪水。
老汉说：“对！对！一点都不错！这些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杨怀烈说：“我父亲的自传，我都背熟了！这也是他老人家留给我的唯一的遗产。”
老汉拉着杨怀烈坐下：“快说说，快说说你父亲。”
杨怀烈说：“我父亲一辈子就是个农民。”
“农民？”老汉吃惊地说：“国家没有给他安排工作？”
“开始不知道他是战斗英雄。后来，给他安排他又谢绝了。八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参加了志愿军英模代表团，去了朝鲜，受到了金日成的接见。老军长秦基伟把他接到北京的家中吃饭。当时，秦基伟是国防部长，问我父亲有什么要求，说他一定尽量满足”
“你父亲完全应该提要求，他是一级战斗英雄！”
“没有。他没有提任何要求。他说，政府对他照顾得很好，他已经很满足了。为了朝鲜那三点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万多志愿军战士永远长眠在了那里。电影上甘岭里用胸口顶住爆破筒牺牲的那个战士其实就是苗族战士龙世昌。还有，他们的战友黄继光、孙子明。在上甘岭，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就有三十八人！”
“是啊”，老汉喟叹着：“还有《英雄儿女》里的那个王成，其实就是王万成。那是我们班长！我是被班长救下来的，后来，负轻伤的班长又上了火线，他、他再也没有回来。”
“死了多少人哪！在597、537两个高地上，到处是我们战友的尸体。我们八连一百四十多号人，撤下来才剩四个！那面只剩下一半的军旗，光弹孔就有381个！”
杨怀烈说：“所以你要去给你的战友扫墓。去吧，我陪着你，多买点纸钱，好好地祭奠一下志愿军烈士。我也代表我爸爸了。”
老汉说：“孩子啊，就这一次了。我老了，以后也来不了啦。而且，今后也不想再给什么人添麻烦了。也不会让你再为难了。我也知道你难！不管怎么说，我现在还有那么一点养老金。”
杨怀烈拉着这位衣着朴素的老人的手，想象着他年轻时在枪林弹雨中拼死奋战的样子，突然泪如泉涌。
他想说点什么，却哽咽着说不出来。
杨怀烈想，这一次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心灵上的慰籍和情感上的满足。
老人刚才的这番话，就是对一个信访工作者的最动情的安慰和赞誉！
（写于2005年，重编于第八个国家公祭英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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