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军帽
冯积岐
在那个清爽而略带寒意的早晨,我第一次迟到水库工地大约十分钟(我没有手表,只能这么估摸)。我被模棱两可的睡梦纠缠着,无法从梦境中逃脱出来:我梦见我变成了我的朋友猴子,我记不清我原来的模样了。猴子得意洋洋地说,他就是我。我说我是我自己,不是猴子。猴子嘲讽我:你在哪里?我乱呼乱喊着从睡梦里喊醒了。我睁开眼之后才觉得,我依然躺在尘土味儿很浓的厦房中。房间里的亮光将我的睡梦消融成一滩清水(我总以为人的睡梦是一堆晶莹的雪)。清晨的静谧给我带来了一丝惶恐( 包括院子里的空空落落),我爬起来就向水库工地上跑(水库工地就在村子后边)。到了水库工地上,我第一个看见的就是猴子。我站在远处注视着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猴子的模样似乎变了,我想喊两声猴子又不敢喊,我怕连长觉察到了我的迟到(在水利工地上,农民模仿军队的编制,一个连长相当于一个生产队长的权力)。 猴子变得陌生而严肃,俨然一个大人似的(我和猴子都十五岁);猴子的变化是由他头顶上的那顶军帽带来的(我真不知道他是从那儿搞来了一顶军帽)。 我从猴子身边经过的时候明晰地感觉到,他的身上有一股游荡不定的东西使我很难说清。我故意用胳膊肘搡了他一下,表示我注意到了他的变化。猴子伸出右手按了按帽檐(不是现在的军人所戴的大沿帽,而是用草绿色布缝制的夹帽子或单帽子),他眨了一下 眼,用愉快的笑回答我(没有出声,在面部漾上来了一丝笑)。
那天早晨,猴子和我没说一句话(在平时。我们两个一边干活儿一边说话。我能够恰如其分地运用主席语录驳斥他的一些观点)。 我闷声不响地干活儿。秋末初冬的阳光很厉害地堆积在土崖下,我的头上出了汗。在抹汗的时候,我觉得,我和猴子是不一样的人了(我本来就和他不一样)。我很悲哀,心中骚动不安(尤其是当我看见他的军帽的时候)。和我一块儿拉土的女孩儿以为我走神的缘故是因为她(那个女孩儿确实很漂亮),她用花头巾将满脸真挚的红晕包裹起来,只露出一双晶亮晶亮的眼睛,不时地来瞟我(我曾经为她浪费掉的感情而惋惜)。我偶尔还她一眼, 于恍惚之中又去偷看戴着军帽的猴子。
到了晌午歇工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我和猴子坐在了一块儿。猴子跟前坐着三个女孩儿(包括和我同拉一辆架子车的那个漂亮女孩儿),她们明显地忽略了猴子的尖嘴猴腮,只注目他的军帽(那个漂亮女孩儿似乎已谙风情,用瞟我的方法去瞟猴子)。
我说:“猴子。”(我舔了舔嘴唇。)
猴子说:“九斤黄。”(九斤黄是我的绰号:当时,有一种鸡叫九斤黄。)
我说:“猴子……”我一抬眼,只 见三个女孩儿共同盯着我,我鼓足了的勇气烟消云散了。
猴子说:“九斤黄你说呀。”(猴子真鬼,他看穿了我的心思,故意绕开话题。)
我又向猴子跟前蹭了蹭,将嘴巴捂在了他的耳门上(我用耳语遮掩我的乞求。耳语的内容是:猴子猴子我下午帮你拉三架子车土你让我戴一戴军帽)。猴子笑了笑。他用手按了按军帽,将嘴巴捂在了我的耳门上(猴子很讲交情的,他对我说,咱们是朋友,我叫你戴一下午,你就不必给我拉土了)。我俩之间的交易还没有完毕,连长来了,他一堵墙似的站立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耳语的时候,他大概就来了)。他说,你们两个嘀咕啥哩?是不是有病哩?猴子吃吃地笑了,他看着远去的连长说,你才有病哩(连长后来做了我们生产队里的队长,他和猴子不在一个生产队)。
下午,军帽到了我的头上。军帽大概只洗了一水,散发着淡淡的肥皂的香味(我估摸它是八成新)。一个下午,我没有再恍惚,我将恍惚移位给了那个漂亮女孩儿。她不再用花头巾包裹自己(有一阵子,她将花头巾围在脖颈上;有一阵子,又将花头巾拿在了手里)。我回头去注意她的时候,她在看着我。我俩的窘态如果被连长发觉,他肯定会说那个女孩儿有病(这是连长的时代语言,他动不动就说,你是不是有病哩)。傍晚收工时,我恋恋不舍地将军帽归还给猴子。
猴子始终没有给我吐露他的军帽是怎么得来的。猴子和我共同筹划为我搞一顶军帽,惟一的途径就是去哄抢(邻村的宣传队常常演革命样板戏,在舞台下起哄抢别人头上的军帽是常有的事)。半个月过后,我们等到了一个机会 :公社宣传队在公社舞台上演出(庆祝什么会议召开)。我和猴子结伴而行,准备见机行事。那天晚上,我们发觉,舞台下面没有一个戴军帽的。这个极其特殊的现象使机灵的猴子警觉了,他将我拉到一个暗处,要我放弃观看演出和他一块儿回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有军帽的人都把军帽藏起来了,他的军帽有可能被人抢去的。他这么一说, 我也开始紧张起来了。我们手拉着手,刚从暗处走出来,就有几个年轻人扑过来了,猴子一声还未喊出口,头顶的帽子不翼而飞了。我和猴子撵着那几个年轻人绕舞台盲目地跑了三圈子之后,无望地放弃了努力。我们再也没有兴致看演出了。
回去的路上,我和猴子没说一句话。猴子的出气声很粗。我们沮丧的脚步踩在坚硬的乡村土路上,脚下发出的响声沉重得和十五岁的年龄不相符(起码我自己有这种感觉)。我抬起眼看着远方被薄雪覆盖着的麦田在月光中闪烁不定,如同蜡烛在大风地里燃烧。走到村口,猴子在头上抹了一把,极其痛心地说:“真没想到,我的军帽……”我不知道军帽对我们的生活的意义有多大,我只知道猴子需要军帽,我也需要军帽。我尚活在需要人安慰的年龄(我没有话语安慰猴子完全在情理之中),我什么也没说,在村口和猴子分了手。
就在猴子失去军帽没多久,我于偶然之间得到了一顶军帽。我的军帽是从复员军人元元手里搞到的。元元的复员成为村里人的舆论中心(据说,他和团长的夫人关系暧昧而被关了三个月的禁闭);元元复员回来的第三天就上了水库工地(他黝黑而削瘦,很衰弱的样子。动不动就大汗淋漓)。元元一到工地,我就注意到了他的军帽(军帽大概有六成新戴在元元头上显得很宽敞,他的多半个额头埋在军帽中)。同时,我也发觉人们远离着元元(按照村里人的说法,他是犯了男女关系错误的,因此遭人鄙视)。于是,我就和元元合拉一辆架子车;我干得很卖力(对此,元元很感激我)。歇工的时候,我悄声细语地问元元:“你的身体是不是有病哩?”他笑了笑,手伸到军帽下抹了一把汗水,作了一个含混的表示。从此,我就认定他是一个病 人,我用少年人少量的同情,同情病人。后来,一个人分别拉一辆架子车拉土(按规定,一天拉三十回;拉一回,领取一个纸牌子。)每天,我多拉三回,将纸牌子塞进元元的手里(其实,我是很诡计的,我在同情的名目下实施着我搞他军帽的计 划:我发现,元元并不爱惜他的军帽,他将军帽从头上摘下来抹脸上的汗)。元元用抹汗的手接过纸牌子,很感激地叫了我-声:山子(我的真实姓名)。
我觉得,条件已经成熟了,可是,我怎么好意思向元元张口要军帽呢(我是很自尊的)?那天傍晚收工的时候,恰巧元元邀请我到他家里去。临去的时候,我突然有了想法,我将母亲给我的五个鸡蛋装进了衣服口袋(母亲吩咐我将鸡蛋卖给村商店换盐吃),走进了元元家。我掏出来鸡蛋,摆在了元元的桌子上。我对元元说,你有病,吃几个鸡蛋营养营养(我只字未提军帽的事)。元元一把从头上抓下来军帽,他挠着头发说:“山子,我给你送些啥呢?我回来时,啥也没有带。”我一声不吭,下死眼盯住他手中的军帽不放。元元看了几眼愣怔着的我 ,将他的军帽向我手中一塞,说道:“你不嫌弃,就送你一顶破军帽吧。”我颤栗着说:“行……行吗?”元元说:“有啥不行的?”我顺手将我头上的那顶蓝卡叽帽子抹下来扣在了元元的头上,磕磕绊绊地跑出了元元家的院门。
我有了一顶军帽(说穿了,是用鸡蛋换来的;不包括我为此耗费的心智)。
我第一次戴着军帽去水库工地上出工,猴子第一个迎上来问我军帽是怎么来的,我坦诚地说是元元送的。猴子冷冰冰地说:“卑鄙,从一个病人手中搞军帽?”我能看得出猴子眼中的意思:是为了给我搞军帽而失去军帽的;我有了军帽就应该归还于他。我觉得,我的军帽是不能戴了,在有猴子存在的地方尤其不能戴,除非我和猴子都有了军帽。我只好将军帽暂时放在家里。
于是,我的军帽到了母亲手里。母亲将军帽洗了一水,有点发白的草绿色军帽十分柔顺,母亲端详着军帽(她的手很灵巧,她打算给我缝一顶军帽,然后,用五个鸡蛋将旧军帽卖出去弥补损失) ,嘴里说,原来是这样,不过是多打几个折罢了。
那天晚上,等我回去的时候,母亲拿着用 纸做的军帽样子走进了我的房间,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她做的军帽将和部队上发下来的军帽一模一样。我强调说,军帽就是军帽,不是自己能做的;即使自己做出来的和军帽一模一样的,也不能算做军帽。母亲说,等我做出来,你再那么说也不迟。母亲将纸做的军帽样子放在桌子上走了。
那天晚上,电灯光将纸军帽映在炕墙上,那影子和元元那顶军帽几乎是一样的。 一点儿也看不出破绽来。我努力地排斥,它是出自母亲之手的“家帽”,总是排斥不了。我思想上带着军帽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清早,奇迹发生了:我的桌子上的那顶纸军帽变成了一顶崭新的军帽。我起初以为我看花了眼,我抓起军帽一看,帽口里那个长方形的印章上有部队的番号:这是活生生的一顶军帽。我兴奋异常。我戴上新军帽抓起元元的那顶旧军帽上了水库工地。
我将元元的旧军帽给了我的朋友猴子。猴子尽管一脸的狐疑,他没有再追问,只是说:“九斤黄,你真有办法呀!”
从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去水库工地上,也很少见到猴子(他毕竟没有和我在同一个生产队)。
在刺人肌骨的三九天,我戴着那顶崭新的军帽去给生产队里的麦地里送粪。那天晌午,我们的生产队长(就是水利工地上的那个连长)似乎才发觉我戴着一顶新军帽。他将我叫到他跟前去,神情严肃地说:“山子,你把军帽抹下来!”
我说:“为啥?”
他说:“你说为啥?军帽是你戴的吗?”
我说:“我为什么不能戴军帽?”
他说:“不能戴就是不能戴!”
(他以为我出身不好就不该戴军帽。)我十分惊诧地看着生产队长。
他问我:“你抹不抹?”
我决然地摇了摇头。
他伸出大手一把从我头上抓走了我的军帽,随之,便惊叫了一声:“啊?”
原载1997年1期《珠海》杂志
冯积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在《人民文学》、《当代》等数十种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300(部)篇;小说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选刊转载,并选入各种优秀年选;出版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遍地温柔》《逃离》《村子》《渭河史》等十四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人的证明》等十部。《沉默的季节》曾获“九头鸟”长篇小说奖。《村子》获陕西省政府“五个一工程”奖,柳青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