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龚如仲（Ralph)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系毕业，曾任外贸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驻美国公司总裁。

有关作品：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翻译作品——美国动画电影小说《忍者神龟》（Ninja Turtles），台湾采薇出版社出版、发行《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此书已被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纽约市市立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正式收藏），《东西南北中国人---细谈如何在大陆做生意》、《悠然时光》、《如仲诗语》、《My Life--Family, Career & VIPs》，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悠然斋诗文选》《花儿在身边开放》。

作者现旅居美国，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经典文学网特约作家、台湾采薇出版社资深顾问、奥地利英文网Sinopress特聘专栏作家、欧华新移民作家协会会员、中诗报七室创作者。

          《到大陆做生意》之十

    “电衙门”里的大员李建生的故事  

            文/龚如仲（Ralph）   

     写了几个“普通人”的事儿后，接下来我再讲两个有关“国企人”的故事。所谓“国企”，就是国营公司，或者是国家所有的企业或工厂；而“国企人”呢，那自然就是指那些个为“国企”效力的人了。第一个人，我已经讲过了，就是关于广东湛江东方剑麻厂厂长谢钦鹏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我就讲一讲北京供电局的一位官员，大名叫李建生，一个为供电事业干了一辈子、现如今已经退了休的老处长。

     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先向读者诸君简单介绍一下这大名鼎鼎的北京供电局。

      北京供电局的前身叫“华商电灯公司”，一个建立于1882年的、“慈禧老佛爷”时代的“老字号”企业，一个直属于清王朝管辖的国有大公司。而到了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的今天，作为垄断中国首都电力供应的北京供电局，已拥有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306座，主变容量达35,360兆伏安，输电线路786条、6,963公里，电缆线路546条、733公里。这样的实力自然让北京电力公司跻身于“世界企业前500强”的行列中。

     从以上简单介绍，您不难看出，这北京供电局真可谓历史悠久而又地位显赫了。

     那么您也许还得问我：“北京的国有大企业多了去了，你为何单单要讲供电局的事儿呢？”不瞒您说，一来我对本故事里的这位主角很熟悉（亲戚），写他的事儿确实有点儿“近水楼台”；二来呢，我还有点儿好奇的意思。为何如此说呢？因为自从我记事起，我就听大人们说了：“供电局可是个‘电老虎’，供电局就是个老百姓惹不起的‘电衙门’”。

     “老虎”也罢，“衙门”也好，那我今天就利用讲这个故事的机会，让读者诸君看看北京这个“电衙门”的“庐山真面目”。  

      （一）“电老虎”？“电衙门”？    

     见到李建生时，我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供电局到底是不是‘电老虎’、‘电衙门’？” 见我如此一问，李先生先是无可奈何地一声苦笑，然后对我说道：“许多年前，我们供电局确实有点儿‘老虎’的威风，‘衙门’的官僚。因为在那个年代，北京的供电是‘僧多粥少’，国家供电特别紧张。所以，凡想拉电线、装电灯，增负荷者，无论是单位，还是民居，都得向我们供电系统‘折腰’。我们的电力职工一旦为人家服务完毕，人家为了表示感谢，或是送他们点儿小礼物，或是请他们吃一餐好茶饭。这一来二去，我们的有些电力职工就被老百姓讹传成了‘吃、拿、卡、要’的典型了。”

     见我认真地听着，并无进一步提问的意思，李先生接着说道：“‘吃’就是吃饭、吃请；而‘拿’呢？就是拿人家的东西，或是接受人家送的礼品；所谓‘卡’，就是看谁太不讲理，或太‘不够意思’，就用“停电”或是“不给你先拉电线、按电灯”来卡卡你；至于‘要’，那就太不应该了。那就是说，有极个别的人主动伸手向用户要东西。”为证实这个“要”字并非空穴来风，李先生给我举了个例子：“在中国某个特定的年代里，当时的娱乐手段都极端贫乏，连个象样的电影都是少见。某一天，突然发现有部电影特好看，但当时电影票买不到。于是，有个别‘坏小子’就打电话给电影院，让人家送50张电影票来。如果人家不送，那‘坏小子’干脆就找个借口说是‘要停电检修’，让你电影院放不成电影。”“当然啰，这绝对是个例，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电力系统的人不至于那么没出息。”李先生补充道。

     这样看来，那个年代的“电老虎”之威风也就不过如此。

     就我本人而言，我相信李先生所言，因为我在北京生活了许多年，也曾与电力供应部门的官员或电工打过不少交道。当电工来家帮着拉电线、装电灯，或是查查供电故障时，作为用户的我，除了恭恭敬敬地叫人家几声“师傅”、外加给人家上点儿香烟和茶水外，人家确实是别无它求的。

     还得说句实在话。除了家庭用电这点儿“小Case”（小事情）外，野外作业的电力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们所受的苦,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雨雪冰霜，只要那儿一停电了，他们立马就得赶到现场。然后顶着骄阳，冒着暴雨，面对着高压电的极其危险性，争分夺秒地检验、抢修、调试……

     长期的野外作业生涯，电力职工们的外表让人惨不忍睹：成年累月地穿着同一身的工作服，尤其是到了冬天，电力职工们穿的是破烂的棉大衣，挎上个大大的帆布包，再加上劳累后的疲惫倦容。怪不得早年间老百姓这样来形容野外作业的供电部门的员工们：“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供电的。”

     话题一换，李先生谈起了今天的北京电力系统。他骄傲地说道：“在电力建设现代化高速发展的当前时代，我们北京供电在控制和调度电网方面早就采取了‘分层管理’的先进方法，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使供电局对居民的供电就更细、更好、更合理了。比如，以前的供电方式是：一些大的企业或一些居民小区的用电采用的是自行管理，供电局只管给电。而如今呐，绝大部分的用电户供电局从头到尾都负责到底。这样一来，就保障了用户的安全用电、经济用电和不间断用电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由专业的供电局全方位地、单一地负责供电，其成本下降了，供电质量也就得到保证。只要一出现供电故障方面的问题，供电局马上就有专人负责排障。更为甚者，尽管电力供应早已成为商品，但由于电力由国家直接控制和管辖，为保持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多年来民用电的价格一直非常稳定，老百姓自然受益良多。现如今，老百姓给供电单位送锦旗、送表扬信的越来越多了。在现代人们心目中，供电局再也不是以前的“电老虎”或“电衙门”了。  

   （二）“电力供应不就是送个电吗？”  

     作为一个对“电力供应之内幕”毫不知情的门外汉，我总认为：“在社会商品化的现如今，电力供应不就是卖电嘛；不就是电闸一开，供电部门给机关，工厂和居民小区输电嘛。供电应该是个很简单的活儿啊。”于是，在与李先生的交谈中，我也直率地谈到了我的这个想法。

     听完我的“高论”后，李先生先是一笑，然后郑重地对我说道：“电力本身是个技术性极强的活儿，因为作为三相交流的供电是有相序的，同时电从发电厂或发电站发出，经过架空线路或高压电缆输电先到达不同电压等级的变电站。变压后才能成为工农业、居民、商店之‘商业性用电’。”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思索着什么问题，然后继续对我说道：“概括起来说吧，城市供电，尤其是对北京这样世界级的大城市的供电网络，要想有效的控制和驾驭就要具备其相对的技术手段，同时操作控制和驾驭这些技术手段的人就必须具备特殊的专业化、政治性和责任心。”

      李建生先生先后担任过北京供电局枢纽部门 — 调度所属下“电网调度自动化室”的副主任和主任，而“电网调度自动化室”更是一个科技含量极高的重要机构。而电网调度自动化的实质内容是采用一整套的计算器系统和远动系统形成自动化系统。控制电网的调度员就是使用这样一整套的现代化自动化系统，来调度和驾驭电网的。

     “从技术角度来说，”李先生对我解释道：“所谓专业化，就是说，要想胜任在调度部门的工作，就必须具备与电力有关的许多知识，比如高等数学、电磁学、电力系统自动化、计算器应用等专业知识。因为发电、用电的全过程，需要有专业人员来管理和调度。要想保证‘优质、高效、安全和经济’用电，我们必须在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上分析和使用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的数据，而这些数据不会从天而降，必须靠我们用许多采集装置来寻觅。就供电而言，由于电压是各不相同的，有高压电和低压电之分。高电压的有50万伏、22万伏、11万和1万高压等等；而低压呢？有380伏、220伏等等。此外，还有功率问题，有有功功率，也有无功功率等等。我们必须要保证有功功率的使用。因为电是无法储存的，只要把电发到输电线上，你不用此电，电也就‘渺无踪影’了。所以，如何合理分配和使用电能，是个学问很大的问题。”

      见我听得津津有味，李先生继续说道：“供电的质量也是个大问题。如果电压不足，就成了‘小马拉大车’，供电质量就大打折扣。简而言之，电网自动化的功能就是把输电环节通过当地采集系统，进入电网调度自动化计算器系统上作处理，并要配以相应的安全措施。”

     李先生接着说道：“供电是否经济关系到民生的大问题。老百姓希望供电质量要好，要求做到供电不间断，但电费还得便宜。所以我们就得想尽办法来推动电网建设的现代化、科学化，以先进的技术实施和先进的自动化设备来代替落后的设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提高功效、降低成本、经济供电的目的。”

     就我所知，为了考察技术，购买更加先进的供电设备和计算器系统，李先生在职期间，先后数次抵达美国、造访欧洲，既学习欧美的超前电网控制技术，又洽购他们的先进设备。

     当了十三年“电网自动化室”主任的李先生，除了谈起供电的技术性问题时如数家珍外，他还谈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问题，即北京供电的“政治性”。

     众所周知，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供电局当差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北京无小事”。此话怎讲呢？其实道理显而易见：在首都北京，上至国家领导人居住和工作的中南海、开会的人民大会堂和接待国宾的钓鱼台，再到各军兵种总部、政府各部委、电台、电视台乃至北京市政府的各级机构，还要加上诸多的外国驻华使领馆、代表处等等，那一级部门或机构都是“重要单位”，所以在供电问题上，决不能掉以轻心。一旦出现供电故障，小到临时停电，大到机器损坏，弄不好都是“政治问题”。

     比如，1975年某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先生正在北京西山与21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举行重要会议。突然间，断电了，会议无法继续。由于停电时间过长，当时就引起了公安部的注意，把此事定为重大政治问题。公安部立即派员把当时正在北京供电局调度所值班的两名调度员控制了。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原来那是一次计划停电，是早已上报过计划的，公安部最后确定为是一场误会。“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这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供电”和“政治”联系得何等紧密！

      除了中央领导人开会这等大事外，凡给任何与国家组织或安排有关的活动供电，这“政治性”的概念是牢记在心的。比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尽管只是个体育活动，然而在当时的中国，那可是一件举国重视的“政治活动”！上至中共中央，下至北京地方的各级领导，都把在北京办奥运会当成一件关系到“国体、国威、国家形象”的大事来抓。中央政府对供电局明确指示：奥运会期间要“万无一失、保证供电”！为确保奥运会期间不间断的安全供电和“科技用电”，北京供电局的上上下下可是做足了功课。就“平衡奥运会期间的电力负荷”这一项工程而言，供电局就为此特别建造了多个高电压变电站，其电压达到22万伏和50万伏。在奥运会期间，供电局派出数千名职工参加到奥运会“保电大战”之中：保障了所有奥运比赛场馆的每条高压线下面都有职工守护，地下电缆的每条管钱都有专人看管。除了供电保障外，供电局的有关人员还分头到各奥运比赛场馆进行24小时的监控和跟踪，而李先生本人当时就是主要负责人之一。没日没夜地玩命工作，这才保障了整个奥运会期间的绝对供电安全。2008年8月8 日，当全球电视观众们为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缤纷多姿、奇幻莫测的瑰丽灯光如痴如狂的时候，有谁知道当时有多少供电局员工们正在紧张有序地汗洒现场？又有谁知道这漂亮的灯光里包含了多少供电人员们在高科技数字元模拟上所费的心血和辛劳？然而，在“举全国之力，必须搞好奥运会”的“伟大号令”下，供电局所干的一切都是与政治密不可分的。

      顺便提一句，在奥运会期间，中共党主席、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先生还专门来到北京供电局看望为确保奥运会安全供电而日夜奋战的干部和职工们。您看看，“供电”与“政治”能分得开吗？除了供电人的专业化和政治性之外，供电人的“责任心”也是必须的。

      责任心就是要对用户负责，其中包括政治用电户（即中央所有的重要用户）和上千万北京的市民及在校大学生负责，对人民负责。这正如当时的水电部长钱正英女士在1985年一次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对供电员工们所说的：“我们电力系统职工们一定要做到‘电力为人民’。我们手中的供电大权是人民给的，我们要对人民负责！不能让人民说我们是‘电衙门’，是‘电老虎’。总之一句话，要对社会负责。”

      作为供电局的老职工，李建生先生是一个极具责任心的带头人。无论是在供电局总部管技术，还是后来到北京所属的通州区、平谷区和大兴区的供电公司当书记，他总是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认真负责地履行职责。就拿他在平谷区的供电公司任职2年多来说吧，公司离李先生在北京城里的住家很远，一来一回就是200多公里。李先生平时只能住在平谷，唯有周末才能开车回家。然而，几年来，李先生每到周一该到公司上班之际，他就清晨四点多就起床，最晚五点就离家，由于当时没有高速公路他大约在早上不到七点就抵达公司。比生活在当地的职工来的还早！这件事说起来似乎很简单，然而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果没有强力的责任心，那是不可能如此尽职的。 

 （三）“没有那‘金刚钻’，还真难揽这‘瓷器活’！”  

      领教了供电方面的专业化、政治性和责任心等话题后，我由衷地感到：“这供电的活儿还真不好干，如果没有那‘金刚钻’，还真难揽这‘瓷器活’。”确实，没有高学历，不具备电力专业知识，是无法搞好供电工作的。而李建生先生正是这方面的难得人才，而且是一个起点不高、完全是靠自身努力从而练就一身本领的人才。此话怎讲？那您就听我慢慢道来。原来李建生先生出身“行伍”，并非天生的读书人。

      1968年，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烧期”，国家动乱不已。出身极好、刚到17岁的少年李建生被破格批准入伍当了炮兵。他先到河南，后至河北，最后在新疆安营扎寨。“炮兵瞄准手”是炮兵中的关键，而李建生恰恰就是一位“瞄准手”。没有参军经历的人是难以想象当炮兵是何等地艰苦：大炮的口径很大，炮身极为沉重，从实战角度来说炮弹极速发射后，就要马上转移，炮兵们连推带拉，费劲费力，十分辛苦。

      刚到河南不久，恰逢中国备战紧急时段，毛泽东先生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九字方针”方兴未艾。在部队“无山堆山，有山打洞”的命令下，李建生和他的战友们一起为大炮修“掩体”。战士们从早到晚、连续不断地背沙包、卸水泥、扛石头。即使在李建生的右手食指被石头砸烂了，还要做到“轻伤不下火线”，包包伤口，接着干。

      到了新疆后，日子更难了。为了备战，住在戈壁滩里、睡在冰大板上。由于战备的需要部队要经常拉练，即便后来配备了点帐篷，有时也会碰到“还没把帐篷支完、一阵狂风早把帐篷吹跑了”的情况。由于缺乏蔬菜，人人得了“雪盲”症。

      就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李建生在部队如鱼得水，拼搏不已，成了部队上一名非常优秀的炮兵。

      由于考虑到年迈的父母，李建生谢绝了部队让他留下当干部的好意，毅然决然地退伍回到了北京。经过一番周折，到北京供电局当上了调度所的一名职工。

     刚到供电局，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李先生感到了诸多难处，因为供电这门学问相当高深，没有知识还真不行。就在这时，机会到来了。由于李先生出生于工人家庭，政治上可靠，再加上本人工作努力，所以有500多名员工的“调度所”就把唯一一个进人清华大学学习的名额给了他。对李先生而言，能去全国闻名的清华大学读书，那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好事情。于是，在1975年9月，李先生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到了清华大学，并在该校的电子工程系计算机专业就读。

     不难想象，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的年轻人，在全国闻名的清华大学读书，那是何等的困难。因为作为名牌大学的清华是不可能按学生不同的文化程度来安排课程的。对所有入校学生，一律按大学正常进度授课。然而，学习再苦、课程再难也吓不倒这位曾经在部队大熔炉里锤炼过的李先生。与其它带薪读书的同学一样，李先生深知获得上大学的机会之不易。于是，他认真听课，拼命苦读，每天晚上都在大教室里自习到熄灯前。

      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四年的寒窗之苦，让李先生收获了丰硕成果：不管是外国语、高等数学、逻辑数学，还是电力系统自动化、计算机原理和运用，李先生不仅学会了，而且门门功课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简直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您要知道，入学前的李先生只有初中文化水平！

     正是因为部队的超乎寻常的锻炼，加上名牌大学四年的苦读，给了李先生能揽“瓷器活”的“金刚钻”。1979年大学毕业。回到供电局调度所后的李先生，工作得心应手，事业蒸蒸日上，前程一片光明。1985年，年仅33岁的李先生被评为工程师；到了十年后的1995年，43岁的李先生又被评为高级工程师。一个工农兵大学毕业生，在那特定的年代里，不仅业务精通，而且工作颇有创意，基本上年年被供电局评为“优秀职工”，或是“先进工作者”。仅从这一点来看，李先生的出色表现足以说明，当时社会上那种认为“工农兵大学生水平低”的论调是以点带面的，也是极为不公的。

     可是，干了近二十年的技术工作后，供电局领导决定让处级技术干部李先生转行当起了“党委书记”。于是，李先生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又跨进了一个新时代。

  （四）“革命干部是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  

      在国企里当差自然不同于在私人公司里效力。国企干部的最大特点就是要绝对服从上级安排，时时记住“革命干部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风范。我眼里的李建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好干部。1995年，就在刚刚被评为高级工程师不久，供电局领导找李先生谈话，让他改当专抓思想工作和民计民生的党委书记并兼任“严厉监督干部”的纪委书记。尽管当时的李先生心中有一万个不乐意，也曾“大胆妄为”地推辞了好几次，然而，“党的指示”是不可违抗的。于是乎，这位一辈子搞技术的老处长李先生，只好干起了党委书记的工作。

      众所周知，中国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已不是那个“人人学‘毛选’，个个争先进”的“政治年代”，党的工作是非常难做的。但是曾经担任过行政干部和懂得专业技能的党委书记李建生，由于懂得职工工作上的问题和困难所在，而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和得心应手。几年下来，李书记不知道帮职工解开了多少“思想疙瘩”，处理了多少生活难题。

     当李先生在供电局干到第三十一个年头时的2004年，领导上按当时特定的政策，即“凡是在供电局各个处级单位担任了八年及以上的处级领导层干部，都得轮岗和换岗”，他首先被安排到北京市属的通州区的供电公司当党委书记；后来又分别轮换到北京市属的平谷区和大兴区的供电公司当党委书记……直至退休。

      一个居住在北京城里的人，家中还有一位年过九旬的有病的老母亲需要他的照顾，但是他的工作岗位却在远离北京城区的郊区县城。这样的情况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艰难的。所以说，“如何处理好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就成了李书记心中的一大难题。然而，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李书记硬是凭着一股不怕吃苦的劲头，合理地安排好了一切。他可以在星期一的清晨四点起床，从100多公里外的北京城，开车到他工作所在的平谷区，早早地在办公室开始了他的工作；他可以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不顾母亲的病重，自己的身体不佳（有“三高”），没日没夜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保证奥运会自己所在单位负责的比赛场馆的正常、安全、优质的供电忙碌着；他可以在平时的工作中，和地方的干部、供电公司的员工、甚至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倾听他们的工作诉求。

     在我眼里的这位李书记是个亲和的干部，一个群众关系极好的干部，一个吃苦耐劳的干部，一个退休后还在发挥余热的干部。李建生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永远记得自己是一名革命干部，同时也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块砖，那就要遵守“革命干部是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是神圣诺言！  

  ***本文选自拙作《东西南北中国人—细谈如何到大陆做生意》，此书已于2014年由台湾采薇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