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房产

口柳恋春

    和母亲的联系，更多的是使用电话。电话内容也比较简单，互通近况。都处在相对稳定的时期，所以没有什么重大事情，通话就成了一个习惯或者说是一种形式，也不外乎就是那么几句带着敷衍的问候：“妈，吃了吗？”“妈，最近身体怎么样？”“妈，钱够不够用？”……而每次，母亲基本上都是一成不变的回答：“好哇！”最多就是说说前几天有点伤风感冒，咳嗽厉害，自己去街上小诊所看了看，捡了三副中药，药吃完，病也已经好了。总之，就是让我不要担心她。这样的通话，简单明了，似乎成了一定格式，通话最后我再补一句：“空了，我们就回来看你！”每次，这样的通话，两分钟内就完成了。这次通话，却有点出人意料，母亲没有按惯例——我问她答。而是抱怨，楼层高了，上楼比较困难，回到家连气都出不赢。我还在沉默，母亲问你在听吗？我大声回答说，妈，我在听啊。母亲耳朵有点背，我的大声回答，她很满意，随即问：“老大，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

我懵了！

     我的印象中，虽然我们的家庭不显山露水，但是，爸和妈这一辈子，没有找过任何人借过钱。就算艰难困苦的日子，我家建新房，也没有找谁借过钱。这样说，可能没有人相信。老话都说，没有人不遇到求人的时候，连皇帝死了，都要借铁锹。但是，当你了解了我父母的经历后，就会相信了。

     先说我的父亲。说父亲就得介绍爷爷。这样，就说来话长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到了我太爷爷、爷爷这一辈，已经是方圆百十里著名的地主。这些，我只是在爸爸妈妈的轻言细语的交谈中，偶有耳闻，在他们断断续续嘀嘀咕咕的描述中，老家变得越来越神秘，导致我对老家充满了无限的向往，为了验证这段历史的真伪，我在12岁的时候，父母特意让我回了一趟父亲的老家——宝华乡。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对我说：“春娃，你去就住堂哥家，去年我和你老汉（爸爸）回去，住的你堂姐家。”那天晚上，我住在堂哥家。堂哥家在乡街正中。他的住房，是我见过空间最高的房屋，足有3米多，就算大热天，坐在家里，也凉悠悠的。堂哥拿来梯子，在挂在梁上的一排腊肉中间，选了一块较瘦的，取了下来。看这横梁，也比大海碗要粗壮，这些横梁，穿过6米以上的间距，直接嵌入一人才能围抱的支柱里。与堂哥隔街相望的就是堂姐的家。堂姐的家从结构、用料，基本上和堂哥的家一模一样。整条街，由60多户人家组成。我是第一次来，堂哥堂姐把我当贵客一样，带我看街景。街中心，有一个大大的戏楼，戏楼有全实木建造，堂哥说：“春，你是中学生了，你找找，有没有一颗钉子？”钉子，指的是铁钉，农村的建筑或者家具，都喜欢用铁钉来固定，特别是像衔接檩子之类，用一个叫“两头抓”的“}”型铁钉，把两根原木“抓”在一起，就异常的牢固。哪怕一个板凳，在摇摇晃晃的时候，主人也喜欢用铁钉把撕裂的地方钉死。

     我不大相信堂哥堂姐的话。这样一个高大的戏楼屹立在乡街中央，怎么可能不用一颗铁钉？我就开始寻找，从后面上戏楼，有12级台阶，每级台阶的位置，都有一个雕刻得栩栩如生的小动物，老鼠、老虎、马、龙……虽然年头久远，有的地方掉了漆，甚至动物少了耳朵、尾巴什么的，仍然能够看出来，是十二生肖。做台阶的两边，是由一根圆木划开的，厚实厚重。把台阶木板镶嵌进凹槽里面就可以，这个技艺不复杂，为了它的稳固性，台阶用干透了的木板，两边的木方，用才砍下的新木，这样，等新木收水自然干透的时候，就把台阶木板越咬越紧，就像长在木头里一样。台阶走完，就到了戏台，两边有小厢房，是演员化妆、换装用的。奇怪的是，戏台上面还有一层阁楼，整个建筑的可见之处，都有雕梁画柱，那工艺，多数属于镂空雕，这样，上面的人物、花鸟鱼虫都活灵活现起来。就像后来我们在一些景区见到的古建筑一样，庄严肃穆、美轮美奂。而支撑整个戏楼的是四根六米多高的圆木，这圆木也奇怪，笔直，上下大小一样，我和堂哥两个人才能合抱过来。双手抱上去，如同抱住石头一样的手感。

我没有找到一颗铁钉。堂哥的话，我相信了。

堂哥问：“提劲（漂亮、厉害、霸道的意思）不？”

     我说：“太提劲了！”我在想，这样费时费工费料的建筑，是哪个修的呢？哪家有这样大的本事和财力？特别是那四根通天大柱，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方圆几十里，只有光秃秃的山丘，杂草都被喂牛了。落叶都被用作烧柴了。我一出生，见过最高的就是松树，也不过碗口粗，就根本没有看见过森林，不可能长出这样的大树。那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的。

    我们往回走。

     堂哥带着些许骄傲的说：“这个戏楼，以前就是我们家的！”

   “我们家的”，其实是指爷爷名下，这个，我自然明白堂哥的意思。

    我马上回身再望，戏楼仍然巍峨的矗立在街中央，以它高于乡街一切房屋的高度，傲视着一切。

    堂姐见我吓傻的样子，指着两边的房屋说：“这里，这里，这一排……那边，那几栋高的，以前，可都是我们家的！”

堂姐指的范围，已经囊括了整个乡街的一半。

    和妈妈通话后，二弟的电话就追了过来。二弟和三妹合伙在一起做点小生意。二弟问：“大哥，妈是不是找你借钱了？”

我说：“是啊！”

二弟说：“莫借，你莫理她！”

     我问：“三妹意见呢？”二弟随即把电话递给三妹，三妹是一个咋咋呼呼的人，说话像在吼：“大哥，莫借，现在买起房子干啥子，以后送都送不脱！”

     看来，妈妈找我借钱买房的事情，弟弟妹妹都知道，在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后，才找的我。妈妈向来就是这样，对任何人和事情都不勉强，不愿意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扫盲班学习了几天，学到一点基本文化的妈妈，在我看来，她的为人处世，比很多大学教授都要高明。

    妈妈不愿意看别人眼色行事的最有力的佐证就是她的婚姻。外公是旧政府衙门的师爷，具体是不是官，或者官阶多少，我没有查到资料，大概相当于文书吧？无论是不是什么官，有一个这样的职位，比一般家庭环境要好很多。在我10来岁的时候，我外婆给了我一些外公的遗物和她自己的一些心爱之物。在当时那个年纪，我并不知道这些物件的价值。直到17年后，在我27岁的时候，从部队转业到驻地城市工作生活，有了家庭和孩子，偶尔看电视里各类鉴宝节目的时候，对一些收藏家展示的宝物，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虽然经过了40多年的时空，至今，我都能够清晰的记得外婆赠与我的那些宝物——一个砚台，一对银簪子，一对翡翠吊坠。特别是那个砚台，黑的发亮，我抱着都十分吃力。在13岁我家修房子的时候，我还拿出来给木匠弹墨线用过，当时为了表现自己字写得好，还用毛笔在我们家有限的几件家具上，写上“巨龙”二字。正因为那次亮相，砚台之后无踪可循。另外的簪子耳坠，我也用一张牛皮纸抱着，藏在墙缝里，几年后回家，都没有了踪迹。唯有那些老式家具，“巨龙”二字墨汁欲滴。我仔细端详我少年时候的书法，确实飘逸不羁，如果按照那个路子走下去，说不定会是一个不错的书法家。据我妈说，我的外公，是因为写得一手好字，才被选为师爷的。为了“巨龙”这两个字，我也无端的与一件疑似无价之宝擦肩而过——端砚！

当然，如今再纠结这些失去的宝贝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还是说说母亲的婚姻。我妈姓黄，头发也黄黄的，像是营养不良，人称小黄头，我外公外婆给妈妈添了弟弟后，外公就去世了。这个时候，世道也有了不少变化。旧政府已经不存在，农村开始办扫盲班，社员们白天上地出工，晚上就聚在一起学习文化。在石涧大队担任扫盲老师的是大队小学的柳老师，时年，柳老师已经32岁，小黄头18岁，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况且年龄相差这么大，怎么都没有想到，小黄头会喜欢上这个瘦瘦的、文质彬彬的老师。在农民的眼里，柳老师是一个比较神秘的人物，社员们见得最多的就是，柳老师腋下夹着一个闹钟，不紧不慢的走在上课和放学的路上，之后，就是回到大队给他安排的集体住房里，很少出门，基本上独来独往。柳老师的神秘，是没有人任何人知道他的来路。10年来，到这里当老师后，没有看见他家里来过任何人，都以为父亲从小就是孤儿。当然，那个时候资讯不发达，就是想打听，也没有门路。再一个，因了这种神秘，都猜测我父亲是大城市的人，早晚要回去的，谁也没有敢想把自己女孩嫁给他。农村喜欢的是膀大腰圆汉子，这样的身板才是种庄稼的好把式，而柳老师呢，看着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自然的，就更加没有往婚姻上面想。谁也没有想到，一年后，小黄头义无反顾的嫁给了比她大14岁的老师，成为了我的母亲。据母亲回忆，当时外婆坚决不同意，为此，还有一些细节需要交代。作为外婆，她的“官太太”的身份好像还没有完全转换过来，结婚的时候，她就学会了抽烟喝酒，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有这两样嗜好，是难以想象的。知道母亲唯父亲才嫁后，外婆主动找上门来，她的嘴里叼着一只叶子烟。外婆的酒瘾和烟瘾也使得她原本还算不错的家境逐渐衰落，没有钱也不容许再抽大烟后，改为了抽叶子烟。她和父亲面对面坐着，吃得吞云吐雾的。烟雾把父亲呛的眼泪直流，还不敢躲，这就让父亲显得异常狼狈。没有想到，母亲冲上去，一把夺过外婆的烟杆，摔在地上，外婆气的浑身发抖，指着母亲：“你……你……”

    母亲犟着脖子，就一句话：“我就要嫁给柳老师！”

     外公早已经不在人世，外婆没有了主心骨和外援，既当爹又当妈把儿女拉扯成人的心酸一时间涌上心头，让她不能自已，除了哭，外婆已经无计可施。父亲仍然沉默，我母亲用胳膊拐了一下他，父亲就抬起头，对抽泣得死去活来的外婆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表态，我可以一辈子对小黄头好，也会一辈子对你好！”

     父母结婚的第二年，也就是1966年，我来到人世。母亲生下我后，就没有奶，乳腺出了问题，便去重庆的医院治病。我被交给了外婆，外婆就抱着我，看着天色，亲吻着我的小脸逗着我：“爸爸要下班回来了！”外婆的举动，让我乐不可支，我的到来，让外婆彻底认可了父母的婚姻，也对我喜爱有加。外婆生了6个子女，养活了4个，我妈妈排行老5，最小的是幺舅。在这4个子女中，很快就有了12个孙子孙女。可能些微的几件东西不够分发，再加上对我的偏爱，不然，她的这些个传家宝，在后来的某个日子，是不会赠与我的。

      决定修房子，是母亲的主意。我不知道，是不是爸爸妈妈回宝华后，做出的决定。但是，肯定与他们故乡之行有关。这之前没有人知道父亲的原籍，连结婚的时候，我的母亲都不知道。年少的父亲是在爷爷的骂声中、在奶奶的厉声呵斥中，离开宝华的。那个夏天，感到末日将近的爷爷奶奶义无反顾的把父亲送入省城上大学，并恶声恶气的交代：“以后任何时候都不要回宝华，有多远走多远。就当没有这个地方，忘记这里的一切！”

     父亲以优异成绩毕业，由于一些难以言说的原因，被分配到离宝华公社50里地的响水公社石涧大队当老师，路途虽然不远，但是隔山隔水的，两地却如天涯海角。在父亲逝世的时候，为办父亲的后事，我曾经查看过他的档案，以他当时名牌大学、高材生的身份，怎么都不可能被分到乡下来教书，在我联系到年少时候的宝华之行和查阅那段历史后，才明白一些事理，心里总有一些隐隐作痛，不说也罢。

     父亲在石涧大队教书是没有住房的。安排他和几家人合住在一栋地主的老房子里。父亲就一间房，结婚后，这样的居住条件，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妥，有住的就行，当时根本没有产权一说，哪里都是住。有了我后，就不方便了。于是，母亲决定修房！

      我在电话里，反反复复问过弟弟妹妹妈妈为什么突然想到买房，是不是和二弟住一起有矛盾了？得到他们的肯定答复后，我又迷茫了。二弟和三妹住在一个镇上。这个镇是有名的矿区，盛产煤。曾经很火的煤，带动了城镇的发展，也带来了人们的富裕生活。可以说，虽然说叫镇，比一般的县城都大、比很多县城富裕繁华。弟媳大学毕业后，分在镇政府工作，政府机关家属院就建在办公大楼隔壁，住房很宽。爸爸退休后，就和妈妈一起随弟弟住在一起，直到2011年父亲因食道癌晚期逝世，都没有和弟弟弟媳发生过任何矛盾。有爸爸在的日子里，妈妈做好早饭，一家人吃后，上班的去上班，做生意的去做生意，上学的侄儿去上学。然后，爸爸就泡一杯茶，在阳台上抽烟（在我们那一带，抽烟又叫吃烟），间或弄弄几盆花草。爸爸以前是不抽烟的，自从和妈妈结婚后，就开始吃烟了。每次和外婆在一起，很少有语言交流，一支接一支的抽烟。刚开始时，我妈妈问他：“你怎么吃起烟来了？”我爸爸的回答让人啼笑皆非：“不吃烟，怎么叫对你妈好？”我妈妈回忆了一下当初的情景，只在嘴里轻轻的吐出两个字：“吃吧！”爸爸承诺对妈妈好，对外婆好，就是从吃烟开始践行的。之后，每月按时给外婆叶子烟、卷烟和钱。从最初的一元两元，到后来的5元10元，从来没有间断过，比他自己领自己工资还准时。

     爸爸对外婆的好直到2008年外婆去世。爸爸没有去给外婆送葬，小舅电话告知这个消息后，爸爸放下吃了一半的饭碗，坐阳台抽烟去了，连续抽了3支，才摇摇晃晃的躺在床上，一直睡到晚上。爸爸在电话里叮嘱我：“给你外婆点一支烟！”我把烟点燃，放在外婆的遗体旁边，外婆就在烟雾缭绕中，很慈祥的微笑着，如同生前的样子。

     吃烟的习惯也影响了我，当我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的时候，把一支烟递给才学会走路的女儿：“青青，请爷爷吃烟！”女儿拿着烟，摇摇晃晃的向爷爷走去，隔老远，我爸爸就伸出手，从内到外都是笑意。

     妈妈的日常生活也很简单。除了做饭，接送一下侄儿上下学，就没有什么事情了。买菜的时候，总是妈妈选买讲价，爸爸就像一个仆人，提着篮子站在旁边，妈妈叫他干啥就干啥。爸爸是在镇中学老师岗位退休的，自然认识他的人多，爸爸妈妈天天这样出双入对，使妈妈也跟着沾光，时间不长，成了镇上少数名人之一。吃过午饭，妈妈准时在家属院门口和一些退休人员打打小麻将，一天就这样快乐的过去了。父亲有不薄的退休工资，加上我们做儿女过年过节送的一点，父母的经济根本不成问题。一二十年过去，从来没有为家务和经济闹过矛盾。爸爸妈妈一辈子与人为善，上50岁后，都有吃斋念佛的举动，在外面，连一只蚂蚁都不会踩，更没有与人结怨。可以这样说，在石涧大队，都向我们家借过钱应急，父母从来没有去讨过债。

     如今，虽然爸爸不在了，没有了退休工资。但是，妈妈也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在爸爸逝世的时候，我们就给妈妈买了最贵的养老保险，如今，她的养老保险金完全够她生活。

     爸爸妈妈修房子的时候，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都是善意的，理由各种各样。比如，“你以后跟着柳老师进城住楼房多好，现在何必花这冤枉钱呢？”“看形势，你们是早晚要离开我们石涧大队的，修了房子，以后还不是送人”。妈妈不为所动，还是态度坚决。于是，爸爸妈妈就在原来住的院子后面的坡上，选了一块宅基地，开始建房。来帮工的人员特别多，一是我爸爸给每个人结算现金，二是建房的时候，伙食开得好。试想，在那个1979年的年月，现金甚少，很多家庭根本没有放过现金。再者，满地找吃的日子里，谁家还会每天都有肉、蔬菜的拿来待客？这些，我父母在修房的时候，都做到了。来的人多了，就分成两批，这样效率就提高了，我们家的房子很快就建了起来。记有正房5间，灶屋、猪圈、厕所样样齐全。以前住的集体房，是穿木结构，新房则是石头墙瓦房。搬进新家的那天晚上，爸爸妈妈一夜没有消停。在家里走来走去，连墙角都走到了。由于兴奋，还没事找事的拿着尺子量室内面积。

     爸爸问：“春娃，怎么样？提劲不？”妈妈也一脸期待的等着我回答，我明白，在很多人都在住从地主家分来的房子的时候，我们家就率先自己修房子，这在当时，是很多家庭没有能力做的事情。爸爸妈妈在一遍赞扬声中，更加确信修房的正确性。

   我嘟着嘴说：“没有老家的提劲！”

    爸爸一下就哑了。像是突然被闷棍敲打了似的，又像是心中憋着的一口气没有地方释放，我的回答，恰巧让他终于找到了突破口，爸爸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

    我委屈的哭了，还不忘争辩：“本来就是嘛！”

    爸爸彻底激怒了，再次仰着巴掌，还没有落下的时候，妈妈说了一句：“孩子懂什么，你跟他生哪样气？”气急的爸爸放下了手。妈妈把我搂在怀里，我犟了一下，我对妈妈也有意见，一向护犊子的妈妈，怎么在爸爸没有打我以前，制止呢？

    妈妈看着爸爸的脸色，哄着我：“以后，再不要说老家老家的，明白吗？”我心里一点也不明白，你们都让我去看了老家，为什么却不能说。从爸爸的愤怒到妈妈的好言相劝，我总算明白了，老家，只能放在心里，不要挂在嘴上。

     妈妈一下又恢复了新房带来的好心情，带着我在房间走来走去，这个门进，那个门出。这里摸摸，那里敲敲。

    妈妈总结：“哪里都没有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舒服！”

     我结婚的时候，妈妈问我：“有房子住没有？”我当时才转业到地方工作，单位已经没有福利房了，结婚的时候，便和岳父母住在一起。我说：“没有！”妈妈没有再说什么，叮嘱我：“钱不要乱用，要节约，需要大钱的时候多得很！”

    我住的城市，离妈妈他们直线距离不过有180公里。我和老婆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原因是爸爸妈妈不能来。爸爸是一个不喜欢出远门的人，妈妈呢，晕车。还没有高速路的时候，要转几次车，才能到达我这里。妈妈一想就畏惧，用了一个少有的词语来形容坐车的难受：“生不如死！”。

    可是，在我真正有了自己的住房后，爸爸妈妈却来了，这也是爸爸唯一的一次来我家。他们转了两次车，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劳累。一进门，就到处看，一脸的喜悦，这样的情景，和那些年搬到我们的石头瓦房一样，让他们既兴奋又不知所措。就像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境地，老怀疑是不是真的！

     我真心实意的说：“你们就搬来我这里住吧，反正房子也宽敞，完全住得下！”爸爸只笑不语。老婆孩子也劝。

   妈妈说：“以后再说吧！”

    弟弟说：“大哥，你莫相信，妈妈是听信了一些老太婆的话，才决定借钱买房的。我认为没有一点必要，以后真处理房子，还是一个麻烦、一个累赘！”以前繁华的镇，现在已经破落不堪。2000年后，煤炭不再是香馍馍。不像以前，在山上挖个洞，就能够数钱耍。几个较大的国营煤矿都开始亏损，没有安全保障的小煤窑，政府来了个一刀切，全部关停。这样一来，镇上再也没有了争先恐后高消费、买房买车的热闹场面，像是连锁反应，煤炭的不景气，使这个以矿业为主要财政收入的镇，一落千丈。前十年，大家还在观望，期待起死回生。越来越感觉到生意难做的时候，有点门路的开始撤离，往重庆大城市去了。就连以前想方设法的要在镇上买房的人，也放弃了选择，直奔北碚、重庆而去。哪怕在北碚、重庆城郊买房，也愿意。最近几年，抛售房屋的特别多，特别是二手房。就如同妈妈和一些老太太常聊的一样：“现在镇上的房子，像捡一样。以前45万，现在20万就能够买到！”

   弟弟这样说，确实有一些道理。妈妈和爸爸一辈子节约习惯了，吃的穿的，都是大路货。爸爸虽然有不错的退休工资，仍然会一分钱掰成两分用。我结婚时，给他买过一件羽绒服，400多，在1993年，花这个价钱买一件衣服，还算奢侈品。他只穿过两次，在他病逝的时候，羽绒服还像新的一样。由于妈妈没有工资，在理财方面，自然一切从简。穿的全是镇街的地摊货。我们三兄妹给她买的穿戴，平时都放在箱子里，留着走人户的时候，才风风光光的穿出来。对于买房，或许七十多岁的妈妈，还真是存在着“捡漏”的心理。

     爸爸妈妈省吃俭用修好的石头瓦房，没有让妈妈兴奋多久，她却期待着逃离。爸爸调镇中学（这个时候，公社已经改为镇了）教书后，让全院的、甚至全村的父老乡亲羡慕不已。他们纷纷预测，要不了几年，我们一家的户口就将转为非农业户口，那个时候，就是城里人了，一旦成了城里人，国家就会让你住楼房、安工作、拿工资、吃供应粮，总之，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搬着指头算，整个石涧大队（又改叫村了），吃上供给粮的不超过6个人。除了我爸爸是人民老师外，还有一个是国营煤矿的工人，还有一个是大学毕业被分配在城里工作，还有一个是当兵后，转了志愿兵，后转业在镇粮站工作，还有一个是中专毕业分配在县机械厂工作，还有一个是中师毕业在偏远山区学校当老师。只有脱离了农村农活的人，才被农民尊称为“国家人”。他们天干水旱都不怕，不看老天眼色吃饭。穿的衣服也是干干净净的，不沾泥土。没有日晒雨淋，皮肤也白白净净的。总之，他们的一切，都与农民不一样。在那个城乡户口严重分化的年代，要想成为国家人，不说比登天还难，至少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路就只有那么几条。一是狠命读书，上个大学、大专、中专、中师什么的，毕业国家就安排工作。在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往往“入学事项”里有一条“迁移户口”，各家各户在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都免不了要请客，在酒桌上宣布这一喜讯，祝贺的意思就一个：“终于跳出农门，脱了农皮了！”一个家庭能出这样的人，家庭境况再差，提亲的也会络绎不绝。二是当兵，都说部队锻炼人，一点不假。稍微有点文化，去部队都能够有所进步。在部队亡命的干，有可能被提拔成为军官、或者被转为志愿兵，这两样，都是要转户口、转业后都要安排工作的。再或者靠苦拼立一个二等功，或者因公致残，也能够解决户口、安排工作。

    随便说一句，在爸爸妈妈有了狠心逃离农村的打算后，他们最先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智力发育很晚，眼睛不抢字，读书自然难成气候，爸爸妈妈首先把我送到了部队，终如所愿，我跳出了农门。妹妹刻苦，上了一所省重点中专，这个学校离我所在部队很近，是我送她去学校报到的，临走的那天晚上，爸爸妈妈反反复复交代：“千万不要忘记转户口！”只有弟弟，曾经有多次转户口的机会也不要，这个农民弟弟享受到了很多惠农政策，现在，就他一个人敢骄傲的说：“我就当我的农民，稳当！”

    没有读书、当兵机会的妈妈，就把自己和二弟转户口的全部希望系在爸爸的脖子上。除了前面说的“独木桥”外，还有一条更独的“独木桥”，那就是等到爸爸到了一定的职称，是可以带家属的。带家属，家属转户口。弟弟还有一条路，就是接爸爸的班，文化程度达不到，当不了教师，可以当学校的工人、炊事员、收发员什么的，总可以干下来。计划没有变化快，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让妈妈措手不及。妈妈的盼望总在燃起希望不久，就开始失望。爸爸退休了，接班制度取消了，城市户口可以买了……

    妈妈迫不及待的买了户口，不但没有工作，连国家分配工作的三妹也下岗了。坐在二弟家的阳台上，退休的爸爸，经常陪着妈妈，拿出户口本看，妈妈的名字后面，用章盖上去的“非农”二字，特别醒目。外面的雨淅淅沥沥，总有下不尽的样子，历经大喜大悲的妈妈，已经心静如水，不再谈论这个时候的农村该是啥样子，农民又在地里干什么一类的农事，淡淡的说：“凉快！”

    弟弟说的妈妈经常和几个老太婆在一起闲聊，买房的事情，就是无中生有闲聊出来的。我知道，我妈妈最大的生活乐趣，就是和熟识的同龄人聊天，各个时期，聊的内容也没有什么变化，聊得最多的还是那些衣食住行之类。几十年来，她把自己熟知的左邻右舍每一个农民，都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搬进镇上住的妈妈，在60岁、70岁大寿的时候，我们在酒店摆了10桌。巧合的是，当天倾盆大雨，洪水冲毁了很多乡村道路，短途班车也被迫停运。从石涧村到镇上，有40分钟的车程，没有车、路难行，我担心没有多少人会来，坐不了10桌。没有想到的是，正午时分，乡民们顶着一身雨水、背着鸡鸭鹅、时令蔬菜，摩肩接踵的赶来了，他们带来的礼物，足足堆了半间屋。10桌根本坐不下，临时加了两桌，才挤挤的安排下去。从19岁离开家，那个意义上的老家，已经在我心里渐行渐远。偶尔回去，遇着一些人，妈妈介绍这是谁谁，你该喊什么。我都一脸懵逼。

    住在镇上的妈妈，最热衷的事情还是回石涧村老家。那里的人，每一个人的生日，她都烂熟于心。每逢这些日子，妈妈总会去吃酒。村庄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尽是一些同龄的老弱病残，每次去了，就是想走，都不容易，有人强留，妈妈总要在某家住一个晚上。当然，她在吃酒的间歇，总要去曾经的石头瓦房看看，经常在电话里给我说：“灶屋开始垮了！”“堂屋漏雨了，装粮食的扁桶被耗子咬烂了！”听到这些，我总是劝说：“让它烂吧，反正再也没有人回去住了！”

    有次回家，妈妈建议：“去老家看看吧，都要垮完了！”这个时候，我们三兄妹，以及我们的子女，不但都有了私家车，并且都在城市里买了自己的房子，来去方便，以前回镇上，要转车，不花够4个多小时，走不拢。现在，从我住的城市到镇上，全高速，100分钟内赶到，乡村路也成了水泥路柏油路，很是方便快捷。说走就走，我们兄妹三家人开车回了石涧老家。石头瓦房确实已经破烂不堪了。院坝长满了杂草，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有的瓦成片成片的掉落，露出的檩子开始腐烂，灶屋里的水缸，里面装了一些碎石瓦块，水，黑的发臭。挂在墙上的筲箕簸箕，被耗子咬的千疮百孔。放在墙角的锄头钉耙，它们的锈都有了一指头厚，既像泥巴又像抱成一团的难兄难弟，让人不忍再看。站在院坝，妈妈很是沉默，这里看看，那里瞅瞅，说：“你们能不能花点钱，把它修整一下！”

     我们三兄妹都表示没有那个必要。修了也不会有人来住。从我们搬离这里，直到现在，都有村民要买我们的这个石头瓦房老房子，妈妈一直舍不得，总说：“老了可能还要回来住！”事实上，这个可能性很小，试想，任何时候，城乡差别都是有的，城市里水电气都有保障，卫生更不用说，生活习惯了，再回到农村，看哪里都是脏的、乱糟糟的。特别是侄儿侄女们，对农村没有感情，对农村生活陌生到不屑一顾，因为他们早已经不为房子发愁，他们的手上，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房产证”。

     爸爸过世后，每年清明节，在给爸爸准备祭品的时候，妈妈总不忘交代：“给你爸爸烧一栋楼房去！”我开玩笑说：“多烧钱给老汉，让他在那边随便买别墅！”我妈妈说：“就是不知道你老汉在那边有房子住没有！”妈妈的担心，是源于爸爸的病逝。那个时候，爸爸已经是食道癌晚期，进食特别困难，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断断续续的和妈妈有一些交流。妈妈半夜醒来，常常看见爸爸嘴里咬着枕巾，一身大汗，就说：“要是痛的难受，你就喊出来吧！”爸爸就交代后事，说他的所有存款已经分成三份，分别装在牛皮纸信封里，都是一万一。妈妈一听就哭了：“你死以后，我怎么办？”爸爸安慰妈妈：“没有我以后还是一样的，我没有了，三个孩子会对你一如既往的好！”妈妈对爸爸的话，将信将疑，在心里，对未来还是怀有深深的不安，甚至可以说对没有了爸爸做依靠的无尽担忧。整个晚上，妈妈迷迷糊糊的没有睡好，上午就给我打来电话：“老大，你爸爸可能要走了！”我很惊奇，这个怎么能够预测呢？虽然确诊爸爸是食道癌晚期，不是每餐还能够进流质食物吗？

     妈妈回答：“昨天晚上要天亮的时候，你奶奶来了，就站在我和你老汉的床边！”妈妈的话，把我吓的不轻。我爷爷奶奶究竟长什么样子的，我妈妈从来没有见过。她和爸爸结婚的时候，爷爷奶奶早已经不在人世。

妈妈继续说：“你奶奶对我说，要把爸爸带走！”

我的背脊发凉。问：“你咋知道是我奶奶？”

     妈妈说：“刚才我问了你爸爸，奶奶是不是个子小小的，比我矮半个头，穿的青布上衣，衣服是对襟布扣子，裤子是黑色的，脚上穿的是千层底布鞋，前面还有两朵花……你爸爸眼睛放光，跟着我的说法，还张口喊了一声妈妈！”

     我开始毛骨悚然：“那你怎么不求奶奶，让爸爸再陪我们几年？”妈妈回答：“求了，没有用，听你爸爸说过一回，你奶奶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

     我问：“奶奶还说了什么？”妈妈回答，记不得了。

     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每当妈妈提起这个事情，就忍不住自责自己：“我最后悔的就是，忘了问你奶奶，给你爸爸的住房准备好没有。”

     爸爸过世的半个月，基本上每天晚上我都梦见爸爸，爸爸带着我来到他的新家——两层楼的房子，房后是矮矮的青山，房前是一个足有3亩的荷塘，里面有鱼儿游来游去。这个梦境在我脑海里出现过无数次，后来，我出差、旅游到一个陌生地方的时候，总是带着这种梦境寻找，遗憾的是，没有一处和梦境中父亲的住房、环境完全一样。

     爸爸在那边有没有房子住，我不知道，他对房子的复杂感情，我是知道的。在他离世之前，那次我回镇里老家，爸爸心情特别好，居然提议回一趟宝华。我们都很兴奋，错误的感觉爸爸的病，在安装了食道扩张器后，是不是有所好转。弟弟连忙给堂哥打电话，堂哥马上说好，还说雪梨已经成熟，顺便可以带点回来。

     我们三辆私家车迅速上路，我们所在镇，离宝华有15公里，隔着一条河，翻过一个又一个山丘，还有无数在山间、田间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步行的年月，怎么着都得三个小时以上。这次只用了半个小时，以前的大河上面，是八车道的大桥，仅此就缩短了一半以上时间。爸爸很是惊诧：“就到了？”

    堂姐堂哥几家人在等着我们，他们拉着爸爸的手，“四爸四爸”的叫，爸爸就热烈的应答着。看看环境，爸爸完全懵了，如同莽撞的走进了一个陌生地域一样。交谈中才得知，堂哥堂姐他们以前的老房子被开发商成片开发了，各分得住房两套、门面两个。楼上住人，楼下门面做点小生意。堂哥这样说，顺手在杂货铺上拿起几把蒲扇递给我们。

    这天，爸爸的话特别多，问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堂姐说：“地都承包给一个福建人种水果了，也是怪了，我们就种不出来这么好吃的水果！”

   爸爸东张西望，堂哥说：“四爸，我带你到处看看！”

    我们就随处走走，在镇街里，完全和城市一样的建筑，爸爸开始用目光在找寻着什么，堂姐说：“四爸，戏楼被撤了，现在这个转盘的地方，以前是戏楼！”爸爸望着转盘，像是不知道堂姐在说什么一样，眼神空洞而缥缈。堂哥又指着一家餐馆说：“四爸，这里就是你小时候住的地方！”爸爸注视着，努力把眼前这个毫不相干的环境和自己的身世联系起来，试了几次，他失败了，眼里满是失望。

    “四爸，这里就是原来牌坊的位置！”堂姐踩踩脚下，告诉爸爸。爸爸仍然不相信，左右看看，12岁那年，爸爸曾经告诉我：“看见一个高高大大的牌坊，就到老家了！”堂哥堂姐也告诉过我，那牌坊气派无比，足有10米高，全是大青条石砌成，上面雕龙画凤，特别是牌坊名，更加显示着一种高贵：“柳家大院”。这些景象，早已经不复存在。爸爸颤颤巍巍的向一个小土丘走去，这里就是奶奶的坟墓，杂草丛生，没有任何碑文，完全看不出来，这里的地下躺着一个曾经风光一时的老人。

     堂哥小声嘀咕：“那个时候，哪个敢立碑文！”

     爸爸的手在颤抖，在口袋里摸，我知道，他是想吃烟了。查出病后，医生一句话，就让爸爸戒了烟。我连忙点了一支递过去，爸爸接了，吃了一口，就猛烈的咳嗽起来。

    咳嗽像是有传染，大家都跟着咳。再次望了望这片魂牵梦萦的故土，爸爸如释重负的吐出两个字：“回吧！”

     其实，妈妈在两年前就动了买房的心思。那天，我女儿搬家，恰巧妈妈电话打来，我说正在搬家。妈妈知道后，连说了几个“好”，还夸奖道：“你们都有了自己的房子！”，随即话题一转：“老大，老街有一套房子要卖，一楼一底，出脚路方便，抬脚就到街上，你把它买下来！”我问了价格，倒很划算。回答说，等我有时间回来看了再定。

    等回镇上老家后，我们在妈妈的带领下，去看房了。房子是水泥建筑，很是老旧，弟弟妹妹和我老婆反对的买的理由出奇一致：“光线不好”、“结构不合理”“位置偏僻”“面积太小，装修再修都是问题”……总之，此事黄了。

     我问过妈妈：“这么多房子了，还买起有什么用呢？”妈妈沉默了。我就劝：“干脆你来我这里，想怎么住都行！”妈妈回答：“你住7楼，没有电梯，太高了，不方便！”我回答：“不是还有一套一楼的房子嘛，你一个人住得了！”妈妈以“人生地不熟，不好耍”“你们都上班，没有人陪我”等等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了，这些理由都成立，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是有一定气场的，特别是老年人，换一个陌生环境，说不一定还真会出事。

     妈妈这次买房，我认为是下定决心的。这次，她看中的是镇政府家属院院内的一套二手房，就在弟弟弟媳住房的前面一栋，一楼。她的提议遭到弟弟妹妹反对，弟弟妹妹反对的理由很充分也很合理，街上还有弟弟妹妹空置的门面，简单装修一下，完全可以住家，怎么劝，妈妈都不愿意。于是，妈妈就找到我。妈妈说：“我主要是爬5楼很吃力，现在越来越老了，就想住一楼。再说，你们回来，也好有一个宽敞的住处！”弟弟家在5楼，也是没有电梯的，爸爸过世后，妈妈的眼睛出了问题，看电杆都是弯曲的，我陪着去眼科医院检查，医生说：“先天黄斑性断裂”，无药可救、无计可施。这几年，妈妈身体每况愈下，有高血压，动不动就喊头晕。身体肥胖，我还担心有心脏病什么的，每天上下5楼，确实让人不放心，这也是我支持妈妈买房的理由。

     在谈到钱的问题上，妈妈说：“我有10万，你们给我借够凑够10万就行！”妈妈的本意，三兄妹一人再拿3万出来就解决问题了。弟弟妹妹拿钱，没有意见。但声明，房产证不写他们的名字。我自然也没有意见。分歧就在，这样的组合买房，留下一个后患，房产证办谁的名字？弟弟妹妹出了钱，以后也应该有继承权。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妈妈百年之后，会不会因为这个而使三兄妹殊途陌路或者反目成仇？几十年来，我们三兄妹没有任何矛盾，爸爸妈妈有什么事情，三兄妹都是商量着办。哪怕是弟弟妹妹一起做生意这么多年，也没有感情经济纠纷。如果因为这么一套房子而起纷争，将是得不偿失。这些，可能也是弟弟妹妹反对买房而没有说出来的原因。 他们天天见面，连在重庆、北碚的住房都在一个楼盘，怎么都不愿意为此节外生枝、伤了和气。

    妈妈有点无奈，走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但是，她的意愿已经在她的老姐妹中传出去了，就连连催着我拿主意，其实，我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意。从来到这个世界上，特别是远离故土为人夫为人父，经历一些生死离别后，我就经常想一个哲学问题：“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爸爸妈妈没有给我们留下万贯家财，也没有助推我们出人头地，但是，却给了我们一个健全的心智、一个强健的身体，这两样东西，就是无价之宝。我们三兄妹，凭着这两样东西，走南闯北，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我告诉妈妈，买房子的事情，不要弟弟妹妹参与，也不要妈妈出钱。妈妈的钱，就留着她自由支配。由我全额购买，思前想后、思量再三，我和妈妈都需要这么一套房子。妈妈在她的有生之年，能够踏踏实实住进自己名字的房子，以此安享晚年。

     以后，每年我都会带着老婆孩子，甚至女婿外孙回几次镇上老家，因为我的根、我的生命起源，我的乡愁、我的故乡，就是妈妈所在的地方。

     我还决定，在妈妈的户口本上，在她“非农”一栏的前面，房主一栏，填上我妈妈的名字——黄文碧！

作者简介:

柳恋春 ，男， 1966年3月8日生。重庆人，教过书，当过兵。2000年开始文学创作，在《文学界》《北方文学》《当代小说》《天津文学》《青春阅读》《鸭绿江》《短篇小说》《躬耕》《剑南文学》《骏马》《中华文学选刊》《西南军事文学》《小说界》《草原》《雨花》《滇池》《神剑》《小说月刊》《海燕》《解放军生活》《文学港》《延安文学》《陕西文学》《河南文学》《满族文学》等发表中、短篇小说近200万字。《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多次转发其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遍地黄金》《他们看我不顺眼》等。作品多次获奖。5次荣立三等功。现供职于四川省南充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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