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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房产
口柳恋春
和母亲的联系,更多的是使用电话。电话内容也比较简单,互通近况。都处在相对稳定的时期,所以没有什么重大事情,通话就成了一个习惯或者说是一种形式,也不外乎就是那么几句带着敷衍的问候:“妈,吃了吗?”“妈,最近身体怎么样?”“妈,钱够不够用?”……而每次,母亲基本上都是一成不变的回答:“好哇!”最多就是说说前几天有点伤风感冒,咳嗽厉害,自己去街上小诊所看了看,捡了三副中药,药吃完,病也已经好了。总之,就是让我不要担心她。这样的通话,简单明了,似乎成了一定格式,通话最后我再补一句:“空了,我们就回来看你!”每次,这样的通话,两分钟内就完成了。这次通话,却有点出人意料,母亲没有按惯例——我问她答。而是抱怨,楼层高了,上楼比较困难,回到家连气都出不赢。我还在沉默,母亲问你在听吗?我大声回答说,妈,我在听啊。母亲耳朵有点背,我的大声回答,她很满意,随即问:“老大,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
我懵了!
我的印象中,虽然我们的家庭不显山露水,但是,爸和妈这一辈子,没有找过任何人借过钱。就算艰难困苦的日子,我家建新房,也没有找谁借过钱。这样说,可能没有人相信。老话都说,没有人不遇到求人的时候,连皇帝死了,都要借铁锹。但是,当你了解了我父母的经历后,就会相信了。
先说我的父亲。说父亲就得介绍爷爷。这样,就说来话长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到了我太爷爷、爷爷这一辈,已经是方圆百十里著名的地主。这些,我只是在爸爸妈妈的轻言细语的交谈中,偶有耳闻,在他们断断续续嘀嘀咕咕的描述中,老家变得越来越神秘,导致我对老家充满了无限的向往,为了验证这段历史的真伪,我在12岁的时候,父母特意让我回了一趟父亲的老家——宝华乡。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对我说:“春娃,你去就住堂哥家,去年我和你老汉(爸爸)回去,住的你堂姐家。”那天晚上,我住在堂哥家。堂哥家在乡街正中。他的住房,是我见过空间最高的房屋,足有3米多,就算大热天,坐在家里,也凉悠悠的。堂哥拿来梯子,在挂在梁上的一排腊肉中间,选了一块较瘦的,取了下来。看这横梁,也比大海碗要粗壮,这些横梁,穿过6米以上的间距,直接嵌入一人才能围抱的支柱里。与堂哥隔街相望的就是堂姐的家。堂姐的家从结构、用料,基本上和堂哥的家一模一样。整条街,由60多户人家组成。我是第一次来,堂哥堂姐把我当贵客一样,带我看街景。街中心,有一个大大的戏楼,戏楼有全实木建造,堂哥说:“春,你是中学生了,你找找,有没有一颗钉子?”钉子,指的是铁钉,农村的建筑或者家具,都喜欢用铁钉来固定,特别是像衔接檩子之类,用一个叫“两头抓”的“}”型铁钉,把两根原木“抓”在一起,就异常的牢固。哪怕一个板凳,在摇摇晃晃的时候,主人也喜欢用铁钉把撕裂的地方钉死。
我不大相信堂哥堂姐的话。这样一个高大的戏楼屹立在乡街中央,怎么可能不用一颗铁钉?我就开始寻找,从后面上戏楼,有12级台阶,每级台阶的位置,都有一个雕刻得栩栩如生的小动物,老鼠、老虎、马、龙……虽然年头久远,有的地方掉了漆,甚至动物少了耳朵、尾巴什么的,仍然能够看出来,是十二生肖。做台阶的两边,是由一根圆木划开的,厚实厚重。把台阶木板镶嵌进凹槽里面就可以,这个技艺不复杂,为了它的稳固性,台阶用干透了的木板,两边的木方,用才砍下的新木,这样,等新木收水自然干透的时候,就把台阶木板越咬越紧,就像长在木头里一样。台阶走完,就到了戏台,两边有小厢房,是演员化妆、换装用的。奇怪的是,戏台上面还有一层阁楼,整个建筑的可见之处,都有雕梁画柱,那工艺,多数属于镂空雕,这样,上面的人物、花鸟鱼虫都活灵活现起来。就像后来我们在一些景区见到的古建筑一样,庄严肃穆、美轮美奂。而支撑整个戏楼的是四根六米多高的圆木,这圆木也奇怪,笔直,上下大小一样,我和堂哥两个人才能合抱过来。双手抱上去,如同抱住石头一样的手感。
我没有找到一颗铁钉。堂哥的话,我相信了。
堂哥问:“提劲(漂亮、厉害、霸道的意思)不?”
我说:“太提劲了!”我在想,这样费时费工费料的建筑,是哪个修的呢?哪家有这样大的本事和财力?特别是那四根通天大柱,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方圆几十里,只有光秃秃的山丘,杂草都被喂牛了。落叶都被用作烧柴了。我一出生,见过最高的就是松树,也不过碗口粗,就根本没有看见过森林,不可能长出这样的大树。那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的。
我们往回走。
堂哥带着些许骄傲的说:“这个戏楼,以前就是我们家的!”
“我们家的”,其实是指爷爷名下,这个,我自然明白堂哥的意思。
我马上回身再望,戏楼仍然巍峨的矗立在街中央,以它高于乡街一切房屋的高度,傲视着一切。
堂姐见我吓傻的样子,指着两边的房屋说:“这里,这里,这一排……那边,那几栋高的,以前,可都是我们家的!”
堂姐指的范围,已经囊括了整个乡街的一半。
和妈妈通话后,二弟的电话就追了过来。二弟和三妹合伙在一起做点小生意。二弟问:“大哥,妈是不是找你借钱了?”
我说:“是啊!”
二弟说:“莫借,你莫理她!”
我问:“三妹意见呢?”二弟随即把电话递给三妹,三妹是一个咋咋呼呼的人,说话像在吼:“大哥,莫借,现在买起房子干啥子,以后送都送不脱!”
看来,妈妈找我借钱买房的事情,弟弟妹妹都知道,在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后,才找的我。妈妈向来就是这样,对任何人和事情都不勉强,不愿意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扫盲班学习了几天,学到一点基本文化的妈妈,在我看来,她的为人处世,比很多大学教授都要高明。
妈妈不愿意看别人眼色行事的最有力的佐证就是她的婚姻。外公是旧政府衙门的师爷,具体是不是官,或者官阶多少,我没有查到资料,大概相当于文书吧?无论是不是什么官,有一个这样的职位,比一般家庭环境要好很多。在我10来岁的时候,我外婆给了我一些外公的遗物和她自己的一些心爱之物。在当时那个年纪,我并不知道这些物件的价值。直到17年后,在我27岁的时候,从部队转业到驻地城市工作生活,有了家庭和孩子,偶尔看电视里各类鉴宝节目的时候,对一些收藏家展示的宝物,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虽然经过了40多年的时空,至今,我都能够清晰的记得外婆赠与我的那些宝物——一个砚台,一对银簪子,一对翡翠吊坠。特别是那个砚台,黑的发亮,我抱着都十分吃力。在13岁我家修房子的时候,我还拿出来给木匠弹墨线用过,当时为了表现自己字写得好,还用毛笔在我们家有限的几件家具上,写上“巨龙”二字。正因为那次亮相,砚台之后无踪可循。另外的簪子耳坠,我也用一张牛皮纸抱着,藏在墙缝里,几年后回家,都没有了踪迹。唯有那些老式家具,“巨龙”二字墨汁欲滴。我仔细端详我少年时候的书法,确实飘逸不羁,如果按照那个路子走下去,说不定会是一个不错的书法家。据我妈说,我的外公,是因为写得一手好字,才被选为师爷的。为了“巨龙”这两个字,我也无端的与一件疑似无价之宝擦肩而过——端砚!
当然,如今再纠结这些失去的宝贝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还是说说母亲的婚姻。我妈姓黄,头发也黄黄的,像是营养不良,人称小黄头,我外公外婆给妈妈添了弟弟后,外公就去世了。这个时候,世道也有了不少变化。旧政府已经不存在,农村开始办扫盲班,社员们白天上地出工,晚上就聚在一起学习文化。在石涧大队担任扫盲老师的是大队小学的柳老师,时年,柳老师已经32岁,小黄头18岁,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况且年龄相差这么大,怎么都没有想到,小黄头会喜欢上这个瘦瘦的、文质彬彬的老师。在农民的眼里,柳老师是一个比较神秘的人物,社员们见得最多的就是,柳老师腋下夹着一个闹钟,不紧不慢的走在上课和放学的路上,之后,就是回到大队给他安排的集体住房里,很少出门,基本上独来独往。柳老师的神秘,是没有人任何人知道他的来路。10年来,到这里当老师后,没有看见他家里来过任何人,都以为父亲从小就是孤儿。当然,那个时候资讯不发达,就是想打听,也没有门路。再一个,因了这种神秘,都猜测我父亲是大城市的人,早晚要回去的,谁也没有敢想把自己女孩嫁给他。农村喜欢的是膀大腰圆汉子,这样的身板才是种庄稼的好把式,而柳老师呢,看着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自然的,就更加没有往婚姻上面想。谁也没有想到,一年后,小黄头义无反顾的嫁给了比她大14岁的老师,成为了我的母亲。据母亲回忆,当时外婆坚决不同意,为此,还有一些细节需要交代。作为外婆,她的“官太太”的身份好像还没有完全转换过来,结婚的时候,她就学会了抽烟喝酒,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有这两样嗜好,是难以想象的。知道母亲唯父亲才嫁后,外婆主动找上门来,她的嘴里叼着一只叶子烟。外婆的酒瘾和烟瘾也使得她原本还算不错的家境逐渐衰落,没有钱也不容许再抽大烟后,改为了抽叶子烟。她和父亲面对面坐着,吃得吞云吐雾的。烟雾把父亲呛的眼泪直流,还不敢躲,这就让父亲显得异常狼狈。没有想到,母亲冲上去,一把夺过外婆的烟杆,摔在地上,外婆气的浑身发抖,指着母亲:“你……你……”
母亲犟着脖子,就一句话:“我就要嫁给柳老师!”
外公早已经不在人世,外婆没有了主心骨和外援,既当爹又当妈把儿女拉扯成人的心酸一时间涌上心头,让她不能自已,除了哭,外婆已经无计可施。父亲仍然沉默,我母亲用胳膊拐了一下他,父亲就抬起头,对抽泣得死去活来的外婆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表态,我可以一辈子对小黄头好,也会一辈子对你好!”
父母结婚的第二年,也就是1966年,我来到人世。母亲生下我后,就没有奶,乳腺出了问题,便去重庆的医院治病。我被交给了外婆,外婆就抱着我,看着天色,亲吻着我的小脸逗着我:“爸爸要下班回来了!”外婆的举动,让我乐不可支,我的到来,让外婆彻底认可了父母的婚姻,也对我喜爱有加。外婆生了6个子女,养活了4个,我妈妈排行老5,最小的是幺舅。在这4个子女中,很快就有了12个孙子孙女。可能些微的几件东西不够分发,再加上对我的偏爱,不然,她的这些个传家宝,在后来的某个日子,是不会赠与我的。
决定修房子,是母亲的主意。我不知道,是不是爸爸妈妈回宝华后,做出的决定。但是,肯定与他们故乡之行有关。这之前没有人知道父亲的原籍,连结婚的时候,我的母亲都不知道。年少的父亲是在爷爷的骂声中、在奶奶的厉声呵斥中,离开宝华的。那个夏天,感到末日将近的爷爷奶奶义无反顾的把父亲送入省城上大学,并恶声恶气的交代:“以后任何时候都不要回宝华,有多远走多远。就当没有这个地方,忘记这里的一切!”
父亲以优异成绩毕业,由于一些难以言说的原因,被分配到离宝华公社50里地的响水公社石涧大队当老师,路途虽然不远,但是隔山隔水的,两地却如天涯海角。在父亲逝世的时候,为办父亲的后事,我曾经查看过他的档案,以他当时名牌大学、高材生的身份,怎么都不可能被分到乡下来教书,在我联系到年少时候的宝华之行和查阅那段历史后,才明白一些事理,心里总有一些隐隐作痛,不说也罢。
父亲在石涧大队教书是没有住房的。安排他和几家人合住在一栋地主的老房子里。父亲就一间房,结婚后,这样的居住条件,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妥,有住的就行,当时根本没有产权一说,哪里都是住。有了我后,就不方便了。于是,母亲决定修房!
我在电话里,反反复复问过弟弟妹妹妈妈为什么突然想到买房,是不是和二弟住一起有矛盾了?得到他们的肯定答复后,我又迷茫了。二弟和三妹住在一个镇上。这个镇是有名的矿区,盛产煤。曾经很火的煤,带动了城镇的发展,也带来了人们的富裕生活。可以说,虽然说叫镇,比一般的县城都大、比很多县城富裕繁华。弟媳大学毕业后,分在镇政府工作,政府机关家属院就建在办公大楼隔壁,住房很宽。爸爸退休后,就和妈妈一起随弟弟住在一起,直到2011年父亲因食道癌晚期逝世,都没有和弟弟弟媳发生过任何矛盾。有爸爸在的日子里,妈妈做好早饭,一家人吃后,上班的去上班,做生意的去做生意,上学的侄儿去上学。然后,爸爸就泡一杯茶,在阳台上抽烟(在我们那一带,抽烟又叫吃烟),间或弄弄几盆花草。爸爸以前是不抽烟的,自从和妈妈结婚后,就开始吃烟了。每次和外婆在一起,很少有语言交流,一支接一支的抽烟。刚开始时,我妈妈问他:“你怎么吃起烟来了?”我爸爸的回答让人啼笑皆非:“不吃烟,怎么叫对你妈好?”我妈妈回忆了一下当初的情景,只在嘴里轻轻的吐出两个字:“吃吧!”爸爸承诺对妈妈好,对外婆好,就是从吃烟开始践行的。之后,每月按时给外婆叶子烟、卷烟和钱。从最初的一元两元,到后来的5元10元,从来没有间断过,比他自己领自己工资还准时。
爸爸对外婆的好直到2008年外婆去世。爸爸没有去给外婆送葬,小舅电话告知这个消息后,爸爸放下吃了一半的饭碗,坐阳台抽烟去了,连续抽了3支,才摇摇晃晃的躺在床上,一直睡到晚上。爸爸在电话里叮嘱我:“给你外婆点一支烟!”我把烟点燃,放在外婆的遗体旁边,外婆就在烟雾缭绕中,很慈祥的微笑着,如同生前的样子。
吃烟的习惯也影响了我,当我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的时候,把一支烟递给才学会走路的女儿:“青青,请爷爷吃烟!”女儿拿着烟,摇摇晃晃的向爷爷走去,隔老远,我爸爸就伸出手,从内到外都是笑意。
妈妈的日常生活也很简单。除了做饭,接送一下侄儿上下学,就没有什么事情了。买菜的时候,总是妈妈选买讲价,爸爸就像一个仆人,提着篮子站在旁边,妈妈叫他干啥就干啥。爸爸是在镇中学老师岗位退休的,自然认识他的人多,爸爸妈妈天天这样出双入对,使妈妈也跟着沾光,时间不长,成了镇上少数名人之一。吃过午饭,妈妈准时在家属院门口和一些退休人员打打小麻将,一天就这样快乐的过去了。父亲有不薄的退休工资,加上我们做儿女过年过节送的一点,父母的经济根本不成问题。一二十年过去,从来没有为家务和经济闹过矛盾。爸爸妈妈一辈子与人为善,上50岁后,都有吃斋念佛的举动,在外面,连一只蚂蚁都不会踩,更没有与人结怨。可以这样说,在石涧大队,都向我们家借过钱应急,父母从来没有去讨过债。
如今,虽然爸爸不在了,没有了退休工资。但是,妈妈也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在爸爸逝世的时候,我们就给妈妈买了最贵的养老保险,如今,她的养老保险金完全够她生活。
爸爸妈妈修房子的时候,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都是善意的,理由各种各样。比如,“你以后跟着柳老师进城住楼房多好,现在何必花这冤枉钱呢?”“看形势,你们是早晚要离开我们石涧大队的,修了房子,以后还不是送人”。妈妈不为所动,还是态度坚决。于是,爸爸妈妈就在原来住的院子后面的坡上,选了一块宅基地,开始建房。来帮工的人员特别多,一是我爸爸给每个人结算现金,二是建房的时候,伙食开得好。试想,在那个1979年的年月,现金甚少,很多家庭根本没有放过现金。再者,满地找吃的日子里,谁家还会每天都有肉、蔬菜的拿来待客?这些,我父母在修房的时候,都做到了。来的人多了,就分成两批,这样效率就提高了,我们家的房子很快就建了起来。记有正房5间,灶屋、猪圈、厕所样样齐全。以前住的集体房,是穿木结构,新房则是石头墙瓦房。搬进新家的那天晚上,爸爸妈妈一夜没有消停。在家里走来走去,连墙角都走到了。由于兴奋,还没事找事的拿着尺子量室内面积。
爸爸问:“春娃,怎么样?提劲不?”妈妈也一脸期待的等着我回答,我明白,在很多人都在住从地主家分来的房子的时候,我们家就率先自己修房子,这在当时,是很多家庭没有能力做的事情。爸爸妈妈在一遍赞扬声中,更加确信修房的正确性。
我嘟着嘴说:“没有老家的提劲!”
爸爸一下就哑了。像是突然被闷棍敲打了似的,又像是心中憋着的一口气没有地方释放,我的回答,恰巧让他终于找到了突破口,爸爸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
我委屈的哭了,还不忘争辩:“本来就是嘛!”
爸爸彻底激怒了,再次仰着巴掌,还没有落下的时候,妈妈说了一句:“孩子懂什么,你跟他生哪样气?”气急的爸爸放下了手。妈妈把我搂在怀里,我犟了一下,我对妈妈也有意见,一向护犊子的妈妈,怎么在爸爸没有打我以前,制止呢?
妈妈看着爸爸的脸色,哄着我:“以后,再不要说老家老家的,明白吗?”我心里一点也不明白,你们都让我去看了老家,为什么却不能说。从爸爸的愤怒到妈妈的好言相劝,我总算明白了,老家,只能放在心里,不要挂在嘴上。
妈妈一下又恢复了新房带来的好心情,带着我在房间走来走去,这个门进,那个门出。这里摸摸,那里敲敲。
妈妈总结:“哪里都没有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舒服!”
我结婚的时候,妈妈问我:“有房子住没有?”我当时才转业到地方工作,单位已经没有福利房了,结婚的时候,便和岳父母住在一起。我说:“没有!”妈妈没有再说什么,叮嘱我:“钱不要乱用,要节约,需要大钱的时候多得很!”
我住的城市,离妈妈他们直线距离不过有180公里。我和老婆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原因是爸爸妈妈不能来。爸爸是一个不喜欢出远门的人,妈妈呢,晕车。还没有高速路的时候,要转几次车,才能到达我这里。妈妈一想就畏惧,用了一个少有的词语来形容坐车的难受:“生不如死!”。
可是,在我真正有了自己的住房后,爸爸妈妈却来了,这也是爸爸唯一的一次来我家。他们转了两次车,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劳累。一进门,就到处看,一脸的喜悦,这样的情景,和那些年搬到我们的石头瓦房一样,让他们既兴奋又不知所措。就像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境地,老怀疑是不是真的!
我真心实意的说:“你们就搬来我这里住吧,反正房子也宽敞,完全住得下!”爸爸只笑不语。老婆孩子也劝。
妈妈说:“以后再说吧!”
弟弟说:“大哥,你莫相信,妈妈是听信了一些老太婆的话,才决定借钱买房的。我认为没有一点必要,以后真处理房子,还是一个麻烦、一个累赘!”以前繁华的镇,现在已经破落不堪。2000年后,煤炭不再是香馍馍。不像以前,在山上挖个洞,就能够数钱耍。几个较大的国营煤矿都开始亏损,没有安全保障的小煤窑,政府来了个一刀切,全部关停。这样一来,镇上再也没有了争先恐后高消费、买房买车的热闹场面,像是连锁反应,煤炭的不景气,使这个以矿业为主要财政收入的镇,一落千丈。前十年,大家还在观望,期待起死回生。越来越感觉到生意难做的时候,有点门路的开始撤离,往重庆大城市去了。就连以前想方设法的要在镇上买房的人,也放弃了选择,直奔北碚、重庆而去。哪怕在北碚、重庆城郊买房,也愿意。最近几年,抛售房屋的特别多,特别是二手房。就如同妈妈和一些老太太常聊的一样:“现在镇上的房子,像捡一样。以前45万,现在20万就能够买到!”
弟弟这样说,确实有一些道理。妈妈和爸爸一辈子节约习惯了,吃的穿的,都是大路货。爸爸虽然有不错的退休工资,仍然会一分钱掰成两分用。我结婚时,给他买过一件羽绒服,400多,在1993年,花这个价钱买一件衣服,还算奢侈品。他只穿过两次,在他病逝的时候,羽绒服还像新的一样。由于妈妈没有工资,在理财方面,自然一切从简。穿的全是镇街的地摊货。我们三兄妹给她买的穿戴,平时都放在箱子里,留着走人户的时候,才风风光光的穿出来。对于买房,或许七十多岁的妈妈,还真是存在着“捡漏”的心理。
爸爸妈妈省吃俭用修好的石头瓦房,没有让妈妈兴奋多久,她却期待着逃离。爸爸调镇中学(这个时候,公社已经改为镇了)教书后,让全院的、甚至全村的父老乡亲羡慕不已。他们纷纷预测,要不了几年,我们一家的户口就将转为非农业户口,那个时候,就是城里人了,一旦成了城里人,国家就会让你住楼房、安工作、拿工资、吃供应粮,总之,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搬着指头算,整个石涧大队(又改叫村了),吃上供给粮的不超过6个人。除了我爸爸是人民老师外,还有一个是国营煤矿的工人,还有一个是大学毕业被分配在城里工作,还有一个是当兵后,转了志愿兵,后转业在镇粮站工作,还有一个是中专毕业分配在县机械厂工作,还有一个是中师毕业在偏远山区学校当老师。只有脱离了农村农活的人,才被农民尊称为“国家人”。他们天干水旱都不怕,不看老天眼色吃饭。穿的衣服也是干干净净的,不沾泥土。没有日晒雨淋,皮肤也白白净净的。总之,他们的一切,都与农民不一样。在那个城乡户口严重分化的年代,要想成为国家人,不说比登天还难,至少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路就只有那么几条。一是狠命读书,上个大学、大专、中专、中师什么的,毕业国家就安排工作。在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往往“入学事项”里有一条“迁移户口”,各家各户在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都免不了要请客,在酒桌上宣布这一喜讯,祝贺的意思就一个:“终于跳出农门,脱了农皮了!”一个家庭能出这样的人,家庭境况再差,提亲的也会络绎不绝。二是当兵,都说部队锻炼人,一点不假。稍微有点文化,去部队都能够有所进步。在部队亡命的干,有可能被提拔成为军官、或者被转为志愿兵,这两样,都是要转户口、转业后都要安排工作的。再或者靠苦拼立一个二等功,或者因公致残,也能够解决户口、安排工作。
随便说一句,在爸爸妈妈有了狠心逃离农村的打算后,他们最先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智力发育很晚,眼睛不抢字,读书自然难成气候,爸爸妈妈首先把我送到了部队,终如所愿,我跳出了农门。妹妹刻苦,上了一所省重点中专,这个学校离我所在部队很近,是我送她去学校报到的,临走的那天晚上,爸爸妈妈反反复复交代:“千万不要忘记转户口!”只有弟弟,曾经有多次转户口的机会也不要,这个农民弟弟享受到了很多惠农政策,现在,就他一个人敢骄傲的说:“我就当我的农民,稳当!”
没有读书、当兵机会的妈妈,就把自己和二弟转户口的全部希望系在爸爸的脖子上。除了前面说的“独木桥”外,还有一条更独的“独木桥”,那就是等到爸爸到了一定的职称,是可以带家属的。带家属,家属转户口。弟弟还有一条路,就是接爸爸的班,文化程度达不到,当不了教师,可以当学校的工人、炊事员、收发员什么的,总可以干下来。计划没有变化快,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让妈妈措手不及。妈妈的盼望总在燃起希望不久,就开始失望。爸爸退休了,接班制度取消了,城市户口可以买了……
妈妈迫不及待的买了户口,不但没有工作,连国家分配工作的三妹也下岗了。坐在二弟家的阳台上,退休的爸爸,经常陪着妈妈,拿出户口本看,妈妈的名字后面,用章盖上去的“非农”二字,特别醒目。外面的雨淅淅沥沥,总有下不尽的样子,历经大喜大悲的妈妈,已经心静如水,不再谈论这个时候的农村该是啥样子,农民又在地里干什么一类的农事,淡淡的说:“凉快!”
弟弟说的妈妈经常和几个老太婆在一起闲聊,买房的事情,就是无中生有闲聊出来的。我知道,我妈妈最大的生活乐趣,就是和熟识的同龄人聊天,各个时期,聊的内容也没有什么变化,聊得最多的还是那些衣食住行之类。几十年来,她把自己熟知的左邻右舍每一个农民,都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搬进镇上住的妈妈,在60岁、70岁大寿的时候,我们在酒店摆了10桌。巧合的是,当天倾盆大雨,洪水冲毁了很多乡村道路,短途班车也被迫停运。从石涧村到镇上,有40分钟的车程,没有车、路难行,我担心没有多少人会来,坐不了10桌。没有想到的是,正午时分,乡民们顶着一身雨水、背着鸡鸭鹅、时令蔬菜,摩肩接踵的赶来了,他们带来的礼物,足足堆了半间屋。10桌根本坐不下,临时加了两桌,才挤挤的安排下去。从19岁离开家,那个意义上的老家,已经在我心里渐行渐远。偶尔回去,遇着一些人,妈妈介绍这是谁谁,你该喊什么。我都一脸懵逼。
住在镇上的妈妈,最热衷的事情还是回石涧村老家。那里的人,每一个人的生日,她都烂熟于心。每逢这些日子,妈妈总会去吃酒。村庄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尽是一些同龄的老弱病残,每次去了,就是想走,都不容易,有人强留,妈妈总要在某家住一个晚上。当然,她在吃酒的间歇,总要去曾经的石头瓦房看看,经常在电话里给我说:“灶屋开始垮了!”“堂屋漏雨了,装粮食的扁桶被耗子咬烂了!”听到这些,我总是劝说:“让它烂吧,反正再也没有人回去住了!”
有次回家,妈妈建议:“去老家看看吧,都要垮完了!”这个时候,我们三兄妹,以及我们的子女,不但都有了私家车,并且都在城市里买了自己的房子,来去方便,以前回镇上,要转车,不花够4个多小时,走不拢。现在,从我住的城市到镇上,全高速,100分钟内赶到,乡村路也成了水泥路柏油路,很是方便快捷。说走就走,我们兄妹三家人开车回了石涧老家。石头瓦房确实已经破烂不堪了。院坝长满了杂草,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有的瓦成片成片的掉落,露出的檩子开始腐烂,灶屋里的水缸,里面装了一些碎石瓦块,水,黑的发臭。挂在墙上的筲箕簸箕,被耗子咬的千疮百孔。放在墙角的锄头钉耙,它们的锈都有了一指头厚,既像泥巴又像抱成一团的难兄难弟,让人不忍再看。站在院坝,妈妈很是沉默,这里看看,那里瞅瞅,说:“你们能不能花点钱,把它修整一下!”
我们三兄妹都表示没有那个必要。修了也不会有人来住。从我们搬离这里,直到现在,都有村民要买我们的这个石头瓦房老房子,妈妈一直舍不得,总说:“老了可能还要回来住!”事实上,这个可能性很小,试想,任何时候,城乡差别都是有的,城市里水电气都有保障,卫生更不用说,生活习惯了,再回到农村,看哪里都是脏的、乱糟糟的。特别是侄儿侄女们,对农村没有感情,对农村生活陌生到不屑一顾,因为他们早已经不为房子发愁,他们的手上,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房产证”。
爸爸过世后,每年清明节,在给爸爸准备祭品的时候,妈妈总不忘交代:“给你爸爸烧一栋楼房去!”我开玩笑说:“多烧钱给老汉,让他在那边随便买别墅!”我妈妈说:“就是不知道你老汉在那边有房子住没有!”妈妈的担心,是源于爸爸的病逝。那个时候,爸爸已经是食道癌晚期,进食特别困难,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断断续续的和妈妈有一些交流。妈妈半夜醒来,常常看见爸爸嘴里咬着枕巾,一身大汗,就说:“要是痛的难受,你就喊出来吧!”爸爸就交代后事,说他的所有存款已经分成三份,分别装在牛皮纸信封里,都是一万一。妈妈一听就哭了:“你死以后,我怎么办?”爸爸安慰妈妈:“没有我以后还是一样的,我没有了,三个孩子会对你一如既往的好!”妈妈对爸爸的话,将信将疑,在心里,对未来还是怀有深深的不安,甚至可以说对没有了爸爸做依靠的无尽担忧。整个晚上,妈妈迷迷糊糊的没有睡好,上午就给我打来电话:“老大,你爸爸可能要走了!”我很惊奇,这个怎么能够预测呢?虽然确诊爸爸是食道癌晚期,不是每餐还能够进流质食物吗?
妈妈回答:“昨天晚上要天亮的时候,你奶奶来了,就站在我和你老汉的床边!”妈妈的话,把我吓的不轻。我爷爷奶奶究竟长什么样子的,我妈妈从来没有见过。她和爸爸结婚的时候,爷爷奶奶早已经不在人世。
妈妈继续说:“你奶奶对我说,要把爸爸带走!”
我的背脊发凉。问:“你咋知道是我奶奶?”
妈妈说:“刚才我问了你爸爸,奶奶是不是个子小小的,比我矮半个头,穿的青布上衣,衣服是对襟布扣子,裤子是黑色的,脚上穿的是千层底布鞋,前面还有两朵花……你爸爸眼睛放光,跟着我的说法,还张口喊了一声妈妈!”
我开始毛骨悚然:“那你怎么不求奶奶,让爸爸再陪我们几年?”妈妈回答:“求了,没有用,听你爸爸说过一回,你奶奶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
我问:“奶奶还说了什么?”妈妈回答,记不得了。
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每当妈妈提起这个事情,就忍不住自责自己:“我最后悔的就是,忘了问你奶奶,给你爸爸的住房准备好没有。”
爸爸过世的半个月,基本上每天晚上我都梦见爸爸,爸爸带着我来到他的新家——两层楼的房子,房后是矮矮的青山,房前是一个足有3亩的荷塘,里面有鱼儿游来游去。这个梦境在我脑海里出现过无数次,后来,我出差、旅游到一个陌生地方的时候,总是带着这种梦境寻找,遗憾的是,没有一处和梦境中父亲的住房、环境完全一样。
爸爸在那边有没有房子住,我不知道,他对房子的复杂感情,我是知道的。在他离世之前,那次我回镇里老家,爸爸心情特别好,居然提议回一趟宝华。我们都很兴奋,错误的感觉爸爸的病,在安装了食道扩张器后,是不是有所好转。弟弟连忙给堂哥打电话,堂哥马上说好,还说雪梨已经成熟,顺便可以带点回来。
我们三辆私家车迅速上路,我们所在镇,离宝华有15公里,隔着一条河,翻过一个又一个山丘,还有无数在山间、田间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步行的年月,怎么着都得三个小时以上。这次只用了半个小时,以前的大河上面,是八车道的大桥,仅此就缩短了一半以上时间。爸爸很是惊诧:“就到了?”
堂姐堂哥几家人在等着我们,他们拉着爸爸的手,“四爸四爸”的叫,爸爸就热烈的应答着。看看环境,爸爸完全懵了,如同莽撞的走进了一个陌生地域一样。交谈中才得知,堂哥堂姐他们以前的老房子被开发商成片开发了,各分得住房两套、门面两个。楼上住人,楼下门面做点小生意。堂哥这样说,顺手在杂货铺上拿起几把蒲扇递给我们。
这天,爸爸的话特别多,问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堂姐说:“地都承包给一个福建人种水果了,也是怪了,我们就种不出来这么好吃的水果!”
爸爸东张西望,堂哥说:“四爸,我带你到处看看!”
我们就随处走走,在镇街里,完全和城市一样的建筑,爸爸开始用目光在找寻着什么,堂姐说:“四爸,戏楼被撤了,现在这个转盘的地方,以前是戏楼!”爸爸望着转盘,像是不知道堂姐在说什么一样,眼神空洞而缥缈。堂哥又指着一家餐馆说:“四爸,这里就是你小时候住的地方!”爸爸注视着,努力把眼前这个毫不相干的环境和自己的身世联系起来,试了几次,他失败了,眼里满是失望。
“四爸,这里就是原来牌坊的位置!”堂姐踩踩脚下,告诉爸爸。爸爸仍然不相信,左右看看,12岁那年,爸爸曾经告诉我:“看见一个高高大大的牌坊,就到老家了!”堂哥堂姐也告诉过我,那牌坊气派无比,足有10米高,全是大青条石砌成,上面雕龙画凤,特别是牌坊名,更加显示着一种高贵:“柳家大院”。这些景象,早已经不复存在。爸爸颤颤巍巍的向一个小土丘走去,这里就是奶奶的坟墓,杂草丛生,没有任何碑文,完全看不出来,这里的地下躺着一个曾经风光一时的老人。
堂哥小声嘀咕:“那个时候,哪个敢立碑文!”
爸爸的手在颤抖,在口袋里摸,我知道,他是想吃烟了。查出病后,医生一句话,就让爸爸戒了烟。我连忙点了一支递过去,爸爸接了,吃了一口,就猛烈的咳嗽起来。
咳嗽像是有传染,大家都跟着咳。再次望了望这片魂牵梦萦的故土,爸爸如释重负的吐出两个字:“回吧!”
其实,妈妈在两年前就动了买房的心思。那天,我女儿搬家,恰巧妈妈电话打来,我说正在搬家。妈妈知道后,连说了几个“好”,还夸奖道:“你们都有了自己的房子!”,随即话题一转:“老大,老街有一套房子要卖,一楼一底,出脚路方便,抬脚就到街上,你把它买下来!”我问了价格,倒很划算。回答说,等我有时间回来看了再定。
等回镇上老家后,我们在妈妈的带领下,去看房了。房子是水泥建筑,很是老旧,弟弟妹妹和我老婆反对的买的理由出奇一致:“光线不好”、“结构不合理”“位置偏僻”“面积太小,装修再修都是问题”……总之,此事黄了。
我问过妈妈:“这么多房子了,还买起有什么用呢?”妈妈沉默了。我就劝:“干脆你来我这里,想怎么住都行!”妈妈回答:“你住7楼,没有电梯,太高了,不方便!”我回答:“不是还有一套一楼的房子嘛,你一个人住得了!”妈妈以“人生地不熟,不好耍”“你们都上班,没有人陪我”等等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了,这些理由都成立,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是有一定气场的,特别是老年人,换一个陌生环境,说不一定还真会出事。
妈妈这次买房,我认为是下定决心的。这次,她看中的是镇政府家属院院内的一套二手房,就在弟弟弟媳住房的前面一栋,一楼。她的提议遭到弟弟妹妹反对,弟弟妹妹反对的理由很充分也很合理,街上还有弟弟妹妹空置的门面,简单装修一下,完全可以住家,怎么劝,妈妈都不愿意。于是,妈妈就找到我。妈妈说:“我主要是爬5楼很吃力,现在越来越老了,就想住一楼。再说,你们回来,也好有一个宽敞的住处!”弟弟家在5楼,也是没有电梯的,爸爸过世后,妈妈的眼睛出了问题,看电杆都是弯曲的,我陪着去眼科医院检查,医生说:“先天黄斑性断裂”,无药可救、无计可施。这几年,妈妈身体每况愈下,有高血压,动不动就喊头晕。身体肥胖,我还担心有心脏病什么的,每天上下5楼,确实让人不放心,这也是我支持妈妈买房的理由。
在谈到钱的问题上,妈妈说:“我有10万,你们给我借够凑够10万就行!”妈妈的本意,三兄妹一人再拿3万出来就解决问题了。弟弟妹妹拿钱,没有意见。但声明,房产证不写他们的名字。我自然也没有意见。分歧就在,这样的组合买房,留下一个后患,房产证办谁的名字?弟弟妹妹出了钱,以后也应该有继承权。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妈妈百年之后,会不会因为这个而使三兄妹殊途陌路或者反目成仇?几十年来,我们三兄妹没有任何矛盾,爸爸妈妈有什么事情,三兄妹都是商量着办。哪怕是弟弟妹妹一起做生意这么多年,也没有感情经济纠纷。如果因为这么一套房子而起纷争,将是得不偿失。这些,可能也是弟弟妹妹反对买房而没有说出来的原因。 他们天天见面,连在重庆、北碚的住房都在一个楼盘,怎么都不愿意为此节外生枝、伤了和气。
妈妈有点无奈,走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但是,她的意愿已经在她的老姐妹中传出去了,就连连催着我拿主意,其实,我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意。从来到这个世界上,特别是远离故土为人夫为人父,经历一些生死离别后,我就经常想一个哲学问题:“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爸爸妈妈没有给我们留下万贯家财,也没有助推我们出人头地,但是,却给了我们一个健全的心智、一个强健的身体,这两样东西,就是无价之宝。我们三兄妹,凭着这两样东西,走南闯北,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我告诉妈妈,买房子的事情,不要弟弟妹妹参与,也不要妈妈出钱。妈妈的钱,就留着她自由支配。由我全额购买,思前想后、思量再三,我和妈妈都需要这么一套房子。妈妈在她的有生之年,能够踏踏实实住进自己名字的房子,以此安享晚年。
以后,每年我都会带着老婆孩子,甚至女婿外孙回几次镇上老家,因为我的根、我的生命起源,我的乡愁、我的故乡,就是妈妈所在的地方。
我还决定,在妈妈的户口本上,在她“非农”一栏的前面,房主一栏,填上我妈妈的名字——黄文碧!
作者简介:
柳恋春 ,男, 1966年3月8日生。重庆人,教过书,当过兵。2000年开始文学创作,在《文学界》《北方文学》《当代小说》《天津文学》《青春阅读》《鸭绿江》《短篇小说》《躬耕》《剑南文学》《骏马》《中华文学选刊》《西南军事文学》《小说界》《草原》《雨花》《滇池》《神剑》《小说月刊》《海燕》《解放军生活》《文学港》《延安文学》《陕西文学》《河南文学》《满族文学》等发表中、短篇小说近200万字。《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多次转发其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遍地黄金》《他们看我不顺眼》等。作品多次获奖。5次荣立三等功。现供职于四川省南充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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