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血钻编辑部
来源 | 8字路口
1931年6月9日，上海教父杜月笙的杜家祠堂落成，轰动整个上海滩。
自上午9时起，6支仪仗队从“杜公馆”出发，长达数里，仪仗队过江时，将十几个围观的市民挤落江中。
这天，上海各界有头有脸的人物悉数到场，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要人都送了牌匾，其中，杜的把兄弟蒋介石送的大匾上，写着四个大字：
孝思不匮。
典礼的高潮，是狂傲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为杜月笙背书，当众宣读《高桥杜氏祠堂记》。
文章一开头便说：杜之先生帝尧，夏时有列累，及周封于杜，为杜伯。
章太炎妙笔生花，把杜月笙的老祖宗追溯到了尧，可谓风光至极。
其实，台下看戏的老上海都晓得，杜月笙出身贫寒，家在浦东高桥镇南，其祖父辈已不可考，父亲杜文庆曾在高桥镇的茶馆当堂倌。
杜月笙能请动章太炎，源自一段旧事。
章太炎晚年于苏州讲学，他的侄子在上海租界与人发生房产纠纷，因摆不平事体，就请老舅章太炎帮忙。
杜月笙见信后，略施手段，摆平纠纷，还亲赴苏州，向章汇报经过。更绝的是，临别之际，杜月笙悄悄将一张两千银元支票压在茶杯底下，润物细无声。杜月笙生于“鬼节”（中元节），原名叫杜月生，章太炎嫌不够文雅，于是引经据典，为其改名为“杜镛”，号“月笙”，并亲自为他修订家谱，让出身卑微的杜月笙一变倾城，成为“帝王之系”。杜氏祠堂的落成，在当时许多人眼里，称得上杜月笙的人生巅峰。在还是小混混的时候，杜月笙立过一个誓，如果兄弟将来发达了，一定要为穷人做点事。杜月笙的慈善生涯，始于1922年浙江的特大水灾，在当时的募捐游艺大会上，杜月笙当场捐出300大洋，高中头奖，在上海滩一时名声大噪。进入工商界后，杜月笙积极参与各方赈灾工作，他建议将喜丧仪礼挪作赈款，有一次，还主动将送给上海滩大佬黄金荣64岁寿仪的50288元用作赈灾。在当时，杜月笙每月都要散发“济贫月折”，贫民每逢阴历初一、十五两日，均可凭折领取救济金。杜月笙和《申报》总经理、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史量才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办公地点就设在他名下的赌场里。杜月笙在工商界带头募捐，甚至亲自冒着战火，驱车到十九路军军部，送去大量罐头食品和生活用品。蔡廷锴动情地说，35天血战，十九路军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这就是杜月笙先生。淞沪抗战时，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对十九路军抗战每每掣肘，对杜月笙、史量才主持的捐款接济，极为不满。蒋介石对史量才说，我有几百万军队，惹怒他们是不好办的。史量才针锋相对，我的《申报》有几十万读者，我也不能得罪他们。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被军统特务暗杀，当月22日，杜月笙接替史的岗位，成为第八届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在仅有的两名副会长中位列第一。
杜月笙晚年，亲自审定自己的履历表，在“职务”一栏上，共开列了38个头衔，第三个便是“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红十字会”由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于1863年创立。1859年，法国和奥地利开战，亨利·杜南路经意大利伦巴底，目睹双方军队在索尔弗利诺的悲惨战斗，发现伤病军人无人照顾，境况凄惨。三年后，杜南自费出版《索尔弗利诺回忆录》，旨在唤起社会对战时伤病员的关注。1863年，杜南号召由民间自发成立中立的伤兵救援团体，在瑞士成立了“伤病救护国际委员会”，此为国际红十字会的前身。1880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名号正式叫响，红十字图腾般的标志，是由瑞士国旗颜色翻转而成，总部设在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成立后，各国纷纷加入，在1898年前，共有32个国家入会。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红十字会组织“赤十字社”来到中国战地，他们不仅救日本人，也救中国人。在战场上对敌我双方的士兵都予以施救，是红十字会的国际惯例，但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这简直匪夷所思。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东北发动战争，当地人民被殖民铁蹄和战火蹂躏，大批难民涌现，催生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为救难民，沈敦和等人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在此基础上，中、英、法、德、美多国人士齐聚上海英租界，商讨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并取得一致意见，最终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积极进行募款，清政府得知后，立即予以承认，并拨白银10万两做经费，各地绅商及衙门则募捐了20万两白银。但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筹集的款项，却无法发放到需要救济的同胞身上，其阻力来自俄国和日本。最后，由红十字会秘书李提摩太通过私人关系，取得俄国和日本方面的“同意”，允许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向东北的中国难民展开援助。于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立即电汇救济金，并在两周内，输送了一万套棉衣到东北。据李提摩太所述，从开始到结束，中国人向红十字会捐助的资金达451483两，其中，慈禧太后一人就捐了10万两。1907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更名为“大清红十字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1937年8月13日，日军全面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抗战。杜月笙以红十字会副会长名义，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救护委员会。据统计，杜月笙所领导的救护输送医疗工作，共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44398人。此后，杜月笙又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每所医院少则收治伤员二三百人，多则三四千人。南京沦陷之后，中华民国红十字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乘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一起，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创建医疗队37队，后逐渐增加至178队，共有工作人员近3000人。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总会理事会迁移香港，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为了方便工作，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去办事处与红十字会机关一起设在香港九龙柯士敦道，紧挨着他的宅邸。他还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专与各方接触。香港沦陷后，红十字总会于1940年转移到重庆，杜月笙也跟过去，主持相关工作。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重庆医院，当时有300张床位，设备齐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复原工作，加强了上海红十字分会的组织。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还曾应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的要求，向八路军赠送1000套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向新四军输送枪支弹药和药品。在商量是否为八路军提供防毒面具时，有人持不同意见，杜月笙力排众议，大家都是中国人，既然是共同抗日，何必再分彼此？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达260万人。杜月笙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救护工作所需的物资、车辆得以顺利供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作为青帮大佬，杜月笙及其门徒，日常是要拜关二爷的。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著。意思就是关羽对上傲慢，对下仁爱，欺负强者，体恤弱者。1931年7月23日，《纽约时报》刊载了一则新闻《子弹未击中宋子文》。我从车站走出来，离出口处大约15英尺远的地方，突然有人从两侧同时向我开枪，我身边秘书的腹部、臀部和胳膊都中了枪弹。这场枪击案的幕后主使人就是杜月笙，其目的是吓唬宋子文。杜月笙曾跟国民政府财政部有过一笔交易，为此付了600万元，后来，他想讨回这笔钱，宋子文却只还给他600万元公债券。
当时，但凡名人显要，想要在上海滩立足，必须先拜码头，疏通关系，向青帮交纳保险费，否则，便灾难不断，甚至性命难保。婚后，宋美龄得知蒋介石要向青帮交纳保险费，极为不满，于是吹了一通枕头风，决定不再交纳保险费。这天，一个青帮马仔开着豪华轿车，说要接宋美龄去见她的大姐宋霭龄，片刻即回。宋美龄上车后，轿车在马路上转了个圈，就拐进青帮的杜公馆。几个小时后，蒋介石看不到宋美龄，十分着急，觉得事出有因，便找宋子文搬救兵。宋子文听了蒋的叙述，便打电话给杜月笙，杜在电话中绵里藏针地说：因我的人发现，蒋夫人只有一个使女陪伴，在这充满危险的上海滩这样出门是很冒失的，为了她的安全，我的人已将她送到一座舒适的别墅。宋子文听懂了杜月笙的言外之意，立即向蒋介石汇报，然后亲自前往杜月笙处交付保险费，这才将宋美龄救出。杜月笙作为黑白通吃的教父级枭雄，敢“枪击”宋子文，“绑票”宋美龄，其为人行事，自带几分邪气，本不值大书特书，但观其领导红十字会期间，苦心孤诣，殚财竭力，每笔善款，无不处理得明明白白，每件公事，无不办得漂漂亮亮，即便是以现在最苛刻的标准，都无可指摘，堪称榜样。根据《日内瓦第一公约》，国际红十字会的使命是为战争和武装暴力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保护和医疗援助，且不分国籍、不分敌我。自红十字会成立之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该组织都是国际上丑闻最少的组织。反观今日，那些滚滚当道的欺上瞒下之辈，毫无底线的中饱私囊之徒，能不觉得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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