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2021年10月5日—2021年10月18日

访谈人物：刘光明（军队退休干部，正师待遇）

访谈地点：澳大利亚墨尔本与甘肃兰州视频连线

信息提供：刘正民、刘光远、刘锦、刘彤

一、访谈先从老四奶奶这个话题开始

刘展（澳大利亚墨尔本）：三爸，您好！1938年我四爷刘家茂（字雨村）从靖远出发，经兰州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伍修权介绍去延安参加革命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特殊年代，前方与后方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四爷的生死杳无音讯。四爷参加革命前，老家是有一位老四奶奶的。由于咱们刘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我老四奶奶10岁时就来到了硝水旗杆院，她从小就做了刘家的童养媳。而且，四爷爷与老四奶奶从小青梅竹马，感情很深。然而，在那样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去延安的老革命有很多人又成了家，四爷也是在延安又结婚了，我知道您就是1943年在延安出生的。特殊的年代，特殊的事情，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多少年来，关于老四奶奶这个话题，由于过于敏感，至少在咱们家里是很少被触碰的。我知道，1971年是您和三妈决定把老四奶奶从老家接到了兰州。今天，我想请您先从这一话题谈起，谈谈这个以前不太方便谈论的话题。您如果觉得不方便或难为情，也可以不说这些。

刘光明（甘肃省军干二所）：谢谢刘展的关心，我知道你最近在写关于咱们旗杆院的历史以及靖远老革命的故事，这个很有必要，很有意义，写起来是要寻找很多人，印证很多事情，也很辛苦。真的很感谢你！

关于老人的情况，我很愿意与你分享我内心的感受。1971年，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刘锦2岁，刘彤刚出生。家里确实需要人照看孩子，我与裴英一起商量希望能把老人从老家接到兰州，老人与我们住在一起，一是老人可以帮我们照看孩子，二是我们也能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但这件事首先必须做通我母亲的工作。你大哥刘毅当时已经在兰州上班，他也帮忙做了我母亲的思想工作，我母亲在这件事上很通情达理，她同意了我们这个请求。于是，我请刘毅从兰州回了趟老家，接来了老人。

老人来到兰州，和我们一起先是住在小西湖的楼房里，后又搬到平房。我需要处理好老人与我母亲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我一开始是希望叫老人姨娘，但是我母亲不同意，我很无奈，就只能跟着孩子们叫她姑奶奶。但内心确实觉得很亲，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

老人很勤快，平时在家总是闲不住。她从小是裹脚的，小脚站着干活儿很不方便，因此，她干活时总是跪在地板上，很费劲，但老人很卖力。有一次她正在干活儿时，我就发现她身子后面是湿的，有流血。我们就及时带老人到医院检查了身体，第一次检查没有发现问题；第二次再去检查，确诊为宫颈癌。当时临近春节了，有裴英在兰州军区总医院上班的便利条件，我们抓紧协调医院和大夫的时间，赶在春节前为老人安排做了手术。那时候没有化疗手段，就在盆腔里放了放射性物质镭。我们始终没有告诉她得了什么病，所以她没有心理负担。从1972年得病到1982年去世，整整过了10年时间。这期间，1979年癌症广泛转移至膀胱和其它脏器，出现严重血尿，她也意识到病情很严重，这时候我才把实情告诉她，我很诚恳地对老人说：“我愿意为您养老送终。”我带她去兰州大庆木器厂，要挑选一些做棺材的木头，在那里她带着商量的口气说，兰州的木头没有老家的好，她去世后不愿意葬在兰州，一个人孤零零地埋在华林坪，没有人说话，还是想回到老家硝水，希望叶落归根。

我理解并尊重老人的心愿。我们就一起为她收拾好行李和一些药物，我请了长假，专门送她回靖远老家。我记得很清楚，回老家的路上，忽然下起了鹅毛大雪，汽车过了水泉，就是慢上坡的乡村砂石土路，班车慢悠悠地到了岘后村，由于积雪太厚，班车实在走不动了，大家就下车开始步行回家。老太太是小脚，一脚踏进雪地里，根本动弹不得，好在班车上有一位亲戚认出了我们，他赶紧去裴家堡借来一辆人力架子车，拉上老人进了村子。刚进村就是我小奶家，当晚我们就住在小奶家里，家里烧着火炉，煨着烧炕，一杯热茶，暖意浓浓。第二天，你邓家姑父邓世全（注：我四姑父），也就是邓郁文（我表弟）的父亲，用架子车拉着老人，我紧跟在后面，途经路家庄、张家庄、红家庄、石门川，最后到了硝水老家旗杆院，院子里来了许多多年未曾谋面的亲人，嘘寒问暖，非常热闹。

刘展（澳大利亚墨尔本）：老四奶奶回到硝水，我是有记忆的，刚回去那段日子，我和我哥是陪她住在一起的。现在想来，她离开我们已经近40年了，但好多记忆其实是埋在我们心里的。在您的记忆里，她有哪些片段最让您难以忘怀？

刘光明（甘肃省军干二所）：我一直有个想法，想写一写关于怀念老人的文章，但是心里还是有顾虑，一直没有动笔。我记得很清楚，老人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就起床了，起床后先要去菜市场拣菜叶子喂鸡，她养了二三十只鸡，一家人经常能吃上鸡蛋、逢年过节的还能吃上鸡肉，不用再花钱去买了，对家里是很大的贴补。我们住平房那些年需要每天烧炉子取暖，她日复一日地天天去外边拣没有烧败火的碳渣子，她年复一年地帮我们带孩子，吃喝拉撒睡，事无巨细，安排得周到妥帖。1971年，我去边防搞苦咸水淡化工程，解决边防官兵的生活饮水问题，裴英去青海门源县收油菜籽，家里就留下她一个人帮我们带着两个孩子。有一天，两个孩子同时生病了——拉脓血便、发高烧，她一个人忙前忙后，安排孩子住院，晚上在医院看护孩子，白天给孩子做饭送饭……想着她拖着一双小脚来回奔波的身影，我不禁潸然泪下。

还有一次，我被单位领导派往宁夏炮兵团做防蚊装备试验。突然接到我单位兰州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发来电报，说老太太不行了，放疗副作用进行性加重，身体虚弱站不住，扶着墙才能走路。即便这样，她每天还是要坚持照常喂鸡、做饭、带孩子。我们都上班，她经常给我们擀长面，做靖远臊子面，家人和朋友都特别喜欢吃她做的臊子面。我单位有一位年轻干部是陕西岐山人，他见了我总要问家里哪天做臊子面，他要来家里吃饭。我父亲在西固兰州第二人民医院生病手术住院时，她时常做家乡的各种手工面食，要我送到医院让父亲吃了补身体，她知道父亲特别喜欢吃家乡的饭菜。

那个时候由于我和裴英工作繁忙，家里的活儿就落在她一个人身上。她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每天按时按点操心着家里烧火的土炉子。土炉子是不分昼夜，续火不灭的。即便是这样，每年所里发的煤炭纹丝不动，靠她捡来的“二碳”就足够用了。她每天都会为我们和孩子做饮料，那个年代我们都喝自制饮料——红茶菌，又香又甜。在那个年代，能天天喝到饮料，自然是很开心的。有时家里买点好吃的东西，她总是让我和孩子先吃，她自己后吃。那种特有的礼让、贤惠、厚道、无私对我和孩子影响很大，我没齿难忘。

1978年夏天，黄河发洪水，小西湖离黄河很近，需要紧急搬到焦家湾我们单位新盖的楼房里去住，要躲过黄河洪峰。我当时在河西走廊55师防病治病，路途遥远一时赶不回来，再说了黄河大桥上已禁止人员和车辆通行，即使领导同意，我也无法回家。裴英在医院上班，工作性质是经常上夜班。老人就一个人连夜帮我们收拾东西，带着两个孩子，拖着一大堆行李，安全转移到焦家湾新建成的楼房里。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她始终与我们同甘苦，共患难，毫无怨言。

我记得有一年我父亲给了我一些红松木头，我请木匠在院子里做个大立柜，老人每天忙到深夜才休息。给工人做饭、烧开水、拣刨花和小劈柴，积攒起来用于生火。她总是吃苦耐劳，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

她在我家里那10年，真的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集中到一点，就是心地善良。我们能切身感受到她从内心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十年间，从未见她大声说话，更未见她生气发火，相互间从未红过脸。十年间，我没有勇气叫她一声“姨姨”，她没有怨恨我，只是从她期盼的眼神中，知道她一直等待着我的一声称呼。我为自己的懦弱而遗憾终生。至此，我只想对她道一声：“对不起！姨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愿望：我希望能在她的墓前为她立个碑。

刘展（澳大利亚墨尔本）：您代表兰州全家对老四奶奶的这种感激之情，我能读懂。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她在老家住的时间更长，她10岁到旗杆院，65岁去世，其中在兰州住了10年，在旗杆院里住了45年。我父母和家人陪伴的时间其实更长。前几天我父亲还告诉我，老四奶奶病重后，他接到您的信后专程赶到兰州，是他和您一起护送老人回到老家的。父亲说老四奶奶在旗杆院一辈子，任劳任怨，劳苦功高。四爷爷在外面读书干革命，是老四奶奶在老家辛勤耕作，伺候二老，并为二老养老送终。老四奶奶代表了那个时代伟大女性的一种隐忍、奉献和牺牲精神。我们作为晚辈，一样会怀着崇敬之情追念她对这个家族的贡献。

二、四爷刘雨村永远是旗杆院的骄傲

刘展（澳大利亚墨尔本）：我四爷是旗杆院培养出来的杰出人物，也是刘氏家族400多年来公认的对国家做出最大贡献的英雄人物，是刘氏家族的骄傲！这方面的评价内容在《甘肃靖远（硝水）刘氏家谱》里已经有正式的记载，四爷的一生，算是名垂青史了。您能谈一谈有关四爷的一些难忘故事吗？

刘光明（甘肃省军干二所）：1960年，父亲受到“孙陈梁反党集团”的影响，被下放到玉门花海农场负责管理全省文教、卫生系统的右派改造工作。那里条件很差，日子很苦，1960年全国大饥荒，他去那里的首要任务是解决800多名右派分子和200多名职工的吃饭问题。省上派父亲去那里，就是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本事，去戈壁滩试试吧，难为父亲的意味甚浓。花海农场建在戈壁滩上，盐碱地种庄稼根本不生长。我父亲来到这里，他内心并没有害怕。他从小在老家硝水种过地，在延安七里铺办过农场，开荒种地。解决了1000多人的吃饭问题，种地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他很乐意干这份被贬谪的苦差事。他发扬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引水浇地析盐，改良土壤，施肥耕作，翻晒养墒，播种育苗，浇水灌溉，除草灭虫，组织收割，上场碾打，晒干入仓，磨面封袋，他样样都干得精明熟练。当年粮食大丰收，大家吃饱了肚子，保住了性命。他还从火车站接来120个孤儿，开仓放粮，把当年预留来年要播种的籽种拿出来救命，让孩子们吃饱肚子，保住了120条鲜活的生命。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把农场的籽种拿出来救命，这是要承担杀头之祸的，我很佩服父亲敢做敢为的气魄和胆量。这件事也足以体现父亲以人命为大，与百姓贴心的深厚感情！

父亲在花海农场期间，突然生病了。因为在抗战时期的1940年，在晋察冀陈庄战役中父亲受过枪伤，白求恩大夫给他做了手术。以后的岁月里，只要是劳动强度太大，总会诱发旧伤，受过伤的地方就会鼓起一个大肉包。这次又是旧伤复发，高烧不退，疼痛难忍。我母亲接到通知后，放下家里大大小小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孩子，立即赶往玉门照顾父亲，赶紧安排让父亲到玉门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那年我正在上初中二年级，等放了暑假，我就带上11岁的弟弟光远，坐绿皮火车去玉门花海农场看望父亲。我记得火车行进至一个叫“五华山”的不起眼的小站，我们下了车，拿着行李，领着光远，涉水过河，河流湍急，我怕把年幼的弟弟冲走，就背起弟弟过了河，再返回去背行李，领着弟弟走了10多里路才找到花海农场。好不容易到了农场，才知道父亲已去玉门市区住医院了。第二天，我俩又坐车去医院找父母，见到了住院的父亲，父亲很激动，同时他也责怪母亲：“这些事情告诉孩子干什么？”他心里总是想着别人，就是不想让孩子担心他。父亲在玉门接受了手术，手术后还没有拆线，他就闹着要回农场看他的庄稼，他心里一直惦记着他的庄稼。大夫被纠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让他回去，他说每天只要看见庄稼长得好，他的伤口就恢复得快。他的手术缝合线是农场的右派给他拆的。这位右派原是某医院的外科专家，但是我见他时，他形容枯槁、衣着褴褛，但医术精湛，拆个缝合线，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

我和弟弟在那里住了一个假期。看到父亲每天早晨早早就起床了，先要看看小麦的长势如何。他总是身体力行，扛着锄头铁锨，挽起裤管，吃大苦、耐大劳，与老百姓干在一起，吃在一起，他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一心一意为人民，爱人民；他艰苦朴素，不讲条件；他住着土坯房子，用的是旱厕所。那时候，我和弟弟年龄虽小，但他的所作所为，点点滴滴，对我们的成长影响很大。

玉门油田党委书记兼玉门市委书记刘长亮，是位老红军，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算是共产党的元老了。父亲殚精竭虑、身体力行地为老百姓着想的精神和举动令他十分感动。他对父亲的工作很支持。1960年前后，全省12000多名右派下放到各地农场劳动改造，适逢全国性大饥荒，饿殍遍野，惨不忍睹，大量右派饿死了，唯独花海农场没有饿死一个人，也就是说，只有这个农场办成功了。父亲作为农场党委书记，是有权利按照组织程序摘右派帽子的，他深知政治重压对人身心的摧残比苦役更甚。所以就尽快依据政策把绝大多数右派的帽子给摘掉了。大家都留恋花海农场宽松的相处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这一少有的能吃饱肚子的地方，竟然都有了不愿意离开花海农场的依恋心态。

由于当年父亲带领大家扎扎实实办农场，花海农场基础打得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有两个秦剧团抢着要来花海农场演出。为什么要争着抢着来呢？因为花海农场能吃饱肚子，1960年能吃饱肚子就是最大的政治。这个农场至今仍然很兴旺。当年跟着我父亲去花海农场开荒种地的一帮亲戚，如兰州饭店我小爸的弟弟，还有我母亲娘家陕北的亲戚，已经在那里扎根落户、生活发展50年了，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

刘展（澳大利亚墨尔本）：1965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夜，省政府派系林立，气氛诡异，四爷离开了那个他工作了20年的甘肃政权中枢（从1946年他在甘肃工委工作算起）。您能谈谈他当时以及后来在不同岗位的情况吗？

刘光明（甘肃省军干二所）：1965年的甘肃省政府，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大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中。甘肃省副省长李培福是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他经历过大风大浪，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他能够预见形势的变化。为了保护处于风暴之中的我父亲，他提出让我父亲到甘肃省水土保持站任党委书记兼站长，我父亲说，只要能为老百姓干事情，既是当勤务兵、当马夫，他都不在乎。于是，父亲就高高兴兴地去兰州城外的榆中柳沟坪上班了。第二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自称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急冲冲地直奔水土保持站，扇了我父亲一记耳光，操起铁锨把子抽打我父亲，把铁锨把子都打折了，还污蔑说我父亲在延安时期是特务。我父亲迫于无奈，常常会躲在榆中的魏老汉家。魏老汉是1949年行军进入兰州前，我父亲在榆中结交的农民朋友，解放兰州时，甘肃工委一班人马在榆中安营扎寨时，搬进他家住下了。我经常会骑自行车从兰州旧大路到柳沟坪给父亲送饭。时常会碰见李培福叔叔在我父亲这里躲避红卫兵干将，送给父亲的饭常常是他们俩一人一半分享，有时候父亲干脆让李培福叔叔一个人吃了，父亲就饿着肚子。李培福叔叔和我父亲先后都是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树立为劳动英雄并高规格表彰的模范人物，曾先后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还给李培福题词“面向群众”，中共中央报纸《解放日报》称赞我父亲是“战场上英勇作战，生产中劳动模范”。他们俩是患难之交，情深义重，心心相印，肝胆相照。李培福叔叔和刘波阿姨一直希望我弟光远能做他们的儿子，我父母舍不得就没有答应。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培福叔叔对我父亲多有保护和关照。刘波阿姨去世前几个小时还要求见我弟光远最后一面。我们两家结成了世代相传的革命友谊。

1970年至1979年，父亲调任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现西固区人民医院）书记兼院长。这个医院是原中国人民志愿军522医院，1958年整体转业至西固区，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他来到这个医院工作，找他看病的人很多，靖远的老乡找他看病，他都叮嘱医院食堂管理员宋子佳要安排好吃住，“先吃饭，后结算”，每个月发工资时再从他的工资中扣除。他的工资很多时候就被扣光了。父亲到西固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把闲置的土地复垦种上小麦，这样医院职工每年都能分到白面，自然很开心。

由于战争年代十几年的辗转奔波，饥一顿饱一顿，对父亲身体造成很大损伤，他在西固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得了一场大病，胃溃疡大出血。医院为了抢救他，春节大家都加班没有放假。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徐大夫是抗美援朝志愿兵转业下来的。我父亲去医院上班时，他还是右派，我父亲把他的右派帽子给摘了，他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父亲要做手术，论能力水平就他最强，但他有自卑感不敢给高干做手术。当时，西固一共只有我父亲和兰化一把手、兰炼一把手三个高干。我只能从兰州军区总医院请了普外科焦主任，为我父亲主刀做手术。手术时，徐大夫提醒焦主任说出血点没有切干净，焦主任生气了：“今天是我做手术？还是你做手术？”徐大夫吓得不敢说话了。其实，徐大夫很有经验，他说的是对的。这次手术做失败了，手术后第三天二次大出血，鲜血直流，怎么也止不住。我和兰炼的领导一起在兰州一个小药店找到了一种很便宜的止血片，这种药在越南战场很管用，我之前是知道的。父亲服用后果然止住了血。避免了再做一次手术的痛苦。父亲是个很有毅力的人，他平时烟瘾很大，这次住院期间，医生建议为了身体健康最好能戒烟，他听从医生建议，毅然决然，一戒了之，从此再未抽过一根烟。父亲这次住院，我在医院连续陪床40多天。近距离感受到父亲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力量。父亲康复出院后，组织就送我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学习。

上世纪80年代，我上老山前线对越自卫还击战回来，工作单位由兰州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调至兰州军区空军医院，从事临床工作，父亲勉励我说：“当大夫好！你这个工作能治病救人，是积德行善的工作，要好好干。”父亲的嘱托，我时刻铭记在心。

1979年12月，父亲调任甘肃中医学院党委委员，负责筹建一所全国有影响力的中医药大学，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他一如既往地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丝不苟，高度负责。直至1982年国家出台了离休政策，他才离职休养。

父亲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和腥风血雨，经历过土改运动、三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运动的大风大浪和疾风骤雨，打打杀杀，生生死死，他都能泰然处之，坦然面对。只要是能为革命干工作，为老百姓谋福利，无论岗位高低、无论地位贵贱，他都在所不辞，从来没有听他发一句牢骚，说一句怨言。这种高尚品质与无求境界，让他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少受了很多皮肉之苦与精神摧残。在那个不幸的年代，父亲没有卷入生与死的炼狱之中，算是最大的幸运。我们都在思考，他出生在一个重教育、饱诗书、有涵养的家庭，旗杆院传承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情操应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保护支撑作用。这也是旗杆院先人积淀的一种好家风，值得旗杆院后人永远坚守和发扬光大。

三、家人的肺腑之言

在我与三爸的交流过程中，我弟刘彤要求补充一点内容。

刘彤（兰州军区第二干休所）：我心目中的爷爷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也很少和他亲近，总觉得他话不多。现在想想，他是一个心里有别人的人。每次回到爷爷那里，他都会叫我陪他去楼下喂鸡，然后偷偷地给我两块钱，让我带给我姑奶，回家后我姑奶经常问我，爷爷说啥没有？我说没说啥，姑奶把这些钱都省下来，回老家的时候带了500多块钱，还带了一些杜冷丁。我那时候很小，看见姑奶每天给自己熬中药，知道她生病了，每天都会默默祈祷她的身体快快好起来。姑奶终究还是要走了，我和姐姐都舍不得，心里难过地哭了一整天。姑奶要回老家的时候，我的亲奶奶带着我姑姑来看她。两个人见面，从眼神中能看出，互相原谅了对方。以前我们每次去扫墓的时候，都要给我姑奶扫墓。

本文初稿完成后，我在小范围征求了修改意见，点点滴滴，悉数采纳，深表感谢。其中，刘锦姐姐给我的微信留言，真情实感，迸涌而出。稍加整理，摘记如下。

刘锦（兰州）：饱含热泪看完了你写的回忆文章，内容客观真实，感情细腻饱满，很受感动。感谢你！感受最深的还是对姑奶的那段回忆。童年时光里，姑奶陪伴我们是最多的。她虽识字不多，可每天都教我认日历里的字。二十四节气是她给我的启蒙，她还给我们讲戏里的故事，最多是《三娘教子》、《周仁回府》等，戏里传达的仁义礼智信，都是姑奶教给我的。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要善良，害人之心不可有，害人终害己”，当时只当是寻常，现在才知道原来都是大智慧啊！多年以后再回想起来，大字不识几个的老人对我的教育启蒙是多么的深刻和受用啊。我们都对姑奶有着深厚的感情，听说她去世的那个晚上，我蒙头痛哭。那时年少，好多事情我都不清楚，感谢你这么认真地整理了出来，给我们大家找回了一份珍贵的记忆，一个寻根的依据。

文章历时半月时间，无数次线上交流，无数次感动塞心，无数次文字推敲，字斟句酌，反复打磨，九易其稿，终于收笔。文章定稿后我发给父亲、三爸、四爸最后把关。父亲回复微信：“以我看，现在写得很好了。”三爸及时复我微信：“写得好。收藏！”我就在文尾部打上“2021年10月18日夜第九稿定稿”的字样，算是定稿收笔了。然而，今天（2021年10月20日）四爸又专门发来微信留言，表示肯定。四爸高见，先后两次，一并敬录，以为勉励。

刘光远（兰州，10月14日）：刘展不愧为刘家高材生！文笔流畅，写作一流，实事求是。我草看了一遍没有意见，慢慢再欣赏。谢谢你对我们刘家人的贡献，是我们子女们学习的榜样！

刘光远（兰州，10月20日）：刘展你好！今天读了你的作品，实在是好！真实记录了我们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山河永寂，人间长情！也看到了你的写作水平。真心地感谢你为我们老刘家树了一块金牌！

家人同心，一气呵成，奉献了这篇追忆、怀念、感恩的文章。感谢所有为此文提供支持的家人！

四、访谈所思所想

写这篇文章，我计划了很久，但真正要动笔去写，花了我半月时间。我每天都会用心去整理与三爸的访谈内容，同时，也在认真整理我的情绪。文章中有部分内容是我与四爸光远多次视频聊天访谈时获得的宝贵信息。我一边在电脑前敲文字，一边在思考旗杆院的每一个历史人物。

这篇文章，或许以旗杆院后人的笔触碰到了旗杆院许多人的痛点，不单是老四奶奶之痛，也是旗杆院所有人之痛，是中国革命之痛，是那个时代之痛。老四奶奶10岁时来到旗杆院，名曰童养媳，其实是刘家的女儿。老四奶奶是个苦命的人，她的苦，不是身体的病痛之苦，也不是生活的艰辛之苦，是内心不离不弃的等待之苦。她一辈子无儿无女，就是在苦苦等待——等待一个承诺，等待一个交代，等待一个认可！

老四奶奶已经离开我们40年了，她对旗杆院的贡献，对旗杆院每一个人的好，都应该被历史铭记。我写此文，除了要表达旗杆院后人的深沉怀念，更希望以这些琐碎的文字为老四奶奶竖起一座丰碑。旗杆院的后人感谢她！敬重她！怀念她！

其实从内心深处，我是很感激三爸的。我记得那是1982年的一个早春，一个雪后的中午，天气乍暖还寒，三爸护送着老四奶奶回到硝水旗杆院老家。那时候我年龄尚小，好多事情不是太明白，但当我看到眼前这位身材魁梧的军人，说话文气儒雅，待人和蔼可亲，在我心中树立了一个高大的形象。您了解到我的学习不错，不假思索地把别在您军装上衣口袋里的一支很精致的圆珠笔送给了我。40年来，我一直记着这个令我激动的举动，那个动作连同那支笔，一直很强烈地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我发奋读书和出人头地的一种精神力量。这其实就是一颗感恩的心。

三爸，谢谢您！

刘展于澳大利亚墨尔本远见书屋

2021年10月13日夜第一稿成稿

2021年10月18日夜第九稿定稿

2021年10月20日夜第十稿定稿

作者简介

刘展，工学博士，教授级高工。曾在政府机构和科研机构工作多年。现从事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战略研究，标准研制、质量创新、检验协同、项目规划等高端咨询工作。现任全国质量监管产品检验方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共享经济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品牌评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