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2021.1025日刊发：

史诗与史识

——论《过龙兵》的乡土叙事与对农民主体性的思考

马 兵

新世纪乡土文学创作蔚为大观，其中具备史诗品格的亦也不在少数。乡土叙事的史诗品格是什么？除了一般认为的要写出乡土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表征民族国家的历史尤其是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特殊发展历程，呈现中国农村面貌和农民精神状态在不同时代的嬗变，具备全景的视野和相当的时间跨度外，更要体现历史和文化反思的力度、探究人性和人文关怀的厚度，以及与题旨匹配的现实深度和美学向度。《过龙兵》在众多史诗性的乡土小说中的价值或在于此。

“新创业史”与乡土伦理空间的畸变

  《过龙兵》借由展家、年家和卓家三代的恩怨纠缠和爱憎忧喜的生活故事，展示渤海半岛地区一个渔村半个多世纪的变迁，整体上略前详后：前四章从民主解放战争前夕一直写到“文W革”后期，叙事紧锣密鼓，节奏快促，主要交代了展、年、卓三家第一代的历史过节，埋下后文父子孙三辈对抗的主线，并点出华云将踏上一条超越仇恨逻辑的人生之路，也制造出相当饱满的情感和情节张力；从第五章起，小说的叙事开始放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和改革开放的政策给海牛岛带来了巨变，僵硬的阶级秩序终于松动，展、年、卓三家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命运也随之接连发生巨大的转轨。小说通过描写卓守则和年传亮两人不谋而合的“创业”经历，借此观照和反思乡土现代艰难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和文化空间的畸变，为乡土伦理的重建提供了一个切实的样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数次大的变革，每一次变革都带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每一次变革也都催生了不同的创业故事。《过龙兵》第六章，卓守则本欲以26万的天价竞标一艘中等渔船跑海，不料遭遇年传亮的暗中阻挠，只能进城务工，却误打误撞攫取人生第一桶金，后来又在狱友引介下投身股市，迅速完成资本的累积和膨胀。正是因为包干制度，做了多年“地主狗崽子”的卓守则才不必像过去那样被牢牢地拴住，而是有了拓展更为广阔的人生道路的权力。他的致富之路谈不上艰苦，却很有代表性；虽非主动，却成了参与重大历史进程的幸运儿。与之相对，年传亮则利用做村支书的便利，成立“海牛水产总公司”，用仅仅数年的时间，便把海牛岛打造成产值惊人的渔业强村，迅速成为全省改革战线的一面旗帜。 年传亮的创业之路一方面给海牛岛百姓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在经济的意义上完成了海牛岛的乡村振兴，但在文化和道德建设上不但无所作为，自己更是在私欲的膨胀之下成为他一度致力反对的乡村权贵。及至小说的后半段，卓守则和年传亮完全被欲望遮望眼，在展重阳的暗中支持下，分别干起走私的勾当，他们曾经最信赖和感恩的乡土与大海早就被抛掷一边，而所谓的回馈乡邻、共同致富则彻底沦为个人恩怨和私欲的点缀。

 由上可见，《过龙兵》的“创业”书写既回应农村百年未有的变局，聚焦新农村建设这个宏大的时代主题，又直面农业结构调整和现代转型过程中农村社会道德沦丧、精神异化和人性扭曲的严峻境况，呈现了乡土伦理空间畸变的现实。事实上，势不两立的年传亮和卓守则，一个把阶级斗争挂在嘴边，一个把光复家族作为人生梦想，但本质上他们是一种人，在乡土巨变的价值真空中，“阶级”与“宗族”本来可以是伦理建设的有效资源，但他二人偏狭的理解早已背离真意，他们越是坚持，对乡土伦理的破坏就越严重。一方面，新中国的土地革命和政策固然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但正如卓、年两家的斗法所呈示的，重土轻迁的文化心理，血缘家族关系的延伸所形成的稳固的社会结构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在“后革命”时期“阶级斗争为纲”的“极 左”观念虽得以扭转，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内，“阶级出身”依然对人的履历有直接影响，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市场经济的加速传导，阶级对立逐渐让位于阶层的分化，这又引发了社会对阶层在资本强权下的公平与正义话题的讨论，“阶级”话语再度浮出水面。

为了体现对上述的思考，《过龙兵》采用戏剧化的情节结构，卓、年、展家三代人的命运及政治身份，此消彼长，时而三足鼎立，时而彼此钳制。也正是借助这些巧合，小说对乡土中国艰巨的现代转型中最根本的掣制之力的省思得以更具情境化的传达。最典型的一幕是第十七章。这一章中，三个家族的第三代卓智新、年晨玉和展涛涛共同亮相在大洋彼岸举行的中国问题国际研讨会，接续父辈的思考。年晨玉在发言中直指父辈的迂腐，认为“落后陈腐的阶级观念、家族（种族）观念，才是阻碍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向深入的最大障碍，才是阻碍中国走向民主繁荣、中国人走向自由和谐幸福的最大障碍”。而自幼耳濡目染祖辈和父辈宦海浮沉的展涛涛则认为，影响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最大阻力，“来自于现实而不是来自于历史，来自于官本位思想和官僚经济体制而不是所谓的阶级和家族（种族）观念。阶 级 斗 争在中国大陆早就成了历史，家族（种族）的发展壮大，对于改革开放也是动力和机遇”。年晨玉和展涛涛的发言各有依据，各有合理性，综而观之，正是作者以为的症结所在，而其实也陈明了乡土空间畸变的原由。海牛岛有地利之便，得风气之先，又有卓家、展家和年家弄潮儿们的苦心经营，经济蒸蒸日上，而人心道德却岌岌可危——现代经济理性和市场经济运作的总体化扩张和时代主题的更换，既消解了压在人们心头几十年的“革 命”负荷，也导致了社会生活物质性或实利性价值与精神理想价值的冲突，过于急速的社会转轨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伦理规范系统的脱节和失效。再加上一元化道德意识形态消解后产生的道德怀疑主义，这一切都加重了海牛岛的病症，而我们知道，海牛岛就是努力由乡土中国完成蝶变的中国乡村的镜像。在这场艰难的蝶变中，年打雷、展工夫，年传亮、卓守则、展重阳们奋斗过、探索过，也因之沉沦过和颓堕过，他们的“创业史”并不能真正给渔村带来由表及里的真正现代性的转型，他们的主体性的体现更多是被观念所预制的，真正具有历史主体性的农村“新人”就在父辈“辉煌”的阴影下被召唤出场了。

 “新人”的精神力量与农民历史主体性的重建

“新人”一词其来有自，在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语境中，则有约定俗成的理解，如赵园所概括的：“无论在生活还是文学中，准确意义上的‘新人’，应当指人群中的那一部分，即集中地体现着时代精神和时代前进的方向，对于‘使命’更为自觉，依历史要求而行动的先觉者和实践的改革者；对于大革命前后的中国，当然应当是那些从中国历史中产生，成长着、并有力地干预着历史的进程、影响着中国未来命运的先进的中国人，革命者。”从梁生宝到孙少平，史诗性的乡土之作一定少不了对“新人”形象的塑造。“新人”不但要是“这一个”式的典型形象，更要与广大民众有深在的共情，是民族国家文化想象和实践的重要组成，并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明确自己的责任，同时还要具有鲜明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深度。

相信所有读过《过龙兵》的读者都会对华云的形象留下深刻记忆，在展、卓、年三家因为阶级仇恨和政治的倾轧而不共戴天时，是华云用朴素的正义和良知，在三个家族间建立了沟通的可能；而在人性的卑污无以复加的时刻，华云也总及时出现，“昭示着做人的终极价值”，如一位识者所言，她“是同情，是正义，是良知，是内在的必然性，是一个高尚的、绝对的自由意志”。从晨玉到智新，华云以她的正义和善良感染着后辈；从老科学家到凯华，她用母性庇护着身边的所有人，虽然华云的很多作为是出自宽厚自然的天性，还不具有深度的历史反思能力，但对于“新人”的成长却起到重要的思想哺育和启蒙的作用。

智新是卓守则和第一任妻子青草的孩子，生下来就是个呆子。卓守则致富后，把智新送去美国治病。奇的是，在异质的环境里，智新的呆病不治而愈，且迅速成长为有为的青年，与晨玉一起回到海牛村创业，不惜冒着忤逆的罪名，把父亲的家族企业改造成现代股份制企业，并致力于“维护社会公理,建设民主、和谐、繁荣的新海牛岛”。在与父亲，还有年传亮等人的观念碰撞中，他依凭的不单是朴素的正义，也不单是个人精神的纯粹和崇高，还有经受科学训练的头脑和真正立于潮头的视野，有现代的时间意识和主体性。他由傻而慧的成长历程，也可解读为拒绝惰沉滞的宗族观和僵化的阶级斗争观，进而对这种观念背后的文化和政治症结做深入反思并试图纾解的过程。因此，他才是小说中最符合“新人”审美形制的形象。

与智新坚定地站在一起的还有晨玉。小说最后几章安排父子两辈围绕家业的承续、海牛岛政治权的交接展开了直接交锋，以年轻人对陈腐观念的彻底扬弃为海牛岛和家族的复兴真正开出了一条新路。如方家所论，“新人”形象的“革新精神、时代色彩、 理想情怀等多重要求，决定了塑造‘新人’形象的高度和难度”，智新和晨玉在小说中是海牛岛的“归来者”，大而言之则可归属到文学史上庞大的“返乡者”的形象序列中，他们走出乡村的目的并非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那样为了谋生，归来时也不是为解决故土的贫困，而是着眼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丰盈之后乡土的可持续的健康发展，以及未来的意义和价值，他们二人对海牛岛的思考既是微观的也是宏阔的，这些思考“从当代中国的现实土壤中孕育生成，汇集了时代问题、时代意识，聚集着各种信息”，他们两人也“具有一种‘磁吸效应’”，在他们“周围形成各种生活和实践的细节、情节的丰富图谱，而这些细节和情节本身就促成了时代精神的凸显”，这种主体性的彰显正是他们作为“新人”的意义。当然，作为读者，我们还是有一点点不满足，那就是智新和晨玉面对家族基因与现代意志的那种搏斗感有，但其复杂处、幽微处的张力若再饱满一些，也许就更能凸显破旧立新的艰难与伟大了。

 

《过龙兵》的首版距今天已经过去了十五年，这十五年中，中国的乡村又在经历新的变革和淬炼，2021年2月，总书记向世界宣告，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而我们又知道，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乡土的根本振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意义上来看，《过龙兵》又像是一部预言之书，作者的忧患和慎思令人敬佩。“新人”登场，道阻且长，在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之下，乡土中国已经出现了社会学家所言的“本质性的解体”，智新和晨玉不必再为父辈的心结所扰，可是伟大的征程并非坦途，他们的故事还将继续，而我们也由衷地期待作者能再写一次“过龙兵”的浩瀚和壮阔。

  赵园：《大革命后小说关于知识者 “个人与革命”关系的思考及 “新人”形象的降生———兼谈现代文学中有关“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描写》，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2期。

  侯林：《写实文学的新天地——读刘玉民长篇小说〈过龙兵〉》，《光明日报》2006年2月10日。

  张柠：《作为审美理想的文学“新人”形象》，《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3期。

中篇小说的困境与突围

——以刘玉民《海猎》等中篇为例

 

史建国

 

与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相比，中篇小说自中国新文学发生以来，一直就显得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良。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由其自身的文体局限性所决定的。因为中篇小说既无由像长篇那样成为“史诗”，在反映现实方面也不及短篇快速迅捷。所以，尽管早在1927年曾国英就曾在《长篇短篇中篇小说的区别》中，预言“中篇小说的时代已来了”，但时至今日，就现、当代文学言之，除去新时期在《收获》、《十月》、《当代》、《钟山》等大型文学刊物的推动下，出现过中篇小说的短暂繁荣外，其余大部分时间，中篇小说创作一直都相对比较冷清。而在研究界，从文体学角度研究中篇小说的论著也很少，中篇小说始终笼罩在长篇小说的研究范式之下。创作既谈不上繁荣，研究阐释也缺乏热情，这使得一些本来很有价值的作品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作家在中篇小说方面的贡献也往往难以得到合理的评价。

以50后作家刘玉民为例，他以长篇小说创作著称，《骚动之秋》、《羊角号》、《过龙兵》等都受到过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但其《海猎》、《不肯流逝的岁月》、《岳家军》等中篇却罕有关注者。而实际上，在作家的文学创作版图中，这些中篇作品原本也有重要的位置，理应得到认真的对待。

《海猎》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是写海上渔猎生活的中篇小说。小说的故事时间很短，就是两艘渔船出海捕捞对虾的过程，但中间却穿插了对十年前“渤海湾大会战”的追忆、海狮子取代老福将成为两艘渔船领航人的经过，以及围绕老福将、海狮子、黑塔、小布鸽等人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等等，这就使得小说的叙事时间被有效地拉长、叙述的密度也大大增加，在保证了可读性同时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内涵，一个个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也被立了起来。

作品中的老福将和海狮子这前后两位头船长都是性格鲜明的人物。老福将是在那个千军万马“大战渤海湾”捕对虾为国家换外汇的年代凭借自身丰富的渔猎经验脱颖而出的，他正直刚硬、坚持原则，在渔猎队伍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当渔业公司书记领着县里领导上船“感受风情”时，他用满满一大竹节杯白酒将他们拒之舱外，并因此而被撤掉了头船长职位。对此，他的内心一直是耿耿于怀的，但在一帮老伙计的挽留下最终还是选择忍辱负重、放弃了去别的船做老大赚高薪的机会而留了下来。不过渔猎过程中他内心的憋屈并未稍减，始终在与“篡夺”头船长之位的海狮子进行着隐隐对抗。所以在海狮子指挥渔船违规提前进海捕猎而被渔政查扣、以及下网捕捞出师不利时，面对海狮子的狼狈和困窘，老福将是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惬意”的。但是对渔民们生计的担忧很快便冲走了这丝“惬意”，他开始变得心情沉重、对海狮子的焦虑也感同身受起来。而当在海狮子带领下，渔船捕猎取得丰硕收获后，他对海狮子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一度想“屈尊讨教”一下，也忍不住发出过“这小子活脱一个魔王再世”的感叹，心中既有酸溜溜的醋意，同时也有甜丝丝的欣赏。从充满对抗意味的冷眼旁观到感同身受的忧心忡忡，再到不无保留的认可和欣赏，作者对老福将在海猎过程中面对海狮子所发生的心理变化与冲突写得十分真实，人物形象也因此跃然纸上！

跟老福将靠正直果敢和能耐血汗树立起威信并坐稳头船长的地位不同，海狮子的上位是依靠对渔业公司书记曲意逢迎而取代老福将做上头船长的，这多少让人有些不齿。并且，小说中写他不顾渔政部门的禁令擅自悬挂“科研”渔旗提前违法开捕、海猎过程中指挥船员强行“闯海”挤占别人的捕捞区域、捕捞过程中跟大副黑塔一唱一和放烟雾弹麻痹其他船只……等等，似乎都在强化海狮子奸狡诡谲的邪性，从而与老福将的正气凛然形成一种对比。但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并没有将其简单塑造成一个反面人物。作品中写小布鸽的笛声会让海狮子“变得猫儿似的温顺，久久地坐着或躺着，微眯的双眸里间或还会透出几团潮润”；写海狮子一面怒斥黑塔和小布鸽擅自下海游泳，转眼却又扒光衣服一个鱼跃入海，跟他们一起畅游起来；写面对遇险的渔政船和惩罚勒索过自己的渔政人员所发出的救援请求，海狮子歇斯底里地哈哈大笑，尽情宣泄自己复仇的快感，但最后还是决定前去救援，厉声喝令“小白脸”交出盘剥所得，并扬手抛进怒吼的海风和波涛中……所有这些都烘托出了海狮子身上所具有的一种亦正亦邪的摄人魅力。一方面他世故圆滑、不守规矩、心机深沉、狡黠奸诈，另一方面他又从小信奉“清清白白为人，堂堂正正处事”的人生信条，并表现出机智果敢、胆大心细、沉着冷静、临危不乱的优良品格。正邪两种品格在他身上冲撞，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也使得这一人物形象异常的饱满鲜活。套用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对人物形象的分类，无论老福将还是海狮子，都属于圆形人物，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被多方位地、深入地呈现和揭示了出来。尤其是海狮子这一人物形象，其魅力不输已被写进文学史的一些成功的典型形象。

《不肯流逝的岁月》创作于上世纪八十代后期，作品中流露出一股浓浓的“伤痕”味。从主题上来说，《不肯流逝的岁月》完全可以归为新时期伊始的那类伤痕小说。作品中的“我”（文子）与山子是少年时代的玩伴，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随着一九六六年夏季开始的那场风暴到来，我和山子的家庭都被裹挟进了运动之中。山子的母亲王展子，一位泼辣的农村妇女，因与我家小姐姐立场不同而不断编造谣言对我胆小怕事的母亲进行精神刺激和恫吓，最终导致我母亲精神崩溃跳井自杀。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我愤怒地找王展子复仇、对她进行精神折磨使她惶惶不可终日。尽管在我和山子是“割了脑袋也不会变心的好朋友”，但王展子毕竟是山子的母亲，因此朋友之间的裂痕还是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当路上偶遇，我热切地迎上去时，山子却拉着弟弟闪身离开，“用脊梁贴着我滑过去了，哪怕冷眼也没有向我瞟过一个”。而后，我还发现山子在暗夜里带着弟弟一起练习厮杀搏斗，时刻准备着与我拼命……再后来我参军入伍走出山村，又到了省城工作，偶然得知山子原来也在省城高校教书。老家的梆子哥想让我和山子言归于好，可是我俩都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那段“不肯流逝的岁月”成了一对好朋友心中永远难以逾越的障壁，给彼此的内心造成了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痕！

作品对动乱年代给一对挚友的友情所带来的严重创伤进行了深刻揭示，然而就《不肯流逝的岁月》而言，其意义又绝不仅限于伤痕的揭示，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开掘。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中，就如黄翔诗歌中所写，每个人都成了野兽，既践踏别人，又被别人践踏，相互撕咬、啃食，陷入了疯狂。小说中的叙事者“我”是一个受害者，但同时“我”又是一个加害者，我疯狂地展开报复，以牙还牙地对王展子进行精神折磨，这与她最终患“惊魇症”并自戕身死之间显然有一定的关联性。在那场灾难中，没有人是彻底无辜的，“我”也不例外。这样一种自我反思精神的介入，使得作品超越了单纯的伤痕暴露与情绪宣泄而进入到了相当深入的反思境地。而这，无论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潮流中都是不多见的。

小说值得称道之处还在于较为细致地呈现出了运动年代农村生活的真实图景，比如地域色彩浓厚的风俗文化、乡村伦理关系在政治运动中的分化与崩溃，宗族势力在乡村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乡村政治斗争与宗族关系、亲缘关系、私人恩怨等诸多因素的相互缠绕等等。作为一部篇幅和容量都有限的中篇，在这些方面挖掘的深入程度和细腻程度也是值得珍视的。

如果说《海猎》和《不肯流逝的岁月》都属于现实题材写作的话，那么《岳家军》则将视野转向了历史。作品生动地再现了南宋初期，面对金兵渡江南侵、宋军全线溃败的危局，岳飞克服重重困难创立岳家军并率部将金兵驱逐回长江以北的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成功塑造了民族英雄岳飞的光辉形象。

历史小说创作最主要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史与诗的关系，或者说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基于不同的历史观，有作家在创作历史小说时特别讲究与史实相对应，主张诗意的创作以不损伤历史真实性为前提；有作家认为可以将历史事实作为背景，尽情地展开虚构、挥洒想象、塑造人物；还有的则在创作中完全将历史搁置一旁，追求娱乐大众、彻底走向戏说。最后一类历史题材小说，实际上已经对历史进行了彻底解构，走向了反历史。然而在大众文化崛起的过程中，娱乐逐渐成为主导性、支配性力量，戏说历史也似乎成了一种流行时尚。

《岳家军》的创作，旨在对甚嚣尘上的“戏说历史”现象进行反拨。岳飞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的事迹正史上多有记载。然而千百年来，对岳飞的戏说层出不穷。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史学界关于古代有无“民族”观念，岳飞、文天祥等是否属于“民族英雄”等问题的争议，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对岳飞等历史人物的“戏说”更显活跃。刘玉民先生对岳飞这一历史人物的关注由来已久，对那种无原则的“戏说历史”现象十分关切：早在1982年他就创作和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岳飞》，2013年电视剧《精忠岳飞》上映后，他又发表了《戏说岳飞何时了》的文章，对《精忠岳飞》的戏说倾向进行了尖锐批评，认定“用戏说对待民族英雄和与之相关的那段历史,是会误导观众、贻害子孙的”。

中篇小说《岳家军》就是他数十年来关注岳飞、研究岳飞的创作成果之一。从创作初衷看，这部作品有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使命感灌注其中。从作品的完成形态来看，也确实践行了他所认为的历史题材作品应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既尊重史实，也合理虚构，大量使用个性鲜明的对话来塑造人物、凸显人物的性格特征。比如写岳飞与杜充的几次冲突时，岳飞的语言就时而含蓄隐晦、时而单刀直入，十分精彩。另外，小说中也使用了大量细节来刻画岳飞的形象。这些对话与大量情节和细节的使用，使得作品兼顾了真实性与可读性，已经具备了一部成功历史小说的基本要素。

总而言之，客观地来说，刘玉民先生的《海猎》、《不肯流逝的岁月》、《岳家军》等中篇小说，无论其文学价值还是艺术成就都是可圈可点的，但作品发表后却鲜有反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如本文开篇所说，这其实也反映出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尴尬。中篇小说要完成突围并实现当年曾国英“中篇小说时代已来了”的预言是一项复杂工程，需要整个文学场的共同参与，不是几位作家、批评家呼吁一下就可以成功的。而作为个体，作家所能做的就是要尽可能克服外在的诱惑，继续在这一文体领域深耕不辍，拿出优秀的作品；作为研究者所能做的，则是尽可能及时发现其中的佳作并予以批评阐释，避免发生遗珠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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