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与前面一个妈妈娘家的关系也很好。为了好区分，我们按照住的地方，把前一个妈妈娘家的外婆叫杨梁外婆，把现在妈妈娘家的外婆叫前河外婆（两边的外爷都去世得早，我都没见过）。相应地，就有杨梁舅舅和前河舅舅（前河大舅舅也去世得早，两边都只有一个舅舅）。可能是由于住的地方相对比较近，大约只有六七里路，当然也有性格上的原因，杨梁外婆和舅舅来我们家的次数要比前河外婆和舅舅多得多。妈妈像对待亲娘一样叫杨梁外婆妈，总是妈长妈短。杨梁外婆非常疼爱我们姐弟，特别是非常疼我。那时候农村缺糖，生产队地里不种瓜果，自留地里也很少舍得用来种瓜果。杨梁外婆每年都在自留地里种一块糖高粱（高粱秆是甜的，可以熬制糖），还种十几棵香瓜。瓜熟了会给我们送来几颗，秋后熬好了糖也会给我们送来一些。去外婆家，她都会从装糖的小罐子里舀几勺给我吃。杨梁舅舅像叫前面的妈妈一样，叫妈妈二姐，丝毫看不出来不是亲姐弟。他遇到什么事，总是先来我们家，听妈妈和父亲的意见。后来我们兄弟因上学、当兵走远了，每次回去，妈妈都是催我们先去看杨梁外婆和杨梁舅舅。杨梁舅舅多次对我们说：“你妈虽然不是我亲姐姐，但感觉跟亲的是一样的。要论对我的帮助，比亲的还强。”有一次杨梁舅舅当着大姐、二姐的面说：“不怕你们俩不高兴，舅舅说句心里话，你们现在的妈不管哪方面，不管是脾气性格，做事为人，还是本事，都比你们的亲妈强。你们的亲妈是我的亲姐姐，我还能说我的亲姐姐不好？”
妈妈对老人也十分孝敬。爷爷、奶奶在的时候，家里吃好吃的，妈妈总是往爷爷、奶奶往碗里按，奶奶也往妈妈碗里按。奶奶也是一个懂道理、明是非、有本事的女人，庄里人和亲戚们对她都十分敬重。凡是家里来人，说起妈妈，奶奶全都是夸奖的话，说妈妈如何如何懂道理，如何如何对人好，如何如何能吃苦，如何如何有本事，如何如何会过日子，如何如何把家里老老小小、上上下下收拾得闩闩整整。记得奶奶经常边说边比划，说妈妈早上很早就去地里劳动，回来吃饭、洗碗、喂猪可麻利了，“这么大一盆猪食，人家一个人就这么端着，走路蹬、蹬、蹬的。”听的人都会说：“你命好，老天爷给了你这么个好儿媳妇。”特别是几个姑姑来的时候，奶奶总是要给他们说妈妈的好，要她们向妈妈多学点。五姑是奶奶最小的女儿，记得有一次五姑来家里，奶奶又对她说：“你要是有你嫂子一半，我就放心了。”五姑不高兴，说“我怎么也是你养的，你对我嫂子比对我还好。”奶奶说：“你看你灰不灰（傻不傻），要是你嫂子怎么也说不出你这种灰话。我要不是你亲妈，我能跟你说这些话？”
妈妈也十分善于持家过日子。家里硷畔上干旱种不了庄稼（即使能种，如果种了庄稼就要算自留地），妈妈就撒了些洋灰条（红心灰菜）种子。这种植物耐旱，对土地条件要求低，秋天能收获好几十斤洋灰条籽。洋灰条籽磨的面蒸窝窝很好吃，我们一般是掺在窝窝面里吃，这样可以吃的时间长一些。在周圪崂，我们家算吃的比较好的，这与妈妈善于调剂、粗粮细做是分不开的。妈妈做饭做得很好吃，这是庄里人和亲戚们公认的。我五个姑姑中，大姑做得饭最好吃。她对很多人做的饭都看不上，但她说妈妈做饭比她做得好。
妈妈在我们子女身上，一直心思很重。对我们每个人，她都有没完没了的牵挂。说起每个子女，差不多都有让她发愁的困难或不幸。而且，老是想着怎么帮助子女们解决问题。
子女大了，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最远的二弟在美国，我和五弟在北京，二姐家在一百多里外的内蒙；大姐家虽然较近，也有几十里的路程，在过去全靠步行的时代还是不方便；四弟与父母住在一起，三弟的家也不远，但他们的工作也是老要跑外面。妈妈在北京我家里住的时候，有几次跟我说：“唉，我这个人没出息，见了这个想那个，见了那个又想这个。我也知道子女要有出息就不能窝在家里，这个道理我明白，就是不由地想这个想那个。不由人，娘生下来就是这个这么个没出息的人。”
妈妈也时常挂念孙辈们，特别是在她身边长大的三个孙女。老觉得这个难，那个也难，时常念叨“咋办呢？”今年有个孙女生病做手术，妈妈又多次掉眼泪。1993年妈妈和父亲去美国二弟兴中家，帮他们带了一段时间孩子。1995年回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想孙子洋洋。兴中他们有一个邻居，家里有一个小姑娘叫琳达，母亲是越南裔，她家也把琳达送过来让妈妈一并看着。妈妈回来后，有一段时间也想琳达，给我们说琳达的一些趣事，老是念叨“不晓得琳达现在怎么样了”。
我1971年暑期初中毕业，那时候高中刚恢复招生一年，初中毕业上高中要推荐和体检。我被推荐上了，但是因为那年春天我咳嗽过一段时间，有人说可能是肺结核，我和父母也有些担心。在等待通知的那段时间里，妈妈担心我想不通，经常开导我。妈妈说：“天下还是受苦人（当地话指农民）多，当干部的有几个？能上（高中）最好，上不了咱也不怕。”话虽这么说，但我知道，妈妈比我更在乎我能不能上高中。
到县里体检的结果是身体没问题，这样我就到县城的靖边中学上了两年半高中，1974年1月从高中毕业。那时候高中毕业后统统到农村，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镇商品粮户口的叫插队知青，农村户口的叫回乡知青。1974年大学已经开始恢复招生，但要推荐，就是所谓工农兵学员，这也是上大学的唯一途径。推荐的一个硬条件是必须在农村劳动锻炼满两年。我1974年1月回乡劳动后，快速成为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各方面表现还算优秀，1974年底被选为队委，担任生产队的保管
1975年4月入党，1975年秋后作为黄蒿界公社的唯一知青代表参加了靖边县妇女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从当时的条件看，1976年劳动锻炼两年期满后，很有希望被推荐上大学。
1976年初，一年一度的征兵开始了，我正好刚够年龄。初审、体检并经来接兵的部队副排长戴志国看过，我被选上去当兵。戴排副还来我们家走访。妈妈知道我的理想是上大学，当兵有些委屈；而且当兵又要去很远的青海，据说又艰苦又危险。我知道妈妈不想让我去当兵。我即将要去当兵，她心情很不好，但她还是劝我：“有志气、能努力的人到哪里都差不了。只要自己好好干，在哪里都会有出息。”并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什么事都没有安全重要。1976年2月26日，妈妈和父亲步行八九十里把我送到县城。2月27日换上军装，学习打背包等常识，听首长讲话。28日坐在解放牌卡车的马槽里离开靖边。汽车启动，锣鼓喧天，回头看妈妈站在哪里抹眼泪。
到了新兵连后我就及时给家里写信，给家里报平安。之后只要收到家里来信我就及时回信，有一段时间不来信我也会再写一封。我告诉家里我这里一切都好，吃得比家里好多了，也没有家里劳动累，事实上也是这样。家里来信也是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不要担心，不要挂念，不要想家。
1979年初我第一次回去探家，看妈妈的身体体明显不如以前了，得了个胃疼的毛病。妈妈过去身体非常好，印象中从来没有生过病。庄里好多人都给我说，妈妈的身体不好就是想我想的。我当兵走后，妈妈经常哭，就是因为想我。有时和大家一起干活儿，中间地头休息时，总是一个人找个地方坐着抹眼泪，庄里的人都知道那是因为想我。我知道妈妈会想我，但我不知道她会想成那样。老话说“思虑过多伤脾胃”，这样常年的思念，常年的流泪，怎么会不影响身体？妈妈的身体就是从那个时候变差的。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就隐隐作痛，忍不住眼睛湿润。
今年说起来，我才听二姐说了这么一件事。我当兵走了几个月后，有一次她回周圪崂家里去，帮妈妈做饭时她在柴垛上拿柴，妈妈说那一摞柴不要拿。她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说那是兴喜砍的。她问妈妈：“你是舍不得烧，要留着看？”妈妈说：“我就是留着看的。”
我那时候年轻，有些事不懂。有一次给父母写信，想起父母的恩情，觉得恩重如山，就信笔抒发了自己的感恩之情。哪知道，这更加重了父母特别是妈妈的思念。后来想起来，追悔莫及。
这些年，妈妈尽管身体不好，但还是尽可能地帮助子女们做一些事。妈妈说：“闲着也是闲着，做点营生、活动活动也是锻炼身体。”去年冬天以来，妈妈病情加重。尽管我们到北京等地找了很多顶级的医院和医生诊疗，但疾病仍然让妈妈很痛苦。想起小时候我生病难受，奶奶对我说：“我要是能替你就好了。”我现在深切体会到奶奶那种想替亲人承受病痛的心情。我要是能替妈妈就好了。妈妈是坚强的，她一定会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