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手
每年北风起时我会想起母亲的手。
母亲的手是一双冻手。当松滋河堤上的木须草刚顶上绒毛般的白霜，母亲的手就开始像馒头一样发酵，先是挨着虎口的地儿出现几个小红点，接着中指第二个关节有了，渐渐地弥漫开来；待得几阵老北风吹过，母亲的手成了一个涂了红油的馒头；三五天后，那馒头皮儿越绷越紧，简直有了一种透明的肉色；不知何时起了几个小泡泡，这当儿，倘遇下雪冻凌，泡泡就穿，黄水子就流了出来……母亲就苦不堪言，有时半夜痒起来用冷水浸，说：“个老子痒到心里去了！
母亲的手即便在夏天也比一般人厚实很多。
父亲在世时，每年的阴历六月六，都叫母亲双手涂了菜油在毒日头下烤；初冬一打霜就逼着母亲擦蛤蜊油；下堰塘洗菜淘米回来，经常用他宽大结实的手掌为母亲捂一捂，搓一搓，母亲脸就红红，低声说：“没用的！”父亲眼一瞪：“瞎说！”
有人说江猪（江豚）油治冻伤贼灵，他特地跑三河堰找人讨了一小瓶，宝贝似的朝母亲手背的红点点上涂；他炒尖胡椒熏煮干鸡屎为母亲泡；寻遍了方圆百里江湖郎中的灵丹妙药，道士遇到鬼——他法子都想尽，结果仍是没治。
我曾就母亲的冻手请教江亭的一位老中医，老中医捋着尺多长的胡须说，有一个法子：冬天不沾生水。说着问我：能不能做到？我无语。
从我记事起，母亲的手只有一年没冻，1969年因晕眩病住院那年没冻。我突然悟了，父亲的百样法子其实都是徒劳的。母亲不是富人家的千金，母亲命苦，生在贫寒农家也罢，却又有冻手的毛病。她一年四季每天在泥里水里讨生活，甚至不能袖起手来歇息那么一小会儿，即便手冻得流血化脓该干吗还干吗。饿肚皮的那几年，她曾带我到几十里外的王家大湖凿开冰凌挖莲藕，为的是让饿得头昏眼花的儿女们填饱一次肚子——哪怕是填饱一次肚子！真的，在严酷的生活面前，冻手算得了什么！
母亲的手更是一双巧手．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挑花绣朵时总来找母亲拿样子。谁家老人过生日，孝顺的儿女常请母亲纳千层底的鞋儿，即使换工割麦插秧打谷也情愿。
母亲做得一手好饭菜，村里人红白喜事，有母亲掌勺盘子里会一扫而光。地里的活儿，莫讲插秧割谷锄草捡（棉）花，就是男人干的堆罗扬锨抛粮撒种没有一样她拿不起。
父亲1974年过世后，我从部队回来，有一段日子我常陪母亲在煤油灯下纳鞋底，夜深人静，索子拉出柔柔碎碎的声响。母亲陡然增添的白发在灯下一闪一闪。六弟在脚边的摇窝里吧嗒着嘴，睡得正香。
有一回她突然抬头看我一会儿，伸手摸摸我的额头，说你的额头和你爹的一模一样，咋就这么像呢。天气很冷，呵气成冰，她把针放在头发里篦一篦，然后让我给她捂捂手，我打开棉袄，把母亲冻红的双手放进去，母亲暖和一会儿，说好热乎，伢子比你爹的火气还大，像个小火炉子。43岁的母亲对我说：“你爹走了，长子如父，我就指望你了！”我永远记得那个冬天，煤油灯下母亲通红的手和她坚定的目光。
其实我能做什么，是母亲挺直腰杆，英雄一般地独自领着六儿一女，把多少艰难的日子扔在了身后。如今我们中有三人大学毕业，个个成家立业。母亲你说过，没想到儿女们个个出息。母亲，有你这样的母亲，儿女们怎么会不争气！
我写着这些，泪水不由自主朝下掉。1995年兄妹们相见，忆起小时贪玩，有多少次，母亲吩咐下堰洗菜淘米只当耳边风，只顾与伙伴们打珠珠拍牌牌或滚铁环跳绳。母亲只好一个人默默端着筐箩下堰，我们竟然忍心让母亲冻穿的双手泡在刺骨的冰水中！
我知道，就是现在，母亲的手仍然每年冻的，在老家也好，在二弟三弟那儿也好，母亲离不开劳动。她不会如老中医说的不沾生水。
今年母亲要到海南来过冬，海南的水即便冬天也是热乎乎的。儿子拍巴掌说，好了好了，奶奶今年不会冻手了！
母亲，你知道此刻我最想得到什么？你的那双手轻轻、轻轻地抚摸。我每时每刻都想亲近你的手，那是一种力量，那是无边的温暖哟，母亲！
（载1998年5月8日《湖北日报》，2010年获中国当代散文奖，选入《中国散文家名作选》）
花梨树下
已近黄昏，太阳的余晖从盆景园西边花梨树的枝丫间筛下来，涂了一地的金黄。
花梨树丛生，多干，根盘硕大，是东方一位朋友送的。早些年他在部队开大车进山拖木料，过俄贤岭，遇洪水下来，路边一株花梨连同一片崖壁崩落，他泥里水里地捡回来，本来没抱活的希望，随便在院子里挖了个洞，铲了几锹土，谁知它命硬，竟然活了，而且越长越勐，虬根东奔西突，把水泥地拱得大包小洞，实在容不下，“怕委屈了她”，便送给我。
俄贤岭的花梨，那是经过怎样的电闪雷噼、狂风恶雨活下来的生命，那是将海南花梨的品质张扬到极致的树呵！
现在，母亲就斜倚在树下的花梨躺椅上，瞅着树上即将飘落的最后几片落叶。
母亲喜欢花梨树。她说，这树干净，树上有鸟有蝶有蜂，没有虫豸蚊蝇，不像那株花开得很“妖邪”的凤凰树，隔三差五地往下掉花花、毛毛的虫子。而且她的花也开得朴实，庄稼地里油菜花似的一爆一嘟嘟；果实就像家乡菜园篱笆上的峨眉豆荚，有眉有眼；最难得的，是树下总有一种清清爽爽的香味。
我告诉老人家，这出产中国第一好木料的树，其实是很亲切很平民的，当有一天，她的生命终结了，她就将她的格（心材）贡献给农民做家具、农具，做船桨、牛轭，做算盘、花瓶，做锄头柄、榔头把，海南小学生练毛笔字的笔管也有不少是她的骨骼做的。
母亲赞叹：“一棵好树！”
我说，连皇家都看重这树，皇宫里就有不少花梨做的物件。母亲很有些不屑，说哪样好东西皇上不想要？又说，皇宫多气闷，花梨肯定不高兴，不快活，还是待在农民家里哪怕做一只锅盖也自在得多。
母亲过70了，人年纪大了，遭的事多了，无意间说的话，经常带些意味，很耐人琢磨。
不过想想也是，人有人性，树有树性，说不准花梨真的不那么愿意成为皇家的宠物或是哪位大腕大款的收藏吧？如果我是花梨，我当然宁愿做乡邻的刨子把、斧头柄，哪怕做木匠手头一把曲尺或是墨斗呢。
我端着一盆水，走近母亲，搁在她脚前。
盆面漂着一些花梨木屑，这些宝贝是我用一盆悬崖式博兰盆景与东方一位朋友换的。花梨药名降香，有舒筋活络的功效。水显得有些发红发亮，挨着盆的边沿，有少许花梨油晕沉浮。
母亲欠欠身子，收回眼，有些奇怪地看着我。
我说：“妈，儿子给您洗脚。”
母亲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两只脚往上一缩，躺椅轻轻晃了一下。
我说：“小时您给我洗脚，今天我给您洗脚。我要还息！”（还息，湖北话，报恩的意思）
母亲两手挥动：“你也是快要抱孙子的人了，还哪门子的息？”
这时妻子走了过来，偎着母亲的头：“妈，他这是尽孝呢，都唠叨好久了，您就依了他吧。”
我蹲下身子，双脚跪地，将手伸进水里。水暖暖，滑滑，水温正好。我挽起母亲的裤脚，脱下布鞋、线袜，捧着母亲的脚放进盆里。
握着母亲有些浮肿、苍白的双脚，我从脚踝处轻轻搓揉。母亲脚后跟那硬硬、厚厚、干裂的老茧弄痛了我的手。忆起逝去的那些日子，与母亲一起走过的长坡小坎，我的眼里突然盈满了泪水。
作为儿子，我第一次这么亲近母亲的双脚。母亲的脚有些畸形，五指并拢在一块儿，像个佛手瓜。我知道，这是童年裹脚留下的印记。当年亏得外婆开明：“我这小脚一辈子受够了，不能让我女儿还遭罪！”这才裹了一半又放了。
母亲左脚边沿有一块椭圆形的黑色疤痕，像一枚印章烙在脚上，那是3岁时外婆外公出外打鱼，她一人在家守船，被未熄尽的噼柴烧的。外公曾对我说：“只要迟回来这么半袋烟的功夫，你妈她就没了。没了你妈，也就不会有你们啰。”
咦，这是什么？右脚一个月牙形的伤疤，足有小酒盅大。我心里不禁一颤，“妈，这个伤口好大。”
母亲嘿嘿一笑：“我给你讲过的。粮食过难关，你们一个个饿得哇哇地叫，和你爹到人家挖剩的荷塘挖藕时被铁锹戳的。天冷地寒，滴水成冰，脚冻僵了，锹插进肉里，不晓得戳在自己脚上。”
苦难的岁月在我的手指间流动。回想父亲1971年英年早逝，刚过40的母亲挺直腰杆，英雄般地独自领着六儿一女，把多少挨饥受冻的日子甩在了身后。
抚摸着母亲的伤疤，我问：“妈，还疼不疼？”
母亲说：“要变天，就有小虫子咬。平常木木的，不疼不痒。”
我心疼地将母亲的脚抬起，捧在手心，像小时母亲冬天给我洗脚一样，朝脚上呵呵气，母亲孩子似的笑着，“痒，大伢子，快放下！”
一直候在旁边的妻子再次往盆里加了热水，用手试了试，然后叫儿子：“来，我们一起给奶奶洗脚！”正打电子游戏的儿子飞快地跑过来：“给奶奶洗脚，下回作文有得写啦！”
暮色从远处的俄贤岭上走下来，水墨一样洇染着园子。出外觅食的相思鸟归巢回到了花梨树上，幼鸟叽叽喳喳，争相从老鸟嘴里啄食。秋天的风有些凉意，妻子拿了件毛线外套披在母亲身上。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曾经，我们六儿一女也是母亲的小鸟呵。
母亲笑说，冬天给你们洗脚，个个冻得红萝卜一样，搁了治冻疮的干鸡屎，一个个轮着泡。你大些后，把老五老六交给你，你噘着嘴，老大不情愿，摸着老五老六的脚瞎掰，洗得老六瞎汪乱叫。
母亲伸手轻抚花梨树干上一块伤疤，树好像有些知觉，老干虬枝飒然有声。我相信，像人一样，每棵树都是有灵魂的，花梨在应答母亲的探访吧。
母亲说：“也不知刮风下雨她疼不疼。明年她还开花吧？”
我说：“还开。”
“还结果？”
“还结。”
母亲叹息道：“人不如树。”
又说：“我怎么不是一棵树呢，花梨比我寿高，如果是一棵花梨树，我就可以久久地陪着你们。”我看见母亲眼角挂着晶莹的泪珠。
妻子给母亲剪了指甲，换上干净的鞋袜，与儿子扶着母亲进屋了。
我立在花梨树下，很久。谁说过：生也一棵树，死也一棵树。母亲，你这一辈子，真是像极了东方俄贤岭的一棵花梨树，风大随风，雨大随雨，艰难为伴，困苦相随，永远高昂着不屈的头颅，生命的坚韧，生命的品格，丝毫也不亚于一棵花梨树呀！
（载2012年2月26日《海南日报》，《新湘江评论》选刊，选入《中国散文大系》（女性卷））
送母亲远行
母亲的走我是有预感的。在海口美兰机场过安全门，母亲打轮椅上突然欠起身朝我的最后一瞥，母亲眼神里从未流露出的伤感，令我的心勐然一沉。就在那一刹那，我的泪水止不住煳住了双眼。
是心灵感应？还是第六感传递的信息？
送别母亲后的日子，我坐卧不宁，茶饭不思，整天惶惶然，书读不进，文章下不了笔，盆景造型总把该留的枝条剪掉。更加经常地望着北方的天空发呆。
终于，电话响了。
连夜与妻子赶回鄂西松滋河边的老屋，母亲躺在床上，已经不能言语了。我俯在她耳边说：“妈，老大回来了！”母亲好似长吁了一口气。母亲在等我。少顷，母亲的眼动了一下，母亲在寻找什么？妻子上前贴着母亲的脸说：“妈，等您好些，还回我们海南去！”母亲将干燥的嘴唇抿了抿，脸上居然漾出些笑意。
第二天一早，镇上的老中医来给母亲拿脉，左右手都拿过，末了一句话没说，也没开药，我跟到门口。老中医摊开双手，摇摇头：“老人家上午不走下午走。”
屋子里檀香与蜡烛的味儿搅在一起，很浓。墙旮旯里，蹲着早已预备下的母亲的寿材，杉木的，高大壮实，在昏暗的角落里它好像有所期待。记得多年前外公上路时也是这般光景，一种忧伤的气氛弥漫着整个村子，隔半里地也能感觉到。
上午十点，母亲的喘气有些急促，我跪在母亲床前，握着母亲的右手，母亲的体温正在一点点降低，母亲的生命正在一点点离去。有一会儿，母亲用力抓着我的手，指甲深深扣进我的肉里，她好像仍然在坚持着什么。突然，母亲的身子动了一下，就像在稻田里扯稗草被老虎刺芥蜇了一下，母亲浑浊的两眼忽然变得十分明亮，她挨个看了看围在床前的六儿一女、女婿媳妇，然后手一松，头向左一侧，合上了双眼。
我用手碰碰母亲的嘴唇，我的指尖再也感觉不到母亲的唿吸了，连一点游丝也没有。生命倘是一条河，在河里跋涉了75年的母亲，终于可以洗脚上岸了。也是从这个时刻开始，意味着母亲在我们生命中的永远缺席！
5月5日下午3点零8分，母亲走完了她的人生。她选择这个时候走了，在我们长假将要完时，她不愿意儿女们从广东浙江武汉海南又来第二回！
庆幸的是，母亲离去的道路平坦，没有太多的荆棘和泥泞。她走得很平静，就像劳作归来，衣服上的草籽儿都没掸掉，鞋子也不脱，一歪倒在床上，说：“我累了，你们别汪（鄂西方言，喊或吵的意思），让我歇会儿。”后来弟妹们说，母亲朝每个人笑了笑，才上路的。
我走出檀香味越来越重的屋子，走向原野。秧苗在一层薄水里绿着，大麦扛着沉重的麦穗大片黄着，间作的蚕豆被鼓囊囊的豆荚坠得腰都直不起来，成熟的油菜籽儿刚炸开，细听，满世界像放响了细密的鞭炮。
就是在这片故乡的土地上，我拉着母亲的衣襟，跌跌撞撞地走进了人生。母亲，你一定记得我生命初始阶段的点滴，包括第一声啼哭和第一次的欢笑！
田埂上粉色的刺芥花让我想起新麦开镰——我分明看见年轻漂亮的母亲，笑着，那笑容也十分年轻漂亮；她双手轻轻抚着麦穗，像抚着儿子的小平头；忍不住掐一枝麦穗，搁手心里一搓，“噗”地吹口气，让麦芒和麦衣脱去；右手画个夸张的大弧，将赤裸熘圆的麦粒送进嘴里，尝尝，真是香哩。然后略一蹲身，镰子闪出一道白光，不由分说就吃进麦子身体了。而这时的我，趴在田头母亲展开的阴蓝市布的包袱皮上，将身边的刺芥叶和泥巴塞了满鼻满嘴。母亲说，什时镰子割着手了，就是给老大喂奶的时辰，而此刻我早已鼻涕眼泪的哭得昏天黑地了。
而今，我的母亲，像泥土一样朴实的母亲，即将回归这片生养了她也生养了我的泥土。
母亲是3月19日执意离开海南的。暖暖和和空气很干净的海南也留不住她。母亲说，人在哪儿生得在哪儿死，你爸在那边等我呢。高低要走，怎么也劝不住。现在想来，母亲也是有预感的。一个人当生命将要终了时，总会有些知觉的吧。母命难违，老五老六一个从武汉一个打浙江专程赴琼，陪母亲返鄂。当机场服务小姐推着母亲的轮椅正要走时，母亲让我低下头，俯在我耳边说：“老大，我哪天过了（去世），不要请什么和尚道士，也不要摆酒请客。你们都在外面，还不了人家的情！”我说：“您好好的，说这些话！”母亲望着我生气的样子，竟然大声笑了，笑得脸上皱纹如松滋河水般涌起，像绽开了一朵花。
在海口时，母亲坐着轮椅，我推着她在盆景园里转，每天都和她待一会儿，有时什么也不说，看着塘里的鱼盆中的花。我知道，这样的机会，不多了。春阳和煦，照着母亲斑白的头发。见三角梅开得正盛，母亲说：“花跟叶子似的，分不清，邪火！”见一盆悬崖式罗汉松，她说：“这树没意思，干嘛不把头抬起来，倘是一个人，它这辈子保准活得窝囊！”她对所有的盆景都不屑一顾：“你这个人啦，就没个消停，弄这些劳什子，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等我精神好些了，我给你满园子种上萝卜白菜，还有黄瓜！”
她经常说起老屋的菜园，丝瓜要牵藤了，番茄该挂果了，早辣椒可以上桌了……
她倒是喜欢园子里的鸡鹅，说来也怪，鸡鹅也爱与她亲近，总往她跟前凑，她吃着饭，高兴了，一把红薯皮扔出去：“给——！”
母亲爱起早，静静地在葡萄藤下坐着，看着葡萄由青变紫，葡萄叶间筛下的晨光照着她布满皱褶的脸。见我走近，她高兴地摸摸脸颊：“你看，又一颗露水落在脸上了！”
我那时想，母亲终于可以离开一辈子的劳作，安享晚年了。她这辈子吃苦太多，在她的大半个生命中，特别是在父亲43岁撒手人寰后的日子里，无论寒暑，永远是天不亮就起床，摸黑下堰淘米洗菜，把一大家子的饭菜做好了，这才挨个叫醒六儿一女，待我们上桌子吃饭时，她却又用掏灰水（即草木灰水，那时肥皂是奢侈品，洗衣粉还没听说过）洗起衣服来。印象里，我们吃饭时的咀嚼声总是与母亲的搓衣声搅和在一起的。我们上学后，母亲这才匆匆扒几口饭，急脚慌手地拾掇了筷子碗，扛起锄头下地干活。晚上除了做饭收拾，安排猪呀牛的，还得烧水，给小些的老五老六洗脚洗澡。照例我们在煤油灯下做作业时，母亲开始纳鞋底，但我们歇了她却不歇，一觉醒来，我说：“妈，鸡都叫了，睡吧，明日还要早起哩。”母亲口里答应，可索子的声音仍然在我耳边响着。
天天如此，年年如此。
母亲纳鞋底的轻柔的“沙沙”声，温暖了我们整个的童年和少年。
谁知她却走得这么急，这么快！让儿女们没一点儿准备。
不知谁说过，只有埋葬着亲人的地方才能称为故乡。按照家乡的风俗，一年后的5月6日，离父亲的坟地不远，母亲的墓碑将在母亲的承包地里立起来。
墓碑上镌刻着：
这儿安息着我们的母亲！
当1973年敬爱的父亲英年早逝，43岁的母亲历尽艰辛把六儿一女抚养成人；
母亲，您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您深情的目光、慈祥的笑容、温暖的双手，您的大爱，将永远伴随儿女的一世一生；
原谅我们用这无言的墓碑，表达儿女的无尽思念，母亲！
这会儿，故乡原野上的木须花开得正烂漫，金色的蛐蛐在刺芥叶下唱着歌儿。庄稼有的生着有的熟着。不远处，是桃花水涨的松滋河。
（载2011年4期《中国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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