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造共和之段祺瑞
文/杨舟平
说起军阀,老百姓的第一印象是“坏”,有诗写到:“四方八面战,十室九家空”“有枪便是草头王”;说到民国,坊间更是异口同声:“乱”,有诗描述:“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便是老百姓对民国军阀的基本印象。
一
首先我们厘清一下民国的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民国是指1912年民国元年到1949年民国38年这段历史时期,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史称中华民国,简称民国。熟悉这段历史的人,还习惯将民国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俗称北洋政府时期,从1912年1月1日民国成立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二次北伐,是由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华民国政府的通称,专指以袁世凯为首的晚清北洋军阀及其后继者建都于北京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国旗为五色旗,这是相对于孙中山等国民党势力在南方成立的广州军政府(革命政府)的称呼。这一时期政局动荡不安,大小军阀混战,怎一个“乱”字了得。第二时期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从1928年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完成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首都南京,陪都重庆,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一说到北洋政府,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绕不开的话题。在北洋军阀统治国家的16年间,这个人始终处于政治舞台的中心,国家权力的主导。1924年3月,在纪念北京大学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们选出的“国内大人物”中,得票仅次于孙中山、陈独秀、蔡元培,与当时的“青年偶像”胡适之并驾齐驱,令大军阀吴佩孚、冯国璋、张作霖等人望其项背,这个人就是“北洋三杰”之一,号称“北洋之虎”的段祺瑞,他曾四任总理,四任陆军总长,一任参谋总长,一任国家元首。1916年至1920年为北洋政府的实际掌权者,1924年至1926年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有史学家说:“段祺瑞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唯一从少年闪耀到暮年的人物。”有诗人在他去世后感叹:“世上已无段祺瑞!”
大凡读过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的人,对段祺瑞其人是知道的,印象就是暴君,对段祺瑞执政府是痛恨的,“简直是出离愤怒了”(鲁迅语)!主要原因始于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1926年(民国15年)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多人,由李大钊主持,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执政府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200余人,刘和珍就是死难者之一。次日,各地舆论纷纷痛斥国务院门口屠杀,3月20日,段祺瑞明令抚恤死者,医治伤者,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
有史料显示:惨案当日,段祺瑞并不在他的执政府,也未下令开枪,但作为当时实际当政者,领导责任他是难以逃脱的,应当为此惨案负责。至于他向死难者家属下跪赔罪,长跪不起,此后因内疚而吃素悔过,至死都未开荤云云,尚未经确凿史料证实,姑妄听之。
“八一三”惨案发生后,英国《泰晤士报》称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段祺瑞虽为惨案的发生及时承担了责任,做了善后工作并向国民检讨,但他曾经的声望因此降到零点 ,也由此留给后人诸多垢话。
二
段祺瑞生于1865年,卒于1936年,活了72岁,在当时算高寿了。安徽合肥人,所以又称“段合肥”,皖系军阀首领,孙中山“护法运动”的主要征讨对象。
1885年,20岁的段祺瑞考入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因学业优异被李鸿章看重,1887年毕业后被派往旅顺督建炮台,次年冬段祺瑞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准与其他三位同学到德国留学,当时全国仅有四人,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官派留学生,属于真正喝过洋墨水的军人。回国之后,又适逢光绪帝决定建立天津新式军队,袁世凯被派小站练兵,同时又被派“人才”若干,配合袁世凯工作,段祺瑞正是其中之一,初任炮兵营统带,从此前程锦绣,一路高歌,风光无限。
我们都知道的是,1912年清王朝覆灭,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但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其中,哪些人,出了什么力,做了什么事。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袁世凯复出之后的成功,与段祺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先后去世,三岁的溥仪继位,溥仪生父载沣作为摄政王身份主持朝政,新的权力集团第一要务是要将兵权紧握自己手中,眼看袁世凯在天津训练新军要做大,于是将袁以“回家养病”为由解除军职,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在回家之前,把他位于北京的住宅赠与段祺瑞,之后两人密切往来不断。不管袁世凯处于什么目的:真友情也罢,爱才也罢,做感情期货投资也罢等等,反正这种托付物产的行为,令段祺瑞对袁世凯感恩涕零,因为当时袁世凯的职务远远高于段琪瑞的职务,让我们不得不认为段祺瑞是袁世凯的重要亲信,更别说以后段祺瑞迎娶了袁世凯的义女。
袁世凯离职退隐显然是为了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这点与黎元洪后来在上海休养是因为对政治失去信心有着本质不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无力指挥新军,请求袁世凯出山,袁复出后第一件事便是让段祺瑞担任湖广总督兼任第一军统领。在代表清军与革命军交战中,袁段两人采取边战边和的策略,最终达成清廷承认共和的意向。
革命气势虽如摧枯拉朽,而末代皇帝溥仪却拒不退位,谁敢第一个站出来劝走皇帝、离开龙椅,谁就可能名垂青史,也可能粉身碎骨。北洋军阀黎元洪、冯国璋等将领全部静坐观望,就连袁世凯也不敢轻举妄动,形势万分危难之际,1912年1月26日,46岁的段祺瑞挺身而出,联名40余名拥有重兵的清军要员,代表40万将士致电清廷,发千余字电报,要清廷承认共和,声言:“共和思想已深入将士之心,将领颇有不可遏之势。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必将全溃。”并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体制,清廷如不速断,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2月5日,段祺瑞再率第一军全体将领致电清廷。2月12日,隆裕太后宣布清帝退位,至此,历经276年的满清王朝家天下的帝制终于土崩瓦解,皇帝梦由此在中国真正破灭。万事开头难,何况这天翻地覆的国体大事,这一造共和虽是多因一果,但“段合肥”着实功莫大焉。当时民间热传:“段大帅歪歪嘴,发发电,就把大清给推翻了。”“如此气魄,举国上下,也只有段合肥一人了!”
如果说,北洋政府里谁是绝对真心拥护共和制的人,那一定是段祺瑞了。大清亡后,袁世凯窃国就任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段祺瑞出任总理。袁世凯长段祺瑞六岁,段视袁为兄长,两人过从甚密。不久,袁世凯觉得当大总统不过瘾,痴心于称帝,段祺瑞知道后,亲入袁府数次,屡屡苦心规劝:“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袁氏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个人进退事小,国家安危事大。”而当时的袁世凯一心只想做皇帝梦,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此时的段祺瑞又公开站出来反对袁世凯称帝,他说:“袁公于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反他,但必反帝制!论公,我死不参与,论私,我只有退休!”在大是大非面前,段祺瑞内心清醒,立场坚定,行为独立,舍小我顾大势,绝不因私情为开历史倒车的袁世凯做帮凶。1915年12月23日,袁世凯在天坛祭祀,正式称帝。当日,各省将军、官员跪成数排恭贺袁世凯登基,而此时的段祺瑞拒绝参加,独坐公馆,拍桌大骂:“作孽!”袁世凯称帝后,段祺瑞从此称病辞职,坚辞不就任何封赏。
袁世凯做了83天皇帝梦的荒唐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了,在举国上下一片声讨声中,袁世凯四面楚歌,身心交瘁,终于病入膏肓,1916年3月,在家“告病”的段祺瑞接到袁世凯打来的电话,让他速来见最后一面。段祺瑞随即直奔袁府,当见到病榻之中、形容枯槁、脸色苍白、风光不再的袁世凯时,段祺瑞心中刺痛难忍,但两人毕竟是有深厚感情的,段仍附身相劝:“大总统若肯取消帝制,从今以后,善后事宜,我自当努力为之。”袁世凯听后,禁不住老泪纵横,点头称是,弥留前,袁世凯通令全国,正式取消帝制,恢复共和。这二造共和,大家可能只知孙中山、蔡锷等人反袁护法,但段祺瑞也功不可没,也应大书特书。
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以民国总理的名义,以国葬礼仪厚葬袁世凯,亲手扶棺送最后一程,显示君子之交:政见不合时挥手而别,而不是随声违心附和;再见时宽恕包容,依然坦坦荡荡。
1917年2月,段祺瑞力主加入协约国,时任民国总统黎元洪坚决反对,因对德宣战问题府院发生激烈冲突,段祺瑞主战,黎元洪不同意,段祺瑞被罢免总理职务。段祺瑞一走,北京局势立时大乱,“京城遍插大王旗”,辫子军叛乱,张勋乘机复辟,溥仪再次登基。黎元洪万般无奈,只好又请段祺瑞出山复职。大义面前,段祺瑞不计前嫌,当场答应讨伐张勋,他立即马厂誓师,与冯国璋联电历数张勋八罪,并以讨逆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出讨伐张勋的通电、檄文,接着兵分两路直追张勋。张勋辫子军的倒行逆施自然不得人心,很快就溃不成军,段祺瑞率军攻入北京,张勋复辟闹剧草草收场,共和恢复。之后,冯国璋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在国家真正危难之际,段祺瑞振臂一呼,力挽狂澜,三造共和。
三
生活中的段祺瑞其实是个无趣而又心怀善念、颇具正义感的人,他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生活俭朴,用现在话说就是一个很另类的军阀,赢得了“六不总理”的美誉,即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事实证明,段祺瑞还真做到了“六不”,人格上几近完美,这在当时军阀割据时代的确难得,是特立独行的。
不妨说几个故事:民国时期,法律允许一夫多妻,段祺瑞也娶了几房姨太太,第四位姨太太一进门就愁眉不展,当老段了解到她已有意中人时,便吩咐自己的大老婆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这位四姨太和意中人的婚事。瞧,这就是老段的胸襟,与其他军阀欺男霸女、强取豪夺形成鲜明对比。
受过中西方良好教育的段祺瑞,骨子里还是很有平等观念,从不官本位,从不盛气凌人,也不贪财的,他一生没有不动产,甘当租房客,令常人很难置信。段祺瑞在北京当总理期间一直是租房子生活,直到袁世凯以送套房子给自己义女的名义,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是因为段祺瑞在原配夫人过世后,娶了袁世凯的养女张氏为妻,这栋房产的原房主是与袁世凯打牌输了40万大洋,把房子抵押给袁世凯的,可没给房契。等袁世凯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找段总理要房,段总理见人家手中有房契,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他在这栋房子只住了两年。这个故事很耐人寻味,段祺瑞贵为民国总理,堂堂的正国级领导,手握重权,竟被一平头百姓手拿一纸房契吓得搬房了,这房主儿子胆也忒肥了,这段总理胆也忒小了!
段祺瑞不贪财是出了名的,他身为全国军政首脑,大权集于一身,自然不缺人给他送东西,但他从不收礼,拒贿无数,只有一次例外,那便是冯玉祥送他一个大南瓜,他没推辞就收下了。这些似乎有点夸张,但有史料记载:1926年6月,段祺瑞欠黎元洪7万元,后因无力偿还被黎元洪告上法庭,这件事足以说明段祺瑞在执政期间应该是位清廉的官员,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民国时期国民平等,人人敬畏法律、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这么大的两个人物都相信要通过打官司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倚仗权势,靠抢炮、靠拳头、靠权力来解决问题,这大概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民国范”吧!
段祺瑞下台后,主要居住在天津,经济来源减少,家里有时竟出现等米下锅的窘困局面,幸亏有好多老部下接济,才使段公馆不至于断炊和黄叶满阶无人扫的地步。
1932年,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多次到天津秘密拜访和拉拢段祺瑞,企图利用他在北洋军阀中的威望,建立华北伪政权,并许愿只要他同意,日本将全力支持,但遭到段祺瑞的严辞拒绝。期间,蒋介石也许看中了段祺瑞的存在价值,也派人多次看望段祺瑞,并多次送给生活费。1933年1月19日,蒋介石派人持他的亲笔信恳请段祺瑞“南下颐养”并表示待其南下之后,“随时就商国是”,这回他爽快地答应了蒋介石的邀请。1933年1月21日,蒋介石全副武装亲自到南京码头恭迎段祺瑞,蒋介石行军礼后搀扶段祺瑞下船到达国民政府,当晚盛宴招待,南京军政要员悉数出席,成为1933年初南京一大新闻。此后,段祺瑞居住上海,日本人仍不甘心,多次引诱他出山搞华北五省自治,都被段祺瑞回绝,明确表示不与日寇合作。
段祺瑞一生唯一爱好是下围棋,被称为“中国围棋的大后台”,资助过大批围棋手,包括吴清源等。晚年的段祺瑞更是醉心佛教,一心念佛,顿顿素食。1934年9月,段祺瑞体质日衰,医生和家人很着急,劝他开荤增加营养,他摇摇头说:“人可死,荤不可开。”
四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胃病突发救治无效在医院病逝,弥留之际,他还心系国事,留下亲笔遗嘱,向政府提出有名的“八勿”之说,作为国家“复兴之道”,这“八勿”包括“勿因我见而轻起战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段祺瑞的“八勿”之说体现了其一生的政治、军事、外交、教育等各方面的主张。
段祺瑞去世后,蒋介石拨给段家10万元作为丧葬费用,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明令表彰段祺瑞对创建民国的功勋。
人的一生所谓盖棺方可论定,段总理走了,不必说他通过“西原借款”,黑了日本人几个亿,令日本人恨到牙痒;瞅准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无瑕顾及外蒙,派心腹徐树铮一举收复外蒙;为反对袁世凯屈从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而称病辞职等彪炳史册的功绩。也不必说他军阀习气,迷信武力,倾心权术,但同时又获得“清廉总理”的名号这档子事。更不必说他严格家规:不准夫人和姨太太干预公事、子女们一生都自食其力、一口回绝胞弟做官的要求,给了些钱回去让做买卖等家风故事。
段祺瑞作为一个颇有争议的北洋军阀,六次主政,数度沉浮,功过是非,毁誉参半,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能得以盖棺,已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礼遇了。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做不了几件事,尤其是大事。对大人物而言,很多时候,屁股决定脑袋。纵观段祺瑞一生,为了实现他的共和抱负,为了维护民主共和观,为了民国,他不光振臂呼喊在嘴上,更重要的是他用通力地行动,时时刻刻践行民主共和誓言,竟凭一人之力,弃官冒死维护共和,挽救国家,顺应浩荡前行的历史车轮,反对独裁帝制,才使历史不至于倒退,民主共和理念才不断深入人心。这些,对于一个在忠孝节义深厚、封建道德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将领来说确实难能可贵,梁启超对段祺瑞有个评论:“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鉴以往可以知未来,如今我们重读段祺瑞,放弃一些标签式的定论,还原历史的本真,无论对段祺瑞本人还是民国那段历史都会更接近客观,更显公平公正。
杨舟平,陕西凤翔人,高级法官。中国散文学会、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宝鸡市作家协会理事、凤翔区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获市以上文学奖项数十次,都市头条等数家平台专栏作家。出版有散文集《情关风月》等。作品多篇入选中学语文辅导教材,成为多省市中考试题。作品多次被《人民文摘》《海外文摘》《人民日报》《中国早报》《人民司法·天平月刊》《法制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人民法院报》《陕西日报》《西部法制报》《华商报》《杂文报》《宝鸡日报》《散文选刊》《延河》《美文》《秦岭文学》《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凤凰网》《腾讯网》《中国作家网》等平面、网络媒体发表或转载,共计10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