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海洋之子丨亓凤珍　张期鹏

大地海洋之子

□亓凤珍　张期鹏

原文刊《时代文学》2021年第5期

第一章　故地往事

一

　　撰写一位作家的评传，一般要从他的出生和故地写起。对于作家张炜来说，这样做似乎更为必要，因为故地不仅是他生命的源头，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地方，还是他始终魂牵梦绕的所在、文学书写的中心。张炜曾在《融入野地》中说：

　　谁没有故地？故地连接了人的血脉，人在故地上长出第一绺根须。可是谁又会一直心系故地？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一个人长大了，走向远方，投入闹市，足迹印上大洋彼岸，他还会固执地指认：故地处于大地的中央。他的整个世界都是那一小片土地上延伸出来的。

　　张炜的“那一小片土地”，就是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的龙口海滨。1956年11月7日，他就出生在那里。那一天，是农历丙申猴年十月初五，立冬日。

　　张炜的家庭有些特殊，也屡经磨难，这家人是20世纪40年代末从龙口镇（本文称之为“龙口小城”）迁居到这里的。关于它的一些情况，我们后面将会讲到。在他出生前，这个家庭里共有四个成员：外祖母、父亲、母亲、姐姐。他的出生，又给这小家庭添丁增口，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喜事。家人给他取名为“炜”，蕴含“光明”之意，应该是充满期待的。

　　当然，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人想到他以后能成为一个作家。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不会让这家人产生如此浪漫的想象，也应该不会有人把这个孩子与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甚至设想他将来能为这片土地代言。他与那个时代出生的千千万万个孩子一样，都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生命。令人惊奇的是，随着这个孩子不断长大，他不仅成了一个优秀作家，而且与他的故地相互影响、相互成就，共同以文学的方式走向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张炜曾在《我跋涉的莽野——我的文学与故地的关系》中说：“我常常觉得，我是这样一个写作者：一直在不停地为自己的出生地争取尊严和权利的人，一个这样的不自量力的人；同时又是一个一刻也离不开出生地支持的人，一个虚弱而胆怯的人。” “作为一个不自量力的人，我觉得身上有一种责任，就是向世人解说我所知道的故地的优越，它的不亚于任何一个地方的奥妙。一方面它是人类生活的榜样，是人类探索生活方式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它也需要获得自身的尊严，需要来自外部的赞同和理解。”

　　因此，了解张炜的故地情状，对于理解作家本人和他的文学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二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被称作胶东半岛的地方吧。从地图上看，它是指山东半岛胶莱河以东的部分，包括烟台、威海全部和潍坊、青岛部分地区。

　　它的形状有点特殊，像是泰山极顶的拱北石，探向大海，遥望东方。正是这轻轻一“探”，形成了它三面环海的地理特点，北面与辽东半岛隔渤海相对，东面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隔黄海相望；这轻轻一“探”，还造就了它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和交叉错落的港湾岬角。在海岸线围圈起来的陆地上，则山川纵横、高低起伏。靠近中北部有牙山、昆嵛山、罗山、大泽山、艾山等山脉，大多呈东西走向；半岛的水系也大多发源于这一带山区，沿山脊南北分流。靠近海岸线的地方，分布着宽窄不等的带状平原，其中以蓬（莱）黄（县）掖（县）平原面积最大。

　　这样一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天造地设，自然天成。平原的富庶、山地的贫瘠、大海的神秘，不仅造就了这个区域丰富复杂的地理风貌和颇有特色的动植物世界，也造就了这个区域丰富多彩的人文历史、民俗风情，影响了这个地方人的思想性格和情感倾向。这些，都给张炜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具体到张炜的出生地龙口，恰好兼具平原、山地和海洋的特点。它的东面与蓬莱相邻，南面与栖霞、招远接壤；东南部是丘陵、山地，西北部是面朝大海的海滨平原。它的地理坐标在东经120°、北纬37°附近。据说这条纬线两侧有很多古文明发源地、古建筑遗迹，如希腊雅典、意大利西西里等；也出现过很多神秘的自然现象，如百慕大“魔鬼三角”等。这条纬线两侧，还汇聚了许多一流的葡萄酒酿造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著名葡萄酒庄都分布在这里。张炜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写到了葡萄酒酿造，描绘了美好的葡萄园生活，这都是有深厚的现实基础的。

　　但龙口作为一个县级市，以前并不叫龙口，而叫黄县。据说它是因境内有黄水河而得名的，最早设置于中国秦代，后来屡经废立。从唐初到清末的一千二百多年间，这个县大致都在登州治下。历史上的登州，也是一个颇为有名的地方，据说它最早在唐初设置时，治所曾先后在文登和黄县；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才在与黄县接壤的蓬莱固定下来。

　　蓬莱是传说中八仙过海的地方，以蓬莱阁和海市蜃楼闻名于世，仙道文化绵延不绝。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苏东坡还在这里当过五天太守，留下了“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佳话。1912年初，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北方，蓬莱被同盟会起义军攻占，革命军政府在位于蓬莱的登州府衙宣告成立。1914年，北洋政府在烟台设置胶东道，蓬莱、黄县等都归其管辖，登州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的存在时间既久，影响也是巨大深远的。张炜在文学作品中常用“登州海角”这一地理概念，所指应该就是龙口、蓬莱一带。他的长篇小说《独药师》，则集中写了辛亥革命前后的那段历史。

三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再聚焦一下，由整个龙口市聚焦到张炜的出生地——龙口市西北部的龙口海滨。我们发现，那个地处海滨的龙口镇才是最早的“龙口”，而今天的龙口市驻地则是原来的黄县城。据说，1986年黄县撤县建市、改名龙口市时，本应将驻地迁到龙口镇一带，但实际并未迁移过去，也就形成了现在龙口市驻地仍在“黄城”的格局。

　　细究龙口镇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它最早是隶属于黄县的一个小渔村，因为地理位置优越，后来建成了港口码头，海运和商业也就发展起来，名气越来越大。比如，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建国方略》中指出：在北方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口岸，应设五个渔业港，其中之一就是龙口。再比如，龙口粉丝是明末清初招远人创造的用绿豆制作粉丝的技艺，但因为从1860年起就从龙口港装船外运，慢慢地也就被冠名为“龙口粉丝”了。实际上，龙口当地的那些粉丝作坊，规模与招远是无法相比的。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写到了“芦青河”入海口附近“洼狸镇”的一个粉丝大厂，就其地理位置来讲，应该是在龙口码头附近，而不是在招远。当然，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不能这样对号入座。

　　抗战时期，龙口镇因其重要而特殊的地理位置、便利畅达的水路交通，引人注目。抗战胜利后被改称“龙口市”，直到1950年才重新恢复为黄县所属的一个镇。据说，当年这里不仅有基督教堂，还有日本的领事馆。

　　张炜的许多文学作品，都虚构了一个胶东半岛的海滨港口城市，如《古船》中“中等城市”，《柏慧》中“登州海角的一个小城”，《外省书》中的“浅山市”，《远河远山》中的“这座城市”，《你在高原》中的“海滨小城”，《独药师》中的“港口城市”等。对于这些虚构的城市，我们很难与现实一一对应，也不必胶柱鼓瑟、缘木求鱼，但其中有些龙口镇的影子，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在《你在高原》之一《家族》中，宁珂遭受诬陷、深陷囹圄之后，岳母闵葵、妻子曲被迫离开曲府，乘坐一辆马车离开“海滨小城”一路向东，到一片海滩荒原上投奔曲府的旧仆人清滆。龙口镇与龙口海滨平原正好一西一东，在地理方位上恰好是对应的。不论是偶然巧合还是作家有意设置，都可以看出故地对张炜创作的影响。

四

　　龙口之名始见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版《黄县志》：“龙口墩，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魏国公徐辉祖建。”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其名的由来，据说与传说中的蜃龙有关。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一带的地形，会发现它也很有点意思。在龙口镇北面，是向西探入大海的屺坶岛，此岛宽约一公里，但东西长达十公里，并有沙堤与陆地相连。它的内侧海岸线与陆地海岸线连接起来，正好形成了一张张开的大口。“龙口”一名，或许与这一地形也不无关系。

　　这张大口东面，是一片海滨平原。平原近海的地方，过去曾经是茫茫无边的海边丛林。当年，张炜家的那座小茅屋和那片小果园，就在这片海滨丛林里。

　　在这片海滨平原之上，泳汶河由南向北流过，流向大海；海面东北方向有一座岛，叫作桑岛。据说，这条泳汶河就是后来张炜作品中那条著名的“芦青河”的原型；桑岛也曾出现在张炜笔下。现在，一切早已面目全非了。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张炜的一些记述，约略寻觅一些它的变化踪迹。

　　外祖母告诉他，在他出生前，在他们一家刚刚在这里落脚的时候，她“每天早晨起来为一家准备早餐，都临时到屋旁林子里取回细小的干枝即可，它们在白沙上覆满一层，全是夜里鸟儿们碰掉的。想想看，那时林子里有多少鸟儿啊”。（张炜：《张炜文学随笔（辑录之一）》，载《百家争鸣》2020年第11期，第118页）那个时候，这片林子的阔大与神秘，真是令人难以想象。但到张炜记事的时候，林子就只剩下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二了。张炜说，那是因为战争和建设都需要木材，再加上后来的开荒种地、烧炭和大炼钢铁等，林子被大量砍伐掉了。其后，又因为发展工业，这片林子被继续蚕食，到了20世纪80年代，林子就只有四五万亩的规模了。（参见张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宫（全新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版，第184页）随后，现代化、城镇化的浪潮汹涌澎湃，这片林子很快就被工厂、矿山、港口占领了。到2003年万松浦书院建成时，剩下的林子只有两万六千多亩。可是这两万多亩也难以存留，因为海边的空气和风景又让那些房地产开发商垂涎而来，没有几年，这些林子就变戏法一样不见了。“取代它们的是什么呢？是长着荒草的沙滩，是被取沙车挖成一个一个大洞的千疮百孔的沙原，再就是工区、工地、楼房、烟囱，和不知从哪儿汇集而来的阔大的宿舍居住区。人烟理所当然地稠密了，树木理所当然地被排挤了。就连碧蓝的大海也改变了颜色，因为有两个造纸厂正日夜不停地往里排放褐色碱水、往里冲刷纸浆和木材草屑。”（张炜：《葡萄园畅谈录》，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76页）

　　他还在万松浦书院一带看到，海边“出现了一片高高矮矮的楼房。从此，与这种建筑标配的丑怪就出现了：吸毒、假币、斗殴、盗窃，应有尽有。它们来了，大群海鸥和鹭鸟就飞走了”。（张炜：《张炜文学随笔（辑录之一）》，载《百家争鸣》2020年第11期，第119页）好在因为建成了一座万松浦，使书院围墙里的一百多亩松林得以保护下来，“成了小小的绿洲”。（张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宫（全新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版，第183—184页）

　　张炜是这片故地莽林五十多年变迁、消失的见证者和记录者，这一沧桑变化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引发了他的深度思考。他从中看到的不仅是自然环境的变化，更有时代变迁和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在他眼里，接这片林野的毁坏与消失之踵而来的，是环境的恶化、民风良俗的污染、各种丑行的出现、人道德水准的剧烈滑坡。他进而想到，如果大地精神陷落、民间伦理损毁，人类长期积累、绵绵不绝的悠久历史文化遭受损伤，那么人类的未来就充满了危险与恐怖。于是，这片故地莽野以及由此推而广之的民间大地，就成了他不断回望和缅怀的对象，成了他心目中质朴、纯粹、崇高、圣洁精神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他判断人与事物是非优劣的标准。

　　在张炜那里，保护大地还是毁坏大地，远离民间还是回归民间，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保护大地，回归民间，也就逐渐成了他坚定的、不容亵渎与侵犯的原则立场，成了他所恪守的文化精神的核心。

五

　　故土大地上遭受毁坏和日渐消失的，当然不只是这片林野，还有众多的历史建筑、人文遗迹，包括那些金碧辉煌的大庙、赫赫有名的基督教堂以及当年的学校和医院等。它们都是一方土地上的文明表征，它们的损毁令人痛惜愤怒、触目惊心。

　　张炜从一些资料中看到，“有一个官僚资本家在胶东半岛的府邸占地几百亩，抗战时被连夜点火烧掉了——几百年来形成的一大片建筑，连同文化积累，就这样一把火烧掉了。大火烧了几天几夜，据说光是字画玩器就堆成了山，慢慢燃烧”。他还了解到，“那个府邸是清代很有名的建筑，现在史书上还有关于它的描绘。当地活着的老人会凭记忆描绘它了不起的规模。总之，好几代人积累起来的财富，最后差不多全烧了，而今剩下的只有仆人住的边边角角，改成了当地的一家博物馆——即便是这么小的边角，今天看来仍然很有气势。仆人的一片平房，成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如果主体部分存在，又该何等壮观”。（张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宫（全新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版，第184页）这座府邸，大概就是《你在高原》中虚构的“曲府”的原型。

　　张炜在《犄角：人事与地理》中痛惜地说：“许多神秘的故事，伟大的人物，不可思议的向往，都随着这片林子一起消失了——甚至没有多少人去记载这一切——它的历史。”“最美好的事物，就这样湮没了。”

　　这些物质形态的毁灭和消失，启发张炜不断思考物质与文化的关系，思考人类怎样才能让这些积累免遭或少遭毁坏。他深深地感到，人类积累物质财富的欲望是极其强烈的，只要给一点点太平时间，它就会迅速膨胀，而要保存这些积累，则难乎其难，因为一定会有人去折腾它、毁灭它，致使一切荡然无存，然后从零开始。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和思考，张炜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那就是“物质主义保证不了物质的存在，而一定是思想和文化的力量，最后保护物质的积累”。（张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宫（全新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版，第185页）那么，思想和文化的力量何在？张炜认为它们来源于大地民间，来源于可贵的人文精神。

　　张炜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当今世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高度警惕和深刻反思，这与张炜生长在这样一片土地上，耳闻目睹了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有很大关系。因为这片土地不仅给他提供了写作资源，也赋予了他精神底色，那就是热爱自然、守护大地、植根民间，那就是十分警惕物欲横流对自然、社会、人的心灵造成的巨大破坏力，并用文字表达自己坚定反抗的决心。

　　正如张炜自己在《穿越理性的筛子——在香港电台的访谈》中所说：“每个人对生活的态度都可以追溯到他的人生经历，而作品面貌的形成，自然会有更大的关系。我有一段长长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的时光是那样度过的：沉浸于大自然，有时四处奔走，有时个人独处……我有机会对自然万物更亲近一些，所以对于童话世界格外向往。反过来，我对于人流熙熙攘攘的、极其实用主义的、商业和物质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常常有自己强烈的不适应感。这种种感触和心绪不能简单地表达为愤怒，也不仅仅是惊愕，因为有时还会涌现出一些特殊的悟想，一些不能回避的反抗性——这种反抗性很可能构成我个人性格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使我的人生和创作具有了某种不同的内容。”

第二章　文化印痕

一

　　一方土地的精神品格和它的历史文化积累与影响分不开。张炜的故乡，是一片有着悠久历史、厚重文明的土地。

　　科学研究证明，在遥远的远古时代，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是连为一体的，中间并没有一个宽宽的海峡相隔。后来这个地方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渤海海峡断裂下陷，形成了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遥相对望的地理格局。这个海峡，张炜在一些作品中称之为“老铁海峡”，这个称谓可能与对面的大连有老铁山有关。

　　这是一片具有悠久人类文明的土地。适宜的温带季风气候，良好的土壤地质条件，丰沛发达的河流水系，滋养了这块土地上茂盛的植被和难以计数的动物，也为人类生存繁衍创造了条件。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便有先民生息，并且留下了许多文化遗存，形成了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的完整文化谱系。在此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里又逐渐形成了莱夷部落和后来的莱国；与之相邻的西部地区，则形成了齐部落和后来的齐国。

　　新石器时代的山东半岛，是东夷族居住的地区。那时的山东人也被称为东夷人。在中国历史上，东夷文化是长期被认为落后于中原文化的。“夷”字本身就有一点蔑视的意思。后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东夷地区在冶炼、制陶、纺织等方面，都足以代表当时中国的最高水准，被鄙夷的看法才得到改变。其中的东夷莱人，也被称为莱夷人，他们是山东半岛的土著民族，也是东夷族的重要支族。他们立国很早，大约在商代晚期就建立了莱国。西周初期莱国已经成为山东半岛东部的一个大国，其强盛的国力甚至一度超过了齐国和鲁国。也正因为它的经济、文化、军事比较发达，所以很受周王朝倚重，是周王朝东征、南伐的主要力量之一。不过，在进入春秋中期以后，与莱国相邻的齐国日益强大起来，并且不断东扩，在公元前567年吞并了莱国。

　　莱国的灭亡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但也促进了两个地区的交流与融合。莱国丰富的海洋、矿产、森林资源成为齐国的物质宝库；莱国发达的海洋经济和先进的航海、冶铜、冶铁、纺织业，也成为齐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齐国的强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同时，莱夷地区的海洋和山地文化以及独特的方仙道文化，渐渐成为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齐国稷下学宫、稷下先生自由奔放的文化思想，也蔓延、浸染了莱夷之地。这种新的莱夷文化形态的形成，具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历经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依然生生不息。（参见范庆梅主编：《山东区域文化通览·烟台文化通览》，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49—81页）

二

　　莱夷文化对张炜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也是他重要的文化基因。一方面，他对莱夷人的生存史、奋斗史、发展史有着精深的研究，对这片土地上诞生的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如淳于髡、淳于越等情有独钟，一直把他们作为莱夷人的优秀代表来礼赞。他塑造的许多小说人物都是莱夷人的后代，有些干脆就以“淳于”命名，如《能不忆蜀葵》中的淳于阳立，《你在高原》中的淳于云嘉、淳于黎丽，《艾约堡秘史》中的淳于宝册等。《你在高原》的主人公宁伽虽然不姓“淳于”，但他自认为与“淳于”是同属一个血统的。

　　另一方面，他对这个地区的方仙道文化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种文化不仅在胶东半岛，就是在整个中国也是非常独特的。它的形成，据说与这一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东莱地区三面环海，日月似从大海中跃出，茫茫的大海时而风平浪静，时而奔腾咆哮，周而复始地退潮涨潮，都给东莱地区的先民带来了无限多的神秘感，特别是那神秘莫测、时常出现的海市蜃楼，恍兮惚兮，似有若无，明灭变幻，虚无缥缈，更是激发了东莱先民那无限的遐思和丰富的想象，随之产生了有着区域特色、超然浪漫、富有想象力的东莱地区方仙道文化。”（范庆梅主编：《山东区域文化通览·烟台文化通览》，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82页）秦汉时期，这种文化对秦始皇、汉武帝都曾产生过强烈的吸引。秦始皇三巡芝罘，汉武帝八临东莱，在宣示他们文治武功的同时，都没有忘记拜神仙、寻仙药，以求长生不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虽然儒家文化占据正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再未出现，但方仙道文化却在民间深深扎根，形成了这一地区独特的文化风貌。

　　张炜认为，方仙道文化是包括东莱地区的齐地文化的独特内涵，杰出的民间文学大师蒲松龄出现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他笔下那些活灵活现的花妖鬼狐，看似荒诞不经，其实在胶东半岛民间无不为人所知。张炜说：“对于蒲松龄，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是：他在那个地方生活了很久，对动物传说早已耳濡目染；或者他个人就经历过类似于小说所描写的那些情节、那些过程，所以才会那么满怀深情地、逼真地转述给我们听。他个人非常相信这些故事，相信狐狸有异能。”（张炜：《小说与动物——在香港浸会大学的演讲》，张炜：《午夜来獾——张炜2010海外演讲录》，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6页）这种独特的民间文化形态，与他从小就热爱自然、情通万物的情感是一致的。

　　不过，作为一个有高度理性的作家，张炜并没有因此走入神秘主义的藩篱，沉溺、迷恋其中不能自拔。这集中体现在他对秦代莱夷地区的著名方士徐福和徐福文化的研究上。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极其渴望长生不老。于是齐人徐福等上书说东部大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上面居住着仙人，可去求得仙药。秦始皇闻听大悦，让他带领数千童男童女以及五谷百工等乘船入海求仙，但徐福进入了一片“平原广泽”后，就一去不返了。据说，今天龙口境内徐福镇（原名乡城镇）一带的徐乡城遗址就是徐氏族居的地方，是徐福的故乡。有论者认为，张炜长篇小说《柏慧》中的“士乡城遗址”、《你在高原》中的“思琳城”，就是指徐乡城遗址。《你在高原》中的“藏徐镇”，则是以徐福镇为依据塑造出来的。（赵月斌：《张炜论》，作家出版社2019年7月版，第54—55页）张炜也曾写道：“胶东半岛一带的人，大约有多半从小就听闻了徐巿（福）传说。”“从古黄县一些村落地名看也颇有启示。‘登瀛村’，这不是个轻易可以诌出的名字；‘士乡城’‘徐乡县’‘徐乡城’，都是历史上的真实名字，它们都与徐巿（福）东渡有关。徐巿（福）以采药为名带走的‘士’可谓多矣，‘士乡城’则是他们的集结地。而据《齐乘》记载，以‘徐乡’命名的县和乡，都是因为徐巿（福）求仙名声大噪而得。”（张炜：《徐巿在日本·正史与口碑》，《张炜文集》第31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314—315页）

　　张炜在徐福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他“主持编写了多卷《徐福文化集成》《徐福辞典》，还在《你在高原·海客谈瀛洲》《瀛洲思絮录》《柏慧》《刺猬歌》《射鱼》《东巡》《造船》《孤竹与纪》等作品中反复演绎其人其事”。（赵月斌：《张炜论》，作家出版社2019年7月版，第33—34页）但他并没有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徐福，而是在长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与他的团队得出了一些比较科学、合理的结论：“秦代方士徐福（徐市）东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外文化交流。徐福率领着包括各种工匠在内的大批人员，给仍处于原始生活状态的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列岛带去了造船航海、铜铁冶炼、丝绸织染等先进技术，以及先进的耕作方式与文明的生活习俗等。徐福东渡不仅使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推动了当地各方面的文化进步，也拓展和繁荣了中韩日海上丝绸之路。”（张炜、祁山、赵月斌：《徐福与海上丝绸之路考辨》，张炜著：《徐福纪事》，山东教育出版社2018年8月版，第192页）

　　张炜认为，徐福不是一个喜欢装神弄鬼的方士，也不是一个利用秦始皇祈求长生不老的心理骗取其信任的人，而是在秦皇暴政下竭力保存思想文化的“火种”，并想方设法使之传之海外、永久流传的有理性、有智慧的知识分子。他明确指出：“徐巿（福）是个大知识分子，……徐巿（福）抵日，使日本在极短的时间内从石器时代一下跃入弥生时代。”（张炜：《徐巿在日本·正史与口碑》，《张炜文集》第31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313页）这种认识角度，是与张炜坚守的精神文化立场一致的。他对故土大地上的一切，不论是自然形态还是人文形态，都细心寻绎其中的文化因素，也找到了自己的精神资源。

三

　　当然，作为一个山东作家，张炜接受的主要还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齐鲁文化影响，这是由齐鲁大地特殊的文化成因和丰厚的文化积累决定的。

　　华夏文化的中心，长期在中原地区，但到了西周时期，却开始逐渐东移。这与周初周公旦平定纣王之子武庚反叛有关。当时武庚利用周王朝内部的矛盾，联合东方的奄国（今山东曲阜一带）、蒲姑（今山东博兴一带）等商的旧属国起兵反周，被周公打败。周公顺势灭了奄国和蒲姑，然后由周成王封周公长子伯禽做了鲁候，都曲阜；封太公姜尚做了齐侯，都营丘（今山东临淄），齐、鲁两国在东方正式出现。这样就形成了以镐京、洛邑为中心的西部文化区和以曲阜、营丘为中心的东部文化区。后来，随着东部地区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待到镐京残破、东周定鼎洛邑之时，华夏文化的中心就渐渐移到了齐鲁大地上。

　　但当时的“齐文化”“鲁文化”还是并行有别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齐国形成了以务实、变革和开放精神为特征的齐文化，鲁国则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鲁文化。有论者指出：“在政治方面，齐文化尚霸道，鲁文化尚仁道；在经济方面，齐文化讲求农、工、渔、商共同发展，鲁文化讲求以农为本而抑商；在法律方面，齐文化重‘刑政’，鲁文化重‘德政’；在外交方面，齐文化主张力兴霸业、一匡天下，鲁文化主张弘扬王道、平治天下。”（魏建、贾振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7—18页）后来，两地文化在相互交流中互相影响、渗透，最终形成了以“崇德尚仁”“士志于道”为特征的先秦齐鲁文化。就两种文化的抗衡较量来看，是“齐文化以它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征服了鲁文化，而鲁文化以它在思想、道德上的优势更多地征服了齐文化。所以整合后的‘齐鲁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更多地带有鲁文化精神”。（魏建、贾振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8页）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一个山东作家最为重要的文化基因。

　　秦始皇扫荡六国之后，为了统一思想、巩固政权，曾经试图用以法家文化为主体的秦文化来征服齐鲁大地。他先是禁止私学、焚毁书籍，进而坑杀儒生。当时受打击最大的方术之士和儒家知识分子，主要就是由齐鲁文人组成的，齐鲁文化因此遭受重创。徐福想方设法东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因此，张炜认为徐福有保存文化“火种”之意是有道理的，至少在客观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汉代吸取秦亡教训，开始重视齐鲁文化，并最终确立了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开启了儒学从一种区域文化形态进入到中华民族文化中心部位的新时代，齐鲁文化也就成了中华文化最坚固、最持久、最核心的一个部分。

　　张炜作为一个山东作家，齐鲁文化是他的生命底色和文化底色，但因生长于龙口海滨、东夷故地，他的作品中又表现出浓郁的古齐文化、莱夷文化色彩，形成了他与其他山东作家既相同又不相同的独有特色。

第三章　家族记忆

一

　　一方土地的地理文化因素，对一个作家影响深远，他自身的家族血脉，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了解他的家族情况，我们需从他的原籍说起。

　　张炜的原籍，是与龙口市相距不远的栖霞市。两市虽然境域相连，但地理环境大不相同。据《栖霞县志》载，栖霞是烟台辖域内唯一一个不靠海的、典型的山区市，辖区内高山层叠、丘陵连绵，据说有大小山峰两千五百余座。其中，东部牙山和西部艾山两大山系构成了辖区内的地形脊背，此脊素有“胶东屋脊”之称。

　　张炜的老家是艾山以西的苏家店乡潘家店村。这里地处栖霞西北部，距离栖霞县城二十多公里，与龙口市西南部接壤。他们村东也有一座山，山尖“形如蚕蔟”，故名蚕山。这座山孤峰拔起，峰上垒峰，当地有“蚕山戴帽，大雨来到”的说法。（参见山东省栖霞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栖霞县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91页）张炜后来曾到这里游走、访察，认识了当地的一位战斗英雄，看到了一个很大的烈士陵园。他和朋友还在山顶上找到了一种叫“脆骨石”的发青发白的石头。朋友告诉他，当年挨饿的时候，他们就上山找过这种石头吃。这座家乡的高山，曾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并在长篇小说《你在高原》中被他改成了“砧山”。这应该是张炜对家乡的想象和怀恋。我们还可以看到，张炜虽然不是出生在这里，但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是栖霞人，而把龙口看作出生地。这是由中国人深厚强大的家族观念决定的。

　　不过，这个地方也只能称作张炜的原籍，或者称作他父亲的故乡。因为早在张炜出生之前，父亲就因逃避战乱离开了这里。他先是得到一位在青岛的本家叔叔资助，在那里经商，后来则多在东北的沈阳、大连等地从事商贸活动，并来往于东北和龙口小城、龙口港之间。他在龙口小城认识了张炜的外祖父一家人，并与张炜的母亲结婚，住在位于龙口小城里的外祖父诊所的大院里。

　　张炜的外祖父，是龙口小城里的一位名医，在那里开了一个不小的诊所。他年轻时也曾到东北的沈阳、哈尔滨等地谋生，并在那里学会了医术，其中一位老师还是荷兰人；后来到龙口小城安顿下来，在那里行医。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还热衷于饲养各种动物，并渴望将来能在小城里办个动物园。据说他饲养过的动物很多，甚至有羚羊、龟和大蟒。他又是一个接受了新思想洗礼的、充满热情的爱国者，这让他非常注重孩子的培养。

　　这里涉及黄县的一个著名人物徐镜心，也就是长篇小说《独药师》中徐竟的原型。辛亥革命时期，作为黄县籍的“革命巨子”，他是最早与孙中山交往的山东同志，曾任中国同盟会北方支部支部长兼山东分会主盟人，当时就有“南黄（兴）北徐”之称。民国后曾担任国民党山东支部理事长，因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被杀害，又有“南宋（教仁）北徐”之称。我们现在虽然不能确定张炜的外祖父与徐镜心是否有过联系，但他对徐镜心应该是熟悉并敬慕的。据说，他后来将女儿也就是张炜的母亲送入学校学习，那所学校的前身就是徐镜心在1906年左右创建的一所女校。那应该是当年徐镜心在自家油坊里创建的坤元女校，后来屡毁屡建，校址不断迁移，校名也时有变化，但徐镜心创立的教育根脉还是得到了长久的延续。抗战初期，张炜的外祖父因支持和组织抗日活动，为抗日队伍搞武器、药品等，遭到一股不明身份的土匪伏击，壮烈牺牲。他虽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者”，但他身上的“革命性”却是十分鲜明的。

　　张炜虽然没有见过外祖父，也没有直接得到过他的教诲，但大人们讲述的外祖父的事迹却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听大人说，“有一次他骑着马外出，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伏击，那是一次暗杀。结果只有他的大马回家了，它进门后就用头去磕打木台阶，家里人觉得非常怪，一摸马背上有血……外祖母和母亲跟着马出门，后来发现外祖父倒在一条路旁。这件事情让我永远不忘。”（张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宫（全新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版，第51页）张炜告诉我们，小时候大人经常对他和他姨家的孩子说：“你们长大后能成为像你姥爷那样的人就行啊。”

　　张炜在1976年写于栖霞、1982年改于济南的短篇小说《石榴》中的那个“外祖父”形象，或许就有一点他的外祖父的影子。在这篇作品中，他把“外祖父”塑造成了一个扮作商人的革命者。在《石榴》中，他还写到了一座港口小城，写到了“外祖父”与港长的复杂关系、“外祖父”与“姥娘”的相爱与结合、“外祖父”的失踪和被杀，具备了后来长篇小说《你在高原》之一《家族》中“曲府”故事的雏形。长篇巨著《你在高原》1988年开始动笔，历时二十二年得以完成，实际上它的构思从很早就开始萌芽了。

1979年，他还在烟台写下了短篇小说《老斑鸠》，通过小说人物“外祖母”的讲述，记下了另一个人物“外祖父”的经历：“你外祖父也是个有钱人，可他就是个好人……那年镇上过好队伍，也过坏队伍，他给好队伍治病，坏队伍恨他，就把他杀了，还烧了他半个诊所……”（张炜：《老斑鸠》，《张炜文集》第24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259页）这些文学虚构与想象，自然不能与现实混淆，但其中大概也有些现实印记吧。

　　作为一个小城名医之家的成员，张炜的外祖母、母亲、父亲和姐姐都能读书识字，他们对张炜童年时代的阅读产生过重要影响。这可能是外祖父给张炜留下的一笔最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外祖母，堪称张炜启蒙老师。这个家庭，应该是与张炜父亲在栖霞乡下的老家有所不同的。那个家庭，可能是一个山乡农民家庭，而这个家庭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城市知识分子家庭。虽然后来因为世事变迁，这个家庭命运多舛，男主人遭到暗杀，其他成员被迫离开龙口小城到海边丛林寻找生路，但他们的文化血脉却没有因此中断。张炜说，当年他们被迫离城而去时，外祖母还不忘带上了一箱书。可见其是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良好的家风传承的。

　　这一点对张炜的成长十分重要。这个在海边丛林里长大的孩子，自小生活在一个孤独寂寞、受人歧视的环境中，之所以没有长成一个性格顽劣、桀骜不驯的“野孩子”，或者一个自卑自怨、自暴自弃的“多余人”，与他外祖父一家的家庭文化传统和良好文化教养，与他的家人对他的教育熏陶有着极大的关系。一个人的精神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血脉、来源于书本的。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张炜堪称一个“大阅读者”，他所读过的古今中外经典不计其数。这种阅读习惯的养成，显然来自于他的童年、他的家庭。就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那批作家来说，童年时代就有这样的阅读机会和阅读经历的，是比较少的。这样的家庭氛围、阅读经历，加上他的海边丛林生活，以及弥漫于半岛地区的方仙道文化的浸染，才构成了张炜独特的童年，也奠定了他一生的文学基础和情感倾向。

2020年3月，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我们与远在加拿大的文学评论家、张炜当年的忘年文友赵鹤翔先生跨洋讨论张炜的文学创作，他谈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在龙口见到张炜父母时的印象：父亲一米八以上的个头，沉默寡言；母亲慈眉善目，谈吐清丽淡雅。赵鹤翔先生记得，母亲一边说着张炜小时候读书的往事，一边还从窗台下和床底下拖出两个纸板箱子，里面装满了张炜用钢笔写下的手稿，字迹密密麻麻。赵鹤翔先生说，20世纪80年代末他再去龙口时，张炜的父亲已经去世。张炜母亲2019年8月辞世，享年一百零三岁。在跨越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这个当年“谈吐清丽淡雅”的老人，不知经历了多少人间风雨。她能培养出张炜这样一个作家，应该也是含笑无悔的。

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段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特殊岁月。在那样一个时代，张炜的外祖父和父亲两家人都经历了难以预料的生离死别、颠沛流离之苦。父亲后来与母亲走到一起，算是获得了暂时的安稳。但随着外祖父被暗杀，诊所大院也就渐渐冷落下来。他们一家在龙口小城难以立足，就委托外祖父的一位旧友在海边买了一块荒地，举家迁往那里。

　　他们一家迁入海边丛林的时间，大概是1948年或1949年，是张炜出生前七八年的事情。当时的情况应当是相当严峻的，他们最后落脚的海滨丛林，实际上就是一片荒野。林海茫茫，荒草丛生，野兽出没，无助孤单，但也只有这里才可以让他们获得短暂的休养生息。他们就在这片荒原林子里扎下根来，依靠外祖父旧友事先搭建的几间小泥屋，暂且遮风避雨；植树种果，开荒种地，艰难生存。他们是这片林子里唯一的人家。

　　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随后就建起了国营园艺场，他们一家辛苦栽植的小果园被划入了园艺场中，成了它的一个小小的角落。父亲在动荡岁月里蒙冤受难，被迫前往南山水利工地，一家人失去了主要的劳动力；小果园被吞并，又失去了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外祖母、母亲和姐姐，孤儿寡母，艰难度日。更加让人窘迫的是，被占去了小果园的一家人，却不能成为这个园艺场的一员。母亲只被安排了一个园艺场临时工的工作，一般一周才能回家一次，家里只剩下外祖母照看家庭和孩子。

　　这就是张炜出生前的基本家庭状况。这样一家人的处境是多么艰难：他们早已被迫离开城市，失去了城市居民的资格；辛辛苦苦建起的小果园被强占，却没有被赋予相应的园艺场工人身份；因为住处不靠近哪一个村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他们落入了时代的缝隙之中。

　　张炜后来回忆：“我一睁眼就是这样的环境：到处是树、野兽，是荒原一片，大海，只很少看到人。父亲长年在南部山区的水利工地，母亲去园艺场打工。我的大多数时间与外祖母在一起。满头白发的外祖母领着我在林子里，或者我一个人跑开，去林子的某个角落。我就这样长大，直到上学。”（张炜、赵月斌：《张炜访谈：茂长的大陆和精神的高原》，赵月斌：《张炜论》，作家出版社2019年7月版，第283页）这是一个在时代缝隙里长大的孩子独有的生活轨迹。

三

　　这种模糊身份，必然影响到一个孩子的心态，让他产生一种不踏实、不稳定的漂泊感，一种孤独感和疏离感。随着张炜一点点长大，他会慢慢知道自己家庭的与众不同，知道因为父亲给家庭带来的痛苦和麻烦，并因之产生一种牢固的童年经验，深藏于心，影响终生。

　　于是，他只能在紧张的人际关系之外寻找一种新的心理平衡，那就是在外祖母、母亲和姐姐那里获得知识与温暖，在自然万物之中寻找理解和同情。因为他除了自然和书本，几乎没有多少可以畅所欲言的朋友，他得到更多的是冷眼、歧视、蛮横和霸道。在他后来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对温暖、美好情感的热情赞颂和强烈渴望，与自然万物的情同手足、互爱交融，以及对人间丑恶的强烈义愤、绝不宽容，都与他的童年生活经历不无关系。他甚至认为，动物比人更可靠、更容易亲近，自然世界比人类世界更让人轻松愉快。张炜后来曾经写出了一些被认为是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甚至环保文学的作品，我们结合他的童年生活经历就会知道，这样理解显然失之浅显了。因为这对他来说并非有意为之，而是一种从小就形成的情感倾向。张炜曾在《时间里的神秘蕴含——答香港〈读书好〉》中说：“‘自然生态环保文学’这个概念，我几乎没有想过。因为文学在我这里就是文学，它们不会从题材上区分得这么清楚。作家关心的主要是人性，是生命中激越的诗意。是社会的不公平，苦难和爱情，是这些。”

　　他对自己的童年经历，也没有什么抱怨和不满，甚至还从中发现了一些难得的好处。后来，他在回顾总结了诸多中外作家痛苦的童年生活经历后，在《童年——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之一》中充满感慨地写道：“有一些孩子的确是比较沉默的，是旁观者。对普通人而言，一般来说这未必是好事，他会有心理障碍，交流不畅，融入社会的能力很差，甚至变为人生的大忌。但是在作家这里就未必如此，有时候非但不是大忌，还有可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长处。他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去克服一些心理上的障碍，转化自己的‘弱项’，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变成了一个思考者、察省者，甚至是未来的宣讲者。作家在童年拥有的特殊视角，真的会影响一生。他早早将自己置于对集体的审视位置，保持一种疏离的关系，找到了暗自舒展自我的机会，也获得了更多判断和比较的机会。作家有时处于边缘地带是一件幸事，因为超脱与距离，对他来说很重要，旁观者的身份，也具有深长的意味。”在这方面，他也是有切身感受的。

　　张炜甚至认为，这种“疏离感”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他在《童年——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之一》中说，“即使有人小时候过得热闹，好像得意、顺心和幸福，但不久之后也会补上‘疏离’这一课”。他借苏东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例子，说明“如果没有这样的视角的切换，他们对社会与人生的很多问题都难以看得更加清晰。许多时候作家需要是一个热情的参与者，但更多的时候也还需要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热烈与参与是一度的，退离和冷寂则是长期的。这是作家工作的特质，也是心灵的特质”。

　　看来，一个人的童年是幸还是不幸，得看他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于张炜来说，他的童年是不幸的；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样的童年又是幸运的。

四

　　张炜一家辗转来到海边林子里时，栖霞老家还有他的叔父和别的一些亲人。在他出生之前，叔父曾经来过这片林子，来过他们家。这是后来外祖母告诉他的。“那时她说有一个大果园，一角上有三五棵梨树和桃树被流沙埋住了，就由我从山里来的年轻的叔父用筐子将它们一点点提走，解放出一棵棵的果树来。后来又淤塞了，叔父又从南山赶来，再一次把它们提走……那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张炜：《文学讨论会（济南，1985年11月，〈黄沙〉讨论会）》，张炜：《周末对话》，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60页）

　　那时，他的父亲不在家，叔父就抽空赶来帮忙干些重体力活了。叔父到这里要翻过横亘在龙口和栖霞之间的高山，要走很长的路，但不论多高的山、多长的路，都割断不了血脉和亲情的联系。他虽然没有见过叔父年轻时的样子，但从外祖母的口气里，他听出了感激和敬佩之情。后来张炜在中篇小说《黄沙》里塑造了一个“坷垃叔”，一张口便是“它们淤满了，我就把它们再提走。我使的是土筐，一筐一筐把它们提走了……”（张炜：《黄沙》，《张炜文集》第22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1页）这里面可能就有一点叔父的影子。

　　张炜长大以后，因为社会环境和生活所迫，被父母送到栖霞老家投奔叔父。但在海边丛林中长大的张炜，很难适应那里的生活，在叔父家没待多久就离开了，开始了在胶东半岛上的游荡生活。张炜对栖霞老家的记忆是模糊的，但因是祖根所在，又一直无法忘怀。

　　在张炜的寓所里，有一幅大大的彩照。照片近前是水湾、大树和丛生的灌木，后面是天空，是满天彩霞。彩霞倒映在一湾碧水之上，上下天光，异彩纷呈。中间是凸起的一座金字塔形的高山，峰顶又再凸起，的确有点蚕茧的样子。这便是张炜老家的蚕山。张炜非常喜欢这张照片，经常要向造访的朋友介绍一番它。他内心深处那种“祖根”意识，应该是持久、强大的。我们看看一些关于他的介绍，也常常写着“山东栖霞人，生于龙口”。老家栖霞，后来也与父亲劳动的龙口南部山区合为一体，构成了他文学作品中“南山叙事”的主要地理空间。

第四章　林中岁月

一

　　让我们再回到那片林子之中吧，回到那片位于龙口西北部、濒临大海的荒原丛林，回到张炜童年和少年时代成长的地方。茂密的林子自生自长，长期保持了自然、原始的风貌。林子里树种很多很杂，最多最大的是橡树和白杨树，还有洋槐、合欢、柳树、榆树、椿树、桃树、梨树等，靠近大海则是无边无际的松林。这是一个树的世界、草的世界、花的世界，也是一个动物的世界，地上跑的，树上爬的，天上飞的，无所不有。这片林子，这片林中的那个小果园，小果园里的那个小院，是张炜的儿时天地。

2018年3月，张炜曾经给我们手绘过一幅“少年时代环境还原图”，来描绘他的故家和林野的状况：在一片小果园里，是一个树木围绕的院落；院落东南侧有一个木栅栏院门。院落里面，是几间北屋和东屋，呈拐尺状；屋子西北不远，是一座破败的小泥屋。院落周围是小果园。小果园东北紧连着国营园艺场，小果园就是那个园艺场的一角；西南方向，是龙口林场。这个小小院落，就处在国营园艺场和龙口林场之间的一片莽莽丛林之中。

　　从这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水渠从小院东侧向北流去，穿过小果园和小院东北的国营园艺场，一直流向大海。这条水渠给这片林子带来了无限生机，也给他留下了长久的回忆：“我们屋子的东边，有一条水渠，它日夜哗哗流淌，奔向大海；渠底游鱼，清晰可辨。青苔、水藻，常年不断。藻下有螺，渠岸上一排排洋槐树临水解渴，所以就越长越茂，夏天繁花似锦。”（张炜：《葡萄园畅谈录》，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76页）张炜是一个善写林中万物、写河写海的作家，这大概是他童年见到的第一条河。

　　院落的北面、西面、南面和东南面，张炜用笔画标出，是茂密的林子和林子里的水泊。树高林茂，幽深莫测，水泊就像里面明亮的眼睛。许多年后，他曾在《葡萄园畅谈录》中写下过这样动情的文字：“这片林子即便在白天进入也昏暗如阴，真正是遮天蔽日啊。橡树、山楂在杨树之间油黑坚硬。可爱的橡实结在树上，引诱我们去攀援摘取。记得我们曾经把它误认为板栗，放在火里烧烤。成熟的橡实在沙地茅草间滚动，让我们愉快地捡拾一个秋天。我们耳旁至今还响着风吹树林的呜鸣声，响着林场工人的呼叫，响着姑娘们的亮笑。”

　　随着张炜的画笔继续往北，那里的林子变得稀疏了，渐渐变成了起伏连绵的沙岗。不用说，那儿已经离海不远了。张炜说，那诱人的大海离他家大概有五里半路，但大人是不允许小孩子过早地接触大海的。他第一次见到海，是在五岁的时候。五岁之前他几次想去看海，都因路途遥远曲折而没能如愿。童年和少年时代，对于这片沙岭，他也曾有过许多神秘的想象：“这片林场的北面就是连绵无边的沙岭，上面长满了无人管理的杂树；这片杂树间有无数新奇的玩意儿，好像里面有一万种野果子也说不准。这片灌木林杂生着一株株乔木，似乎是更有诱惑力的去处。我们在林子里迷路，那是常事。至于藏在林子里的稀奇古怪的故事就数不胜数了。在那里面什么事情不可以发生。如果说从沙岭的丛林间走出一位仙女或者天上的老人，或者是一只会飞的猪，都不算奇怪。”（张炜：《葡萄园畅谈录》，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75页）

　　在这幅图中，张炜还特意标出了位于龙口林场中的一个小村——西岚子。这是离他们家最近的一个村子，但也要穿过长长的林中小路才能走到。这是一个由外地流浪人组成的小村，只有二十来户，人员大多来自遥远的藤县（今滕州市）。他们与当地人并不是一个风俗，甚至口音都有很大不同，但对张炜来说，西岚子却是一个神奇、美好的存在。因为他们家当年来到丛林时，也与流浪者无异，现在父亲常年不能回家，家里除了外祖母、母亲和姐姐，平时能够见到的只有那些偶尔路过的猎人、采药人和打渔人，他太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张炜说：“因为孤独，我常常穿过一片林子到小村里玩。”“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和小村里的孩子们一块儿捉鸟、捉迷藏。小村里的每一户人家我都熟悉——吃过他们的煎饼，喝过他们的水。”（张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宫（全新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版，第5页）多年之后，他还依然记得小村里面的许多故事：他们拿出因海边潮湿而发霉、长了绿毛的地瓜干来晾晒；一个叫张启祥的人，跋山涉水从藤县老家背回了一个摊煎饼的鏊子；当地人看不起小村人，将他们轻蔑地称为“鯅鲅”（一种剧毒海鱼。——作者在《九月寓言》中的原注）等。这些，后来都被他写入了长篇小说《九月寓言》中，张启祥就是小说里“金祥”的原型。

　　这个小村和他们家那个小院，现在早已不复存在了，张炜对它们十分怀恋。他曾说：“我小时候距离最近的那个小村，就是西岚子，现在没有了。那个地方后来采煤、建医院、建城区，完全是一片楼房了。有一次上海的朋友来这里，一定让我想办法找到过去生活的那片林子和房屋的位置。这很困难，全是楼房。我们在一所医院那儿找到了原来的位置，他照了很多照片。西岚子村，那一次我们也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动物园，有猴子在里面跳，朋友也拍了照片。总之，一切都变了。”（张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宫（全新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版，第72页）这段记述，也印证了这片海边丛林的消失和变化。

二

　　如果对照张炜手绘的“少年时代环境还原图”，张炜家的茅屋应该就是那座拐尺形的屋子。在张炜的记忆中，它们就像海边农家那些常见的草房一样，是就地取材建成的，“石基泥墙”，上面“铺了厚厚的苫草和海草”。外祖母还告诉他，这座茅屋是一家人专门为了迎接他的出生而修建的，因为家里原来那座小泥屋实在太小了，不足以迎接一个“新人”的到来。（参见张炜：《我的原野盛宴》，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3—4页）

　　联系张炜一家的生活经历，我们实在不能简单地看待这座“茅屋”和原来的“小泥屋”。对于一个被迫迁居于此、艰难求生的家庭来说，它们不仅是一个寒陋的居所，更是他们与命运抗争的“掩体”和“堡垒”，是他们的生之希望。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坚定地活下去，并且活出生命的尊严和质量，大概就是这座寒蹇茅屋中的人的内心所念。一处简陋的居所，正是一家人自强、自尊、自重、自爱的象征。

　　张炜的童年就在这里开始了。林子里的孩子不会过于娇惯，也不可能过于娇惯。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他很快就度过了自己的襁褓期、摇篮期，可以在小院子里蹒跚学步，慢慢地开始自由奔跑了。但外祖母的管束非常严格，不允许他自己迈出小院的那道木栅栏门，因为外面可能隐藏了危险；也不允许他独自进入茅屋后面那个半塌的小泥屋，因为担心泥屋年久失修，会突然倒塌。可是，孩子天性不受约束，他多么渴望能够走得远一点、再远一点，每天都能看到新奇的东西。

　　好在茅屋旁边有一棵大李子树，可以让张炜与比他小两岁的弟弟爬上爬下、尽情玩耍。张炜后来回忆，那棵大李子树“就在我们房子后面，偏右一点，下面是一口甘甜的、永不枯竭的水井。大树分开几个巨杈，树干需要数人才能合抱过来”。“记得比我们的房子高多了。我回忆小时候的环境，马上就会想起它，它代表了童年的全部烂漫、向往、迷茫和未知，总之一切都包容在那棵树里了”。（张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宫（全新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版，第53—54页）

　　张炜记得，每年春天繁花盛开的时候，整个大李子树就像一座“花山”，一岭一岭的花，顶得上一大片李子林。更为重要的是，这棵大李子树比外祖母的年纪还要大，是全家的“护佑神”。外祖母告诉他，当年他们一家人流落城外时，一直往东走，终于走到了这片海边丛林。可是究竟在哪里落脚才好呢？他们看到了这棵大李子树，就再也不想走了。母亲告诉他，因为有这棵大树的保护，一家人遇到的所有难事都挺过来了。父亲也说，只要这棵大李子树在，我们什么都不怕。（张炜：《我的原野盛宴》，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198—199页）

　　这棵大李子树，后来在张炜的倾心描摹下，成了这个小院和外祖母的象征。它最早出现在张炜1979年写下的短篇小说《老斑鸠》中。1988年5月，他又在诗歌《大李子树》中将这棵树与“外祖母”的形象融合在了一起：“外祖母和一棵树/今生不再分离/一个完美世界/两个伟大灵魂//她们越来越多地/相依共处/一对慈祥老人/携扶成群儿孙//头顶闪烁春阳/银发缀满花瓣/旷野上/印满她们的目光。”这一时期，是张炜离开家乡多年之后，回到龙口挂职市政府副市长之时。重回故乡，无数的童年记忆接踵而来，作家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写下了像《满地落叶》《荒原》《远行之嘱》《三想》《问母亲》《我的老椿树》等许多小说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都有这棵大李子树。

　　张炜说，这棵树后来也被无情地砍伐了，因为那里要盖楼房、工厂。树被砍伐之后，他曾在那个残留的大树墩面前停留了很久，心情恶劣到了极点。他后来每想起此事，都会产生一种极其愤怒的情绪。因为那棵树完全可以移栽，因为大自然要培养这样一棵大树，不知要费多少年工夫，这不是三年四年的事情，也不是十年八年的事情。可是根本就没有人顾及和考虑这些。他在短篇小说《问母亲》中，不仅根据真实记忆写到了这棵树，而且还从“居所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如实记录了林子”，他希望“在将来的一天有人会恢复它”。虽然他知道这可能是个“永久的梦想”，但他从未放弃做梦的机会。（参见张炜：《匆促的长旅》，张炜：《风姿绰约的年代》，昆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32页）

　　直到2010年5月，张炜在香港接受采访时还说：“在我心中，走遍大地，也仍然找不到比童年生活的那个自然环境更美的地方了。我的这个意识很固执，以至于我常常觉得自己有一半多的使命就是为了讲述它，它的所有故事。我甚至想，在未来的一天，如果人们厌烦了现在的建设——这一天总会有的——就会按照我书中对那个环境原貌的记录，去重新恢复那片原野。”（张炜：《时间里的神秘蕴含——答香港〈读书好〉》，张炜：《午夜来獾——张炜2010海外演讲录》，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256—257页）

三

　　张炜认为，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有一个有趣的“外祖母现象”。许多作家的童年都是与外祖母一起度过的，或者深受其影响，比如普希金、高尔基、鲁迅等；有些作家虽然不是跟随外祖母，比如马尔克斯跟随外祖父，杜甫跟随姑姑，韩愈跟随嫂子，但他们也都扮演了“外祖母”的角色。这是很有道理的。

　　人们常讲“严父慈母”，这对后代的成长至关重要，起到了一种相互补充的作用。因为严厉的父亲更多地体现了人的社会性，体现了“规矩”；慈爱的母亲则更多地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体现了人性中最纯粹、最温暖、最无私的爱。对一个作家来说，后者可能更为重要。而就一个人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看，外祖母是母亲的母亲，是母性之根，她集中体现了人世间所有的慈爱、温暖与美好。“外祖母现象”，对一个作家的养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外祖母无一不是讲故事的高手。张炜认为：“这可能与她的身份、角度、母性的深度和渊源有关。无论他们知识教养怎样，是否有阅读的习惯，一律都能讲出别致的故事，并有深刻的感染力。这些故事内容不同、讲述方式不同，但总能对外孙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和引领力，从小培养起诉说和倾听的习惯。”（张炜：《童年——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之一》，载《天涯》2020年第3期，第11页）所以，一位作家从小跟在外祖母身边，一生都会带上这段生活的印记，他的心灵可能会变得更柔软一点，他的文字、讲述的口吻和态度，都会受到影响。

　　张炜曾在《童年——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之一》中说：“一个写作的人回忆与外祖母一起度过的时光，往往是非常美好的，有那么多值得依赖的宝贵情感。外祖母用生动的语言、柔软的心地、无比的慈爱，去弥补一个孩子因为离开父母而经历的孤单无助和难过郁闷，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在有意无意地为孤独的外孙做很多事情。这对一个处于不幸状态下的孩子而言，是巨大的援助，所以让孩子印象深刻。”“我深深受益于我的外祖母。有这种感受的人不仅仅是我，许多人也都如此。即使有人不从事写作，对外祖母的依恋之情也会异常深厚，且具有别一种色彩。所以在胶莱河以东的半岛地区，人们总是强调童年对姥姥家的深刻记忆，说起那里听到的故事和吃到的东西，而较少说到奶奶。大家知道，阡陌小路纵横交织，曲折漫长，哪怕要拐许多弯才能走到姥姥家，小孩子却是走不错的，再远、再细小的路径都能找到。外祖母未必比奶奶更溺爱孩子，但在外祖母和外孙关系之中锻造出来的奇特的血缘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许就是人类学的奥秘了。”

　　这是我们在阅读张炜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读懂外祖母，就像读懂他笔下的小茅屋、大李子树一样重要。在张炜心里，这些都是故乡的标志、情感的皈依，是他的创作生命的无尽动能和力量源泉。

四

　　随着张炜的慢慢长大，奔跑的脚步已经无法遏制，因为院子外面到底藏了多少秘密和宝藏，是他急于见识和知道的。更何况，那些偶尔路过的采药人、猎人、打渔人和地质勘探队员们，在喝口水、歇歇脚、抽袋烟的工夫，又给他带来了许多令他难以想象的趣闻逸事。尤其是那些地质队员，更让他感到新奇。他们常年工作、生活在野外，戴着太阳帽和黑眼镜；他们从来不住在老乡家里，走到哪里都是木板一铺、帆布一扯，就成了一个神秘的帐篷。他们的服装、口音也与当地人不同，一个个就像天外来客。他们讲述的故事，则超越了这片丛林，超越了这个孩子的想象，飞向了林子以外的神奇、阔大世界。

　　就这样，张炜脑子里装下的东西越来越多，对外面世界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他渴望看到他们讲述的怪鸟、从未见过的四蹄动物，吃到那些野果，喝到清冽的甘泉。他尤其渴望品尝一个采药人讲述的林中野宴：“几棵大白杨树下有一个老大的树墩，上面铺了白杨叶儿，叶儿上搁了一个个大螺壳儿、木片、柳条小篮、树皮，全盛上了最好的吃物，什么花红果儿、煮花生、栗子核桃、炸鱼和烧肉、冒白汽的大馒头，还有一壶老酒……”（张炜：《我的原野盛宴》，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5页）采药人告诉他，这是林子里的精灵要请客，因为有一年他救了一只断了后腿的老兔子，现在老兔子成了精，要报答他了。

　　再也没有什么能挡住张炜的脚步了。他把外祖母的所有告诫都抛之脑后，悄悄地越过了小泥屋，越过了泥屋北面那几棵黑苍苍的大橡树——那是外祖母给他划定的活动边界。他不断往北走，走进了密林深处。他认识了柳树、枫树、合欢树和野草莓，与喜鹊、黄鼬、野兔、刺猬、老鹰、柳莺、七星瓢虫和一种钻在白沙里的小虫“蚁蛳”成了好友。有时候，他在这个神奇的林子里会混淆了现实和幻觉，觉得自己变成了那个采药人，并且遇到了精灵，饱餐了一顿林中野宴。他相信这个无边的林子里无所不有，什么神奇的事情都会发生。

　　这种林中生活和生动想象，给张炜幼小的心灵灌输了一种“万物有灵”的思想，并且与他后来接触到的方仙道文化一起，影响了他的思想情感和文学创作。他相信外祖母给他讲过的狐狸与猎人的故事是真的，做坏事一定会有恶报；相信小时候遇到的一次“蛇懵”也是真的，而不像老师所说是因恐惧而产生的错觉；他也相信黄鼬附身的传说，相信一个叫“老李花鱼儿”的人与狐狸精的故事。后来，他把这些传说和故事都写进了自己的文学作品之中。他认为：“人在茫茫自然界里，在大千世界里，需要了解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有很多诡谲、诡秘还需要人类去发现。我们没有能力去理解的事物，不见得它就不存在”。（张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宫（全新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版，第179页）所以他不认为《聊斋志异》中的故事都是编出来的，也不认为那是蒲松龄为了“刺贪刺虐”而写成的，因为那些都是完全有可能真实发生的。

　　这种万物有灵的思想，不仅激发了张炜的文学想象、滋养了张炜的浪漫情怀，也增强了他的道德观念和爱憎意识，因为这些故事不仅奇幻、神秘，也有很浓的教育和训诫意味。张炜觉得，这片林子里一定会有一个能力超凡的小动物在做我们的知己，我们做什么事情它都会看到。张炜说：“我离开了林子以后，这个幻想偶尔还要出现——直到长大了的时候，还会觉得所做的一切事情，暗中都有那么一双眼睛在看着——这双眼睛不一定是神的眼睛，但同样是超自然力的。从小受到的童话式的教育和熏陶，真的会起到长远的作用。”（张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宫（全新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版，第181页）

　　不仅是动物，就是那些植物他也觉得都有自己的眼睛、感觉、印象和记忆，都会记住人间的美好与丑恶、欢乐与痛苦。张炜在《植物的印象》中坚定地认为：“所有植物都有一颗心灵，它们比人更执拗也更正直。它们会长久地保留起自己的情感，以待有机会倾诉出来。它们善恶分明，有着经久不变的道德观。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它们的注视之下，所以我们真的应该谨慎。我们应该好好地约束自己。”

五

　　作为一个1956年出生的中国作家，张炜经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物质极度匮乏的时期，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灾难、大饥荒，经历过人们长期填不饱肚子的年代。但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他对“饥饿”的描写要少一些，程度也相对浅一些。这与他当时年龄尚小、记忆不深有关，更与他童年、少年时代在林子里生活有很大关系。这片海滨丛林地处平原、海边，比贫瘠的南山有着更多的生存优势，地里出产，林中所有，加上海中所获，他们可吃的东西是比较多的。这是大自然的无私馈赠，也是对这个不幸家庭的些微补偿吧。

　　这片林子里可吃的东西，是那些林子外边的人怎么也想不到的；小孩子又总是贪吃，味蕾留下的记忆可能比眼睛还要深刻、长久。张炜后来在《葡萄园畅谈录》中回忆：“我们房子四周是品种齐全的茂密高大的果树。有各种各样的杏树——你知道杏树分好多好多品种；有一种桃杏，味似红薯，杏皮上满是绒毛，红扑扑宛如少女脸颊；还有一种杏子小巧玲珑，洁白如雪，近乎透明，咬一口甘甜如蜜。还有一种‘血桃’，咬一口红汁四溅，鲜气荡漾。这种桃树叶片乌黑发亮，枝冠茂密，最适宜攀缘游戏捉迷藏。我们记得家里老人为了引诱我们多吃这种桃子，就说‘闭着眼睛，看谁嘴巴张得更大。’我们张大了嘴巴，她就将一枚桃子塞入我们口中……”

　　为了储存食物，父亲从南山回来时还专门在茅屋后面挖了一个地窖。地窖又深又大，踏着台阶下去，里面又隔成几个隔间，可以分放不同的东西；墙上也挂满了吃物。地窖里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可贮藏。秋天里，大小坛罐都装得满满的，这样在白雪封门的隆冬，他们也能享用到肉和鱼了。张炜在《我的原野盛宴》中回忆：“冬天是闷头大吃的日子，所以我在这个季节里总是最胖。妈妈从园艺场回来，隔着棉衣捏捏我，每一次都非常满意。她给爸爸写信，念给我们听，上面有一句让人忘不了的话：‘孩子就像小猪。’”

　　是海边丛林帮助了他们一家，至少是减少了过度的饥饿之苦。后来，我们曾与张炜谈及此事，他既赞同我们的看法，也表示家里的食物并没有想象得那么丰富。因为童年回忆总有一种“美颜”功能，实际情况要比回忆差得多。他还记得在园艺场做工的母亲将剩下的一块窝头带回家中，让他很长时间都觉得香味无穷；父亲从南山水利工地回来后，到海边拉网时带回的一小捆刀鱼，也是令他记忆深刻的美味。他的姐姐还告诉他，当时家里困难的时候，曾经煮过一种海水卷上来的海菜，那种菜实在是难以下咽的。所以，他记忆中小时候食物“丰盈”是相对的，只是较少挨饿而已。

　　张炜还记得小时候外祖母给他弟弟“包水饺”的一件往事：“那时的‘水饺’怎么做？我看到外祖母用一个箩，把玉米面和地瓜面筛到托盘上，再把萝卜丝和野菜做成的小团子放在上面，均匀地晃动，让菜团子沾上薄薄的一层；然后把水烧开，像下水饺那样把它们放进去。”就是这样一种粗劣“水饺”，也让他顾不得烫，伸手就抓。可是，他被外祖母拦住了，因为那是给弟弟吃的。知道自己不该与弟弟抢食的张炜，羞愧地对外祖母说：“我不是吃，我是要看一看；我不过是想替弟弟拿一会儿……”这句话，外祖母许多年后还在向他重述。（参见张炜：《写作是一场远行——在香港三联书店的演讲》，张炜：《午夜来獾——张炜2010海外演讲录》，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19页）这也说明，那时候他们家的生活是很窘迫的，照顾小孩的“美味”也不过如此。

　　但从总体上看，张炜对饥饿的记忆并不是特别深刻。他记得小时候到海边，看到人家捕了那么多鱼；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用蚊帐布做一张网，到浅海里兜一圈也能逮到一堆鱼；还看到海边有浪涌上来带来的很多海蛤、各种各样的海鲜、大量的海菜。他甚至不明白海边的人为什么会饿死。后来他从老人们口中才知道：“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这些食物是容易获得的；可是当年大家都饿坏了，都四处找吃的东西，想吃树叶，树叶早就捋光了，连树皮也剥尽了；想到水里去捉鱼？那时的人饿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到鱼也抓不上来；再说搜寻食物的人那么多……人已经饿得没有生存能力了，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越没有糊口的东西，就越是没有力气去获取它。为了抢一堆萝卜，有的村子之间竟然开了枪。”（张炜：《写作是一场远行——在香港三联书店的演讲》，张炜：《午夜来獾——张炜2010海外演讲录》，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20页）这些饥饿的回忆，大多来自间接的讲述，而不是亲身的体验。

　　这份童年记忆，也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张炜曾在《童年——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之一》中说：“压抑和屈辱引起的后果既长远又严重，但它们是千差万别的。如果创伤关乎自尊、精神，那么这个人会变得格外敏感，而且刚健顽韧；如果是物质方面的，比如说贫困，食物匮乏，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乞讨地步，毫无尊严可言，或许会让他变得卑微，并且很容易在物质的诱惑下显出自己的软弱。小时候物质的煎熬很难让其忘记，后来即便变得富有也不会轻视钱财，往往过分倚重甚至贪求。反之童年时期没有物质艰困的人，财富欲望会较为稀淡，有时身无分文也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穷人。”在张炜那里，遭受的压抑、屈辱显然比物质贫困要多得多，这在后面我们将会谈到。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张炜的文学作品虽然也有生活苦难的书写，但他显然是把心灵和精神苦难看得比生活苦难更重。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与他的童年生活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

六

　　日子每天都在流逝，生活每天都在继续，随着张炜的慢慢长大，他的疑惑也在增多。他最疑惑的是长年见不到父亲，一个孩子怎能没有父亲呢？母亲和外祖母告诉他父亲在南山里打石头、开山洞，可是父亲为什么老不回家呢？

　　严寒的冬天来了，外出的时间少了。待在茅屋里的张炜，就更加想念自己的父亲了。他在《我的原野盛宴》中写道：“冬天是想念爸爸的日子。我从外祖母和妈妈的话中想象着大山，晚上梦见一个男人光着膀子，不停地抡锤，眉毛和头发上落满了石粉。我把梦境告诉外祖母，她叹一声：‘野物还要冬眠，他们还不如野物。’她最担心的是爸爸没有充足的吃物，却要对付铁一样的石头。”“妈妈有一年往山里送了一些腊肠，这是她和外祖母亲手做的。回来时妈妈说：‘人太多了，他们每人分了拇指那么大，他不能一个人吃。’她说山里的冬天干冷，男人们就不停地抡锤打钎，用这个方法取暖。我问：‘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妈妈说：‘那得等一座山打穿了时。’”

　　此时的张炜，还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到那座遥远的大山里劳动，也不知道父亲去大山之前是干什么的。他问外祖母，外祖母语焉不详，只是说：“他到处走，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他一辈子走的路太长了。”（张炜：《我的原野盛宴》，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57页）于是他常常爬到高高的树上，往南遥望，他能看到远处的树和村子，在天晴的时候还能看到一道山影。他确信父亲就在那里，没白没黑地用一把大锤对付铁硬的石头。

　　这些童年记忆，也都深深地烙印在了张炜的心头，影响到了他此后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父亲”形象：一个既模糊又清晰、既熟悉又陌生的形象。他要用自己长长的文字，揭开“父亲”的秘密，还原真实，还给一个人应有的尊严。当然，在他文学作品中的那个“父亲”，已经超越了生活中的具体人物，已经成为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的象征，一个在任何风霜刀剑下都永不屈服的“男子汉”的象征。这是显而易见的。

　　张炜认为，一个作家一生都在写两封长信，一封是写给母亲的，一封是写给父亲的。写给母亲的温柔、内敛，写给父亲的则充满了男子汉的粗音，是只有成人的声带才能发出的。张炜在《童年——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之一》中说：“这声音足以证明自己。在这逞强和反抗的意味中，有时很难分得清针对父亲本人，还是他所代表的那个社会。”

　　在张炜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写了大量的女性形象，他也被称为一个善写女性的作家。但越到后来，他作品中父亲的形象、男子汉的形象就越突出。联系张炜的童年生活经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个变化过程——这是一个从母性的温柔、美好向“男人的歌唱”的变化过程。

七

　　林中岁月，对张炜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与那些寻常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慢慢显示出了很多不同：他的世界无限阔大又无比狭小，他有无数欢乐又有无边寂寞，他有很多问题无法找到答案、很多秘密没法对人诉说。他孤独、悲伤、落寞，快乐、自由、奔放；他既生活在现实环境中，又生活在想象的世界里，有时候想象远远大于现实。

　　敏感、好奇、疑惑，温暖、美丽、痛苦，装满了这个小小的脑瓜。这是生活的赐予，还是命运的不公？不论是赐予还是不公，都将化成生命的根基和永久的珍存。张炜在《周末对话（上篇）》中说：“人生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一个人总有不悦、消沉，有绝望和痛苦。他即便在童年，也有欺凌和压迫。谁能一直欢笑地走完童年……不过有人欢笑多一些，有人哭泣多一些。每个人都是幸运和不幸的。所以只能说：童年并不轻松，但却让人一生缅怀，是人生的根基。”

　　张炜还曾在《童年——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之一》中说过：“作家的童年时代对其一生的成长与书写都是极重要的。就人生来说，童年生活是一个开端，也是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阶段。虽然童年经历只是人生很少的一部分，但它是记忆的一个‘老巢’，各种各样的生活都从那里开始，都堆积在那里。那时的记忆尤其新鲜，所以也最难忘记。”“童年经历会深深地影响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现在和未来。”因此，他在《对世界的感情》中写道：“我的全部作品都在写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写林子和海之类。后来写了闹市甚至国外，也是由于有了对林子与海的情感。它们在情感上支持我，让我成为一个能够永远写作的人。”

（本文节选自即将出版的《张炜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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