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集《文明的碎片》文化炼狱（2）

文／牧夫

编辑制作演播／慧觉

最初是从一部電影上获得了对清朝帝國的感官认识。遺憾的是，我的這種感观认识的获知是从清朝帝國的没落開始的。我是倒着認知這个封建王朝的。再遗憾的是，我認知這个帝國王朝時，正处在那么一個特殊的年代，并且年龄还很小，也就不能不在我的認知性上大打折扣。這種最初的感官认同，影响了我今后数十年。

我坐在電影院简陋的長椅上，看了内部批判片《清宫秘史》。那一年，我上小學四年級，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一九六七年。此后我就坐在了初中的課堂上，聽老師讲“鸦片戰争”，講八國聯軍入侵。使我不解的是，泱泱中華爲什麼连几千外國兵都打不赢。人家欺負到我們家大門口，我們反而還要把大片大片的土地割讓給人家，大把大把地將銀子赔给人家。我的眼里也就涌現出無限多的屈辱和愤恨的眼泪。在閃光的眼泪中，我知道了中國一百餘年來的屈辱史，知道了什麼是卖國賊，什麼是漢奸。

同時也知道了一個可恨的外族女人。這個女人將偌大個中國据爲己有,把好端端的中國弄得支離破碎。在這個女人面前竟没有一个男人站出來。由對這一個女人的恨，大而擴之，使我遷怒於整個清朝帝國:如果你不來佔據這個皇位，中國何以被瓜分?於是我得出這磨一個結論: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是腐敗無能的帝國。使我對腐敗的滿清産生了极度的慎懑，同時我也爲汉族爷們悲哀，在這个女入面前，我看到的是一個個奴顔婢膝丑悪的嘴臉:李鸿章、袁世凯…。於是當我讀到辛亥革命的先驅們提出的“驅除鞬虜，恢復中華”這個响亮的口號時，我是何等的振奋，只恨自己没生在那個年代。

三十年過後，當我認真地讀了中國的歷史、當我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當我對二百六十八年清朝的历史又進行了一次大梳理后，動摇了我的這種文化感情的基石。

如果認真地翻開历史巨册，我們就会在第一页上看到，華夏民族的祖先神農氏炎帝和軒轅氏黄帝是由二個部落的民族不断融合、生息繁衍而來。如果再耐心地看下去，就会發现:炎、黄二帝出自於少典和有嶠二個部族。而少典和有嶠二個部族正是上古時代中華大地上生息着数以萬個部族中的二個少数部族。

請让我們繼續把歷史的巨册翻下去。炎、黄二帝最早生活在薑水、姬水流域，偏居一隅，按照古文献記载，他們的部族应稱作羌。后來沿渭水、黄河柬徙，到过河北中部、河南東部、湖北北部，在山東曲阜、河北涿鹿一带定居下來。后來又把葷粥(匈奴族的祖先)驱逐到北方的釜山，從而建立了華夏。那時華夏的地域只包括黄河、渭河等流域，遠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華夏。我不知漢族正統論始于何時，但應該肯定的是，與這種优越的地理位置有着深深的淵源。

《淮南子·天文訓》是這樣説的:“東方木也，其帝太嗥，執规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孰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執绳而治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執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颛頊，執权而治冬。”黄帝爲五帝之中央天帝，且制四方，地位明明白白。《太平御覽》從軍事上又进一步確定了黄帝的中央正統的地位。那里面是這樣让黄帝登上中央位置的,“黄帝之初，养性愛民，不好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边城日驚，介胄不釋，四盗抗衡，遂以营壘灭四帝。”

数千年来，這种民族正統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给我們研究历史、定位人物、界定事物，带来了很大的狭隘性和偏见性。历史上，我們不止一次的地蔑稱南蛮、北鞑、西羌，而我們又该被称作什麼呢?如果正视這一點的话，我們应該被南蛮、北鞑、西羌称之为东夷。還有一點不可忘記的是，我們的祖先也是西羌部族。從而可以看出，漢民族正統論带有多麼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這種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所表现的另一面是，歷次的封建王朝传嫡不传庶。同是皇帝的儿子，皇后生的可以做皇帝，妃子生的就不行;同是皇后生的兒子，長子可以做皇帝，其他的兒子則不行。這種正統文化反映在民間，长子可以继承老子的財产，長子之後有長孙。其他的儿子則不行，女儿更没份儿了。反之，則被认爲大逆不道不孝，被視謀反。

承認這一點是非常難堪的，但又必须面對，又必須認可，這是個多麼敏感的問题。請允許我在這里稍稍迴避，也請允許我申明一个觀點:任何一個民族都是偉大的民族，都有生存的權力和发展的權力，都没有理由遭到外族的欺凌和屠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時刻，理所當然地要抗争，理所當然地要保持民族氣節，理所當然地要把那些出卖民族利益的無耻之徒釘在歷史的耻辱柱上。

我們應該在更深一层意義上，在更为广闊的時間和空間里來感知中華民族的涵羲。毋庸置疑，也象其它民族一样、漢民族也有昏聩、朽腐、黑喑、丑恶，它的统治者也曾一次次地將歷史的巨攆推进死胡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中，在這種情况下，歷史會做出超越汉族正統论的選择。雖然這種選择和超越之初是陣痛和痛苦的。

带着這么一种復雜的情感，我走進清朝，走進二百九十六年清朝帝國畫的那個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