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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贤小议苏东坡的从政功业
11月15日上午，我以“旁听者”的身份参加在海南儋州举办的“第五届东坡居儋思想文化研讨会暨纪念东坡从政960周年学术活动”。开幕式刚结束就接到一个参会的电话通知，只好无奈地离席，未能聆听接下来的专家交流发言，甚为遗憾。从领取的活动资料中，细读专家们的论文，受益匪浅。
在研究苏东坡的问题上，有关“东坡从政功业和情怀”的主题，我是非常感兴趣的。偶尔也作一些思考，也读过一些专家学者的专著，不过没有深入地研究。苏东坡从政的经历，充满为民、爱民、助民的政治家情怀，具有丰富的治国理政理念与实践经验，这是无可非议的。可惜的是，他从政的功业没有做到“功成名就”。
苏东坡参加进士考试写下《刑赏忠厚之至论》，阐述了他的民本思想。他在此文中说：“位之存寄乎民，民之生寄乎财。故夺民财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贼其位者矣。”他26岁初出仕途，任凤翔通判，“减决囚禁”、“反对官榷”、“修改衙前役”、“请免百姓积欠”，百姓感激地称他为“苏贤良”。而在以后的从政经历中，他多地为官，忠于职守、勤于政事、惠民一方，在密州、徐州、杭州等地为官政绩斐然。
熙宁七年（1074年）苏东坡任密州太守，密州就是现在的山东诸城。他特别关注民生，深得人心，一上任就治理蝗灾，同时上书朝廷请求减免密州赋税。当时密州地区，丛林大泽中常有剪径大盗，也有因穷而在路边的草丛中弃婴的习惯。苏东坡捕盗打黑不留情，又从官钱中拨出专款救济贫穷母亲，解决“弃婴”陋俗。他忙于政务，在田坎上写公文，文不加点。他忙里偷闲，有时也会率领当地军民进山打猎。熙宁八年十月，为答谢常山山神“赐雨”而重修的常山庙落成，苏东坡亲往祭祀，归来途中，与同僚们举行一次会猎。他倚马山坡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金秋送爽，左手牵猎犬，右手擎苍鹰，锦帽貂裘，宝马利箭。写出了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此词是苏东坡词的创作上的一个突破。王水照、崔铭《苏轼传》中写到：“从题材内容到意境风格，完全突破了传统词作的樊篱，从此，苏轼的词的创作迈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一步，一种崭新的词风正式形成，一个革新的词派由此出现，唐宋词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密州，苏东坡还建造“超然台”，题写《超然台记》。中秋节，他在超然台上大醉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千古咏月名篇。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吴潜《霜天晓角》写道：“且唱东坡《水调》，清露下，满襟雪。”
熙宁十年（1077年），苏东坡迁任徐州太守。他在徐州是一个大英雄，因为当年澶州黄河决口，徐州城南清河水一夜暴涨，水淹四十五个州县、三十万顷良田，他果断抗洪救灾。情况是危急的，后来他的诗中写到：“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奔流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答吕梁仲屯田》）他一是严禁有车马的富户逃走，防止扰乱人心；二是亲自进入武卫营请禁兵协助防洪。这是大手笔，特别是请禁兵防洪。按宋律，太守对当地驻军是没有指挥权的。但是，他冒着大雨，深一脚浅一脚走到禁兵首
的住处，感动了平时有些傲慢的官兵。
在徐州抗洪救灾的日子里，苏东坡整天身披蓑衣，脚穿草鞋，手拄木杖，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连续数周，过家门而不入，晚上就住在城墙之上。这场大水历时七十多天，洪水退后，苏东坡又领导军民加固防水工程，修筑高台并亲自命名“黄楼”，取五行中土能克水的意思。楼成之日，他率众举行盛大仪式，与民同乐，官民亲如一家。此时，他欢喜至极，写下了《九日黄楼作》，末句写道：“莫嫌酒薄红粉陋，终胜泥中千柄锸。”
他离任徐州太守时，数千人送他出城几十里，哭成一片。此时，哭声里充满依恋，也充满厚望。百姓希望爱国亲民的好官，永远与民同乐……
他两次在杭州任职。熙宁四年（1071），苏东坡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受到排斥，而自求外放，任杭州通判，一直到熙宁七年（1074）九月调离。元祐四年（1089年），苏东坡不愿意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朝廷任职，好心的高太后外放他出任杭州太守。在杭州任职，他尽心尽力，为民造福。王水照、崔铭《苏轼传》中说：“苏轼本着一名正直的封建官员的良心和他所独具的广博深厚的仁爱之情，尽心尽力，为民造福。”刘小川先生《苏轼叙述一种》写到：“他治运河，开六井，浚西湖，筑苏堤，设‘安乐坊’治病救人，惩治有官方背景的黑帮头目颜氏兄弟……在临安（杭州）的地方志上写下了重重的几笔。”
他就这样爱民亲民，为民造福，为民请命。他在《吴中田妇叹》中写到“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大胆地为人民的疾苦而大声疾呼。但是，苏东坡的从政情怀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李锡炎先生在《苏东坡从政为官的人格文化及其时代价值》中指出：“苏东坡为官施政的人格文化特征是为官以民为本，为政以廉为首，为文以真为魂。”我觉得他为官以民为本、为政以廉为首、为文以真为魂，但是在从政方面上还没有实现“功成名就”的美好愿望。
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苏东坡唱和杨绘（字元素），写下了《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表现出对友情的珍重和“功成名就”的追求。词中写到：“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可以说，“功成名遂”应该是他为官的理想和追求。当然，“功成名遂”后全身而退，还乡陪友，醉笑人生是他最想要的。可惜，他中晚年后，困于“文字狱”，一贬再贬，没有机会再次展现个人的政治才华，名已遂，功难成。
他生活在北宋中期，那时的宋朝内忧外患，国家积贫积弱，社会各阶层的矛盾逐渐突显。当时，社会需要变革，而封建统治者实行的是“富国强兵”改革，与他的“民本思想”有很多的矛盾和冲突。他少年时读《后汉书》，表示以范滂为榜样，立下的“奋厉有当世志”无法实现；“早岁便怀齐物意，微官敢有济时心”（苏东坡《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二首其一》）的愿望也无法实现。
“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这是苏东坡弟弟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为我们描述苏东坡去世后举国哀痛的情景。这一情景，充分说明他“名已遂”，但人们也为他“功难成”而深感痛惜。
2021年11月17日于儋州
本文作者 李秀贤
李秀贤，字开璜，男，海南省儋州市人。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儋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知者理事”撰稿人。一直从事学校的管理工作，闲时勤于读写。出版的著作：《口占成诗》（湖南人民出版社）、《随心说事》（香港新闻出版社）、《适意清飙》（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