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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遗址的城与玉
石峁遗址在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也可以换一种角度看其地理位置,这就是它处在黄土高原北缘,黄河及其支流窟野河与秃尾河的三角洲,黄河河套之中。

石峁遗址还正在发掘,不过已经有了轮廓。它是一个面积足具400万平方米的石城。石墙沿山脊而筑,多高出地面。其总体结构分为三个部分,中央是一个崇台,当地农民一直呼它为皇城台,接着是一个石墙残体大约2000米长的内城,接着是一个外郭。管子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管子•度地》)石峁城显然是两重石墙,而且皆有墩台,在东外郭还有马面。经数次发掘,出土有石器、陶器、玉器,还有石棺葬、瓮棺葬,白灰面和石铺地的房址。这里还有人头祭坑多个,有的人头骨一坑多达24个。
石峁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归略晚的龙山文化。经碳十四测年及别的方法测年,断其在公元前4300——4000年,甚至更远。
这是一扇难得的迟迟打开的窗口,通过它进行观察,前文字和前著作的历史,将展开其特殊而伟大的一页,以让人类获取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的资讯,并思考之。

石峁城究竟是什么人营造的?为什么他们要住在山顶?这是什么山呢?是否是一个都城?也许神话中会蕴藏一些消息,并赖田野调查以求证。
希腊神话、希伯来神话和中国神话都显示人类曾经深陷一场浩瀚的洪水之中。
这些洪水是否发生在一个时代有待确认,不过中国神话所透露的洪水,当在女娲时代,也许此洪水久存不退,一直有所延续。总之,尧世是有洪水的。
当时治水的大禹说:“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尚书•益稷》)多年以后,孟子对尧世的洪水也有所论,他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孟子卷之三•滕文公章句上》)尧很为民忧虑,并命鲧治水,不成,由舜推荐大禹治水。
问题是,面对如此深广的洪水,民将居于何地?只能是住在山顶。对此,清学者崔述早就有论,他说:“洪水之患,山居者多。”治水也是先随山而导,再循水而导。(《东壁遗书•夏考信录》)
石峁山海拔1300米,远远高出河北唐县、山西临汾市、也远远高出洛阳和西安,显然是安全的。认为石峁城由尧世之民营造,是尧世的聚落,应该符合实际。
在今之神木县,足有近乎30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包括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卜树遗址和新华遗址,几乎都在山顶。在黄河及其支流窟野河与秃尾河的三角洲,2009年也尝有石城遗址于山顶发现,一个在薛家会,一个在架家川,它们与石峁城处于一个时代。
凡此种种新石器时代的山顶遗址,足证面对洪水,尧世之民多选黄河河套之中海拔颇高的山顶而居,其中石峁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以中土或中原为立场,甚至以尧都平阳为立场,环视北方,今之河北北部、辽宁南部、北京西南部,甚至蒙古东方省一带,在东汉以后,唐宋以来,往往谓之幽州、幽都,或幽陵。(《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这是小传统的地理知识对大传统的地理知识之继承,也是一种扩充。
那么在尧世或在黄帝以来的天下,幽陵是什么?它指黄河河套之中的土山,指包括石峁城所在的土山及其周边的土山,也指从河套向四方延伸出来的土山,不过幽陵的基地当在河套之中。把幽所有的昏暗和深奥之意借而用之,遂北方为幽,郑玄说:“大阜曰陵。”(《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集解》)幽陵是中土或中原以北的一些高而不险的土山,其可居住也。
黄帝有子二十五,其中一子为昌意,昌意生颛顼,他接黄帝之班,成为部落联盟领袖,曾经巡狩疆界,“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至于蟠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以当时半牧半耕的生产方式和统辖范围推测,幽陵就是河套一带的土地,石峁城所在的土山当然也在颛顼调查研究之列,然而不能肯定此刻已经有城。不过,有民所居,还是可能的。
有一度尧老,便让舜摄政。舜了解四海情况,向尧提出,“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辠而天下咸服。”(《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共工归黄帝部落联盟,善治水,性刚烈,他跟颛顼争帝之位尝怒触不周山。其到幽陵来,是要让北狄移风易俗,也有治水的任务吧!实际上黄帝有孙曰始均,其就生于北狄。“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山海经•大荒西经》)尧世之民,也包括北狄,他们为水所困,多居山顶。有一个幽陵,就是一座土山,高且广平,四周有川流,南边就是今之秃尾河,北狄居焉。共工至此,便根据黄帝部落的经验,率北狄营室造屋,也许这就是石峁城的由来。石峁城有黄帝部落文化的元素,也有北狄文化的元素,尽为中华文明。
我在石峁遗址考察之后,往附近大约一公里余的高家堡镇去调查,见其镇的街心耸明代所建的中兴楼上,上有题额曰:幽陵瞻。这让我十分惊讶。问街边的老者,说:“幽陵就是石峁山。站在中兴楼上,可以看到幽陵,黄帝的女儿在那里埋着。”老者之言不可全信,不过幽陵瞻的题额确实把石峁城和幽陵联系在一起了。

尧世的幽都并非幽州,不是北方的一个区域,相反,它是一个具体的聚落,不过它是一个特殊的聚落。
河套之中千米左右的土山颇多,谓之幽陵,其中一个幽陵面北朝南,东西略长,可以筑城于山顶,就是石峁城。也许它周边成十上百公里以远或数百公里以远的山顶也可以筑城,并也有遗址,然而唯石峁城中央为崇台,砌有两重石墙,分为内城和外郭。实际上还不仅仅如此。
尧为天子,命羲仲住在旸谷,以定仲春,命羲叔住在南交,以定仲夏,命和仲住在昧谷,以定仲秋,命和叔住在幽都,以定仲冬。(《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北方为幽,谷梁赤说:“民所聚曰都。”幽都当为筑于一个非凡幽陵之上的都邑,就是石峁城。
那么幽都有何功能呢?
它是尧世在北方的政令重镇。这一带民所杂居,不过以北狄为主。尧通过所派大员在此传播德行,指导其民按季农耕牧养,使北狄安妥地生活在他的统治之下或影响之下。共工为不驯之士,然而究竟是尧的大员。
它是尧世在北方的观天中心。当此之时,农耕渐兴,没有历法无以播种收获,不测日月星宿之运便无以制定历法。和叔住在幽都,便根据冬至的黄昏,昴星的出现,确认仲冬的。舜曾经巡狩四方,以矫正季月日。至北方,也许他就是在幽都观天的。这里的崇台,就是在石峁城中央的今之农民呼为皇城台的地方,也许它就是置放浑天仪的。
它是禘天祀神之处。在石峁城所发掘的人头骨,就是某种大祭仪式的遗存,不过大祭显然不唯此。也许更多大祭仪式之遗存将渐渐被发掘出来。
它是一个攻玉密室。尧世是一个玉器兴盛之时,会大量使用玉器。在石峁所发掘的玉器甚多,其显然不可能都是在别的地方制成之后送于斯的。幽都若无秘室以专门攻玉,不会雕刻出大量玉器,也不能满足广泛之用。
也许石峁城是尧帝的陪都
我还有一个大胆的猜想,石峁城是尧帝的陪都,当然这一点没有任何文字所记。不过尧都在平阳,今之临汾一带,其海拔400米左右,在陶寺遗址,今之山西襄汾一带,海拔500米至600米之间。以逻辑,当时浩瀚的洪水显然会淹没它,然而尧帝完全可以在洪水成灾之前迁都。深山不能去,因为祖先是从深山走出来的。只能去浅山、土山,以便农耕,不过海拔要合适,太低有水患,太险不宜生活。也许幽陵——幽都——石峁城最好,所以石峁城为尧帝的陪都也是可能的。
把石峁遗址及其器物与陶寺遗址及其器物进行比较,可以为这种猜想增加一些理性成分。考古学家何努认为陶寺遗址当在4500至4200年,显然陶寺早,石峁晚。石峁与陶寺相似颇多。彼此之城皆东西长,南北窄,是圆角长方形的。彼此在房子之间都有道路,所异者陶寺半地穴式和窑洞居多,石峁在山顶,房子尽在地面。彼此都有陶器,其陶鬲有三足,甚为相象。彼此都有石器,所异者石峁有石刻人头像。彼此都有玉器,其玉璧相像之极,所异者石峁玉器更繁。彼此都有铜齿轮形器,所异者石峁的铜齿轮形器是六铜二玉八组合,出于墓葬,戴之手腕。
石峁对陶寺在文化上不仅仅有关联,也许还有继承。石峁的玉器尤其多,而且精致。特别重要的是,石峁是坐于山顶的一个石城,其石墙都起于地面。

2012年的考古报告显示,在石峁城的石墙之间有6件玉器发现,包括玉铲、玉璜,这证实了石峁玉的存在。实际上石峁玉早就流传于天下了。陕西省神木县文体事业局提供了石峁玉在世界的流传版图:海外4000余件,胡文高收藏200余件,现在展示于神木县博物馆,有考古专家从石峁村农民处征集127件,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然而还不止这些,我从石峁遗址周边农民获悉,还有一些石峁玉在农民手上,他们想留着。
那么石峁玉有何之用?它们是在什么地方制作?从哪里来的?

玉文化表明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拜玉心理,以玉为贵,以玉为宝,甚至以玉为保佑。拜玉心理几乎就是一种含蓄的拜玉主义,它优雅地抵抗着这个时代一种畸形的和病态的拜金主义。
中华文明的基因是玉文化,它的重要特点也是玉文化。
在世界范围内,人类对玉的发现是不约而同的,这仿佛不约而同地发现了火,不约而同地操起了语言。人类不存在线性地对玉辨别技能的传播。
人类对玉的发现,在于它对人类的价值。其质地坚硬,可以成为劳动的工具,有使用价值。其五色闪烁,温润柔和,可以欣赏,有审美价值。其融于石头之中,鲜见稀罕,不易得,可以为奇,有收藏价值。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以艰苦的生存斗争,渐渐发现了玉的价值。当然,这都是玉的基本价值,其玉多处于自然状态。
一旦到了新石器时代,击玉,磨玉,用工具雕刻玉,给处于自然状态的玉打上人类的意志,便产生了玉文化,历史也就开始了。玉石成为玉器,是一个质的变化。
玉文化之所以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和重要特点,除了玉的基本价值:使用价值、审美价值和收藏价值以外,它还凝结着祖先走出动物界以建立社会和国家的所有悲伤与欢乐,凝结着一个民族的命运及其这个民族走向未来的启示。对于中华文明,玉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
玉文化的奇幻和丰富是自新石器以来一层一层沉积的。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玉尤其显示了它的伟大。
玉是神器。在氏族和部落时代,人类要生活往往力不从心,遂必须求助于上帝百神,以祛除水患、地震或流行的疾病。玉是宝贵的,遂以玉禘上帝和百神,以图得到帮助。神话女娲炼五色石补天,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以玉禘上帝和百神,以盼洪水平息的仪式。先贤说:“夫玉亦神物也……”(《越绝书》),指玉器可以禘上帝和百神。先贤还说:“巫以玉事神。”(《说文解字•玉部》),指要让神与人类沟通,让神喜欢人类,帮助人类,巫会用人类的玉器奉献神。以此分析,也许女娲就是巫。舜耕历山,在河际之岩得玉历,从而知天命在他。(《搜神记》)历周穆王西行会西母王,穿正装,面西沉璧于河,河神接受了。周景王想立子朝为太子,子朝持成周的宝圭沉于河,河神不敢受,圭自水出,津人从河上得到了。孔子修史而成,向北辰而拜,以告天。天起白雾,赤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并刻有文字。(《搜神记》)秦始皇二十八年,渡江往湘水沉璧禘江神,江神未受。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有人持此璧在华阴平舒道送使者,说:“为吾遗滈池君。”又说:“今年祖龙死。”江神送滈池之神,周武王也。
玉是国器。这里有两个意思,其一玉是权力的象征,其二,玉是礼乐法度的元素。黄帝迁徙往来,日理万机,然而会研究玉。“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年一》)“鬲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墨子•非攻下》)尧世虽然还不是国家,然而在这个社会,国家的形态已经渐渐孕育。舜摄政,收集五瑞,以不同的玉圭颁给不同级别大员,以示级别。大禹治水成功,尧以玉圭赐之,以构筑一种君臣关系。多年以后,孔子颂尧曰:“焕乎!其有文章。”指以有包括玉在内的国器而形成的礼乐法度,据此统治,一片光明。玉为符号,是象征。大禹曾经征伐有苗,共带兵的信物便是天子所授之玉器。(《墨子•非攻下》)夏启为国家元首,其乘龙飞天,所带玉环玉璜,当然是国器。(《山海经•海外西经》)商把九鼎与玉同置,所以周武王代商纣王以后命令南宫和史佚要抬出九鼎和玉以展示。周襄王以晋文公杀篡位的叔带,送他返都,赐晋文公圭,鬯、弓、失,并做诸侯之首领。
玉是福器,指所占玉器越多,越豪华,越奢侈,越有福,而且生要带来,死要带去。夏桀的宫殿有瑶台、琼室和玉门,“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竹书纪年》)足见对玉的痴迷。这在商代也有表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755件,便是明证。商纣王身穿天智玉,登上鹿台,焚于数千件玉器之中,知玉为宝贵,想尽可能地保存其躯。(《逸周书•世俘》,见叶舒宪《金枝玉叶》)
玉是礼器。周代素有明德的传统,敬老,慈少,礼下贤者,遂以礼治国。礼器颇多。玉器深为君子所爱。孔子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礼记》)指的便是这个时代。公侯伯子男,不同的爵位佩不同的玉器,不同的玉器有不同的响声,以提示行动的轻重缓急。所谓:“改玉改行”,指的就是玉器规定的一种礼。
玉是配饰。几千年下来,玉变成了配饰,男女老少都可以挂在身上。刘禹锡有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以此反映玉的垂直而下显然也不无情理,然而今之不管是谁所带的任何一件玉器,都分有了自新石器以来,自女娲炼五彩石补天以来,玉文化所有的奇幻和丰富。这恰恰便是中华文明的基因所在,是中华文明重要特点之所在。

石峁遗址200里内外不出玉,那么这里发掘的玉器从哪里来呢?
玉石之路久是困惑。
应当注目黄河水道。新石器时代各文化域之间应该不存在线性的玉器输送。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之玉,5000年至6000年,主体在5500米以前太湖流域良渚文化之玉,4000年至4300年以前,黄河流域石峁遗址之玉,4000年至4300年以前,或任何两个氏族或部落联盟之间发生持久的玉器输送。不同文化域之间发现有彼此的玉器是可能的,不过这往往是偶然的,通婚、贸易、战争、会盟,彼此会有玉器的交流,然而这不能形成玉石之路。
也许在悠久的中华文明起源的阶段,只有一条玉石之路,这就是边玉中输。中指移动在黄河流域,以黄河中下游为主的中土、中原,权力中心,包括今之河南、陕西和山西,这一带新石器时代遗址最多。边指这一带以外更广阔的的地方。
从昆仑山入玉门关,再到中土或中原的玉石之路为西玉东输,实际上西玉东输也是边玉中输,只不过它玉优,玉多,影响甚广,遂为边玉东输之路的一条著名之路。然而先有边玉中输之路,后有西玉东输之路。依杨伯达的研究,到商晚期,大约3300年以后,和田玉到安阳,边玉中输培育了拜玉心理,发生了玉文化,从而导致了西玉东输。西玉东输是边玉东输的扩广和发展,其后来居上,几乎湮没有边玉中输之路。不过边玉中输反映政治关系,反映天子与诸牧的关系,西玉东输表现为经济关系,贸易关系,当然由此也推动了科学技术和宗教信息的交流。
边玉中输的玉石之路,从黄帝时代发轫,尧世得以形成,尤其是大禹治水,划天下为九州,九州皆有赋贡,凡出玉的都要送过来。有规律的边玉中输,就是这样形成的,玉石之路就是这样形成的。
黄河水道显然是一条坚实的玉石之路,它很漂亮地承担着边玉中输的任务。所谓治国,就是以治水而立国,并把九州通过水道与黄河连接起来,从而把赋贡送到国都:平阳、蒲坂、夏王城、夏台、安阳、丰镐、洛邑。
大禹所划天下为九州,皆以水道通于黄河。冀州,孔安国曰:“尧所都也。”赋贡从渤海绕碣石山运入黄河。兖州,赋贡由济水和漯水,运入黄河。青州,赋贡由汶水到济水,再运入黄河,贡品多,其中有怪石,其似玉。徐州,赋贡由淮水和泗水,运黄河。扬州,赋贡由长江和东海到淮水、泗水,再运入黄河,贡品多,其中有瑶、琨,皆为美玉。荆州,赋贡由长江,沱水、涔水、汉水,统统向北,经过一段陆路,进洛水,再运入黄河。贡品多,其中有砺、砥,皆是磨石。豫州,赋贡由洛水运入黄河,贡品多,其中有磬、错,攻玉之台也。梁州,赋贡由潜水走,经过一段陆路,进沔水,转渭水,再运入黄河。贡品多,其中有璆,美玉也,还有砮。雍州,赋贡由积石山走龙门山西河,由渭水运入黄河。贡品多,其中有璆、琳,皆美玉也,还有琅玕。这一条水道可以到今之甘肃和青海。
先贤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吕氏春秋•慎势》)黄河中下游就在天下之中,遂有五帝及夏商周于斯立国,从而创造中华文明。这里不仅仅有黄土,有利于农耕,还因为黄河水道连接着九州,可以令行天下,兵镇御内。黄河水道显然是天下交通的枢纽,由水道编织的交通网络尽结黄河。黄河就是秦直路,今之高速公路和高铁。涅洮窟野汾渭流沁汶,皆是国道。边玉中输,黄河水道也是天赐的玉石之路。从商晚期开始的西玉东输,也许在很多时候,也沿水道而来。河出昆仑,是指黄河连着昆仑玉,或就指昆仑山玉以黄河输送,有出现。
非常清楚,石峁玉从黄河而来,由黄河转秃尾河,登石峁山。也会由秃尾河顺流而下,登石峁山。也可能由贝加尔湖进窟野河入黄河,转入秃尾河,登石峁山。

2012年的发掘,明确显示石峁城有玉,这也为流失海外和藏之民间的几千件石峁玉的存在,提供了佐证。石峁玉多,其器用也可能交叉,转换。观其之用,可以以类分之。
观天之用。石峁出土的璇玑有数件。沈括认为其为测天之器,设于崇台。除了璇玑玉衡之外,当还有别的观天之具。
禘祀之用。几处人头骨显示,这里禘祀甚盛。琮、璧,都当是祭器。
行令之用。钺、璜、玦,都有一定天子意志,先君在不同时间和 不同地方出示不同的玉器,以行其令。
级别之用。玉瑞相当于今之任命书,五瑞就是五类任命书,不同级别,天子会颁不同的玉瑞。
福气之用。以玉为贵,以玉为宝,从而积玉,纳玉,占有越多,福气越大。这当然只在贵族阶层。
佩饰之用。玉蚕、玉鸟、玉簪,在石峁皆有发现,其当为佩饰。显然,四千年以前,先民就用玉美化自己了。

其一,石峁遗址在河套,在河西,在偏离中土或中原区域,在靠近游牧地界,这显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发生在大陆更辽阔更广袤的背景上。它不拘于一隅。
其二,石峁城把中国建筑史和建城史前推三百年。夏禹之都在阳城,今之河南登封;夏启之都在阳翟,今之河南禹县;夏太康之都在斟鄩,今之河南偃师,若能证实,它们都晚石峁城几百年。
其三,石峁所出土的人头骨、玉器、石刻人像及石棺和瓮棺,反映了一种祭献活动,从而透露了石峁先民对天对神的敬畏。也许这些活动就是一种原始宗教。
其四,石峁的衰落究竟是什么原因?是战争?是生态恶化?还是主动迁徙?这里存在着意义重大的思考空间。
其五,石峁玉器种类繁多,构成了一个象征系统,是结绳记事之后与文字表达之前的精神创造,构成了生活的必须。从结绳记事,到玉器象征,到文字表达,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所走之路是何等漫长,何等艰辛,又何等伟大!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五日,窄门堡
原载《光明日报》2013年8日14日,收入中华书局《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叶舒宪 古方主编,2015年4月北京第1版

(作者简介:朱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写作协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长安笔会中心主任。有30多种散文版本行世,具代表性的有《西楼红叶》《药叫黄连》《夹缝中的历史》《人生的爱与智》《关中是中国的院子》《长安是中国的心》等。作品录用于中学语文教科书和高职语文教科书,见诸语文试卷,入选百余种散文选集。获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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