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的城与玉

石峁遗址在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也可以换一种角度看其地理位置，这就是它处在黄土高原北缘，黄河及其支流窟野河与秃尾河的三角洲，黄河河套之中。

石峁遗址还正在发掘，不过已经有了轮廓。它是一个面积足具400万平方米的石城。石墙沿山脊而筑，多高出地面。其总体结构分为三个部分，中央是一个崇台，当地农民一直呼它为皇城台，接着是一个石墙残体大约2000米长的内城，接着是一个外郭。管子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管子•度地》）石峁城显然是两重石墙，而且皆有墩台，在东外郭还有马面。经数次发掘，出土有石器、陶器、玉器，还有石棺葬、瓮棺葬，白灰面和石铺地的房址。这里还有人头祭坑多个，有的人头骨一坑多达24个。

石峁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归略晚的龙山文化。经碳十四测年及别的方法测年，断其在公元前4300——4000年，甚至更远。

这是一扇难得的迟迟打开的窗口，通过它进行观察，前文字和前著作的历史，将展开其特殊而伟大的一页，以让人类获取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的资讯，并思考之。

石峁城究竟是什么人营造的？为什么他们要住在山顶？这是什么山呢？是否是一个都城？也许神话中会蕴藏一些消息，并赖田野调查以求证。

希腊神话、希伯来神话和中国神话都显示人类曾经深陷一场浩瀚的洪水之中。

这些洪水是否发生在一个时代有待确认，不过中国神话所透露的洪水，当在女娲时代，也许此洪水久存不退，一直有所延续。总之，尧世是有洪水的。

当时治水的大禹说：“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尚书•益稷》）多年以后，孟子对尧世的洪水也有所论，他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孟子卷之三•滕文公章句上》）尧很为民忧虑，并命鲧治水，不成，由舜推荐大禹治水。

问题是，面对如此深广的洪水，民将居于何地？只能是住在山顶。对此，清学者崔述早就有论，他说：“洪水之患，山居者多。”治水也是先随山而导，再循水而导。（《东壁遗书•夏考信录》）

石峁山海拔1300米，远远高出河北唐县、山西临汾市、也远远高出洛阳和西安，显然是安全的。认为石峁城由尧世之民营造，是尧世的聚落，应该符合实际。

在今之神木县，足有近乎30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包括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卜树遗址和新华遗址，几乎都在山顶。在黄河及其支流窟野河与秃尾河的三角洲，2009年也尝有石城遗址于山顶发现，一个在薛家会，一个在架家川，它们与石峁城处于一个时代。

凡此种种新石器时代的山顶遗址，足证面对洪水，尧世之民多选黄河河套之中海拔颇高的山顶而居，其中石峁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以中土或中原为立场，甚至以尧都平阳为立场，环视北方，今之河北北部、辽宁南部、北京西南部，甚至蒙古东方省一带，在东汉以后，唐宋以来，往往谓之幽州、幽都，或幽陵。（《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这是小传统的地理知识对大传统的地理知识之继承，也是一种扩充。

那么在尧世或在黄帝以来的天下，幽陵是什么？它指黄河河套之中的土山，指包括石峁城所在的土山及其周边的土山，也指从河套向四方延伸出来的土山，不过幽陵的基地当在河套之中。把幽所有的昏暗和深奥之意借而用之，遂北方为幽，郑玄说：“大阜曰陵。”（《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集解》）幽陵是中土或中原以北的一些高而不险的土山，其可居住也。

黄帝有子二十五，其中一子为昌意，昌意生颛顼，他接黄帝之班，成为部落联盟领袖，曾经巡狩疆界，“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至于蟠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以当时半牧半耕的生产方式和统辖范围推测，幽陵就是河套一带的土地，石峁城所在的土山当然也在颛顼调查研究之列，然而不能肯定此刻已经有城。不过，有民所居，还是可能的。

有一度尧老，便让舜摄政。舜了解四海情况，向尧提出，“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辠而天下咸服。”（《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共工归黄帝部落联盟，善治水，性刚烈，他跟颛顼争帝之位尝怒触不周山。其到幽陵来，是要让北狄移风易俗，也有治水的任务吧！实际上黄帝有孙曰始均，其就生于北狄。“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山海经•大荒西经》）尧世之民，也包括北狄，他们为水所困，多居山顶。有一个幽陵，就是一座土山，高且广平，四周有川流，南边就是今之秃尾河，北狄居焉。共工至此，便根据黄帝部落的经验，率北狄营室造屋，也许这就是石峁城的由来。石峁城有黄帝部落文化的元素，也有北狄文化的元素，尽为中华文明。

我在石峁遗址考察之后，往附近大约一公里余的高家堡镇去调查，见其镇的街心耸明代所建的中兴楼上，上有题额曰：幽陵瞻。这让我十分惊讶。问街边的老者，说：“幽陵就是石峁山。站在中兴楼上，可以看到幽陵，黄帝的女儿在那里埋着。”老者之言不可全信，不过幽陵瞻的题额确实把石峁城和幽陵联系在一起了。

尧世的幽都并非幽州，不是北方的一个区域，相反，它是一个具体的聚落，不过它是一个特殊的聚落。

河套之中千米左右的土山颇多，谓之幽陵，其中一个幽陵面北朝南，东西略长，可以筑城于山顶，就是石峁城。也许它周边成十上百公里以远或数百公里以远的山顶也可以筑城，并也有遗址，然而唯石峁城中央为崇台，砌有两重石墙，分为内城和外郭。实际上还不仅仅如此。

尧为天子，命羲仲住在旸谷，以定仲春，命羲叔住在南交，以定仲夏，命和仲住在昧谷，以定仲秋，命和叔住在幽都，以定仲冬。（《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北方为幽，谷梁赤说：“民所聚曰都。”幽都当为筑于一个非凡幽陵之上的都邑，就是石峁城。

那么幽都有何功能呢？

它是尧世在北方的政令重镇。这一带民所杂居，不过以北狄为主。尧通过所派大员在此传播德行，指导其民按季农耕牧养，使北狄安妥地生活在他的统治之下或影响之下。共工为不驯之士，然而究竟是尧的大员。

它是尧世在北方的观天中心。当此之时，农耕渐兴，没有历法无以播种收获，不测日月星宿之运便无以制定历法。和叔住在幽都，便根据冬至的黄昏，昴星的出现，确认仲冬的。舜曾经巡狩四方，以矫正季月日。至北方，也许他就是在幽都观天的。这里的崇台，就是在石峁城中央的今之农民呼为皇城台的地方，也许它就是置放浑天仪的。

它是禘天祀神之处。在石峁城所发掘的人头骨，就是某种大祭仪式的遗存，不过大祭显然不唯此。也许更多大祭仪式之遗存将渐渐被发掘出来。

它是一个攻玉密室。尧世是一个玉器兴盛之时，会大量使用玉器。在石峁所发掘的玉器甚多，其显然不可能都是在别的地方制成之后送于斯的。幽都若无秘室以专门攻玉，不会雕刻出大量玉器，也不能满足广泛之用。

也许石峁城是尧帝的陪都

我还有一个大胆的猜想，石峁城是尧帝的陪都，当然这一点没有任何文字所记。不过尧都在平阳，今之临汾一带，其海拔400米左右，在陶寺遗址，今之山西襄汾一带，海拔500米至600米之间。以逻辑，当时浩瀚的洪水显然会淹没它，然而尧帝完全可以在洪水成灾之前迁都。深山不能去，因为祖先是从深山走出来的。只能去浅山、土山，以便农耕，不过海拔要合适，太低有水患，太险不宜生活。也许幽陵——幽都——石峁城最好，所以石峁城为尧帝的陪都也是可能的。

把石峁遗址及其器物与陶寺遗址及其器物进行比较，可以为这种猜想增加一些理性成分。考古学家何努认为陶寺遗址当在4500至4200年，显然陶寺早，石峁晚。石峁与陶寺相似颇多。彼此之城皆东西长，南北窄，是圆角长方形的。彼此在房子之间都有道路，所异者陶寺半地穴式和窑洞居多，石峁在山顶，房子尽在地面。彼此都有陶器，其陶鬲有三足，甚为相象。彼此都有石器，所异者石峁有石刻人头像。彼此都有玉器，其玉璧相像之极，所异者石峁玉器更繁。彼此都有铜齿轮形器，所异者石峁的铜齿轮形器是六铜二玉八组合，出于墓葬，戴之手腕。

石峁对陶寺在文化上不仅仅有关联，也许还有继承。石峁的玉器尤其多，而且精致。特别重要的是，石峁是坐于山顶的一个石城，其石墙都起于地面。

2012年的考古报告显示，在石峁城的石墙之间有6件玉器发现，包括玉铲、玉璜，这证实了石峁玉的存在。实际上石峁玉早就流传于天下了。陕西省神木县文体事业局提供了石峁玉在世界的流传版图：海外4000余件，胡文高收藏200余件，现在展示于神木县博物馆，有考古专家从石峁村农民处征集127件，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然而还不止这些，我从石峁遗址周边农民获悉，还有一些石峁玉在农民手上，他们想留着。

那么石峁玉有何之用？它们是在什么地方制作？从哪里来的？

玉文化表明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拜玉心理，以玉为贵，以玉为宝，甚至以玉为保佑。拜玉心理几乎就是一种含蓄的拜玉主义，它优雅地抵抗着这个时代一种畸形的和病态的拜金主义。

中华文明的基因是玉文化，它的重要特点也是玉文化。

在世界范围内，人类对玉的发现是不约而同的，这仿佛不约而同地发现了火，不约而同地操起了语言。人类不存在线性地对玉辨别技能的传播。

人类对玉的发现，在于它对人类的价值。其质地坚硬，可以成为劳动的工具，有使用价值。其五色闪烁，温润柔和，可以欣赏，有审美价值。其融于石头之中，鲜见稀罕，不易得，可以为奇，有收藏价值。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以艰苦的生存斗争，渐渐发现了玉的价值。当然，这都是玉的基本价值，其玉多处于自然状态。

一旦到了新石器时代，击玉，磨玉，用工具雕刻玉，给处于自然状态的玉打上人类的意志，便产生了玉文化，历史也就开始了。玉石成为玉器，是一个质的变化。

玉文化之所以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和重要特点，除了玉的基本价值：使用价值、审美价值和收藏价值以外，它还凝结着祖先走出动物界以建立社会和国家的所有悲伤与欢乐，凝结着一个民族的命运及其这个民族走向未来的启示。对于中华文明，玉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

玉文化的奇幻和丰富是自新石器以来一层一层沉积的。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玉尤其显示了它的伟大。

玉是神器。在氏族和部落时代，人类要生活往往力不从心，遂必须求助于上帝百神，以祛除水患、地震或流行的疾病。玉是宝贵的，遂以玉禘上帝和百神，以图得到帮助。神话女娲炼五色石补天，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以玉禘上帝和百神，以盼洪水平息的仪式。先贤说：“夫玉亦神物也……”（《越绝书》），指玉器可以禘上帝和百神。先贤还说：“巫以玉事神。”（《说文解字•玉部》），指要让神与人类沟通，让神喜欢人类，帮助人类，巫会用人类的玉器奉献神。以此分析，也许女娲就是巫。舜耕历山，在河际之岩得玉历，从而知天命在他。（《搜神记》）历周穆王西行会西母王，穿正装，面西沉璧于河，河神接受了。周景王想立子朝为太子，子朝持成周的宝圭沉于河，河神不敢受，圭自水出，津人从河上得到了。孔子修史而成，向北辰而拜，以告天。天起白雾，赤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并刻有文字。（《搜神记》）秦始皇二十八年，渡江往湘水沉璧禘江神，江神未受。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有人持此璧在华阴平舒道送使者，说：“为吾遗滈池君。”又说：“今年祖龙死。”江神送滈池之神，周武王也。

玉是国器。这里有两个意思，其一玉是权力的象征，其二，玉是礼乐法度的元素。黄帝迁徙往来，日理万机，然而会研究玉。“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年一》）“鬲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墨子•非攻下》）尧世虽然还不是国家，然而在这个社会，国家的形态已经渐渐孕育。舜摄政，收集五瑞，以不同的玉圭颁给不同级别大员，以示级别。大禹治水成功，尧以玉圭赐之，以构筑一种君臣关系。多年以后，孔子颂尧曰：“焕乎！其有文章。”指以有包括玉在内的国器而形成的礼乐法度，据此统治，一片光明。玉为符号，是象征。大禹曾经征伐有苗，共带兵的信物便是天子所授之玉器。（《墨子•非攻下》）夏启为国家元首，其乘龙飞天，所带玉环玉璜，当然是国器。（《山海经•海外西经》）商把九鼎与玉同置，所以周武王代商纣王以后命令南宫和史佚要抬出九鼎和玉以展示。周襄王以晋文公杀篡位的叔带，送他返都，赐晋文公圭，鬯、弓、失，并做诸侯之首领。

玉是福器，指所占玉器越多，越豪华，越奢侈，越有福，而且生要带来，死要带去。夏桀的宫殿有瑶台、琼室和玉门，“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竹书纪年》）足见对玉的痴迷。这在商代也有表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755件，便是明证。商纣王身穿天智玉，登上鹿台，焚于数千件玉器之中，知玉为宝贵，想尽可能地保存其躯。（《逸周书•世俘》，见叶舒宪《金枝玉叶》）

玉是礼器。周代素有明德的传统，敬老，慈少，礼下贤者，遂以礼治国。礼器颇多。玉器深为君子所爱。孔子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礼记》）指的便是这个时代。公侯伯子男，不同的爵位佩不同的玉器，不同的玉器有不同的响声，以提示行动的轻重缓急。所谓：“改玉改行”，指的就是玉器规定的一种礼。

玉是配饰。几千年下来，玉变成了配饰，男女老少都可以挂在身上。刘禹锡有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以此反映玉的垂直而下显然也不无情理，然而今之不管是谁所带的任何一件玉器，都分有了自新石器以来，自女娲炼五彩石补天以来，玉文化所有的奇幻和丰富。这恰恰便是中华文明的基因所在，是中华文明重要特点之所在。

石峁遗址200里内外不出玉，那么这里发掘的玉器从哪里来呢？

玉石之路久是困惑。

应当注目黄河水道。新石器时代各文化域之间应该不存在线性的玉器输送。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之玉，5000年至6000年，主体在5500米以前太湖流域良渚文化之玉，4000年至4300年以前，黄河流域石峁遗址之玉，4000年至4300年以前，或任何两个氏族或部落联盟之间发生持久的玉器输送。不同文化域之间发现有彼此的玉器是可能的，不过这往往是偶然的，通婚、贸易、战争、会盟，彼此会有玉器的交流，然而这不能形成玉石之路。

也许在悠久的中华文明起源的阶段，只有一条玉石之路，这就是边玉中输。中指移动在黄河流域，以黄河中下游为主的中土、中原，权力中心，包括今之河南、陕西和山西，这一带新石器时代遗址最多。边指这一带以外更广阔的的地方。

从昆仑山入玉门关，再到中土或中原的玉石之路为西玉东输，实际上西玉东输也是边玉中输，只不过它玉优，玉多，影响甚广，遂为边玉东输之路的一条著名之路。然而先有边玉中输之路，后有西玉东输之路。依杨伯达的研究，到商晚期，大约3300年以后，和田玉到安阳，边玉中输培育了拜玉心理，发生了玉文化，从而导致了西玉东输。西玉东输是边玉东输的扩广和发展，其后来居上，几乎湮没有边玉中输之路。不过边玉中输反映政治关系，反映天子与诸牧的关系，西玉东输表现为经济关系，贸易关系，当然由此也推动了科学技术和宗教信息的交流。

边玉中输的玉石之路，从黄帝时代发轫，尧世得以形成，尤其是大禹治水，划天下为九州，九州皆有赋贡，凡出玉的都要送过来。有规律的边玉中输，就是这样形成的，玉石之路就是这样形成的。

黄河水道显然是一条坚实的玉石之路，它很漂亮地承担着边玉中输的任务。所谓治国，就是以治水而立国，并把九州通过水道与黄河连接起来，从而把赋贡送到国都：平阳、蒲坂、夏王城、夏台、安阳、丰镐、洛邑。

大禹所划天下为九州，皆以水道通于黄河。冀州，孔安国曰：“尧所都也。”赋贡从渤海绕碣石山运入黄河。兖州，赋贡由济水和漯水，运入黄河。青州，赋贡由汶水到济水，再运入黄河，贡品多，其中有怪石，其似玉。徐州，赋贡由淮水和泗水，运黄河。扬州，赋贡由长江和东海到淮水、泗水，再运入黄河，贡品多，其中有瑶、琨，皆为美玉。荆州，赋贡由长江，沱水、涔水、汉水，统统向北，经过一段陆路，进洛水，再运入黄河。贡品多，其中有砺、砥，皆是磨石。豫州，赋贡由洛水运入黄河，贡品多，其中有磬、错，攻玉之台也。梁州，赋贡由潜水走，经过一段陆路，进沔水，转渭水，再运入黄河。贡品多，其中有璆，美玉也，还有砮。雍州，赋贡由积石山走龙门山西河，由渭水运入黄河。贡品多，其中有璆、琳，皆美玉也，还有琅玕。这一条水道可以到今之甘肃和青海。

先贤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吕氏春秋•慎势》）黄河中下游就在天下之中，遂有五帝及夏商周于斯立国，从而创造中华文明。这里不仅仅有黄土，有利于农耕，还因为黄河水道连接着九州，可以令行天下，兵镇御内。黄河水道显然是天下交通的枢纽，由水道编织的交通网络尽结黄河。黄河就是秦直路，今之高速公路和高铁。涅洮窟野汾渭流沁汶，皆是国道。边玉中输，黄河水道也是天赐的玉石之路。从商晚期开始的西玉东输，也许在很多时候，也沿水道而来。河出昆仑，是指黄河连着昆仑玉，或就指昆仑山玉以黄河输送，有出现。

非常清楚，石峁玉从黄河而来，由黄河转秃尾河，登石峁山。也会由秃尾河顺流而下，登石峁山。也可能由贝加尔湖进窟野河入黄河，转入秃尾河，登石峁山。

2012年的发掘，明确显示石峁城有玉，这也为流失海外和藏之民间的几千件石峁玉的存在，提供了佐证。石峁玉多，其器用也可能交叉，转换。观其之用，可以以类分之。

观天之用。石峁出土的璇玑有数件。沈括认为其为测天之器，设于崇台。除了璇玑玉衡之外，当还有别的观天之具。

禘祀之用。几处人头骨显示，这里禘祀甚盛。琮、璧，都当是祭器。

行令之用。钺、璜、玦，都有一定天子意志，先君在不同时间和  不同地方出示不同的玉器，以行其令。

级别之用。玉瑞相当于今之任命书，五瑞就是五类任命书，不同级别，天子会颁不同的玉瑞。

福气之用。以玉为贵，以玉为宝，从而积玉，纳玉，占有越多，福气越大。这当然只在贵族阶层。

佩饰之用。玉蚕、玉鸟、玉簪，在石峁皆有发现，其当为佩饰。显然，四千年以前，先民就用玉美化自己了。

其一，石峁遗址在河套，在河西，在偏离中土或中原区域，在靠近游牧地界，这显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发生在大陆更辽阔更广袤的背景上。它不拘于一隅。

其二，石峁城把中国建筑史和建城史前推三百年。夏禹之都在阳城，今之河南登封；夏启之都在阳翟，今之河南禹县；夏太康之都在斟鄩，今之河南偃师，若能证实，它们都晚石峁城几百年。

其三，石峁所出土的人头骨、玉器、石刻人像及石棺和瓮棺，反映了一种祭献活动，从而透露了石峁先民对天对神的敬畏。也许这些活动就是一种原始宗教。

其四，石峁的衰落究竟是什么原因？是战争？是生态恶化？还是主动迁徙？这里存在着意义重大的思考空间。

其五，石峁玉器种类繁多，构成了一个象征系统，是结绳记事之后与文字表达之前的精神创造，构成了生活的必须。从结绳记事，到玉器象征，到文字表达，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所走之路是何等漫长，何等艰辛，又何等伟大！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五日，窄门堡 

原载《光明日报》2013年8日14日，收入中华书局《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叶舒宪 古方主编，2015年4月北京第1版

（作者简介：朱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写作协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长安笔会中心主任。有30多种散文版本行世，具代表性的有《西楼红叶》《药叫黄连》《夹缝中的历史》《人生的爱与智》《关中是中国的院子》《长安是中国的心》等。作品录用于中学语文教科书和高职语文教科书，见诸语文试卷，入选百余种散文选集。获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