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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包”话题的胡思乱想
——由南通“外包城管抢商贩甘蔗”事件说起
文/董惠安
1200多年前，为解除“安史之乱”困局的唐肃宗，由于拿不出钱财来支付这一大笔“外包”费，于是被迫允许回纥兵劫掠百姓。“外包”合同约定：攻克两都之后，收复的土地、解救的官员百姓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后来回纥兵果然在洛阳劫掠三日。
本来，这段五味杂陈的历史早已尘封在我的记忆深处。然而，南通“外包城管抢商贩老人甘蔗”事件，让我这个总爱胡思乱想的吃瓜群众猛然间想起了不忍回想的悠悠往事。这两件事本是时空遥远、风马牛不相及，但又觉得剪不断理还乱。由此还让我联想到了近来一系列和“外包”有关的麻烦事——
据报道，2021年7月下旬，南京禄口机场感染保洁人员系外包公司的工作人员，而机场与外包公司权责划分不明晰，形成管理盲区，最终造成疫情爆发；
河南封丘2021年11月27日，“30余名学生餐后呕吐腹泻”事件，也是与外包的餐饮公司有关。而且校方还无权解除合同，难吃的饭菜还得继续吃。
而一些金融机构将催贷业务外包、土地拆迁委托第三方公司，都惹出了大大的麻烦。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人们不禁要问，这“外包”是何方神圣？为何频频出现在我们周围？
据说有美国媒体对“外包城管抢商贩甘蔗”事件幸灾乐祸，但美国是此类“外包”的始作俑者。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毒品泛滥，街头巷尾充斥着大大小小的毒枭。毒品导致了抢劫、枪战、谋杀等刑事案件，犯罪率就不断飙涨。监狱人口增长达到了800%；大大小小的监狱都人满为患。在这种情况之下，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主席汤姆和朋友多克托·克朗兹、唐·赫托决定将监狱引入商业化，这样，不但能解决新建监狱的资金、管理等问题，而且还非常赚钱。于是，三人合伙成立了一个机构——美国惩教公司（CCA）。通过这个公司的运作，一座座私立监狱便在美国相继建立起来。当监狱变成一门生意，那么效益就是最大的驱动力。这些私立监狱里的一切都是收费的，一日三餐必须由犯人自己购买；各种生活用品都明码定价；同时，监狱里还有地下黑市，枪支毒品贸易源源不断不断，以暴力名义淘汰不合格的“罪犯”更是家常便饭，这些因暴力而死的人，对外公布的死因大多为自杀。
作为一种“成功”的商业模式，这种监狱“外包”的模式被利润追求者广泛效仿，被引入到全世界企业营运的方方面面。时至今日，究竟是先有了“外包”模式而后有了美国监狱“外包”，还是先有了汤姆和朋友的“创新”而后有了普遍的“外包”模式，这种“鸡”和“蛋”孰先孰后的争论已无从可考。还有，就是“外包”在中国是引进前就“不对味儿”还是引进后“变了味儿”，这也是说不清的糊涂账。可以被认可的是，在一些技术产品的外包运作方式，成功的案例还是很多。然而，凡涉及到人的服务，尤其是涉及权力执法问题的服务时，其社会效果可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南通外包城管“抢甘蔗”等问题，足以让人对这种行政“外包”的可行性、合法性提出质疑。
但“外包”人工服务的业务有利可图，其行情在骂声中看涨。正所谓“月儿弯弯照九楼，有人高兴有人愁”。谁人高兴？“外包”老总和寻“包”者。首先，寻包单位用这种方式可以降低用人成本——免交三金、工资低额，还可免去培训教育的责任，甚至对这些“包”来的员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何乐而不为？甚至还会有来自“外包”说不清道不明的“回报”呢！“外包”老总也是喜不自禁的——员工的薪金、福利可以压缩到最低，就这还是“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谁嫌待遇不好谁就立马走人，反正中国不缺人！
谁人苦愁？首先是那些被“外包”的员工。工资几多？肯定比用人单位的正式员工少，而且不是一般的少。而且工作量比正式员工大，不是一般的大。以南京机场保洁的疫情防护服具的发放为例，就很不到位。她们向媒体表明，更换下来的工作装或防护服并没有进行统一收集和清洗，一般都是保洁员自己将其带回家进行清洗。
据健康时报报道，外包公司为了节省开支，怎么省钱怎么做，没有把负责境外和境内航班的保洁员进行严格的区分。一位防疫专家表示，保洁进入客舱打扫时，是否被发放了防护服不得而知。
而此次抢夺商贩老人甘蔗的南通外包城管人员，薪金待遇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我所在的城市前些年经常发生城管踢商贩摊子抢夺水果、以及乱罚款的事情，据说他们工资很低，部分收入要从罚款中来，利益驱动当然让他们对待商贩的“吃相”很是难看。近几年政府很好地解决了“临时工”城管的待遇和身份问题，这种屡遭诟病的野蛮执法的现象遂成为了历史。南通外包城管疯狂抢商户甘蔗的所作所为，想必还未跳出“饥饿生盗贼”的乾坤之套。按理说，这家“外包”公司的服务期限自2021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止，三年间委托承包管理费用总金额为2437万余元，数额不小啊！一年800多万的费用，员工们不至于穷得去穿着制服去打劫呀？说句不恰当的话：这些“可憎”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当员工“可憎可怜”之后，社会便会阵痛。痛苦的是“享受”服务的民众，譬如甘蔗被抢的老商贩、中毒的师生等等，而最终背锅的则是社会管理者政府，受损的是我们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社会和谐氛围。
值得再说说是，目前仍在盛行的被冠以“劳务派遣制”用工美名的另一“外包”问题。这种“派遣”用工显然不是公益组织派出的志愿者，更不是白求恩那样受国际正义组织派到中国、支援抗战的国际主义战士，而是一种新型的名分和待遇都被人为降低的、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的“临时工”群体。看上去这些“派遣工”是白领阶层，实际上和机场保洁、抢商贩甘蔗的“外包”城管“同为天涯沦落人”。不久前某企业外包女员工在职场论坛留下心酸之言，事情是这样的：她被外派到一家大公司上班，该大公司在休息的时候还提供零食和下午茶。有次这个外包女员工就吃了一些公司的零食。结果当天就收到大公司领导的信息，说她是外包员工，不是正式员工，提醒她不要随便偷吃公司零食。并且还要她注意自己素质。
我想，这家大公司的茶歇间外，是不是应当竖一个“外包员工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呀？
这不是个例。由此联想，企业文化中的“爱岗敬业”“平等博爱”之类的口号基本上墙上的精致挂件装饰。如此的人分几等，冷酷的人格歧视，让大学的思政课很难讲授，完全可能让未出茅庐的大学生从幼儿园时代积淀的对生活的美好构想一朝崩盘。还说什么要让员工树立“主人公意识”，实际上确定的只能是“佣人”“临时工”意识，与企业只能是赤裸裸的雇佣关系。同时，这也很容易让原有的正式员工养尊处优，形成贵族心态。一个企业或单位的生产力由“正式”和“外包”两股力量构成，同工不同酬，“同床难同梦”，这大概不是人事制度改革创新的初衷。
欲解决“外包”用工引发的困局，吃瓜群众有两点建议：一是开发可取代人工服务的高智能机器人。这种革命性创新举措已经开始实施。一些人工服务窗口逐步萎缩，而自助服务、电子语音服务和无人化服务方兴未艾。这大约也是国家号召生三胎而年轻人却不愿结婚的原因之一。二是抛弃洋思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解困之路。中国企业界有个老版的《鞍钢宪法》，曾经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成功秘籍。这秘籍的核心要素是把企业的员工首先当人，然后是当成主人，进而激发员工的创造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一个庞大的企业家参观团到日本学习。所到之处，又照相又录音又记录，就连人家墙上贴的具体管理要求，也一字不拉地抄来。开始，日本人没有说什么。后来憋不住，还是说了：你们何必这样，其实，我们好多成功的企业，其管理要略，大体上都是学习了你们的《鞍钢宪法》。
我们犯得数典忘祖的毛病已经很多了。美国监狱外包的经验犹如变异的病毒，引发了并不美妙的后遗症。而我们能从父辈们炼成的诸如《鞍钢宪法》之类的秘籍重新拾起来，并发扬光大，企业的人事肯定出彩。
董惠安
2021.1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