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1、愚昧才是一切的根源，愚昧是因为一直拒绝被启蒙。3、如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像一把匕首，那么愚昧封建就是民族的毒药。当年胡适对中国人的10大批判，我们今天再看看过不过时！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第二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现状，敢说老实话。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不是国防的教育,而是亡国奴的教育。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中国人死了父母，发出讣书，人人都说<span data-raw-text="" "="" data-textnode-index="36" data-index="1075" class="character"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泣血稽颡<span data-raw-text="" "="" data-textnode-index="36" data-index="1080" class="character"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span data-raw-text="" "="" data-textnode-index="36" data-index="1081" class="character"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苫块昏迷<span data-raw-text="" "="" data-textnode-index="36" data-index="1086" class="character"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其实他们何尝泣血？又何尝<span data-raw-text="" "="" data-textnode-index="36" data-index="1100" class="character"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寝苫枕块<span data-raw-text="" "="" data-textnode-index="36" data-index="1105" class="character"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这种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为是<span data-raw-text="" "="" data-textnode-index="37" data-index="1123" class="character"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道德<span data-raw-text="" "="" data-textnode-index="37" data-index="1126" class="character"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人人都不以为羞耻。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习惯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觉得道德了。 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在社会上，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第一，要自己能挣饭吃。第二，不可抢别人的饭吃。第三，要能想出法子来，开出路来，叫别人有挣饭吃的机会。一九六一年，李熬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写到：“真希望胡适是过了时的人，可胡适之不过时，恰恰证明了我们四十年来没进步。”转眼到了二O二一年，九十年过去了，梁胡之问还有现实意义吗？如果有，这该是件多么让人悲伤的事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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