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黑

                    作者  冯积岐

    1968年元旦过后没几天，黑脸队长派我到大队革委会的院子去接西安的下乡知青。铅灰色的天空压得很低，尘埃似的凌霜兴奋地飞舞着，道路两旁的白杨树上仿佛灌上了蜡，风一吹，发出了参差不齐的响声。脚下那条老老实实的乡村土路变得蛮横而傲慢,一不小心就会弄你一个仰面朝天。我扛着一包行李小心翼翼地行走在生硬而光滑的土路上，我听得出,跟在我后面的脚步声毫无设防；随之,有人滑倒了。接下来,后面的几个男女知青便老黑老黑地呼喊(他们喊得很轻松,有游戏的味道)。滑倒的知青大约爬起来了，脚步声依然很随意。没走几步,随意的脚步声拦腰折断了;这一次，他大约跌得比较厉害(在老黑的呼喊声中夹杂着年轻人放肆的笑声)。我回头看时，他迈着提防的碎步向我跟前走来了，他骂了一句:“塞他妈!”(后来我才知道那句骂人的话相当于农村人的粗话:日他娘)。分配给我们队上的8个知青中,我第一个认识的就是这个老黑。

                             2

生产队开始向麦地里送粪，黑脸队长派我和老黑合拉一辆架子车 ;老黑不会使用铁锨，他的两条腿撮在一块儿，身子曲下去,那样子仿佛是在跪拜。几个挖粪的妇女睁大了好奇的眼睛，仿佛看电影似的看着老黑。老黑将铁锨“日”地一声撂出去老远，骂了一声:“塞他妈!”老黑点上了一根烟，一只手按在架子车辕上,看着我装车。等我装满了车，老黑主动去驾辕，一上路，他就把他十八岁的力气全部使出来了。

热气从他的额头上领口里向外冒。拉过三回以后，他将身上的棉袄一甩，脱下了绒裤,只穿一身枣红色的螺纹线衣。我对老黑说,天气这么冷,小心感冒了。他大概没有听懂(西府人咬字很重,常常将话语说讹;知青们还未习惯)，自顾自地吆喝了一声样板戏(大概是“浑身是胆雄赳赳”那一句)。
    拉着空架子车回来的路上,老黑很神秘地问我:你们村有没有周扒皮(指地主;知青们从课本上学到的地主就是周扒皮)?
    我吱唔了一声。当时,我的脸一定是发红了,因为我的祖父就是一个周扒皮。
    老黑又问了我一句:周扒皮是什么样子?我不想叫老黑知道我有一个周扒皮的祖父,这太伤我的自尊心了。只“嗯”了一声。老黑根本就没注意到我的难为情，他换了一个角度问:你们队上连一个周扒皮也没有(如果不给他说明白，他会问到底的;如果他见不到一个周扒皮,他会很失望的)?我说:有,有周扒皮。
    老黑说:你能给我说说谁是周扒皮吗?我一抬眼,老远看见我的祖父担着一担大粪向北走去(地主分子就得干脏活儿和苦活儿)。我用手一指祖父,给老黑说:他就是咱们队上的周扒皮。
    我话刚落,老黑拔腿就向我的祖父跟前走去了。我不知道老黑会做出什么举动来，抬头凝视着弯腰曲背的祖父和渐走渐近的老黑。老黑离我的祖父越来越近，我的视线越来越模糊，以至什么也看不清了(祖父后来告诉我，老黑问他半夜学过鸡叫没有，他说没有。老黑有点不相信。祖父说他确实没有，老黑给了祖父一根纸烟，非要担祖父的大粪担子不可，祖父出于无奈叫老黑担了几步路)。老黑回到粪场上的时候，我已经将架子车装满了,老黑有点失望地对我说，咱队上的周扒皮一点儿也不像周扒皮(我不知道他心目中的周扒皮是什么模样)。

                          3
    我真没有想到老黑会到家里来找我(其他七个知青从未进过我的家门;就在送毕粪的那天晚上，黑脸队长召开会议向知青们介绍了生产队里的阶级状况,老黑已经知道我是狗崽子，我没有任何必要再隐瞒了)。老黑一进院门就山子山子地喊我，我走出昏暗的厦房，一看是老黑，惊愕而又兴奋。老黑一进房间就蹬掉了皮鞋上了土炕。我问老黑吃过饭没有(知青刚来时由生产队派人做饭,后来就自己做自己吃，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老黑说吃过了。我下了炕,用大老碗给老黑端来了一碗柿子(祖父给我们留下的两棵柿树到那时还未收归集体)。老黑一口气吃完了一老碗柿子，问我还有没有(他大概在西安市没有吃过软柿子)。我说有。我又给他捡了一老碗(捡没有受伤的和最软的)。老黑正吃着,祖父进来了(他当然知道了我的祖父就是地主周扒皮)。老黑右手捏住柿子把儿，去撕扯柿子皮的左手僵了一瞬，他将柿子放回老碗里掏出一包战斗牌烟抽了一支给祖父撂过去。祖父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他弯腰从地下拾起来没接住的烟,说:你们吃柿子，你们吃柿子。祖父退出了房间，老黑笑了。我问老黑你笑哈哩?老黑说:我想叫你祖父学两声鸡叫(周扒皮曾经学过鸡叫)。我觉得，我的脸又红了。
    老黑将两老碗柿子吃得光光净。吃毕柿子，他说叫我帮他写一封家信。我说我没有纸也没有钢笔(从1967年到1980年这期间,我确实没有钢笔)，我想以这个为借口而推掉(我在初中只读了一年,就学历而言还没老黑长)。老黑说他带着钢笔和信纸。老黑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枝钢笔和两张揉绉了的信纸,他说:“塞他妈!学来的汉字都忘记了，想好的话语写不到纸上去。”我问他:“你给你爸和你妈想说些啥话?”老黑再一次从衣服口袋里摸出来一张信纸。 我打开一看，是他未写下去的信。信的开头是一段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语录，三句话的语录中有八个错别字，而信中的错别字就更多了,但我能看得出老黑的意思，首先对父母亲表示问候,让他们放心,不要惦念(写成了店念)；另外，他要一双鞋子(写成了血子)和一一双袜子(写成了娃子)。我照老黑意思写了一封信,给老黑念了一遍。老黑说:“塞他妈!山子你将来一定是鲁迅。”(老黑知 道的唯一的一个作家)。 我说:“你不要那么说，黑脸队长知道了说我污蔑大人物。”(鲁迅在我当时的心目中算得上一个大人物)。老黑说:“黑脸队长欺侮你，我就拿刀子捅他。”老黑将信装好以后,我要送他走，他这才注意到我脚上的线袜子破了好几个洞，他将他脚上的尼龙袜子脱下来叫我拿去穿(我还没有穿过尼龙袜子:全队人都还没有穿过尼龙袜子)。我万般推辞，推辞不掉就收下了。我以为老黑将他的尼龙袜子送给我了，因此,很珍惜，只是上县城去的时候穿一穿，或者到水利工地上劳动的时候穿。谁料春节前，老黑临回西安去的时候又向我来讨要他的尼龙袜子。我只好很心疼地还给了他。我记得很清，那天，老黑的腰间勒一根麻绳,棉袄袖子上开了花。他说:“塞他妈!老头子把我撂在农村里就不管了，也不给我寄些钱来。”我说:“祖父的老旱烟你能不能抽动?我给你抓一把你试试?”老黑说:“抽周扒皮的老旱烟?行啊。”
    正月十五还没有过,老黑和其他几个知青都回到了生产队。那天,公社里召开春耕生产动员大会,黑脸队长向我手中塞了一把铁锤子，叫我去打墙根(贫下中农和其他社员开会,黑五类去劳动是常有的事)。我扛着铁锤子到了正在修建的猪圈只打了几锤子，老黑来了。老黑拉着我的手叫我去开会。我说，不行。我说，擅自去开会黑脸队长不但不给记工分,还要扣工分的。老黑说，黑脸队长要是扣你的工分，我就放他的血，我惴惴不安地跟着老黑来到了会场。黑脸队长一看见我，就拉下脸问：谁叫你来的?我无话可说。老黑说:塞你妈!我叫他来的。他是社员不是?黑脸队长看了看老黑，没有说什么。晚上，我拿着劳动手册去记工分，果然不出我所料，黑脸队长不但没记我开会的工分，反而倒扣了我一晌的工分(这件事老黑一直不知道)。回到家,祖父对我说：娃呀，你和洋学生(农村人对知识青年的叫法)离远一点,人家娃到乡下来不是和你做朋友的，咱是啥人，咱心里明白，莫要叫人家娃(主要指老黑)跟着你吃了亏。可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老黑已经和我是朋友了。就在那年深秋，我去邻村相亲(看媳妇)，没有一件体面衣服可穿，老黑将他的黑条绒夹克借给了我(尽管那是一次失败的相亲，因为我穿上了一件时髦的衣服使我增添了三分英俊，多年以后,我在县城里碰上了那个已做了母亲的女孩儿,她赞叹我在相亲那天简直就是个洋学生)。我将老黑的夹克穿了三十三天半才还给了他。

4
    老黑出了点事。老黑的出事是由他的同学牛凤琴和毛玉仙引起的。黑脸队长从火车站叫来了两个山东客打井(他们的年龄在三十五之间，都很健壮),牛凤琴和毛玉仙在井上面绞土,开初几天,干得很和谐。不和谐的事情发生在春意盎然的晌午,太阳很好,牛凤琴和毛玉仙不住的打呵欠,不停的流汗,她们并没有偷懒(已经脱掉了上身的夹克和下身的线裤，衣服单薄得身体上曲线毕露了)。可是,吊土的竹笼子老是在井壁上碰，土块儿就掉下去打在了两个山东客的身上了(头上戴着柳条帽)两个山东客以为是女知青不小心就在井底下抱怨。两个女知青似乎才找到了说话的机会,她们坐在井口反驳山东客的抱怨。山东客生硬的山东话大概刺激了两个女知青的某些神经,使她们觉得很好听，,不掉几个土疙瘩,不惹山东客抱怨她们似乎觉得没意思。于是，竹笼吊到井口时，她们故意给胳膊上使了点劲，竹笼子一晃，土块和土粒便如雨下，井下的山东客大约被打疼了，也许是小题大作，他们在井下使用了粗言语(很明确地指向男人和女人的生殖器官)。牛凤琴和毛玉仙在井上面喊着流氓、流氓，她们愉快地将半笼子土倒下去了，井底下含有挑逗的粗话被土块和土粒浇灭了。两个女知青享受着胜利者的快乐,坐在离井口大约一丈远的地方谋划更火爆的报复。她们没有想到，两个山东客会从井口里窜上来,她们更没有想到两个山东客会一人扑倒一个女知青。这两个山东客也许是为了吓唬女知青，或者说趁此调戏一下鲜活的女孩儿。两个山东客也没有想到两个女知青会发出如此尖利而夸张的喊叫，叫声将两个山东客惊呆了，他们满身泥土的身体即刻离开了两个女知青的线条毕露的身子；他们大概没有想到接下来该怎么办,于是,就怔住了。就在这时候，在地里干活儿的老黑来了,他是提着一把镢头赶来的。牛凤琴和毛玉仙一见老黑，几乎在同时放声而哭(未免有游戏的味道)。老黑问两个女同学是怎么回事，牛凤琴哭着说他们是流氓。毛玉仙用手比划着,表示山东客摸了她的奶子什么的(她大概觉得牛凤琴说他们是流氓就应该有内容可言)。老黑不再问,在山东客还怔着的时刻，一镢头就将一个打倒了。牛凤琴又尖叫了一声。一个山东客看见另一个山东客被打倒，自己手中没有家伙，拔腿就跑,老黑撵上去,在另一个山东客腿上又来了一镢头。他的第二镢头还没有砸下去,两个女知青跑来抱住了他。老黑丢下锹头骂了一声:“塞他妈!”
    这时候，全队人涌到了打井的那片地里。黑脸队长以为出了人命了，他吩咐会计赶快去叫支左的部队(军营离我们村只有半里路)。全队人将三个知青团团围住了(农民们同情的是两个被打倒的山东客)。我看见，老黑两手叉腰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牛凤琴和毛玉仙大概被吓住了，她们的脸色有点白，两个人低眉垂眼地偎依在一起。不一会儿，汽车鸣叫，两辆车上跳下来了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支左部队官兵,老黑和两个女知青被支左部队带到军营里去了。黑脸队长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他说:“洋学生这次非吃亏不可。”
    第三天，老黑和两个女知青从部队上回到生产队里的时候,两个山东客又在打井了(他们主要是被老黑的气势吓住了,并没有伤筋骨，只躺了两天)。绞土的知青换为两个男社员，我就是其中的一名。我问老黑,到部队上怎么样?老黑说:“吃美了，每顿饭都有肉。”
    一眨眼就到了收麦子的时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黑脸队长就为一件事犯愁——生产队有一大片麦子和邻近的永红大队连畔，永红大队的人仗着他们人多势众，每年都先下手为强,麦子割过了畔不说，黑脸队长还挨了一次冤枉打。搭镰收割的第二天，黑脸队长就将全队的8个知青和年轻人领到了和永红大队连畔的麦地里，他用手一指，吩咐我们割麦子，自己溜回去了。割到半响午，永红大队的几十名男女社员分别开着三辆手扶拖拉机涌到地里来了，他们不由分说，就向手扶拖拉机上装麦子。老黑他们没有见过这种景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告诉老黑，这就是抢麦子。老黑一听，他将身上的的良布衫脱下来一扔，赤着精身子,对其他几个知青们说:塞他妈!上。其他几个知青们也都脱了上衣,赤着精身子(女知青当然不会赤精身子的)。挥舞着镰刀扑向了抢麦子的人群。我跟在老黑后面(一是怕他吃亏，二是怕他鲁莽行事出人命)，向一辆手扶拖拉机跟前逼近。老黑三两把从一名中年人手中夺下了一把谷叉，锋利的谷叉在太阳光中闪着亮光，老黑挥着谷叉乱舞，我在老黑后面大声响喊:小心谷叉伤人!永红大队的社员一见老黑亡命之徒似的来了真的，便丢下麦捆向回跑，老黑挥领着几个知青乘胜追击,一个步覆迟钝的年轻人被老黑追上去以后一脚蹬倒在地，老黑挥着谷叉,就要刺，我一把抱住了他,躺在麦地里的年轻人用胳膊护住头颅,将老黑一声一声地叫叔。老黑一听吭吭地笑了。
    赶走了永红大队的社员。黑胜队长进了地。他对几个知青说:“今天给你们每个人加10分工(10分工等于一个男劳力全天的工分)。牛凤琴问黑验队长:“你说话算数?”黑检队长说:“算数。”老黑说:“好，我们明天不出工了，去周公水库游泳。”
    夏末秋初的一个晚上,我正坐在院子里吃晚饭，老黑来了。老黑兴奋地对我说,黑验队长派他和疤拉(另一个男知青)去瓜地里看瓜:老黑叫我去吃西瓜。我说我不敢去，我说黑脸队长要是知道了要扣口粮的。老黑说:“塞他妈!有我在，你怕什么?”我说,等夜深人静以后我再来吧，老黑说也好。我对老黑说，你知道黑脸队长为什么要派你们知青去看西瓜?老黑说，管他为什么。我说，你不知道,这几天晚上，灯塔大队的知青来偷西瓜，看瓜的人吓得躲在瓜棚里不敢出来。黑脸队长采取的是用知青对付知青的办法。老黑说,塞他妈!黑脸队长。老黑说罢,扬长而去了。
    我摸到西瓜地里的时候月亮已经浮上来了,天地间仿佛衔着一道薄纱，田野上影影绰绰的，能听见高梁和玉米在窃窃私语，虫子的叫声渲染着深夜的静寂，也预示着静寂中所包涵的骚动不安。老黑大概觉察到了我的慌张和害怕，他说，有我在，你把胆放正,吃饱西瓜回去再睡觉。他一拳头就打碎了一个大西瓜，我只顾埋头吃西瓜,忽然抬起头来一看,有几个人影在西瓜地里晃动。老黑和疤拉也都看见了，他们也都注视着那几个人影。老黑说，你吃西瓜，不要管他们，老黑用手推了一把疤拉，两个人站起来，迎着那几个偷瓜的走去了。我端着西瓜目不转晴地看着老黑和疤拉。
    老黑一脚踢出去。
    “唉哟!”是一个女孩儿在尖叫，那腔调肯定是知青。

接下来是很明朗的对话:“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铁二中。”

“就是我们学校对门的二中?”

“你们是三十八中的?”

“就是。走,到瓜棚里去。”

老黑和疤拉领着两个男知青和两个女知青到了瓜棚跟前，他们每人抱着两个西瓜。老黑几拳头打碎了几个西瓜，他对那几个知青说,吃，放开吃。我趁此机会溜回去了。
    黑脸队长妄图以知青制知青，结果，就在那天晚上损失了十三个西瓜，大约有150多斤。这150多斤西瓜算在了老黑和疤拉的名下，年终决算的时候扣了老黑5块钱(一斤西瓜按5分钱计算，120斤西瓜折合6块)。这5块钱相当于40多个劳动日(一个劳动日价值一角二分)。这40多个劳动日要老黑干50多天(每天8分工)。老黑干了一年,还欠生产队12块钱、13.3斤粮食(8.3斤麦子，5斤高梁)。老黑似乎一点儿也不在平，他只是对我说:“塞他妈!老子在农村再当五年农民就得把自己卖了。”

5
    母亲伤佛记起了什么，她问我:“山子，老黑怎么好多天不来了?"我说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其中的缘故。放下饭碗，我去知青点找老黑，我走进知青点上的灶房里一看，老黑倚在门框上猛抽烟。牛凤琴和毛玉仙淌眼抹泪地哭泣。冰凉的气氛中掺杂着一股浓烈的煤油味儿，那煤油味儿来自那口铁锅；铁锅中有一块还没烙熟的饼子，我料定，将饼子浮起来的油不是菜油而是煤油，我认为，他们为错搁置了油而呕气。后来，老黑告诉我，不是那回事,煤油是老黑倒进锅里的。收工回来，老黑要做面条儿吃，牛凤琴和毛玉仙将饼烙在了锅里。老黑就提了一个建议，他建议牛凤琴和毛玉仙在小锅里烙馍，他在大锅里下面条(知青们各自做饭，8个人只使用个灶房)。牛凤琴和毛玉仙坚持她们烙毕馍以后再叫老黑下面条。老黑说不服她们，就将点灯用的煤油倒进了烙饼的铁锅。我已嗅出了气氛中的紧张,就拽着老黑的胳膊，将老黑拉到了我们家，母亲给老黑煎了两碗搅团(一种用秋粮做的粗饭食)。吃饭间，我问老黑怎么好长时间不来了。老黑有点愧疚地说:“你们家里也没粮……”

老黑走后，父亲抱怨我和母亲招呼了老黑(不是父亲吝啬，我们常常是吃了这一顿没那一顿)，母来叹息道：“娃们可怜得很，一年只分200多斤粮食，大半儿是秋粮；他们又不会做，连土带皮吃下去，也吃不饱。”母来的话没错，在思想越来越丰富，粮食越来越少的日子里,知青们的日子和农民一样难熬。老黑瘦多了,他头发蓬乱，身上的衣服好多天不洗，腰间勒一根麻绳,那模样和卖苦力打井的山东客没有两样。可是,在他的脸庞上找不出一丝愁云和生活之累，他依然动不动就骂一句:塞他妈。
    1970年的春节过后,家里就没有粮食吃了。母亲偷偷地出去要过几次饭(每次可要来几斤粗粮面和一些馍馍),黑脸队长发现以后，说母亲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还在小范围内开了一次母亲的批判会。要饭的路也被断了,出于无奈,父亲将后院里那棵原来准备给祖父做馆木的桐树卖掉了。父亲用卖桐树得来的钱买了三十斤麦子和二十斤玉米(粮食是父亲从雍山里的农民手里买来的)。这五十斤粮食是一家人的命根子。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越是金贵，越是珍惜,越容易失去。
    三十斤麦子丢了，三十斤麦子是在生产队的电磨房中被人偷去的。我将三十斤麦子背进电磨房中，回家去草草地吃了一顿饭，急急地走进电磨房中去磨面，麦子不见了。我一看，窗户大开,就知道麦子是从窗户中弄出去的。
    母亲一听丢了麦子,竟然哇地一声哭了。
    一家人陷入了失去麦子的不安和绝望之中。那是我想起来有点后怕的晌午。下午我没有出工，我想好了一个充足的理由给黑脸队长请了假(我不可能说出丢失麦子之事)。我仿佛一个突然失明了的人，一个下午，盲目地在黑暗中寻找。天快黑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信息，我的麦子是知青背走的。我相信这个信息的准确性占80%。可是，我怎么向他们要回粮食呢?我在知青点上的那座大房跟前徘徊着，想不出一条万全之计来。到了下午快收工的时候，我走进了大房的套间(套间的门长年不关，一边住男知青，一边住女知青)。我断然爬上了套间的楼(其实，只是在隔墙上铺了一些木板和椽子，作为楼)。天刚黑，女知青那边的房子门开了，牛凤琴和毛玉仙回来了(其她两名女知青大概回西安去了)。她们洗罢手脸到灶房里做晚饭去了(灶房在大房旁边的厦房里)。我在木楼上趴了大约有一个钟头,牛凤琴和毛玉仙回到了她们的房间。这时候，几个男知青还没有回来。我盼望牛凤琴和毛玉仙能说些有关粮食(最好是小麦)的话题。牛凤琴拉动了一下电灯开关，说：电还没有来?毛玉仙说:没有电，咱就睡觉。毛玉仙点着了煤油灯。牛凤琴唱了一首语录歌，毛玉仙写了一句:这鬼天气,还这么冷?之后，两个女知青谁也不开口了。我隐约听见了一种似乎是很神秘的声音，像绣花针那么小,又仿佛月光那么明亮:这种声音花香似的从女知青的房间里向上飘浮,它诱惑着我。我一只手按住墙,慢慢地探出脑袋:是牛凤琴在脱上身的毛衣(毛玉仙已经钻进了被窝)，她的两条胳膊伸上去，脸庞被毛衣埋住了，下身的衬衣被毛衣带动了,小腹和肚脐眼裸露着。她只穿一条裤头,那双白腿,是那么晃眼，那么刺激，在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的眼睛也像肠胃一样没有喂饱过。毛玉仙说:“楼上什么东西在响。”牛风琴说:“老鼠。还有什么?”灯灭了。我的心在跳，我圆睁着双眼,瞪着那个黑如铁锅的房间。不一会儿，房间里有了细细的酣睡声。
    我像一只狗一样蜷缩在放着杂什的楼上等待着几个男知青的归来。这期间,毛玉仙爬起来摸黑在盆子里尿了一次。很有力量的尿尿声再一次挑逗着我，我真想扑下去。可是，那三十斤麦子压在我的身上，使我动弹不得。老黑、疤拉，还有一个叫小费的回来了（那个外号叫宪兵的男知青大概也回西安了），我估计当时快一点了。老黑和疤拉手中分别提着一只鸡。他们进门只抽了半根烟就到灶房中去了,没有听见鸡的叫声,我只听见那只破风箱哭泣似的响。我知道他们在煮鸡肉。鸡肉的香味亮光似的钻上了楼,我的饥饿像绳子似的向心中勒，我没有吃晚饭，况且在紧张和不安中捱过了大半个夜晚，肠胃像被掏空了似的难耐。我看见，老黑和疤拉将盛着鸡肉的锅抬进了房间。小费伸手去锅中捞，老黑喝住了他。老黑说:争什么?去叫牛凤琴和毛玉仙。小费便站在套间里凤琴玉仙地乱叫。牛凤琴大约在睡梦里问小费：什么事呀?小费说:老黑叫你俩吃鸡肉。牛凤琴和毛玉仙不约而同从被窝里爬起来了。她们披着上衣进了男知青的房间(她们没穿长裤)。五个知青围住铁锅大嚼大咽，我不再注目牛凤琴和毛玉仙的白腿了,我的双眼逮住了老黑手中的鸡腿不放。

    他们嚼得越响，我的肚子饥得越厉害。

饥饿的熬煎刚刚进入一个新阶段,寒冷又来袭击我,我身上单薄的衣服难以抵御黎明前的春寒，我用双手紧抱住自己，牙齿不由得打颤。这时候，老黑他们已上床躺下了，我一面和寒冷饥饿奋争，一面担心老黑他们吃罢鸡肉呼呼大睡而去，我盼望他们能说一说粮食。话题是由小费提起来的，他抱怨他没有吃饱。疤拉就说，你明天去给咱们磨麦子。老黑问疤拉麦子在哪儿放着，疤拉说，在放衣服的木箱中。原来是这样,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觉得小腹胀得厉害(是尿憋的缘故)。小费说，听说麦子是山子家的。老黑不耐烦地说:“我知道，睡觉吧。”我由老黑的话中断定麦子是老黑拿走的。我想,等他们明天早上去上工的时候我跳下去将麦子装走,就不必再追究了。一股冷风从房檐口里灌进来,我越冷尿越憋。我的小腹有针刺般的痛疼。我再也不顾及麦子了。顺着沿墙向下尿。我能听见,尿水顺着山墙溜下去的响声粗躁而酣畅。我刚系上裤带，就听见老黑大喊一声:“楼上有人!”电灯亮了，我随之跳下了楼。老黑一看是我，他从床上爬起来一脚将我蹬倒了(他的蹬法和蹬永红大队那个农民的蹬法一样)。老黑说:“塞他妈!山子，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农民真狡猾。”随后，他将疤拉和小费也喊起来了，他对他们两个说:“取口袋,给山子装麦子。”
    牛凤琴和毛玉仙也被惊动了。她们也起来了。我们坐下来还说了一些话。我不时地拿眼睛去瞟牛凤琴。就在那天晚上，牛凤琴说:山子，你的头发真黑,真的。在后来的日子里，牛凤琴连续说过几次以后，我才觉得牛凤琴赞誉我的头发时的眼神不对。老黑也提醒过我，老黑说,牛凤琴看我时眼睛里水很多。
    如果那位朋友愿意帮助我找见我的朋友老黑，我在此可以提供一些线索:老黑,生于1951年，西安市人,1968年去陕西省凤山县永丰大队插队，1971年去山西省槐树庄煤矿当工人,当时是黑头发黑眉毛，皮肤不是很……他姓伍，也许姓吴。

                              原载1998年《青海湖》2期

岐山籍著名作家冯积岐出生于凤鸣镇陵头村，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当代》《人民文学》《上海文学》《花城》等数十种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300多篇（部），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选刊选载，多次入选各种优秀作品选集。出版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村子》《逃离》等14部，共出版各类文学作品40多部，近千万字。作品曾多次获奖。挂职担任过中共凤翔县委副书记。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创作组组长，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