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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陈独秀|异己和包容
陈独秀 胡适合影
陈独秀曾经说过他和胡适的关系，“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恼（脑）子背后多少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可见，就算政治观点不同，也不一定要你死我活，也是可以求同存异的，而对异己的容忍其实就是对文明的检验。容忍都不存在，说自己文明就不过是块遮羞布。
陈独秀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这一辈子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曾六次坐牢，其中四次都是胡适营救的。
胡适和陈独秀，政治信仰几乎截然不同。一个是杜威的信徒，相信实用主义；一个是马克思的门徒，信奉共产主义。这两个人能相互尊重，做了一辈子的朋友，本身也证明，人和人的相处并不一定用意识形态划分阵型。
陈独秀的几次被捕都是在民国时期，当时政府认可的意识形态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是被禁止的，是要被镇压的。陈独秀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信，成了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犯。
胡适的情况恰好相反，虽然他不是国民党党员，但他信奉的意识形态是国民党政府认可的，也是民国政府重要的知识分子。胡适可以说是当时体制内的重量级人物，陈独秀是当时的异己分子，甚至是犯罪分子。
对于这个时不时惹事的陈独秀，胡适从不回避，而是一直保持着很深的私谊。陈独秀一被捕，胡适总是积极的营救，从不在意也许政府会找他的麻烦。
从目前的资料看，民国政府也确实没因胡适的立场不坚定，有个信仰共产主义思想的好友，甚至不遗余力帮他出狱而找过他麻烦。
如果陈独秀和胡适能相互容忍是出于个人的修养的话，那么，民国政府居然没因胡适的立场不坚定对他加以处罚，反而更加信任，这就让我这样的人无法理解了。
胡适营救陈独秀横跨北洋政府时期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时期。
1919年，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
胡适即写文章要求北洋政府释放陈独秀，还托人找老乡警察厅长吴丙湘帮忙打通关节，陈独秀得以释放。释放的陈独秀还是处在警察的监视中，胡适还让陈独秀到自己家里避难。
如果这次的营救，还没有太严重的政治问题的话。1922年8月9日陈独秀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拘捕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此时陈独秀的身份已经是中共中央局书记。据胡适日记，胡适也知道陈独秀的身份，就这样他还是出面营救，这说明朋友的私谊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歧。
胡适这次的营救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关系，他甚至找了外交部的顾维钧通过法国大使馆营救陈独秀。
陈独秀最后的一次入狱是1932年。
1927年后的蒋介石政府明确了镇压共产党的政策，虽然此时的陈独秀已经被开除党籍，解除了总书记的职务，但他从未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也始终反对国民党政府。
蒋介石政权对陈独秀可谓恨之入骨，想通过军法审判的方式将陈独秀置之死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利用官方媒体大造舆论，目的就是要“迅预处决”。
此时要营救陈独秀是担着极大政治风险的。
胡适始终觉得陈独秀所犯罪行没有国民党政府说得那么严重，其思想当然也是从杜威那里学来的，思想无罪，民主法治的国家没有政治犯。
为此他联络了一批好友，蔡元培、翁文灏、丁文江、傅斯年、任鸿隽等一起被他喊来营救陈独秀。并利用国民党给陈独秀扣的帽子共产党的异端的理由，要求国民党当局将陈独秀的审判从军事法庭移交到民政司法审判。这个改变，让国民党政府无法在审判上暗箱操作，陈独秀案只能公开审判。
胡适为了对抗国民党政府的舆论，还特地在北大国文系开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系列讲座，使国民党对陈独秀的污名化无法实现。
陈独秀对胡适的帮助，也没有什么感恩戴德的表示，倒是在给胡适的信里劝他不要从政，“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好像当时的胡适如果只是一介书生能救得了他似的。
陈 独秀被救提前出狱以后，对胡适也没把他当救命恩人。始终觉得这就是一个朋友应该做的。倒是胡适1933年出国回来路过南京没去看他，让他很恼火。
那次胡适的行程很紧，到了南京没时间拜望陈独秀，后来特地写信解释，说两个月以后还要来，“当来奉看”。
陈独秀很不高兴，觉得胡适在南京“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所以没时间看他这个老朋友，他要和胡适绝交。
陈独秀晚年住四川江津石墙院，两党都已经不再关注他了。在贫病交加的时候，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安排陈独秀去美国疗养，被陈独秀婉谢了。
陈胡之间的感情，充分说明，只要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私利，就算相互对立也不影响做朋友，甚至很好的朋友。
如果权力掺杂其中，包容就不复存在，相互之间就算最好的关系也会成为死敌。
我们看到许多胡适以前的朋友，包括他帮助过的朋友几乎都批判过他，而从没听他批判过自己的朋友，境界的高低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