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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事：不让贫民打光棍的女知青
廖晓东生前照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是，这一年出生的婴儿都幸运地被称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廖晓东却在这一年失去了双亲。她的父母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小东的父母永远留在了南下进军的路上。
养父母是经过战火洗礼的革命前辈，深知战友之托的沉重。他们没有溺爱孩子，带给她的是严格的教育，使她最早戴上了红领巾，年年的三好学生，这给养父母带来了很大的欣慰。但，历史改变了她的命运。
1968年，“文革”高潮中，北京传来一个伟大的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个号召像一阵飚风，吹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于是，有着满腔热情的中学生们都沉浸在这一伟大的号召之中。
时已高中毕业的廖晓东情绪非常激动。她兴奋地向父母讲述起这几天同学们纷纷报名上山下乡的消息，中学生已经停课了，大批大批的学生正被军用汽车送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听了这些消息，父母沉默不语。说真的，对毛主席的号召，他们是坚定不移地拥护和响应。但把自己抚养的烈士女儿送到农村去，他们却怎么也接受不了。女儿的才华他们非常了解，她未来一定是个很有才华的艺术家，她在学校里创作的歌曲被同学们广为传唱。
廖晓东没有得到父亲的支持，思想上却背上了一点包袱，父亲在廖晓东的眼中一直是神圣的，这不仅因为他是市政协主席，而且他还是跟随毛主席长征的老红军。
父亲的劝解没能阻止住廖晓东的选择，她的一位好友徐丽又来劝她：“你的行动虽然伟大，但不现实。全国那么多的知识青年，全部拥到农村去，农村承受得了吗?”
“你怎么能这样理解这场伟大的运动呢?”对徐丽的话，廖晓东感到好笑，“跟我一起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吧。我们是新中国的青年，长在红旗下，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会大有作为的。”
徐丽淡淡一笑：“我也许是对运动理解不透，不过我认为我们这代青年人应该按照自己的特点，实事求是的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特点又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职业，这同样也是响应祖国的号召，到农村我不知道能不能适应。”
“从头学起嘛。”廖晓东打断了徐丽：“我们掌握的知识太少太少，真的应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拿定主意了，你如果真是我的好朋友，就不要拦我，与我共同投入到火热的农村生活中去吧!”
徐丽劝说无效，黯然离开。几天后，她送给廖晓东一份下乡申请。廖晓东激动地一下子抱住了她：“我知道我们会走到一起来的。”
很快，她们被决定第一批安排上山下乡。
1968年5月1日，劳动节。当廖晓东和121名同学集合好准备登上军用卡车的时候，她看到送她上车的父亲扭过头去，她分明感到了父亲的伤感，一时间，她的心好象抖了一下，血也凝固了。直到这时她好象才感觉到就要离开家、离开中山路、栈桥，还有慈爱的父母…… 喇叭声打断了她的沉思，她用泪水模糊的眼望了望已经渐渐远离的生活了20年的城市，心里说：再见了，青岛。
卡车把她们送到诸城县的桃林公社。她们被召集在公社的会议室，革委会主任非常热情地接见了她们。
欢迎会结束后，她们被安置在桃林村，桃林远离县城60里，70％面积是山岭。
第二天早上，廖晓东无意中问刚刚认识的贫农代表：“这里是最艰苦的地方吗?”
贫农代表很老实：“不是，这是公社驻地，当然好多了。”
廖晓东一听此言，沉不住气了。我们是到最艰苦的地方插队落户，怎么能在公社驻地住呢?她立即找到公社领导：“请把我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公社主任很为难。按说桃林村已经够贫穷的了，人均一年吃不到10斤面，没见过什么叫电灯，一年也难得来一回电影队，唯一能体现公社驻地的标志，是村里挂了一个高音喇叭。这与城里相比，已经是天地之分了。
第二天，廖晓东盼了一宿的答复被告知同意，决定让她到山洼村去落户。革委会主任特别告知，这是个最艰苦的地方，村里祖祖辈辈都住在山腰上，从来没有人进过城。廖晓东一听，非常高兴，立即收拾东西坐上了送她们去的拖拉机。
拖拉机经过十几里山路，在一座大山面前住下，司机告诉她：“村子离这还有五、六里，拖拉机已经开不过去了，余下的山路，只能用双腿走了。”
廖晓东把同伴们一一扶下车，告别了拖拉机，然后笑着对同伴说：“走，我们也尝尝爬山的味道。”
他们折腾了一个小时的山路，终于找到了他们要去的村子。村支书早在公社开会的时候就得到了通知，这会儿正领着村里的贫下中农站在村口迎候。当听支书说这是从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这里安家落户时，人群响起了一些掌声。看到这些朴实的面孔，听到这些热情的掌声，廖晓东心中一阵温暖。到家了，她想。
她们被安置在村里空闲的二间草房子里。
大雪封地，不能出工，公社号召在农村开展忆苦思甜运动。
忆苦大会先由村支书作回忆：
“咱山洼村是地主的一个佃户村，全村没有一个农民有地，全是种地主家的地，交地主的租子，吃不饱，穿不暖。我从小受穷，爹妈早逝，是共产党来了后帮我翻了身，领导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感谢党，山洼村的农民也和我一样，只有共产党来了才翻了身，作了主人。”
老支书顿了顿，又说：“我从小给地主放牛，没过好日子，这个咱村都知道，我不多说了，下面轮着丁法同志讲。”
“同志们，乡亲们，提起万恶的旧社会，我真是有说不出的苦，我们全家受的苦太深了……。”
丁法讲一阵，痛苦一阵，最后说：“旧社会留给我们的苦太多，现在，我们已经尝到了社会主义的甜头，我们全家都决心跟着毛主席一辈子革命……”
当时在山洼村，丁法家算是苦大仇深。
廖晓东问一位坐在身边的农民：“他父母怎么死的?”
那位农民拭了一把眼泪：“旧社会逼的。兄弟俩人现在都是光棍，30多岁的人了……”
“那……，为什么是光棍呢?”
“家里太穷，难啊。”
廖晓东脑子“轰”地一声：“象这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怎么会因为穷而没有人要呢?”
丁法已经讲完，领着社员高呼口号。
廖晓东忍不住了，转身问徐丽：“徐丽，你听见了吗?这么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怎么会因为穷而没有媳妇?”
“怎么?你想嫁给他?”
“为什么不能呢?”
徐丽还要说什么，廖晓东已经猛地站了起来。
会场哗然。
廖晓东的举动富有戏剧性，使忆苦大会的气氛顿时变得使人窒息。
徐丽猛地拉了一把廖晓东：“你疯了?”
“不，我没疯。”廖晓东倔强地说，同时眼里含着泪水：“这样的贫下中农打光棍，我感到心酸。我的选择无怨无悔。”
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感情使廖晓东做出了这种选择，连她的好友除丽都不能了解。二十年后，我再一次询问山洼村的农民，他们的看法仍然很坚定：“她是出于对贫下中农的热爱。”
尽管这是一种热爱，但这种热爱的程度使人难以接受。三十年后仍然不能使人接受的这一举止，在当时却赢得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热烈欢呼。
于是，会场再也不是忆苦思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气氛。而“向廖晓东同志学习、做一个新中国的好社员”的呼声响成一片。
面对这狂热至极的山洼村农民，廖晓东更坚信了自己的选择。
悲剧的帷幕就这样拉开。
晚上，廖晓东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怎么，要走了?”徐丽问。
“不，我想明天就搬到丁家。”
“什么?你真的疯了?”徐丽大叫一声。
“你别生气，我知道，你难以接受这一现实，但我却坚定的相信自己没有错。徐丽，农村跟城市没有什么差别，在哪里都可以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青春。农村虽然艰苦，但却是锻炼我们的好地方，你要理解我。”
“我不理解，我越来越不理解你，不，我几乎不能理解这个社会了。你这是舍身取义吗? 不是非你廖晓东同志嫁给他不可。你此举有什么意义?救世主? 退一万步说，自己的终身大事也该向自己的父母有个交代，怎么能自己心血来潮说搬去连婚礼都不进行就搬去呢?”
“徐丽。”廖晓东委屈的流泪了：“你怎么把我对贫下中农的感情理解成心血来潮，我真伤心。你我这么多年，对我竟是这种看法? 别说了，徐丽，你相信，我会生活的很幸福。”
工作组的两名同志把山洼村发生的近似戏剧性的变化马上向公社做了汇报。于是，公社书记带着一干人马来到了山洼村开了现场会，并现场发给结婚证。
她结婚的日子定在了五· 一，这是她下乡的纪念日。
县广播站播出了这一喜讯，在全县知青中引起了反响。于是全县人民包括全县的来自四面八方的知青们，都知道山洼村有个好榜样廖晓东，因为县广播站播出了评论：知识青年的光辉榜样。
五· 一这天，她戴上了大红花，被人送到了丁法家。
丁法家只有两间草屋，炕上只有一床破被。她一进门，就见丁法的弟弟抱着那床破被要往外走。廖晓东问：“你去哪儿?”
“只有一盘炕……我到别人家去睡。”他满脸通红。
“这怎么行?”
丁法很干脆：“叫他去就中。”
“这样，你把我的被子拿去吧。”廖晓东把自己的被子递给了他。
“这哪中?”他弟弟吓了一跳：“你结婚用你的被子吧，这床太破。”
“拿去吧。”廖晓东硬塞给了他，夺下那床破被。顿时，一股酸味顶得她喉咙难受，直想吐。
“千万别这样。”她心里说。贫下中农能盖，我也能盖，我不能怕这酸味儿。
丁法把发呆的弟弟赶出门去，回头对廖晓东说：“你既然是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有什么事不能自己做主，应该向我先说一声。”
丁法对廖晓东把被子给他弟弟很不满意，但由于被子是廖晓东自己的，他不好反对，只是责备她。
那床破被在廖晓东怀中似乎很重，廖晓东每走一步都能闻到那股冲人的酸气，她差点憋出眼泪来。
天黑了，廖晓东要点灯，丁法告诉她，她家从来不点灯：“睡觉点什么灯?”说完脱衣上炕，于是一股臭气又顶得廖晓东恶心，原来是丁法的脚臭。
“你洗洗……。”
“洗什么?”
“洗脚呀。”
“洗什么脚?”丁法很不耐烦。
廖晓东不敢再说什么。她想出来找个脸盆，但没有。“咱们家的脸盆呢?”
“用那玩意干啥?没有。”
“明天我把我的从知青点拿来。”说着她脱下外衣。
“你怎么这样睡呀?”破被下面，丁法光着身子，廖晓东吓了一跳。
“庄户人家哪有穿衣服睡的，就你们城里人事多。”丁法发火了。
廖晓东不习惯了。棉被的酸味，炕上的脚臭，还要光着身子睡觉，农村的习惯和城里真是差别太大了。一时间，她的心里有一些酸楚。这种差别是她自己没有想到的。“适应吧，和贫下中农结合，就要适应他们的生活习惯。”她这样想着，强忍着度过了她的新婚之夜。
丁法家的生活很贫苦，每顿只能喝上半碗地瓜干汤，就是这半碗瓜干汤，廖晓东也舍不得吃，有时分给兄弟，有时分给丈夫丁法。
不到一周，廖晓东明显消瘦，面色发黄，徐丽关切地问：“是不是生活太苦了?”
廖晓东回答：“是自己没有好好适应。”
“适应?”徐丽不满地说：“都适应成这个样子。”
廖晓东真诚地说：“这说明我与贫下中农更近了。”
不久，廖晓东怀孕了，但她照常和社员们一起出工干活。下工后还要挺着个大肚子为丁家做饭。丁家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廖晓东不得不在煮地瓜干时掺上一些榆树皮，饭熟后，她把地瓜干捞起来给丈夫丁法，自己捧着碗去喝树皮。
她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但现在连吃饭也成了一大难题。
她从未吃过树皮。第一次见人吃树皮是在刘旺家里。而现在她的手里就端着这东西，她咽不下去，咬咬不烂，只得悄悄吐出来，既怕丈夫看见，又不舍得扔掉。
在丁法眼里，廖晓东嫁给他，就应该老老实实在家里呆着，不能外出。但廖晓东是个闲不住的人，不是帮助孩子们念书，就是到村里或烈军属家干活。终于有一天晚上，丁法抡起巴掌打了她三个耳光。
丁法没有文化，不会讲道理，只会用武力。
“别人的事用不着你去操心。你白天干活，晚上教书，家里的活不干，哪象个妇道人家。”
“妇道人家应该什么样?”廖晓东不解。
“你自己应该明白。”丁法非常不满。
“我不明白。”廖晓东声音大了些。
“怎么?不服气?”丁法又跳起来，朝着她又是两耳光。
“你是不是不服?”
“没有。”廖晓东连忙否认。
“你说，是不是不服?”
“真的没有。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愿意接受贫下中农的耳光。”
丁法“哼”了一声：“告诉你，你既然是来当贫下中农的学生，就得尝尝贫下中农受的苦。”丁法朝她猛踢了一脚。
第二天，廖晓东没有出工，她肚子疼的厉害。徐丽出工时没有见到廖晓东，只看到丁法，但没有理他。 她对丁法没有好印象。 她来到丁法家，廖晓东躺在炕上，见到徐丽，止不住流下了泪水。
“徐丽，是不是我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不够深?”她很委屈。
徐丽不答。
“做一个贫下中农合格的妻子，也不容易呀。”廖晓东叹了口气。徐丽问：“为什么?”
廖晓东愣了愣，望了望徐丽。
“为什么打你?”徐丽又大声问了一声。
“别，别让别人听见。”廖晓东欲止住徐丽。
“听见就听见吧。贫下中农的作风怎么是个军阀地主，这是什么道理?”
“别吵，徐丽。是我们的世界观没有很好地改造，贫下中农对我们还不理解。”
徐丽气不过，转身离开，她要去找村支书。
村支书闻之也很惊奇，对徐丽说：“这个丁法，怎么能这样?我要狠狠批他。”
“狠狠地批他?”徐丽一声冷笑。
“那，你说咋办?”村支书问。
“离婚，让他们离婚。”徐丽狠狠地说。
“你说什么?”村支书吓了一跳，“他们的婚事，在上边是挂号的，谁不佩服、称赞呢?”
“就是在全世界挂号，是悲剧就应该止住。”
“悲剧?你说什么呀?徐丽同志，你这不是破坏……反动吗?”
徐丽两眼冒火了：“你们忆苦思甜讲家史，你们听过她的家史吗?她的亲生父母都是跟随毛主席万里长征的老红军，是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她的养父母也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前辈。她是烈士遗孤，是独苗。老书记，你扪心自问，你们对得起她吗?”
村支书第一次震惊了。他不再理会徐丽，而抬脚向山外走去，他要去公社，问自己报了快一年的办小学的申请为什么还没有批下来。
傍晚，村支书返回了山洼村，当晚又召开了社员会。会上，村支书兴奋地向大家宣布，公社批准山洼村成立小学校，山洼村的孩子们从此可以进学校念书了。村支书还宣布，公社里批准廖晓东和徐丽同志担任教课老师。
廖晓东没有去开会。丁法散会后回来盯了她好久，问：“你的父母是红军?”在会上，村支书把廖晓东的这一光辉家史向山洼村的社员们讲了，山洼村的社员们又是一阵自豪。
“是，他们都牺牲了。”
好久，丁法又说了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能吃老本，要再立新功。”
廖晓东用力地点了点头。
原来的知青点由于龙妹未归，廖晓东出嫁，只剩下徐丽一人。大队决定，将知青点改为小学。
山洼村小，不足40户，孩子不少，二十多个。没有板凳，孩子们自带板凳，没有黑板，用粉笔写在墙上。
一切都是从头开始。
廖晓东和徐丽为开学的事忙得很高兴。只是，廖晓东越来越行动不便了。
徐丽逗她：“你还是注意点身体，千万别累坏了，影响了小贫下中农的成长。”
公社很支持山洼小学，送来了50个笔记本，50支铅笔，三盒粉笔。
山洼村的孩子们上的第一节课学会了五个字：“毛主席万岁。”
转眼到了五· 一。一大早，廖晓东感觉不适，肚子疼得厉害。
本来今天是她们下乡三周年的纪念日，知青们想在一起开个座谈会，她疼得实在动不了，便央求丁法：“你去找徐丽来。”
徐丽赶到时，廖晓东已经躺在炕上昏过去了。“是分娩，去医院已经来不及了，快把她抱到学校去。”徐丽对丁法说。
“去学校?生孩子在哪儿都一样。”
“这儿的卫生条件这么差，你们家连块干净布都没有……。”徐丽不再理会丁法，上前去抱廖晓东。
她抱不动。此时的廖晓东脸色发黄，又苏醒过来。她看见徐丽在一边，用手胡乱地抓住徐丽，疼得哭起来。
“要是龙妹在就好了，她学过医会处理。”徐丽安慰她。
丁法见廖晓东醒过来，对她说：“生个孩子没这么费劲，庄户人哪有这么娇气。”
徐丽打断他：“你快找人烧点热水，你不用在屋里呆。”
邻居家听说廖晓东要生孩子，跑来几个老大娘帮忙。孩子总算呱呱落地，是个男孩。
孩子落地，廖晓东兴奋地给儿子命名：“五一。”这是她人生的写照。五一下乡插队，五一结婚，又逢五一有了儿子。
由于廖晓东无法授课，徐丽自己教学。这天，龙妹回来了，但情绪很低落。她看到躺在炕上抱着孩子的廖晓东十分不解。
“你还不知道?”徐丽打趣的说。“人家已经为贫下中农生下小贫下中农了。”
“男人是谁呀?”
“苦大仇深没有结婚的丁法。”
龙妹很失望：“晓东姐，你怎么会在这里结婚呢?”
“这是我的选择。龙妹，告诉我母亲怎么样了?”
“去世了。”龙妹眼圈一红：“本来，我想在家陪陪爸爸。可是，离开这时间太长，我怕影响不好。母亲去世对爸爸的打击太大，我真怕……我这次回来带了些药品和器械，往后，山洼村的农民看病，一般不用再往外跑了。”
“真的?我要去告诉支书，这也是他期望的。不，是全体贫下中农同志们所希望的。”廖晓东很兴奋。
“其实咱们这还缺少个商店。”徐丽说：“社员们打油买盐都要出山，很不方便。”
“可以向村支书提嘛。”龙妹说。
“我提过。”徐丽说：“老支书说，没有人会算帐。”
沉思了一会，廖晓东突然说：“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不是共产主义吗?共产主义就不要售货员了，咱们可以提议，开个无人商。”“无人商店?”龙妹、徐丽吓了一跳：“这能行吗?”
“怎么不行?这也是新生事物，不要小看了贫下中农的觉悟。”
俩人沉默不语。
“要不，咱们先跟支书说说。”
见徐丽和龙妹不吭声，廖晓东要下炕。
“你别动。”徐丽连忙制止。“我去，没出满月到处跑，当心身体。
村支书同意龙妹当医生，但无人商店的事，说要请示公社。
公社党委非常赞成这种设想。无偿为这一新生事物提供保障。
山洼村的无人商店又引起了全县的哗然。县广播站又出了评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看山洼村的无人商店》，评论高度地赞扬了山洼村的无人商店，特别是知识青年在农村作用的发挥，更应了毛主席那句话：“很有必要。”
山洼村又一次为自己的创举和荣誉而自豪起来。
不久，县广播站又发表了《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评论，表扬山洼村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甚至说山洼村提前进入共产主义。
村干部们这几天忙的不可开交。虽然忙碌，但心里却美滋滋的，山洼村历史上第一次成了人们学习的榜样。而且，大到县领导、小到大队书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纷纷涌到山洼村来参观学习他们的作法。更令人激动的是县委的领导亲自拍板，山洼村虽然地理位置落后，但有超前意识，应该更进一步帮助他们。于是，公社党委决定，调动全公社劳力上阵，帮助山洼村修一条通往山外的乡村路。
对这一决定，山洼村的贫下中农更是欣喜若狂，虽然私下有人说县里领导来参观因为不通车要步行几里山路不满意才决定修的公路。但不管怎么说，山洼村的社员们从此有了出山的路，再有病号可以直接用车拉到医院，不需要再用人抬了。于是，山洼村的贫下中农们从心里发生了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五一刚出满月，廖晓东就抱着孩子在川流不息的参观团中做经验介绍。从贫下中农的思想觉悟，汇报到无人商店的出世，最后归纳出的结论就是：山洼村的贫下中农永远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人商店的诞生是历史前进的必然产物，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前奏。这样设想，不用十年，山洼村将和全国人民一道，步人共产主义轨道。
在这股热潮中，只有徐丽保持冷静。她把无人商店作为一种设想或试验，能否保持，有待于历史证明。因此，在参观团面前，她很少开口，话少得使不少参观的同志说她不像老师。
廖晓东作为知识青年的先进代表，开始轮回到各个地方去汇报思想、介绍经验，从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到为贫下中农治病救人，到嫁给最穷的贫下中农，现在抱着的孩子就是与贫下中农结合的产物，等等。使参加听讲的同志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不少知识青年自发地问：“一个女同志能做到的，我们男同志为什么不能做到?”于是，全县不少知识青年都主动与贫下中农的子女结婚落户。这些行动，都被称之为热爱农村、热爱贫下中农的体现。
连续的劳累、奔波，使廖晓东身体明显消瘦，巡回结束回到山洼村后，整个人瘦了一围，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家里的很多活又在等着她。
丁法很不满意她的行为。
也许以前他也曾把廖晓东作为知青的先进代表而对她敬之。一旦她成了自己的妻子，在落后无知的山里人眼里，性质就完全变了。况且丁家有许多需要女人的家务。这些天廖晓东一人抱着孩子在外面演讲不归，家中又恢复了以前的萧条，自然令丁法极为不满。他把廖晓东留在山洼村、嫁给他丁法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必然选择，他怎么会珍惜这份情感呢?难怪后人说廖晓东的悲剧很大程度取决于自己，尽管也有历史的原因。
“你整天忙乎什么?”丁法对廖晓东的归来不满意。
“公社里安排的。”在万人会场上声如震天的廖晓东在丁法面前却永远不敢抬头。
丁法不听她解释，“啪”一个耳光又送上：“告诉你，山里人看不惯一个女人整天在外溜溜乱转，不顾家。”
由于连日的奔波，她和孩子都瘦了不少，本想回家好好休息，但水还没喝上一口，先挨了一个耳光，她的脸上一阵发烧。
廖晓东抱着孩子默然流着泪。这是自己的丈夫，她不敢再说什么，说也没有用，既然自己已经进行了选择，那么就永远不要后悔。
三年后，廖晓东又怀二胎。山洼村又恢复了旧日的平静。
热闹一时的无人商店由于无人管理，导致商品的腐坏，老鼠咬等原因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关闭。山洼村的人们在也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不容改变的现实。之所以不容改变，因为这一举措曾给山洼村带来了一时的辉煌。最让山洼村自豪的，是那条足有三米宽的公路，在他们眼里，没有无人商店的诞生，就没有公路的诞生。这，自然要归功于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
作为知识青年后来又成为农民妻子的廖晓东，已经被山洼村的贫下中农接受。她依然教着她的书。就在她担任了山洼村的团支部书记、进了山洼村的领导集体之后不久，知青中开始有人返城了。
徐丽一阵欢喜：“悲剧快结束了。”
第二天，廖晓东到学校上课，徐丽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她。
廖晓东感到奇怪：“怎么会有人想到回城?我们当初不是立志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吗?怎么有人变了?”
“此一时彼一时嘛。”徐丽有些得意：“这是潮流，当时下乡是潮流，现在返城也是潮流。”
“我可没这么想。”廖晓东急了，“咱们都是写了决心书的，怎么好反悔呢?再说，农村，也离不开咱们。”
“你留下吧，我们不强迫你。”
“不，不是我，是我们，是我们全体知青。我不但自己留下，而且要动员全体知青都一起留下，我们现在走了，算什么?当初我们怎么说、怎么做的?贫下中农同志们会怎么想?我们不要被一时的潮流所迷惑，我们是毛主席号召下乡的，现在回城，这不是否定吗?”
廖晓东迫不及待地回到学校的办公室，她伏桌疾书，不一会儿就满怀激情地写了一份《倡议书》并把它送到了公社。
据后来有人说，公社在研究回城名单时已经把廖晓东列在了第一批回城的名单之中了，理由一是受贫下中农教育好，二是在农村找了婆家，说明了扎根农村的决心。恰在这时，山洼大队派人送来了她的倡议书，这无疑是给自己即将有转机的命运泼了一桶冷水。
公社里非常重视她的倡议，况且廖晓东是知青中的先进人物。于是，这份倡议书被送到县里，接着，县广播站又一次向人们播出了这个倡议。于是，一场返城与留乡的大讨论在知识青年中展开了。
龙妹被批准回城，徐丽也被批准回城。本来第一批中有廖晓东，但公社里把她的名字划掉了，因为怕打击了她的积极性。
村支书从公社找了一辆拖拉机把徐丽和龙妹的行李装上。廖晓东坚持要送，于是也上了拖拉机。
拖拉机在山路上摇晃着行驶，三人谁也不说话。
走着走着，廖晓东突然感到肚子疼了起来，徐丽连忙抱住她：“怎么样?”
廖晓东脸色惨白，一个劲地摇头。徐丽连忙对司机喊了声：“快，先到医院。”
廖晓东闻听，吃力地摇了摇头。徐丽没理会，只喊司机：“快点。”
到了医院，经检查，提前临产。
手术时间很长。徐丽让龙妹先去公社报个到，并请拖拉机手回山洼大队告诉一下支书和丁法。
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徐丽急切地询问医生：“怎么样了?”
“大人小孩都平安。只是，病人很虚弱，生活太苦，营养不良，需要好好休息。”
“大夫。”徐丽流泪了：“她就是山洼村的廖晓东啊。”
“什么，廖晓东?”大夫也吃了一惊，“怎么会这个样子?她不是青岛知青吗?一点也看不出来，而且，她的营养，还不如一个农村妇女，她丈夫家一定很穷吧?”
徐丽流着泪，没有回答。
徐丽对丁法很气愤。因为廖晓东，她误了回城的机会，而且在住院期间，是她日夜照顾陪伴，而做为丈夫的丁法却没有踏进一步医院的大门。贫下中农就是这种感情，且不说有没有一点夫妻情份，简直没有人情。
几天后，廖晓东家里来人了，是她的母亲。
廖晓东离开家后，除了在自己结婚时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外，几乎与家里断了联系。父母非常着急，听到知青有回城的机会后，非常高兴。但当龙妹告诉他们廖晓东的情况后，他们又着急起来。看来，她回城的希望很小，因为她立志扎根农村，况且已经有了两个农民的孩子。
尽管廖晓东的母亲有思想准备，但现状仍使她吃了一惊。
她并不在乎丁家的贫穷，只是不忍目睹憔悴的女儿。临行前，除了车票钱外，余下的全留给了女儿。
“妈，你别难过，以后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请你告诉爸爸，作为女儿我很不孝，离开家好几年了，一直没回去看看他老人家，请他原谅我。”廖晓东劝慰母亲。
“家中你不要牵挂，我们只是担心你。孩子，这里的条件和环境，要想走出贫穷，难如登天。你别劝我了，你要是我们的亲生女儿，我们也不会伤感。只是，你不同，我们在你身上有一种沉重的嘱托，你这样生活，我们怎么安心，怎能无愧于死去的先烈们?”
“比比他们，我是多么幸福，他们连今天的生活都没能看上一眼就走了，我还是幸福的。”
母亲含着泪离开了山洼村。廖晓东送母亲去公社坐车回来的时候手里带回来学生们急用的课本和本子，徐丽问她哪来的钱。
“妈妈走时留下的。”
“你……让丁法知道了，怎么说?”
“你也不要太小看人家的觉悟，再说，你不说，他咋会知道。”
“你应该补补身子。”
“徐丽。”廖晓东很动情：“丁家有什么东西能让我吃的下呢?我这样生活，已经很知足了。”
过度的劳累和虚弱使她又一次病倒。当她迈着艰难的脚步走进医院时，医生确诊她肝硬化。
面对疾病，她很坦然。她把诊断书藏起来又回到了山洼村。她甚至想到的是自己是个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知青，千万不能因为有点小病而影响工作，导致贫下中农认为她娇养。
终于有一天，她疼的坚持不住，再也无力登上那熟悉的讲台。
她的门外，是一双双渴望而又熟悉的眼光。
一个学生胆怯地问：“老师，你还能上课吗?”
“能。”不知哪来的力量，她竟然大声的回答了一声。
孩子们欢快的回到了教室。她找了一根木棍，步履蹒跚地走上了讲台。肝硬化疼的她冒汗，她想起了焦裕禄。于是，也用办公桌的一侧紧紧顶住腹部，继续地给孩子们讲起课本。
毕竟这是个要命的玩笑，时间不长，她惨叫一声，摔倒在讲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医院诊断，肝硬化脱水，偏僻的公社医院无力为这位坚强的知青手术，她被送到60里路外的县城。
在县医院苏醒后，她坚持要回到山洼村。但是，任她怎么解释，却没有人再相信她，因为那份病历已经为她的生命开始划上了句号。
县里的领导闻讯起来，医院的负责同志提出转青岛的意见，县委的同志当即同意，并指出要全力以赴。
病床上的廖晓东闻知要转青岛的消息，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吃力地握住县领导的手说：“不要……给国家……浪费钱……不要去青岛。”
病房里的人们潸然泪下。在她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她一定想去看看养育她的故乡青岛，一定想去看看她经常嬉戏玩耍的大海和沙滩，更会想起抚养她长大成人的父母。但，她拒绝了，原因太简单：不要给国家浪费钱。
廖晓东的病情日益恶化，县里的领导强行送她去青岛医院治疗，但权威的大夫流着泪摇了摇头：“……已经迟了……。”
1974年古历正月17日下午，她告别了她熟悉和热爱的世界，静静地闭上了眼睛，时年27岁。
她留下了一个3岁的儿子和仅有6个月的女儿。
追悼会上，县里请来了廖晓东的父母。抑制不住感情的父母在会上大哭：“孩子，我们对不起你，对不起你死去的父母呀。”顿时，会场上哭声一片，天空也落起了细雨，但，没有一人离开会场。
山洼村的农民自发地来参加追悼会。在那贫穷的日子里，善良纯朴的农民竟然把家中仅有的几个鸡蛋带来……
数不清的群众纷纷拥到廖晓东父母面前，向她们伸出了满怀深情和热爱的双手。
廖晓东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追悼会后，她的骨灰被埋在她深深爱着的山洼村的大山深处……
据了解，青岛市在诸城下乡的知青中，有近一半的青岛知青留在了诸城，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了这方热土。
也许人们还挂念着烈士的那两个孩子，在两间低矮的房子里，他们接受了作者的采访。
两个孩子在廖晓东去世后一直在本村上完小学。由于廖晓东当时为了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把户口已由非农业落在了本村，成了农业户口。其长子随她为农业户口。1984年，有关部门为他落实了农转非政策，1990年由市劳动部门招工到市陶瓷厂，1994年结婚，生一男孩。婚后曾一度将已62岁的父亲接到城里居住，但因没有固定住处，租赁的民房几易户主，无奈，其父又返回桃林老家，种一亩多地，自食其力。女儿毕业后，被安排在市橡胶厂工作，未婚。
母亲去世时，她只有6个月，母亲在她脑子里没有印象，她唯一珍存的，是廖晓东青年时期照的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这，也是廖晓东留给儿女的唯一财产了……
廖晓东纪念碑在花石子村东1里多路，巍然屹立在地势较高的岭上。四周密植着松树，碑座1.4米，碑高1.8米，正面赫然醒目着隶书：“青岛知青廖晓东纪念碑”10个大字。
背面书写着清晰隽永的隶书碑文：
“廖晓东（1947.~1974.2.8），女，青岛知青，烈士后代。1968年4月响应党的号召自愿到诸城县桃林公社三官庙大队插队落户，后与花石子村一农民结婚，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了这方热土，被誉为‘知识青年的光辉榜样’。共青团山东省委发文《向廖晓东同志学习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青岛市和昌潍地区开展了向廖晓东同志学习活动；诸城县委召开隆重追悼会，并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公元2011年夏，青岛知青重聚诸城，共同出资，立碑纪念。2011年7月1日。”
